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0-12-13 作者：[待确定]
一、中一总支书记刘世焱说：“上面光要任务，造成下面干部光搞强迫命令。去年冬，中一管理区反瞒产，集中400人在余家岗整风，会上大搞强迫命令。到会的400多个干部，被捆、打、吊、炒豆的有135人。这次会议，全区有180多个干部不愿当干部了”。
二、县委爱搞形式主义。去年抗旱时，全区有7,000多亩水稻受了旱，县委提出要在36小时内，抗完棉花旱，这个任务做不到，也不应该放下水稻去抗棉花。县委意见不听不行，只有集中2,100多人抗棉花。结果，水稻干死了500多亩。群众不愿意抗棉花，上报说完成了任务，实际只抗了400多亩。
三、迎集总支书记万立贤说：“大吃大喝是县委叫干的。58年春节前，迎集问题已经发现了。许多地方吃稀饭。吴书记去了，批评迎集装穷叫苦。干部说：‘粮食不多了’，吴书记说有问题，就叫公安局把一个保管员扣起来。就在这个情况下，吴书记还强调要完成粮食任务，要敲锣打鼓送粮。送完了，群众打饿肚。后来，又全部供应”。
四、去年中一秋播有500多亩点播，县委说要迎接地委水库群现场会，结果都犁了，共减产14,000多斤。
五、刘世焱说：“这三年是‘混战’。1957年没有刮风，全区总收入×60万元，58年刮台风只收600万元；59年风小是北风，收入700万元，今年风更小是和风，收入870万元。明年不刮风，可能收入1,000万元”。
六、王启龙说：“58年以来，全社生产队一级干部就撤职51个，开除党籍8个，小队干部就撤职90个”。
七、浮桥河的“共产风”还在刮，到处砍树。群众反映，水库“三有”：有人、有权、有钱，弄得我们“三光”：山上树砍光、房子拆光、禾苗搞光。
一、胡先炫同志说：“木子店四队干部反映几年‘共产风’把山刮光了、房子刮倒了、社员刮穷了、心刮散了、干部刮坏了、人刮死了。这个队57年每人收入72元，今年收入只53元。三年来耕牛死了41头，山光了50亩，大树砍了363棵，桐木子树砍了255棵，竹园光了8块，桑树砍了273棵。以上共折款2369元。此外，水车损失18部、耖子26部、、犁28部、猪33头、羊17只、小农具512件，房子79间、锅122口、钱罐55个、鸭子46只、鸡123只”。
二、五统一的危害很大：（1）土地统一使用，公社手一指，土地就乱了，光明一队外拨200多亩，这样大家也不爱惜土地了。丁家坳、李峰山扔了许多田地给罗田、商城等县了。（2）劳力统一调配，浪费了很多劳力。丁家坳的劳力调到八牙山，社员不满意。20多里路，走了六天。（3）财务统一管理、一切搞非现金结算，有60多条规定，连草鞋也要非现金结算。到现在还有8,000多斤谷入了库未给钱。社员看到这样，应收的不收了，反正得不到。棉花烂了200多亩，桐、木子不知浪费了多少。（4）物资统一分配，不分你我，吃饭不要钱。有个人去李峰山吃饭，吃了一个多月也不知他是哪里人。（5）生产要统一行动。
三、虚报浮夸。大办钢铁放卫星是假的。吴书记、唐书记去那里，把几位书记搞走，把别地的铁挑来，不够重，就检小秤称。100斤称出200斤来。棉花放卫星也是假的。为了拍电影把别地好棉花移栽到一块地里，栽不住就把下面打桩，并盖上土，桃少了就把别地的棉桃择来，用别针别在上面。
四、干部作风刮坏了。丁冠正、余明洲、汪水娥等五个干部活打了五个社员。党委开会骂娘散会。有一次李峰山开党委会，又是肉、又是酒，中途把薛福顺搞发了气，薛福顺一冒走了，程时族说，走了算了，我们来吃点喝点。
五、社办万头羊厂，把三个管理区收光了，收来无人管，被豹子吃了很多。
盛国元说：三河共产风刮得最严重，大家总结这样几句话：
刮得鸡飞狗跳墙，刮得社员泪汪汪。
刮得竹园变荒园，刮得柴山变荒山。
刮得有屋变无屋，刮得小垸变大湾。
社员刮得团团转，干部刮得光拉蛮。
（一）大办钢铁做风箱要鸡毛，全队一夜打死鸡子16,000只。有个队长叫彭德清，一夜打死鸡子88只。打鸡吓到狗子，狗子吓不过，跳墙跑了。
（二）南瓜葫芦也要搞非现金结算。社员李启团一挑南瓜上街去卖，财政所称到吃了，有个老婆婆去看女儿，提着两个南瓜走到三河，被工厂工人称了，打了一个条子。
（三）从五壁畈到雁门头70华里，到处都刮“共产风”，连修水利一起，大小树被砍了83万棵。砍柴山烧炭1,000万亩，160个竹园砍光了，变成了荒园。房子拆了1,530间，吴书记亲自指挥拆房30多间。打锅11,010口。有个社员正在炒菜，要锅去炼铁，干部把锅打破，菜也未炒好就拿走了。当时的口号是平畈山区一家人。河铺四个人打了三天的谷，就叫办钢铁的80多人挑走了，不知是哪个公社，现在17,000斤条子。邱慧轩同志打条子挑走了稻草3万多斤。
（四）小垸并大垸。张广河148户垸子并成了48个，田荒了130多亩。市民畈74个垸子并成26个。
黄祖光说：平靖九队508户，总收入19万元，社员收入18,000元，每户收入223元，每人收入35.4元。粮食总产170万斤，棉花收入205,000斤，猪810头，卖余粮67万斤，59年总收入只有13万元，纯收入只有65,738元，每户只收入129元，每人只收入30.6元。粮食总产只有130万斤，棉花85,000斤。猪只有167头。社员董孝益57年收入950元，59年分了10元。为什么减产这样严重？就是“五风”的影响。
第一、做幼儿园、搞五有建设，500多户的生产队拆屋495间，11户的曹家垸拆光了。袁家寨50户拆了82间，社员看到这个情况，把七部水车打烧了，拆屋、乱调粮食6万斤，水车17部，耕牛5头，劳动日3,200个，打锅500口，每户收钢三斤。百年以上的大树砍了九棵。
第二、形式主义。做试验田牌子225,000块。八个跃进门，一共拆了8间屋。木料搞完。砖用了2000多块。派一个团支书负责。并请一个漆匠做油漆。为了追求形式，办一个“七一”试验，本来能种54亩麦子，只种了30亩，并调了四个小队的肥料。
第三、干部特殊化。两年来死牛22头，除给病人吃以外，其余都是干部拿去吃了。开小灶吃米600斤，面800斤，三只羊，30斤油，160斤蜜，每人得4斤净花。财经队长董帮林一个人得10斤，17个干部共做了3,000个工分。
第四、强迫命令。打人、炒豆共170个，团支书董孝发提出三天一小炒。
来源：湖北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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