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0-12-14 作者：[待确定]
通过几天学校，思想觉悟提高了，找到了我镇三个问题产生的根源。
第一、为什么城关镇的手工业产品少了，不能满足群众的需要，出现市场供应紧张的情况？这是有原因的。仅就铁、木、竹三个行业来说，58年元月份竹业有22人，铁业有39人，方木有26人，元木有32人，共计有119人，生产基本上是正常的。到58年二月份就开始刮起了“共产风”来，要搞过渡，工业局刘、董二位局长，不同我们商量，就把方木、铁业联合的一个农具厂，并进一机械厂，工人、工具、积累一起搞去了，方木只留下两个技术差的老工人渡种。铁业留下的三盘红炉，12个工人，也都是技术差、年龄大的人。这看来是留了人情，实际是怕把老人搞去了背包袱。到59年元月底，只剩得16人，铁业9人，方木2人。元木25人，共计52人。工人走了，方木严重的搞不起来。没有办法，我们就动员10个圆木青工转搞方木，结果产品脱销，质量又不好。老工人周汝宏说：“人到58年，累得腰驮背又爬。圆木改方木，这是大笑话”。
59年元月，省、地委指示要恢复手工业生产，手工业人员要归队，才把剩下的52个工人从公社农具厂抽回来，再从机械厂、修配厂、建筑公司调20多人，恢复到70多人。过了五个月，“共产风”又刮起来了，把工人分别调到富水、三河、浮桥河、机械厂、建筑公司等地，只留17人。工交部、工业局都可以调人。调人县里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是过渡，一是硬要。今春上搞车子化，王书记、许部长，把四盘红炉调到机械厂攻车子杠，又调些杠到车子厂攻车子关。想调就调，自己没有一点权，调去建筑的工人，不要时也不退回来，竟私自调到邮电局，劳动调动真是混乱。
从支援农业来说，这是应该的 。但不执行等价交换。手工业369个人，三年来每人平均做了45个劳动日，积肥用工还不计算在内。我们应当树立热爱农村、支援农村、建设农村的观点，但城镇支援农村，互利问题应该解决好。前两年是带路费、带伙食下乡，今年算混到了一个吃饭。缝纫把工人调去支援农村，五月份赊本500多元。由于乱调劳力，叫手工业产品怎么样不减少呢？57年全镇手工业产品有193种，59年7月份统计只有97种，而且绝大部分是针线和缝纫产品，一直到现在还不能恢复到57年的生产元气。在街上，筷子、锅铲、菜刀等小东西就买不到。城关的筷子是从白果买来的。当然与原料问题也有关系。但我认为人也是个关键，没有人生产哪来的产品上市、满足人民的需要呢？以往总认为我们落后，县委张主任向我说了好几次，叫我们向宋埠学习，我只好答应一个“是”，但心里想，是什么原因，难道县委不知道吗？出门就到街上来来，有没有人生产不了解，就是官僚主义。这次我们找到了这个原因，是共产风把人刮跑了。当然我们没有把工作积极做好也要负责任。
在经济上也刮“共产风”。58年农具厂与机械厂合并时，是连人带马把16,000多元的积累和流动资金都并进去了，恢复手工业生产时，人退回了一些，屋退回来了，钱只退1,000多元，其余都归机械厂，这合理吗？人家是一个核算单位，积累不归人家所有，这不是“共产风”吗？根据中央十二条指示：过渡是队共社的产，不是社共队的产。请问县委，机械厂这是共谁的产呢？职工汪辉宏说：“我们到机械厂是穿衣服进去，脱了赤膊出来”。去年归队后，没办法，要求银行贷款扶持，真是屋倒遇到连夜雨。县委批的3,000多件木料，放在三河，只运回1,000多件，三河电站占用去了2,000多件不认账，造成这个厂负债16,000元。工人说：“虱多不痒，债多不愁，晓得明年在哪里咧。”
第二、为什么城关镇的蔬菜，从59年起，出现供应紧张状况。根子也要从58年的下半年去找。58年上半年我们是一个核算单位，十月份，县委在白果开“共产风”的现场会后，吴书记和赵书记对我和商锐说：“你们两家联合起来，搞粮食供给制。城关镇没有粮食，城关公社多种粮食，有城镇，有农村，城镇菜多，公社的收入更大了”。根本没有同群众商量就合并了。结果搞得癞瘰剃头，两不心愿。城里到乡村挑谷子，乡里到城来挑菜吃。农村见街上的人下去挑谷说：“我们种出来他们吃现的”，城里见农村的人来挑菜，说：“只见挑，不见钱，明年就吃不到”。一个多月的时间，是灶里不断火，路上不断人。过了不久，谷也挑不到，菜也没有了。从58年12月起，到59年3月份，街上买不到菜，在地里就扯走了，大大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58年秋季，萝卜、白菜将近400亩左右，到59年春季菜面积下降到200亩左右。菜种少了，市场供不应求，菜价大涨起来，到处出现黑市，黑叶菜卖到7元钱一担，市场也不好管理，就搞强迫命令，你管狠了菜就不上街，在畈里搞黑市。一连罚了7个人，罚金95元也不起作用。后来把卖黑市的宋元富拘留了一下午，还是不效，因为没有物质基础。除了因共产风少了蔬菜面积，影响市场蔬菜供应紧张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蔬菜进销差价不合理。比如说，大椒进价2角2分半钱一斤，日杂部办成辣椒酱，卖8角一斤，萝卜菜去年进价1分8厘钱一斤，变成腌菜，加点五香，今年春季卖3角5分一斤。群众反映说，政府多赚点不要紧，我们一点也不能赚，扩大面积干么事？又没有粪，产量再高，我们也只得个本等。在品种差价上也有问题。今年下季白瓜进价2分多，南瓜只2分多，萝卜、白菜3分多，香菜、芹菜等4分多，市场蔬菜为什么品种不多呢？就是这个问题，品种差价不合理，影响了群众扩大品种的积极性。为什么现在市场管理不用强迫命令菜也管得好呢？价也涨不了呢？主要是在县委、人委的领导下，59年春季反共产风后，扩大了面积，增加了品种，有了物质基础，大家看得到街上的萝卜我们根本没有管，也只卖4分钱一斤。
第三、为什么在城关镇群众中有一种“管他么样、哪分你的我的，晓得明年么样”等话的流传呢？这也有根源。根子是共产风。这次我们到会的干部总结了四句话：“大错不犯，小错不断，上面动口，我们动手”。共产风刮得么样呢？上至土劳房屋，下至鱼塘、藕塘、水井粪窖，把人搞的糊里糊涂的。从房屋、土地来说，三年来，据初步统计，共拆屋390间，占用土地330亩。这里有合理合法应该用的土地，应该拆的房屋，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先国家，后自己，但是这个担子应该挑好，不能只顾国家，不要群众。有些机关则是只顾国家，不要群众。比如不该占的土地占了，不该拆的房屋拆了。纺纱厂、机械厂、农药厂等，大家到大礼堂的平台上就看得到，做房用的少，空地长草多。做一点屋，打一个大围墙。这样一围，把水井、粪窖都刮进去了。纺纱厂里的鱼塘、藕塘，不是围进去了吗？他们抱的观点是，把了钱，所有权就是我的，我要么办就么样办。在这个问题上与群众的关系搞得很不好。卫生院就是这样。人家57年做的屋，与他们毫无关系，他们非把人家赶出去，替他们做办公室。派人用木料把墙撞到，把砖都搞破了，群众有意见，他们说把了钱，拆不拆在我。把菜卖去就做屋，后来剩下二亩多自己种了菜。群众说这不应该，他们说，把了钱，种菜在我。内面有两个水井也围进去了，搞得群众吃水的地方也没有。自己打的井没有水吃这合理吗？这样和群众关系搞得非常不好。小队长胡宗雨和卫生院干部毛世江打起来了，后来我知道了这回事，卫生院没找我，我也睁着一只眼睛，闭着一只眼睛，没有过问。卫生院最近把一条防水的阴沟给闭了，落雨把水拦到生产队保管室去，这是什么道理呢？
房屋土地的共产风年年在刮，拆房子纳入了国家计划，计委陈明志主任亲自出马，指手划脚，手一指，就要拆。比如今年二季度召开的要房子的各机关负责人会，专门研究二季度拆哪里。如何解决群众的问题呢？一话不说。谈到拆房要钱的问题，陈主任叫镇上干部说。居民委员会支部书记张礼焱说：“不论房子多少，500元一户”。陈主任批评他是资本主义思想。他说像水库一样，150元一间，两人说的隔离好远。我说了一句中间话，作300元一户，结果陈主任说，张礼焱说的不算，你我说的请县长批准。批多少就是多少，不管么样房屋先动后说，房主无权，他当家。这不是命令主义吗？特别是故意制造混乱，叫我们二季度拆西门外老汽车站周围的房屋，纱厂说没有钱不要，群众没有屋住，两心不愿。请问陈主任，为什么要这样做。群众的住屋一点也不考虑，这是什么群众观点。
再说今年上季，省六级干部会议后，县委会吴慧群、熊心传同志叫我们把县委会印刷厂这边的屋，动员社员退出来，理由是县委机关屋少，家属保姆在内不方便。我们派三个干部做工作，吴、熊同志说：“群众住房问题你们解决，提钱的事没有”。我一想哪来这个事，也不是修盖屋，群众不能住，退给家属保姆住，群众不骂我们的娘。又一想县委叫做就做吧。据说赵书记、张主任指示，确实群众没有房住，没有办法，不管忙不忙就派干部领导做屋，恰巧唐书记看见了，他说你们为什么这个忙时在做屋，张礼焱回答说是县委会要屋，唐书记说不要，再解决问题。究竟县委知不知道。去年上季教育干部学习毛主席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为什么县委机关要这样做，家属保姆住，群众住自己的屋就不能住，这是关心群众生活吗？所以我说风是上面刮下来的。还有一个古怪事，就是工业品经理部把群众的房子卖了，屋主人还不晓得，主人到自己的屋里去，经理部的干部说：“这个房子不是你的，已经卖给我了”。年年动员居民下乡支援农村割谷、割麦、插秧，这是应该的，但是，互利也应该解决好。三年来统计了，城关镇共支援农村劳动日9000多个，每年百事报酬没有，今年只混到一个饭，今年大部分是张主任调的，也必须把互利问题解决好。
三年来城关镇的土地房屋县里是么样要的呢？一条是硬，一条是软。比如建筑公司做砖瓦厂，要我们一队30亩土地，协商几次没有解决，他去找人委，听说陈县长指示，不同意，用国家征用土地来解决。这种压力下，我们同意了。机关大队的土地，大部分是城关镇的，到现在未退。张县长亲自动员，说为了解决机关干部吃菜问题，与生产队做一下工作，叫他们不要。如果是真的就把给他们。这不是软的吗？有很多土地都是县人委直接下的通知，叫我们办的。为什么这些问题抗不住呢？今天向县委说真话，原来城关镇以我为首的有三个顾虑：1、怕戴反领导的帽子，所以上级叫么样干就么样干，下级服从上级；2、怕戴扶持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帽子；3、怕把城关镇所有的东西当成私有财产的帽子。在这次以反“共产风”为主的五风整风运动中，提高了觉悟，解除了顾虑，把知心话向党交心，要求县委真正的改。我们相信县委一定能改。赵书记向我表明了态度，我们也有错误，应负动手的责任，领导上应该负动口的责任。上面改，下面也改。这样“五风”就没有地方存在了。61年大办农业、大办粮食一定能取得更大的胜利，把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越举越高。
来源：湖北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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