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0-2-3 作者：[待确定]
（上缺）烂掉的11个支部的支部书记排队，属地主分子1人，富农分子1人，坏分子2人。蜕化变质分子7个。如花园生产大队支部，现有党员9人，揭露出有重大问题的7人，占党员总数77%。支部书记余宏深是地主仔，冒充贫农，打长工出身，打进干部队伍来，混入党内，篡夺领导权。查实余在打长工时，是在地主家做仔；副大队长余潮阳（支委），一九五八年入党，本人是一个伪甲长，解放前，受过两次民团训练，两个舅是大地主，经常来往密切；大队长余庭佐（支部组织委员），解放前后，群众都叫他为“地主佐”，有30多亩自耕田，自有耕牛6头，现任支部书记余贤豪（前任副支书），一九五五年入党，其姨丈在土改时被镇压的，主办会计余荣煦（党员），一九五八年入党，父亲是伪甲长，爱人是地主女，姊丈是富农，自己有自耕田20多亩，出租耕牛5头，另自己有几头，解放前放高利贷，雇长工1人，散工3人，土改时应评地主、富农，由于土改时这命方的干部都是余的亲属，而评他为中农。党员余就福、余寅群一九五八年参党后，工作长期不起作用，并长期搞瞒产私分；还有大队治保主任梁明厚（群众），长期通匪，窝藏黑枪。园林生产大队支部有党员16人，其中一九五八年该地区发展党员放卫星，入党8人，有重大问题9人，占党员总数50％。党支部书记陈宏，本身是伪甲长，现揭发陈在地主打长工时，实质是替地主管家；副支书陈发是地主的管家头，前任主办会计陈真（现任大队长支委），一九五八年入党，本身是伪三青团员，舅父是大地主恶霸，土改时已枪毙；小队长陈麟（党员），一九五八年入党，是老上中农；党员郑友行、梁连、陈庚、陈操（均是小队长），不称职，长期搞瞒产私分，陈操在一九五六年入党后搞自发，不干工作，一年多，去那吉大人山贩卖东西，而驻队党委书记吴勤（是吴兴反党集团骨干分子），利用职权任团支部书记（党委没批准）；石泉大队支部书记陈瑞生，一九五五年由冯进来、冯日洪介绍入党的（是吴兴反党集团的成员），一九五一年当农协副主席，正主席是地主，土改复查后把地主清除出去，陈当上正主席，而陈在解放前是替地主亲戚当管工头，家里又雇长工2人，自有耕牛3头，陈自任职后，是利用职权任用大批不纯分子当干部。如任用国民党员和有血债累累的伪连长梁文当小队长，和利用8个地主仔当记分员；副大队长陈卫勤（支委），一九六○年晚造送公粮时，还为首私分18担稻谷，他自己分得90斤，又将80斤大米高价出售，卖得100多元。还有平三生产大队支部，现有党员6人，全部有重大问题的。一九五八年拉入党5人（其中富农分子2人，上中农2人，不称职1人），党支书是坏分子（吴兴反党集团走牙）。上绵湖大队支部问题也是严重的。该队有大队党员干部11人，其中有10人长期不参加劳动，进行贪污腐化，自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年，8个干部共贪污挪用公款1,388元，占该大队一九六○年发放工资的3倍，并长期大吃大喝，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年大吃大喝有215次，吃去三鸟128只，大米250斤，粮票230斤，鸭蛋420只，猪肉51斤，肉票54斤，大鱼138斤，鸡蛋20斤，干部强迫命令也非常严重。一九六○年扣群众口粮35人，罚款28人，被斗争后送劳改20人。由于干部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造成群众自杀死亡6人。
1、组织不纯方面：根据参加的7个公社排队情况，总计137个大队，基本好的61个，占44.5％，半烂掉的43个，占31.4％，已烂掉33个，占24.1％，其中被敌人篡夺操纵领导权的有19个，已烂掉57％。主要成员和大部分党员干部，蜕化变质14个，占总烂掉43％。如大槐公社沙栏大队，一共11个大队干部，其中7个有问题的占干部总数63.6％。支部书记梁作女，长期来不参加劳动，不深入生产，工作强迫命令，生活腐化，大吃大喝，怀疑贪污；正大队长苏植荣（党员），长期不参加劳动，强迫命令，私订罚规，不准社员去种自己的自留地，凡是到自留地的就罚5角钱；副大队长许池女（党员），土改时评为地主，被管制过。其丈夫解放前当过土匪；副大队长梁顺南，群众检举他参加蓝衣党，他曾和蓝衣党筹备委员会非常密切关系。副大队长蔡世湛，原是大田公社青南角村人，家庭成分富农，解放初期迁来大槐公社冒充中农；治保主任郑池想（党员）中农成分，任职期间专做坏事，违法乱纪，是地主的亲属，专为地主服务，随便摘掉地主帽子；副大队长黎志联（党员），解放前参加反动组织蓝衣党，是地主黎富的忠实走狗，包庇大地主恶霸黎炳坤，并替他窝藏黑枪两支，现还有一支未有下落，群众检举他本人私藏，任职期间罚扣社员口粮，捆绑社员，把食堂的东西送给地主吃。那吉公社石湾大队一共8个干部，其中有问题的5个，占干部总数62.5％。支部副书记李暖富农分子，父亲管24年公尝，一九四○年至土改时和其叔父开饮食店，群众检举他存有黑枪两支；大队长黄娇（党员），地主成分，任职期间，强迫命令，近死1人和在食堂拿了三百斤米（其中买三百斤）支持外父地主。治保主任李日荣兼民兵队长，一九五九年三月间，借口说窝匪，将一户农民怀疑窝匪，他带领了12个民兵把这户农民耕牛1头，鸡12只，家具等全部抢光，还将该户农民捆绑起来，进行殴打，还放火烧了屋，结果该户农民搞到家散人亡，死去妻、子、女3人，男人（主人）逃去阳江。
那吉公社石湾大队，全大队、小队干部18人，其中不纯分子9人，占干部总数50％。党支部书记梁罗业，解放前做生意、放高利贷，解放后一九五○年参加反动头子大地主梁北义为首的反共救国军。任职期间，任用不纯分子当干部，排斥好干部，对治保主任梁有声和小队长梁棠仔两人采取多方打击为难，迫使他们不愿当干部，相反任用了反共救国军成员，一九五九年因贪污劳改释放梁方当小队长，流氓伪保长梁统盛当小队长，伪兵痞梁绍华当猪场场长，反共救国军成员当食堂堂长，造谣私分分子梁榜生当小队长，上中农梁子伦当大队主办会计，上中农梁连昌当记分员，富农梁连光当炊事员。由于以上这些都是坏家伙，所以工作搞得很糟。
这些不纯情况，不止是大队组织中存在，更严重是党的组织中同时存在。据这7个公社统计总支（支部）145个，其中被坏人篡夺领导权的有17个，占总支（支部）总数11.7％。这些支部被敌人篡夺了领导以后，进行了阶级报复，违法乱纪，尽做坏事。根据月山、马冈等四个公社的不完全统计，大队正、副支部书记的排队，总支支部正、副书记一共97人，属于好的63人，占总数64.5％，半烂掉的16人，占总数16.5％，烂掉18人，占总数19％（其中地主1人，富农2人的，反革命分子1人，坏分子3人，五类分子家属5人，上中农2人，地主爪牙1人，伪保长1人，资本家1人，严重违法乱纪1人）。如月山公社北一大队支部书记罗天盛，原是大地主罗赞（土改被斗自杀）的孙。在解放前大地主罗赞和罗的父亲罗胜娶妻，后又与罗天盛娶妻（即地主娶孙媳妇）。在土改时他怕将来阶级成分问题，就分了家，没有分家业，后来土改时被评为贫农，就此漏网。
大槐公社水边朗大队总支部书记郑芳，父亲郑家赞，解放前掌管公尝〔堂〕，收租剥削，自种70亩田，雇有长工1人，临工5、6人，土改时评为恶霸地主，复查时改为▉农，郑芳本人参加伪护路队3个月。他任职期间，实行阶级报复，千方百计扩大势力（本房人），提拔其兄郑多当小队长，叔郑家沃（富农）（群众叫他官司架，赌烂席角）当大队出纳，家嫂当小队长。由于拉拢了本房亲人，进行阶级报复活动，把该村贫农郑家芬（土改时根子斗争过郑的父亲），由于儿子有病没出勤，而克扣了口粮10多天，并有意捏造郑家偷谷，叫枪毙他，多次搜郑家芬的屋（其实偷谷是郑家芳的父亲），更为嚣张的是公开对下中农社员说：“现在日头晒到我门口了，我话事了，你们敢‘牙刷’，就整材料送你们去劳改，你们的命在我手上……”由于他所进行的勾当活动。因此，该村的地、富、反、坏分子特别嚣张，特别是他的父亲，居然对中农郑荣说：“以前他们斗了我3个猪出去（郑荣当时斗争不在家，不知道其被斗），我要取曲〔回〕来。”而且他父亲恃着其子当党支部书记，就横行无忌，为非作歹，进行偷窃群众三鸟、农作物，真是搞到鸡犬不宁，因而群众恨之入骨，群众敢怒不敢言。贫农吴瑞菊暗地里叫苦说：“解放前受他父的苦，解放后人家又当了干部。”群众认为：由于他的压迫，感觉到无立足之地，说起来伤心落泪。他不 仅是从政治上为地、富、反、坏服务，而且还从经济上支持。在体制下放时，下放的肉猪，本来该村贫农张娣已养下20多天，郑硬说张娣过去没有猪养，结果将猪拿给恶霸父亲郑家赞养。一九五八年他又借反瞒产为名，进行阶级报复活动，叫群众去开会开到深更半夜，他就拉埋一班（群众称为“烂仔头”）人进行逐户搜屋，一直搜到天光，把搜出来的鸡煮粥吃，吃完才准群众回村，吓得人心惶惶，男哭女叫。群众说：“还惨过旧时日本仔，唉！总之斗争过他的父亲就无地企便是了。”大吃大喝，贪污舞弊，现发现贪污公款160多元，挪用30多元。
马冈公社南坑大队支部书记吴松英，是大地主梁惠和的总管家，土改时和黄村大地主婆梁连爱结婚，专和地主探听“行程”收租。梁当了支部书记以后，违法乱纪，强迫命令，克扣社员口粮72人，最多的扣一个月，非法綑绑社员5人（其中一个是小队长）。月山公社北二大队支部书记罗许荣是一个有血债有民愤的坏分子，他是在一九四五年在澳门回来，原是在澳门洗衣的，解放前曾亲手打死其兄；另一个群众罗宙被他打得重伤，吐血而死。任职期间违法乱纪，强迫命令。
2、干部作风方面。干部的工作作风的好坏，也决定了工作好坏的关键，干部能和群众同甘共苦，联系群众，有事和群众商量，走群众路线，工作必然会搞得好。但是，根据这次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有的干部却相反违背了这个正确的方针，以致伤害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结果生产搞坏了。圣堂公社永华大队长岑运长，在工作上却采取了强迫命令，扣口粮、綑绑、打骂的恶劣作风代替了思想教育，对群众生活漠不关心，相反自己就大吃大喝，生活特殊化。由于强迫命令，克扣口粮而迫死人命8条。1960年春节年初三，迫61岁的老太婆金女两母女去水库做工，水库领导认为年老不收，给其证明回家生产，岑给其停饭20天，致水肿而死；侨眷吴如花、候月香被扣粮证不给买米，致水肿病死、饿死；黄碧玉50岁，年老有病，但强迫当媬姆致病死；患有麻风病的妇女秀球，经医院通知大队拿30元办理入院手续，但岑运长要勒索她270元，致该妇女想到家穷，无钱治疗，吊颈而死，后来亲人送丧，也受罪一天不开饭；岑在月和岑在日强迫上河排水库不去，20天不开饭致饿死，送丧时，在大队买有6斤鱼，已经煮熟了，也被岑运长抢走；岑兆林的仔春女去水库回来不开饭，自杀而死。此外，一九六○年四月，工属吴琼秋因子女多，迟出勤，罚不开饭，致投河自杀（得救未死）。又一九六○年与坏分子岑金植、岑柏超、岑奇焕三人非法捆绑将死，还要灌屎。另一个妇女因怀孕从水库返回，五天不开饭，被迫再往水库，工作致小产。还有一个小孩在地上拿了几条茨，岑等人拿枪指着该小孩，要他跪在地上承认偷茨，后对其家人7天不给饭，还罚米2斤和人民币1元。其次，他自己的生活是大吃大喝，岑自己娶老婆时，大摆酒席，同时平常经常拿食堂的米磨粉煮宵夜。大队四个三鸟场，随时可以捉拿，如果出卖三鸟，必须留下一批专供应他们宵夜之用。总之，大队所养的母鸭生下来的蛋、鱼塘养的鱼，也都首先供应满足他以后才给社员或上调。更严重的是把克扣社员的口粮110多斤归自己所有，现在食堂还有400多斤不知下落（怀疑是他贪污，待查）。由于岑严重违法乱纪，强迫命令，国民党反动派作风。群众说：“岑运长惨过翻生国祥（解放前地霸），若不处理，我们就要迁居了。”良西公社党委委员方励恒，原是下放干部，本人对下放不满，工作消极，政治衰退，老无干劲，大吃大喝，驻在龙安塘大队，自从省委指示：大抓生活、生产以后，他不是以积极态度把社员的生产生活安排好，把党的方针政策贯彻到底，而自己成天搞自留地（大队干部每人1分田）、养鹅仔、搞付业，大吃大喝，经常煮宵夜（煮糯米饭，三反后还吃10多只鹅。最近工作团下乡不到10天时间还杀了一只鹅。由于他长期来大吃大喝，搞付业搞自留地，群众说：“方同志六畜旺相，菜园绿油油，我们社员吃饭摏沙灰。”又良西公社党委委员吴法，自从一九五九年以来，搜屋、罚口粮、捆绑游行、罚劳改等，是他的工作方法。一九五九年十二月松柏根大队有4个社员“犁田”，中午肚饥，到小队茨田取了一些番茨，适被吴法见到，指使大队干部抢回，并布置干部到这些社员家中搜屋，刚刚吴兰星的房屋门口锁住，后被破烂打开，将这些偷些番茨的社员家里所有的米（70多斤）、番茨、芋种、粉等东西全部拿走。吴还布置食堂将这些社员口粮扣10天（后求情折5天）。又在同年克尼村冯兰女（贫农）因为在家里头迟出勤，被小队长罚了义务劳动以后，吴法见到后折〔责〕问，当时冯兰女回顶咀了几句，结果，由吴法处罚叫冯兰女拿广播筒到田间游行，边走边叫：“冯兰女违反劳动纪律，拉拢一班人唔（不）出勤”，整整游了一个白天。
根据县委对当前运动的部署，我们着重做好如下几点：
1、在公社和大队召开代表会议前做好对基层干部的“四类”、“六类”人的排队工作。通过排队进一步掌握干部队伍情况和组织不纯情况。
2、做好基层党组织的排队，通过排队掌握烂掉和半烂掉总支（支部）和党员情况。
3、在公社和大队召开代表时要深入掌握暴露出来的对坏干部材料。
4、在前段运动所暴露出来的重大问题，继续在运动中加以查对、证实，为做到材料的准确性。
一九六○年二月三日
来源：广东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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