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0-12-13 作者：[待确定]
（上缺）……处理的电话通知后，当即在县常委扩大会议上（各公社党委书记参加）进行讨论，初步弄清情况，并马上派县委候补委员、副县长张德华同志率领由县、社、管理区三级组成的十二人工作小组，连夜出发前往新民生产队进行调查处理。
新民生产队辖四个小队、两个食堂。这个队是少数民族集居区，全队114户中，彝族占103户。全队贫农61户，中农41户，地富五户，其它成份四户。
经过工作组调查，发现有如下问题：
一、口粮未按规定的标准吃足。这个队在十一月十二日至二十二日的十一天中，平均每人每天只吃粮3.92两，二十二日早上每人仅1.7两，蔬菜一斤左右（十一月十一日以前每人每天平均为八两贸易粮）。在二十二日公社召开的包队干部会议上，包队干部廖书行（原公社副书记，现是县银行副行长）才汇报了实情。公社立即向县委请示借粮（未详谈原因，只报告断粮），县委当天批准暂借口粮五天（每人每天八两贸易粮）。二十三日该队开始吃到国家借给的粮食。但包队干部廖书行又提出：“五天粮食八天吃”，因此，二十四日每人每天又降到只吃六两贸易粮，二十五日公社党委书记朱如意同志到该队后，才进行了纠正，按每天每人八两贸易粮标准执行。
二、病情严重。据工作组三个医生逐户访问调查的结果，患浮肿病的共十六人，占队总人口的3.1%。其中病情严重的九人，占串病人数的56.2%，16人中男6人，女10人，均系复发。从成份上看，贫农7人，中农8人，富农1人。从年龄上看，六十岁以上的2人，五十至六十岁的5人，四十至五十岁的5人，三十至四十岁的3人，二十至三十岁的1人。
三、死亡情况：该队十一月十四日至二十七日的十四天中，先后死亡了4人。其中贫农3人，富农1人。从年龄上看，均在五十五岁以上。从病情上看，属浮肿病的有二人，均系复发，同时兼有其它病症。这四人死亡详细情况如下：
王德成，贫农，男78岁，十一月十九日死亡。此人系该大队党支书之祖父，死前曾医治效。死后，死后家中还拿出粮食请了几桌客送葬。
姚少成，贫农男55岁，患有气肺肿病，一年多来未出工，经多次治疗无效，于十一月二十七日死亡。
朴树清，贫农，男62岁，十一月十四日死亡。此人系一孤寡，家境很贫，年老体弱，缺乏照顾，虽未断过送饭，但定量降低后吃不饱，加上天冷无被，死前曾打了三针强心针急救无效。
姚光奎，富农（二类），男，58岁，十一月二十二日死亡。过去患过脱节癞病，但已较前大有好转，主要是浮肿病复发。二十二日上午姚到食堂打饭，因去晚了饭已打完，包队干部廖书行当时在场，不仅没有想法解决，反而对姚说：“你回去，叫娃娃来拿。”姚因打不到饭，上坡找野菜充饥，死在坡上，次日才发现埋葬。
以上事实说明，由于口粮未按标准吃足，已造成了严重病情和死亡事件，这件人命关天的大事，县委竟然不知道，尤其是发生在中央提出端正作风，彻底纠正“五风”，的情况下，发生在我们天天叫要接受去年血的教训的时刻里，问题就更加严重了。究其原因。主要是县委有严重的官僚主义，深入检查不够，下面干部政策观念和组织观念薄弱，乱作主张，出了事又知情不报，存在着严重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
经过初步调查，以下几位同志对发生这一事件负有直接责任：
县委书记处书记许书平同志。按县委分工，他负责扎佐公社全面工作。他事先不但没有发现此情况，而严重的是二十四号发现姚光奎死于山坡后，仍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只是责成公社党委书记朱如意同志前去调查处理。事后既未向县委反映，也未追究下文：更严重的是，十一月份在扎佐公社桃源生产队召开的生活现场会上，还大大表扬用粮标准每人每天平均三两粮食的错误作法。新民队十一天来，每人每天只用粮3.92两而不向上级反映，与许书平同志支持和表扬这种错误作法，是有着直接关系的。
扎佐公社党委书记朱如意同志工作不深入，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二十四日到达新民队后，对这件人命关天的大事，却只找了一些干部座谈，参加了三小队召开的小队会议，进行了一次生活安排，帮助解决了油枯500斤，米粮500斤就算了事。对病情未作深入调查，对死者姚光奎只听干部汇报是富农成份，有脱节癞病，即认为是旧病而死，而且事后又不向县委报告。
公社党委副书记姚建章同志（亦系包队干部）擅自作出“有多少粮食，就吃多少”的决定。因此，自十一月十二日至二十二日的十一天中，每人每天平均只吃粮3.92两。在十一月十九日来县开会，还一直隐瞒实情，不向党反映。该队发生严重病情和死亡与其错误的决定有直接关系。
包队干部廖书行（原公社党委副书记，现县银行副行长），张德成（县公安局副局长）身为包队干部，对姚建章作出的错误决定，不仅不反对，也不向县委汇报，反而积极赞同。廖书行同志对姚光奎二十二日早上未打到饭，不得不上坡采野菜充饥，死于山上的事件负有责任，而且还提出“五天粮食八天吃”的错误主张。张德成同志不执行由他负责大搞代食品的决定，致使食品蔬菜定量大大减少，甚至没有代食品可吃。而廖与张在这段期间却有多吃的行为。
管理区总支书记陈玉清同志，对新民队队长罗雨应同志多次向其反映队里情况而不向公社汇报，又不作处理，对发生以上事件也有一定的责任。
对以上有关人员，县委根据柴副市长的指示，已指令他们作深刻的检查，并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对许书平和朱如意同志作了严肃的批评。要求许、朱二同志作出书面检查。其它人员将本着“批评从严，处理从宽”的精神，进一步查明犯错误的情况，分别处理，以接受教训。
为了妥善处理这一事件，我们召开了社员大会，进行检查，并对病人和死者家属进行慰问和安置。九个浮肿病较严重的患者集中进行治疗，送去了一批大豆，红糖、牛肉、面粉照顾病号，帮助安排生活。群众反映很好，人心较前安定。
通过新民生产队事件，使我们深深认识到：
一、加强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对党的政策的严肃性的认识极为重要，那里不执行党的政策或者执行得不坚决，那里就必然出问题。要使每个干部认识到党的政策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增强组织性纪律性。必须明确指出不执行党的政策，就是党性不纯，组织观念不强的具体表现。作为一个党员和国家干部，如果不执行党的政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党员，就不是一个好的国家干部。
二、彻底改变作风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对各级领导来说，除了坚决克服官僚主义以外，对所属干部，要多帮助。对干部反映情况，尤其是不好的情况和反而意见，应耐心的倾听。对问题不要过早地下结论，更不应该不作分析地乱戴帽子，对犯有错误的干部要实事就是地分析错误的性质，危害和原因，帮助他们纠正错误……（未完）
来源：贵州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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