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0-12-0 作者：[待确定]
（上缺）报2536个干部中（宜宾团缺富顺组，绵阳团缺绵阳组数字），目前患病的达1332个，占总人数52.7%。从各工作团患病人数来看：绵阳团占18.9%，宜宾团占29.3%，万县团占41.5%，乐山团占40.4%，雅安团占52.2%，达县团占70%，江津团占71%。突出的地方如江津团江北县工作组占91%，内江团女干部停经病占60%。
（2）上述病号中，以肿病为最多，得江津、内江、温江、南充、雅安等五个团统计，得肿病人数，为1326人，占五个团干部总数41.3%。从各团患肿病人数来看：温江团占25%，内江团占30%，南充团占34.3%，雅安团占53.3%，江津团占66.3%。
（3）另重病号比重也要大，如乐山、江津、宜宾等三个团反映，重病号占患病人数的比例：乐山团重病号占29.4%，江津团占45.6%，宜宾泸县组占33.9%。
（4）死亡情况已有发生。温江团反映：金堂大平工作组水产女学生，因原患有肿病及心脏病，消肿后即下农村，后来肿病复发，工作组要其离职休养，在二月十一日晚突然发生休克而死。
病人多的原因据各工作团反映主要是：（1）有的同志原来就有轻度肿病或其他杂病，体质较弱，下农村后逐渐复发。（2）部分同志由于工作繁重，生活较艰苦，加上劳逸结合不好，因而先后得病。（3）冬春之交，气候变化较大，农村卫生条件又比较差，部分同志长期住学校、住机关，对新的生活环境条件不能适应，因而患病。
对患病同志有的工作团已与地、县委研究给予适当照顾。如涪陵团与县委研究决定：除了给有病的干部抓紧治疗外，凡在农村工作的脱产干部（包括工作团干部），每人每月供给炒面两斤、糖一斤，对病人按规定标准一天一斤粮食。达县团准备将肿病比较厉害的干部分区集中休息治疗，生活上给以照料。对轻的病号，仍然要求带病工作，但不参加重体力劳动，严格劳逸结合，少熬夜，在可能条件下生活给予适当照料，加以治疗。江津团的在江北、合川干部的病号，县委在生活上均作了照顾，对每个比较重的病号，可以买一斤葡萄糖，并利用县、区开会时适当改善一下生活，合川还将重病号的补助粮做成代食品饼干送去，对于没有病的同志每月也供给一部分代食品饼干。
再是部分工作团如温江、达县、江津、绵阳等除送有一些重病号回原单位治疗外，准备将一批短期内不易治好的重病号，再送一批回原单位治疗。
农村整风整社转入以生产、生活为中心以后，部分干部中开始出现松劲、畏难、厌倦情绪，主要表现在：（1）认为出来时省委交代的工作时间现在已经到了，斗争退赔也基本搞完了，整风整社已基本完成，搞生产是经常工作，是当地干部的事情，认为该回去了，现不知要搞多长时间，对工作产生厌倦。江津工作团有的干部跑到公社指挥部那里去问，说：“走的时候说是三个多月，现在已经下来三个多月，什么时候回去。”达县工作团有的干部写信向机关要回去的路费，有的经常问“四月份的粮票还寄不寄来”。（2）认为三类公社或三类管区的问题多，生产、生活上困难大，且比较复杂，不大好搞，有些畏难。如达县工作团干部胥洪志，认为一个人搞一个队也没有办法，要求再派一个人帮助他。（3）生活上过不了关，找各种借口，不工作，想回原单位。如绵阳工作团干部王雅宜（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过不惯农村生活，说“我生来就不吃红罗卜”，不在食堂吃饭，买回糖饼子当饭吃，工作一紧张他的“病”就来了。又如财金学院教师瞿常新（出身于大资产阶级家庭），成天躲在家里，东摸西摸，半天不出门，三天换一次衣服。最近借口鞋子破了，三番五次要求回校，不想再干。再如达县工作团干部艾德英说：“出来三个月了，小孩长大，衣服穿不起了，想回去。”严重的是如宜宾工作团富顺组有两个干部（均是公安学校学员），先后私自逃跑，一个跑出去两天，未搭上火车又跑回来；有一个逃跑出去后至今无下落。（4）对农业生产不熟悉，生产任务繁重，工作推不动，感到压力大，缺乏向困难斗争的勇气，又不钻研，整天叫困难，垂头丧气，抓生产劲头不如搞斗争大。如达县工作团干部郝思新说：“以前县区重点搞了很长时间工作都未搞好，现在靠我们几个干部根本不行。”又如该团干部马有林说：“将来我又不搞农业，现在就不钻研。”
产生上述情况原因：（1）是有些同志对农村整风整社的任务、目的、意义认识不清。（2）是少数同志对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对党的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认识不足。（3）农村生活艰苦，感到时间长了顶不住，看到别人得病，担心自己也会生病。（4）家庭中有些具体问题，如有病人，有娃娃，有牵挂。
在繁重的工作与艰苦的生活中，有极少数干部经不起考验，违犯党的政策，违犯群众纪律，主要表现有：盗窃、多吃多占和打骂社员，如雅安工作团熊升贵（党校学员，兴文县农水局局长），先后偷管区、生产队大米二斤多，黄豆种八、九斤，还有二季豆种等，被社员揭发，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而拳打脚踢社员，保管员打的两支老鼠也被他拿去吃了。又如涪陵工作团干部杨绍荣（省财贸干校学员）在处理社员廖坤芳（女，贫农）偷扯公社萝卜秧问题时，先后三次打廖的耳光和以牛索抽打，以逼其交待偷吃经过。在杨的影响下，在场的公社干部也打了廖的耳光。再如乐山工作团干部黄承宗，经常叫食堂管理员给他单独弄菜，甚至未经许可吃社员私菜，买饭票少缴粮票，经常先吃饭后给饭票，从中多吃多占，在群众影响极坏。再如绵阳团陈守雨（财经学院学员）到下面后先后两次偷东西，到伙食团吃饭不给钱，到饭馆吃了东西也不给钱，到处招摇撞骗，其他如宜宾工作团干部杨天喜（省邮电局干部），不在食堂吃饭，在生产队开小锅小灶，并冒充检查团买了农场五十多斤菜不给钱。再如该团干部宋正明（公安学校学员），不干工作去偷甘蔗，被农场捉住，劳动了一天才放回来。另外还有多吃集体粮食，有的人不但自己吃，还伙同坏干部吃，还有的甚至偷食堂红苕，假造饭票。这类干部，江津工作团干部反映有19个，占干部总数3%，宜宾工作团泸县组反映有17个，占干部总数4.5%。（下缺）
来源：1960.12---1962.5四川省委组织部省委农村整风整社工作团干部情况存在的问题等综合材料统计
来源：四川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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