日期：1960-11-16 作者：淮阴市五里公社八大队省委工作组
淮阴市五里公社八大队省委工作组淮阴市五里公社第八大队是一个穷队。全队303户，1199人，4200亩耕田，去年粮食总产量43万斤，每人平均收入26元；今年粮食总产量约为35万斤，每人平均收入约为23元，产量比去年减少16％，社员收入比去年减少11．5％。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干部特殊化作风是减产的主要原因，在三反运动中，特别是通过传达和讨论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几个政策问题的紧急通知，发动群众大放、大鸣，揭发出来的问题是严重的，尤其是共产风、命令风的危害更大。
从八大队的情况来看，共产风主要来自二个方面：一是公社发展社有经济无偿调用生产队和社员的现金、物资、粮食、劳力和土地；二是大队在收入分配上没有坚决执行“三包一奖”和以按劳分配为主的政策。
一、五里人民公社在第八大队举办的万头猪场，三年来无偿调用第八大队集体的和社员个人的现金、物资、粮食、劳力、耕牛、猪子、农具等折价达24300元，相当于全大队去年 分配给社员的收入总额的80％，相当于今年预计分配给社员收入总额的90％。向其它大队调用的东西也很多。盖猪舍就拆社员的房子，杀社员的树，调社员的砖头、砍社员的芦苇；没有猪就抱大队和社员的母猪和小猪调来；需要劳动力，就叫生产队派民工；没有土地，就叫生产队划拨；其它例如耕牛、牛草、肥料、水缸、耕犁、猪糠、麦草、摺子摺笆斗……等等，都向生产队和社员抽调（详细帐目见附件）。三年来，共拆去社员的房子37间，杀树51558斤，大前庄一个生产队就杀树1000多棵，大部份是茶杯口粗的。第六生产队员周国柱是一个穷母孤儿户，被杀掉树木48棵，社员的屋子被拆掉，树被杀掉，虽然心中不满，但是还要放着鞭炮，喊着口号，把木料、砖头送到猪场。从去年11月底到今年3月底的四个多月中，八大队经常有50～70％的劳动力被抽调去建设猪场。第三生产队和第五生产队各有30多亩山芋，由于没有劳动力收获，约有6、7万斤山芋烂在田里。这个大队，去冬今春，既没有进行冬耕，也没有抓紧积肥，因此，今年的农作物生长得不好，六、七月间，遍地皆草，全公社各个大队都派人到八大队消灭草荒。第三生产队正半劳动力只有80个，被抽调强壮劳力19人，生产发生很大困难。社员被抽调到猪场当工人，公社不按期发工资，而是仍然在大队参加分配，这就降低了社员的分配水平。大队的马车、平车、木工等，经常是为猪场服务的，不计报酬；大队窑场一窑烧了5万块砖，有39000块被猪场无偿调用了，这就减少了大队的副业收入。生产队的土地划归猪场后，土地上的农作物也归猪场所有了。办了猪场又要修公路，修公路就得挖废生产队的土地和青苗。
用一平二调的办法发展社有经济，不仅在政治上招致不良影响，在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而且社有经济根本不可能得到很好的发展。事情十分明显：在公社和猪场的领导人员的心目中，人为、物力和财力是没有什么可贵的，因为用刮共产风的办法取得这些东西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因此，他们就任意浪费，造成巨大损失。例如：他们经常要各生产队第一队长亲自带领社员跑步前往猪场服役，而到达猪场后又无事可做，窝工浪工严重，每间猪舍平均要化用400个劳动日才能建成。又例如，杀了社员那么多的树，搭起了100多间猪舍架子，放在那里风吹雨打太阳晒，木力受到很大损耗，直到今年三反开始后，才拆掉了。再例如，猪场虽然有299亩土地，但是精饲料仍然要国家供应，每天需要豆饼100多斤；青饲料还要从公社运一部分水浮连来补充。猪场的烧草都是向各个生产队调来的，最近由于反对共产风，各生产队不愿再向猪场供应烧草，猪场食堂即有停火的危险，无奈只得发动全体工人拾草烧锅。最后，请看一下这个“万头猪场”的发展情况吧！在1958年夏，这个猪场是大队所有的，移交给公社前有猪230头。在移交的过程中，由于混乱，不知为什么只剩下126头。公社接收后二年多的时间里，除了向生产队和社员调用的人力、物力、财力外，仅1958年和1960（1959年不详）公社（包括供销社）先后向猪场投资2万多元，购买了大批猪子，母猪也生了许多小猪（买猪用了多少钱，买了多少头猪，母猪生了多少小猪已无法考查）。由于管理不善，生猪大批死亡，到底死了多少也已无法查考，仅今年一月份短短的时间内，就死掉150多头。现在，这个“万头猪场”只有生猪170多头，而且由于饲料困难，还急需再出售一批，否则无法渡过今冬明春的难关。
此外，在猪大刮共产风的过程中，大队也从中捞了一把，用办猪场调来树木、砖头等材料和劳动力，盖了11间办公室。前任大队长杨标等人藉替猪场买猪的机会，贪污了很多钱，已查明的有几百元。
八大队的干部和社员对这个猪场的意见很大。在鸣放中，大家说：“八大队就穷在猪场身上了”。1958年向社员调的东西，原说1959年夏季分配时付钱，后来又说到秋季分配时付钱，后来又说到1960年付钱，到现在仍然没有付钱，因此经常有社员到大队要债。
二、关于大队收益分配上的一平二调。这个大队由于产量低下，收入很少，按照每人每年280斤口粮，365斤烧草计算，折合人民币26元多，去年分配给社员的收入，全大队平均仅够吃饭烧草，今年分配给社员的收入，全大队平均还不够吃饭烧草。因此，减产队无产可赔，超产队无奖可得；劳动力弱、工分做得少的透支户，必须照样给他吃饭，拿不出钱来；劳动力强、工分做得多的进钱户，应当分到的现金也拿不到手。例如去年决分时，第四生产队超产二成，应当给予奖励，但是大队认为如果按照规定给予奖励后，将影响其它队的分配，只得削减了对该小队的奖励。又如第五生产队，去年决分时，一部份超支户拿不出钱来，该队就用降低工分值的办法加以解决。其它生产队还有些应当进钱的户，由于透支户拿不出钱来，到现在没有进到钱（具体数字没有统计）。
分配上的—平二调，严重地损伤了生产队和社员的生产积极性。群众反映：干也是吃饭，不干也是吃饭，多劳不多得，因此出勤率很差，劳动效率很低。有少数社员，例如第二生产队刘洪生的父亲和叔父、杨标的父亲、邱守成的父亲、赵维银等人，都是种田的能手，但现在是常年不参加集体生产，而是从事放私猪、编柳筐、草鞋、经营自留地等活动。他们说：“我干这些生活既轻松，收入又多”。
分配上的一平二调并非不可避免的，主要是大队干部不愿做艰苦工作。
命令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产上有关播种面积、作物布局、播种规格、技术措施、推广良种等等，统统由上级以命令决定之，生产小队和社员无权过问，不得因地制宜；一是干部任意打骂社员群众。
生产上的命令风是从上面刮起来的，而且风力很强，下面很难抵抗，今春市委召开了一次有公社、大队书记出席的春播现场会议，强调大面积的连片种植，规定玉米行距六、七、八寸，株距四、五、六寸，提倡把玉米种在山芋旁。市委书记刘如高同志在大会上大喊大叫地说：“你们就这样干，错了我负责，如果出现了问题杀我刘某的头，如何你们不执行就杀你们的头。”五里公社第二生产大队因为没有坚决执行上述规定，公社就召开辩论会把二大队的支部书记斗争了一翻。第八大队出席上述会议的是副书记王兴歧（从现有材料来看，这个人可能是个蜕化变质分子），他回去之后，既没有开支委会研究，也没有和大、小队的干部讨论，更没有同群众商量，便和非党非团的大队长张福成（从现有材料来看，这个人可能是个坏分子），两人决定了正个大队的生产规划。确定一、三、四小队是“山芋区”，六小队是“饲料区”。第一生产队共有土地470亩，大队要他们种250亩山芋，该队排来排去还差90亩，只得种到玉米田里去了，结果玉米和山芋都大减产，每亩山芋只收90斤，连种子都不够。第四生产队共有土地670亩，大队要他们种400亩山芋，该队确实无法安排，结果只种了180亩，其中有29亩是去年的山芋茬子，今年应当种玉米，有60多亩是适合种高粱或棉花的碱滩地，因此有一片山芋每亩只收到140斤。第三生产队有20多亩高粱已经长得一尺多高了，为了连片种植和完成棉花播种面积，大队硬要他们拔掉高粱，改种棉花，结果弄得该队今年修理房屋、搭山芋窖子都没有高粱秸。相反这个小队有一片80多亩适合种棉花的碱滩地，大队却硬要他们种甜菜，结果没有出苗，只得耕掉种秋豆。第五生产队有30多亩适合种高粱的碱滩地，大队为了连片种植，硬要他们种玉米，结果每亩只收到玉米30斤。第六生产队是规划中的饲料区，种了100多亩甜菜，没有出苗，全部耕掉种了秋豆。这个大队今年化了1000多元买了1000多斤甜菜种子，但是，现在这个大队一亩甜菜也没有。这个大队去年新开了一条数里长的河道，小队干部和社员异口同声地说：“河堤生土最好是种爬豆”，大队却硬要他们种高粱，结果颗粒未收。在种植规格上，大队干部不顾本地的自然条件（地多、劳动力少，肥少，碱田多），硬性推行山芋双行密植，玉米密植，把玉米紧种山芋旁边等措施，也造成很大损失。
生产上的命令风引起了小队干部和社员的强烈反对，意见纷纷，然而大队支部副书记王兴歧等人却充耳不闻，反而教训社员说：“叫你们怎样种你们就怎样种，错了由我负责”，并且威胁说：“谁不照办，就办谁的罪。”社员敢怒而不敢言。后来社员看到玉米行距六、七、八寸，株距四、五、六寸确实无法生长了。于是就偷偷地拔掉了一些。第一生产队副队长刘广成对社员说：“你们大胆地拔，上面办罪坐牢我去”。后来市委给这个大队派来一个第一书记，他一听群众意见很大，上面的命令很严，于是把头皮一硬说：“拔，我掼掉书记这顶纱帽也要拔”。经过这样一拔，玉米才没有造成更大减产。在这次三反运动中，社员一提到生产上的命令风，莫不怒气冲天，甚至有人破口大骂，一小队社员郭明川感慨地说：“由我们社员当半个家，生产也不至于弄到这种样子”。
二、打人骂人。这个大队打人骂人的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党支部七个委员中就有五个打骂过社员。第一书记倪修桥打过一个人；第二书记王宗明打过三个人，在河工上指挥中队长打过五个人；副节记王兴岐亲自动手打和指挥别人打共打十几个人。这位副书记的作风是相当恶劣的，打人成性，他对支委、生产队长金其国说：“你每人打八个人我都支持你”。现在把这位副书记打人的事例举几个如下：第一、社员吴树范和杜明中两家不和，杜明中的母亲说吴树范的女人偷高粱，王兴岐不问青红皂白，就叫人把吴树范的女人找来打了三扁担，生产队副队长管业勤上去讲情，也挨了两下子。第二、社员管业华反映吴树奎的女儿（18岁左右）偷葫萝卜，究竟偷没有偷并没有弄清楚，他就派人找她去游街示众。吴的女儿一吓睡在田沟里不敢出来。吴树奎的女人为了免得女儿出丑，只好替女儿去游街。王兴岐就在她脖子上套了一大串葫萝卜，在猪场（同大队的劳力都在那里劳动）游了一圈边走边喊：“我是偷葫萝卜的，谁偷葫萝卜就像我。”游街后，他又羞又气，无法见人，想要上吊。生产队长苗培之把他带回去劝了几天，才没有出事。第三、邱有福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去年偷了四十八个玉米棰子。这当然不对。但是王兴岐不加教育，把老头子绑到大队，吊在屋梁上就打。老头子被打得喊救命，群众在旁边又不敢拉，还是苗培之赶来硬把老头子放下来。但是苗培之走了之后，他又把老头子吊起来打。老头子被打得嘴也肿了，鼻子也破了，路也不能走了。第四、郁小从子才12岁左右，今年春天偷了队里一只坏山芋吃，也被他绑起来打了一顿。
干部任意打骂社员，严重地脱离了群众。在这次三反运动中，有的妇女，甚至30多岁的中年男人，也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在大会上控诉。
从八大队的情况来看，浮夸风并不严重，但也有一些，下面的浮夸风和上面的命令风是分不开的。上面布置的任务，下面完不成，上面也不深入下去具体研究原因，帮助下面解决困难，而是一味的批评指责，下面怕批评就浮夸。例如第三生产队只种了60么葫萝卜，却报为120么。
（四）关于干部的特殊化作风。干部的特殊化作风主要表现为：克扣群众口粮，多吃多占，不参加劳动。至於贪污盗窃就不属於一般作风问题了。
一、克扣群众口粮，多吃多占。八大队干部多吃多占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尤其是大队干部更为严重，这个大队在去年共瞒产6750斤，其中有许多被大队干部多吃吃掉了。今年春天社员一天只有几两粮食，稀饭都喝不周全，他们却天天吃馒头、吃面条、吃饼，还要吃夜餐。大队干部到生产队，吃饭往往是一不付粮票，二不付饭钱，吃过就走。到上面开会，自己口粮放在家里，另到生产队里去秤粮食换粮票。今年年初猪场死了150多头猪，他们对社员说：“瘟猪不能吃，吃了会生病。”他们自己却是几缸几缸地腌，白天吃，晚上吃，想起来就吃。也有些人吃了还不算还要向家里带，一带就是半片或十几斤。上级每个月供应八大队机动食油三、四斤，是照顾孕妇和病人吃的，结果绝大部分都被他们吃了。上面说到的那位副书记王兴岐吃得最多。这还不算，还要出点子在群众头上括。今年春天，他们假借大车需要用油的名义，在每个社员头上扣了一两油，实际上大部分是他们吃掉了。供销店替国家收购鸡子和鸡蛋，他们也要从中捞一部分出来吃。此外，什么花生、芝麻等等之类，也都被他们吃了不少。
大队干部如此，有一部分小队干部也跟着学样。自己一分供应粮拿回家去，又在公共食堂里吃。社员吃稀的，他们吃干的，过一个时候还有“结余”粮，又秤回家去。在食堂多吃不算，甚至还在仓库里、场上，囤上拿粮出来吃。特别严重的是有少数干部为了自己能够多吃粮食，竟采用克扣群众口粮的方法。例如：第五生产队会计丁祖前在今年麦后就克扣掉社员口粮141斤之多，社员找他要粮，他硬是赖帐不给。有一户社员叫金玉 就被他扣掉口粮41斤，弄得他家没有饭吃，小孩子有病，再加上一饿便死了。现在一提起这件事他就要哭。此外，也还有用压 的办法克扣群众的口粮的。
二、不参加劳动的干部也不在少数。大队书记、队长、会计共十二人，就有九人不参加劳动或基本上没有参加劳动。住在大队的八、九个干部往往是睡到太阳出才起床。副书记王兴岐就是有名的睡觉书记，在河工上，他把别人催上工，自己又去睡觉，几个会计也都借口业务忙不参加劳动。在生产队也有一部分干部不肯参加劳动。例如：第三生产队队长方洪举不是睡觉，就是东逛西逛。有一次下雨，社员忙着抢场，他竟睡在屋里唱书。平时也经常是把鞋袜穿得整整齐齐。社员说他像一个公子哥儿。第五生产队的两个队长（叫周桐、马占志）一个会计（叫丁祖前）经常是吃过早饭才到生产队，到了生产队就忙烧饭吃，闲着就躺在床上聊天。有时能一连登在家里几天不到生产队里来。来了也很少参加劳动。会计丁祖前看到散猪到队房里吃玉米都不赶，社员向他提意见，他竟然说：“玉米喂了猪也是增产”。
上述“四风”中的命令风、浮夸风、干部特殊化作风基本在三反运动中已经进行了批判，基本上解决了，来自上面的命令现在还没有完全停止。至於共产风，群众鸣放了很多，也算了一些帐，但还没有算全。公社猪场的一平二调帐，报到公社和市委很久了，然而公社还没有重视起来。
通过讨论中央的12条指示，群众情绪很高，表示热烈拥护。大家说：“能够这样办，保证明年大翻身，不仅不要再调进粮食还要对国家作出贡献”。但是，有些人还表示怀疑，他们说：“中央的政策从来是正确的，就怕下面不执行”。
淮阴市五里公社八大队省委工作组1960年11月16日
来源：江苏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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