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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楚雄地委关于楚雄县苍岭公社桃园管理区问题向省委的报告

日期:1960-12-9 作者:[待确定]

根据省委的指示,我们在楚雄县苍岭公社桃园管理区进一步发动群众,揭露和控诉了原公社党委副书记、支部书记余文明的罪恶行为,使这里的整风整社运动正深入开展。现在将余文明违法乱纪的问题性质和通过这一事件所接受的教训,向省委汇报如下:

余文明想尽千方百计来迫害群众,置群众于死地,其手段极为毒辣。一、毒死群众致死。今年栽插开始余文明曾公开在支部会上讲,打人只准打暗伤,不准打明伤,打了要给人检查不出来……。五十岁以上的社员干肿病不治疗,凡是有病的人一律按半劳动力发给口粮。许多生产队都照这样办。余亲自动手打了四十六人(贫农二十八人,中农十五人,地富三人),其中打死六人(贫农二人,中农四人),打后残废九人。如朝阳寺生产队张发良(中农,卅九岁)在大拐子犁田,牛吃着几咀秧,被余看见即用牛担击其胸部,张当时就吐血。随后张不能终日劳动,余又将张的吃粮标准降低。第二次张在大山咀犁田时,因被扣粮没力气,抬不动犁,再犁另一块时就顺地拖过去,被余看见又打了一顿。最后一次(五月十六日)在大沟边犁田,张饿了拿一点喂牛的豆子吃,被余看见,他就将牛解去一条,强迫张去拉犁,拉不动他就用牛棍乱打,又用脚乱踢,张双肘打得肉破血流,跪在地里向余求饶,余仍继续毒打。周围附近的群众数十人看到这悲惨的情景,都围笼来向他求情,他不但不停手,反而打得更厉害,直到把张打了昏死,群众无不流泪。张发良就这样被他毒打丧命。二、用扣口粮扣饭的手段,以致生病和饿死六十七人。桃园生产队贫农汪兆富弟兄二人,由于六天未发给口粮,到山上找野菜,结果饿死在山上。汪兆富的妻子病了睡在床上,没有吃的也死了。全家都死在他的手里。陈家坝生产队十二天没有发口粮,全队十十六人,只有吃菜根,贫农程树生(八十六岁)年老吃不动,活活被饿死,他家还有四个月的小孩子,因大人没奶,求余批点米和粮给孩子度命,余把条子撕掉;还骂了一台,大人无法,只有哭着回来,过了几日这小孩也死了。更严重的是贫农郑关氏(七十一岁)饿了上吊自杀,死后其孩子郑明里由田里赶回来料理丧事,被余看见用拳头打,脚踢郑的胸部,死人也不准抬,并说:“你们守着把她吃掉”,三天后死人腐烂淌血水了才准抬去埋,现在十九岁的郑明里已被打成残废。三、生病不医,不做活的不给饭吃。他曾公开的说:“做什么活,吃什么饭,不出工就不给饭吃,生病的还吃什么饭,吃饭的就不叫生病”。结果廿九岁的贫农杨光明、六十七岁的杨应高就这样活活地饿死。四、罚款、扣工分。如社员郑文英被他罚款八元、后来小孩和两个老人病了,家中无钱,队上又借不着,无钱治病,小孩老人都死了。五、威逼群众致死。朱家水井生产队社员朱云端在自留地里浇菜,被该队社长蛮打了一扁担,朱云端就来找队长讲理,队长把这件事告诉他,余文明说:这是反对队长,要约几个人来整理朱的材料,以后逮捕,朱云端知道后,心里非常害怕,说:“活着要被扣饭要挨打,还要被逮捕,于是就用小刀自杀,脖子割开疼得支不住,又上吊而死。朱之妻由于丈夫死了又被扣饭,气饿交结在一起,在八月初也就死了。由于余文明采用各种残酷恶毒的手段迫害群众的结果,全管理区共有一千六百九十二人,全半劳动力七百七十八人,干肿病共二百另五人(肿病一百另七人,干病九十八人),死亡九十八人。管理区的重点朝阳寺生产队,也是受害最深的生产队。有一次晚上开会,社员来迟了,天上下着雨,他就罚社员坐在院心,上淋下烂,直坐到鸡叫。第二日多数社员都生病,能出工的只有七人。而且一直扣口粮,从四月到七月份,平均每人每餐只吃二两三钱饭,社员生产情绪极为低落,病人、●甚多,全队一百四十七人患干肿病的就有三十一人,死了二十五人(贫农十七人,中农八人),当中被余打死的二人,扣饭自杀的一人,打后病死的六人,患干肿病的十六人。余文明迫害群众的罪恶深重,完全丧失人性。他是按各种不同类型的人,分别采取残酷的手段,最后置群众于死地。他对劳力强、能说话的贫农、下中农,他就先用扣饭的办法,再从生产上找空子毒打。对●●的农民,动不动就被他拳打脚踢。对老年人、生病的就不给●●不给治疗,对敢于反映情况,敢结他提意见的,他就匿造事实诬告陷害好人。

拒不执行党的政策,破坏党的政策。许多政策一到余的手里就变了,比如包产上层层加码,实行蔬菜包产到户、烤烟包产到户,乱调群众的东西,等等。调生产队的超产粮,乱调劳动力、牲畜也很突出,没收私人的自留地、生猪、家禽等等。关口生产,大春包产一万四千四百斤,县上布告发下后,他又擅自改为一万●千一百斤。群众反映:党均政策到桃园就变了。滥用职权胡作非为。在紧张的栽插工作中,群众被打、受骂、受冷、挨饿,●●不断增加,而他家吃粮要多少,有多少,不说人,连他养的几支狗,每月供应口粮九十斤。一支母狗下了六支小狗,还供应了大米六十二斤。他爹还说:“我家的狗不吃包谷,给余文明说说要点麦子来喂狗”,真是“余文明对待社员不如他的狗”。他把老婆接到管理区养着,晚上经常煮小锅饭吃,牛、羊、猪、鸡、鱼无一不吃,单是今年内,共吃了猪油二斤半,猪肉一百六十二斤,牛肉二百六十斤,鸡四十六支,鱼一百七十三斤,杀羊六支(这些东西分文钱都不给)。生产队杀猪,要送他三、四斤肉,他才批准,要不就说不合杀,或找岔子整人家。群众没有吃的,他则躲在管理区大吃大喝。擅自决定把从大姚调来的包谷种拿了两石去●酒吃。天天都要煮糖鸡蛋吃,还说:“营养好啊”!把供应干肿病的红糖吃了一百三十一斤。社员反映说:余文明没有米仓里撮,没有鸡队上捉,没有糖供销社拿,没有油管理区打,没有蔬菜队上拿,没有鸡蛋鸡场拿,没有补药医院拿。余先后吃补药八十元六角,他老婆五十二元,家里人吃三十五元,共一百六十七元二角,至今分文未交。今年公社杀一头猪重一百八十六斤照顾患干肿病的社员,他把肉领来,只供应病者二十三斤四两,四十六个病者,平均每人半斤多。管理区干部和他所谓的“直属单位”却每人分了一斤,共六十斤,剩下的他就做成腌肉拿回家去。他私人还有三个“通讯员”(其中伪保长一人,反革命家属一人)他每次到队上开会,都有人先把行李送去。

由于余文明等坏分子当道,造成群众大量的死亡,发生肿病,大大损伤元气,群众在精神上,物质上也受到巨大损害,严重地破坏了党和群众的关系,破坏了生产。群众经常处在朝不保夕,“今天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日穿不穿”的状态。朝阳寺队的社员到食堂吃饭,经常被生产队长和他老婆骂,社员反映:“不来吃又饿,来吃又受气”。这个队今年死了二十五个人,没有生一个。社员反映:多养一个多一个受气,活着的人也不知道那天死。广大群众也知道这些坏人破坏了党的政策,但是天天见面的是这些人,一切都操纵在他们手里,隔断了和党的联系。在这样连生活也难保的情况下,群众根本谈不上发挥生产积极性。这个管理区虽然今年在政府扶持下,安了两台抽水机,但是大春仍有成片地,收粮食一百三十二万斤,比一九五八年减产十八万斤。小春也荒了二百多亩地,绝大多数作物都没有加工。

余文明等坏分子为要保持长期统治、压迫群众的特权,还采取了许多卑鄙的手法。余文明搜罗了一批伪人员、坏分子或品行恶劣的人,组成一个集团,据初步了解有管理区主任白凤棋,朝阳寺生产队长雷中林,是打手,群众称他们是余的二把手。龙●冲队保管员余家杰,是原金星公社詹家管理区支部书记,因打●诱奸幼女被群众揭发逃到桃园,被余包庇下来。朝阳寺队事务长何炳荣是伪乡丁、保管员白思述是伪宪兵,管理区电话员王应●是伪保长。这些人都参加打人、扣饭,忠实地为余文明服务。●有管理区信用社会计樊玉香,是余的“亲家”,贪污一千二百多元。就朝阳寺生产队看,队长雷中林,雷的老婆是种菜员,都是党员,雷的姨妹是炊事员,岳母参加养猪,保管员、事务长都是余的亲信。群众说,全队的党员就是他两口子,八大员他家又占了●●,生命都掌握在他们手里。的确,余的亲信扼着群众要害,群众敢怒而不敢言。有一次队上两个社员引起民事纠纷,告到法院发回生产队处理,雷中林把两个人叫来骂了一台,把告状条子撕碎完事。加以雷中林又兼任管理区治保委员,常威胁群众:“权在我手里,抓也在我,放也在我”,因此群众不敢反映情况,●●打蛇不死更为毒”。余文明还采取“包围”和“封锁”的办法,不让工作干部了解当地真实情况。群众反映:杨县长(杨维●同志)来,管理区干部都尾着,我们喊了声杨县长,余文明就眼睛,再不敢说话了。前久,地委工作组去了解情况,余文明就向群众说:没有支部的条子,谁也不准反映情况。余文明自认为巧妙的手段是向上级谎报成绩,吹嘘功劳,骗取上级信任。1959年2月县四级干部会上评为模范支部,今年州群英大会上又获得铜质奖章,后来县上又评为“四好”支部,8月又提拔为●●党委副书记。他认为“自己是‘标兵’干部,公社、县委相信他,就是饿死人、犯法也不怕”。余文明还有一手狡猾的手法是很会看风势隐蔽自己,1958年打过人,1959年整风整社时收敛了,伪装好人,让工作组不去那里,但运动一结束又肆无忌惮地打人行凶。

根据桃园事件的分析,它已经不是一般“五风”问题,而是反革命的破坏。从余文明家庭看,解放前有田地五十五工,出租●●二工半,每年收租十六、七石,并放高利贷,全家五人都不参加劳动,系漏网地主。而且本人在解放前当过兵。因之,他的●●如此残酷无人性,其本质是封建势力复辟,完全是地主对农民、农奴主对农奴的阶级压迫。为了达到他的阶级压迫目的,他煽动共产风混水摸鱼,趁火打劫。他谎报成绩,为夺“红旗”骗取领导信任,巩固和发展自己的特权,统治压迫农民,置群众于死地。这次运动一开展,群众纷纷起来控诉,许多社员泣不成声,要他赔偿人命。群众说他是“穿干部服的豺狗”、“活阎王”、“●石板”、“土皇帝”。象这样的人不给以最严厉的法律制裁,不足以平民愤。

这次通过揭露桃园事件,我们认为这一血的教训是沉痛的。基本的教训是:一、我们的政治软弱不坚强,1958年,地委对苍岭公社工作中的问题有所发现,曾多次派工作组下去。一下去就遇到县委抵得厉害,后来就决定工作组发现问题由县委解决。后来直到发现问题多了,才决定撤销公社党委书记张廷良的职务。但是,地委没有分清问题的性质,在对坏人坏事作斗争上软弱,办事不彻底不认真。二、对“五风”的性质及其对破坏生产、破坏党群关系、违害群众利益的严重性认识不足。苍岭公社的浮夸风、强迫命令、共产风、干部特殊化、瞎指挥风是严重的,同时●●现了,由于对其本质认识不足,也不能采取坚决的措施。三、●今年把苍岭公社排为落后公社,也派工作组进行改造,由于●●只在几个重点管理区搞,没有普遍发动群众,没有认真肃清原楚雄县第一书记朱震和张廷良的恶劣影响,只是采取修修补补的办法,所以把象桃园这样的地方露掉了,而更严重的还把余文明提拔为党委副书记,使他更加为所欲为,继续迫害群众。

从楚雄县委来说,今年春天撤换了朱震,新去了第一书记●彦芳同志,书记陈光耀同志,当时只注意抓大生产,而没有认真彻底肃清朱震的影响。其次县委书记、县长杨维鑫同志几次到桃园管理区去,都是飘在干部层上,一直没有发现这个问题,说明干部深入到群众、关心群众的作风问题没有认真解决。另外,有的干部对桃园的情况也知道,因怕右倾不敢反映真实情况,干部应从这次教训中认识到必须抛弃个人得失,真正对党对人民负责。

楚雄地委1960年12月9日

注:●代表原稿缺字。

报告来自:楚雄地委 机密程度:机密 原号:4951 编号:

送:省委常委,省委组、宣、农、财、监委,创造、云南日报。

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印

来源:

云南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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