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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麻城县扩大干部会议简报第二十期

日期:1960-12-16 作者:[待确定]

彻底批判我“五风”不正的错误——邱慧轩

在扩干会上,我把自己所犯的错误、性质、根源及其恶果,向同志们检查交待了一下。但在检讨中,对自己这几年来所作的傻事和坏事交待不够,这样在分析错误的性质、根源就是显得缺乏事实基础,现在我再次的交待,当作我的书面检讨。

(1)“五风”不正的表现

以共产风为中心的“五风”在我来说是全面的、严重的。从具体事实上看:

1、在共产风方面:我对刮共产风是起了积极带头作用。从1958年开始,就刮起来。当时在熊家铺搞重点,为了给自己办试验田,就乱调农业社的劳力20多人,还有耕牛、农具、肥料等,破坏了农业社集体所有制,以致影响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造成这个乡内减产。在三河水库刮共产风的问题,就更加严重,在指挥思想上,认为修水库是全县的大事,不管你的我的,只要是水库需要,就是水库的。因此在水库中,乱砍、乱伐、乱抢、乱调。据初步统计,在修水库期间,除淹没和待迁居的房屋4,099间,淹没土地和待淹土地2,947亩,损失青苗2,082亩以外,还砍伐树木836,746株,砍断竹园55块,楠竹157,760斤,盗偷抢运稻草285,630斤,麦稿105,650斤,损失农具90件,占用民房16间,鱼塘5口,土地37亩,使得755户2,181人失掉了自己的房屋、家具,很多人直到现在尚无家可归。

三河社员反映“我好狠的心”,这是有根据的。我刮共产风的思想确实是狠,当水库修起来以后,淹到了农民的房子,不仅不及时兑现、领导迁居安家,反而仗势乘机,把农民倒房剩下的砖瓦,搬到指挥部修建鱼场、畜牧场、广播站、石工队、工程科等八栋。开始是硬抢,说:“水库淹倒房子都是水库的”(原议定每户100元迁居费),经过贯彻政策以后,又采取软的办法:一个说好话,说:“我们不搬,你们也是淹到水内去了”。另一个就是低价估卖。一直到现在还在刮。会议前夕为了建立渠道指挥部,还占用了民房一间,挤走了三户农民。

我们刮共产风有的并不是为工程服务,而是为个人生活福利服务。在防汛抢险的紧急关头和社员迁居以后,抬回磨子两副。张家畈兵团还吃掉三河耕牛三头,指挥部各科到现在还占用社员的一个部分家具。三年来有的农民搬了三次、四次,甚至五次、六次家,反映说:像把我们赶兔子一样,这里跑,那里跑,不能落脚。现在还有一户农民在水库尾子上搭一个破棚子住着,我们也没有去管。

2、在强迫命令风方面:我个人在这方面也是很恶劣的。除了在三河催粮中表现严重的主观、独断、专行外,特别表现在水利上,我的强迫命令不仅是一般干部、社员,而且还对公社党委的负责干部。有一次因为一个事,不能凑自己主观主义的手,就批评三河党委书记盛国元说:“你是不是对修三河水库不满”。在抽槽抢险时,事先不做好准备,事到临头就强迫命令,夜晚找公社党委在两三个钟头把水车送到工地,提出“要用党性保证”(意思是不保证就要开出党籍)。结果下面干部强迫命令,群众不满,把水车丢在山边,直到几天以后,才发觉山边有水车。

正由于我作风恶劣,以致带动指挥部的干部,也就违法乱纪。组织保卫科就因为社员偷木料为名,在陈家坳扣留两个农民。工改科在下面见树就砍,不砍的就写上:三河水库用:几个字,就变成水库的。有一次,平堵山总支书记邹锡天同志干涉砍金家冲学校门口的风景树,工人说:“你们是什么人,不准我们修三河电站,把你捉到水库去”。结果把树砍了。因树心烂了不能用,倒在田内,打了一片谷,甩着不要,引起群众极端不满。

3、在指挥生产方面,我的错误也是十分严重的,突出表现在两个大事情上:

第一、在熊家铺工作时,主观主义,乱想乱干,不根据实际情况,提出:高山天线化,平地车子化,沿河水利化。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大搞特搞。在工作中,自己又不亲自领导,具体指挥,结果半途而废,浪费几千元,严重地影响当年的春耕准备。同时为了自己放卫星、出风头,听说游弟波同志集中全区壮秧小株密植,自己就来个掇已插的边壮秧,用50人,搞17天,费了20多亩田的边壮秧,掇了5分田,结果一把火烧了。

为了突击三类苗,大拆房屋,大下食盐(当时和陈土配合,名曰土化肥),在熊家铺拆毁了乡政府、人民诊所,把这个山区的小集镇,拆的破烂不堪。名义要搞街道新式化,实际上一间房未做。在熊家铺工作一年,就这样坏了一个集镇,一千多亩田的土质,使农民减产驮债,把这个山区红旗搞倒了。

第二、1959年春,在 三河水库防洪抢险时,自己主观主义,自以为是,不请示报告,擅自决议,开口分洪。分洪时自己又采取严重不负责任的态度,不亲自督战,跑到库后送客,结果分洪溃口,打垮大坝一部和反滤坝的全部,损失了国家的资金和几万名劳力,迫使水库停工,延期一年。

4、在浮夸风方面,在个人主义支配下,以后也有很大的发展,见别人放卫星,自己不放不光荣,趁热打铁,明知不够,也虚报上来。认为:“你有我也有,你交得了账我也交得了账”。在熊家铺小麦实产200多斤,报400斤得奖。龟山就亲自验收了7亩多,亩产万斤。验收中,眼看是谷,而报称掇秧,向县委报奖,并计算亩产可达25万斤,得到赵书记的表扬。我沾沾自喜,想到“总算得到了一次表扬!”正由于我的浮夸,引起了全公社的大胆。党委副书记沈云生报21亩万斤畈,以后万斤芝麻等。这种浮夸的结果,又助长了干部的不摸底,不去关心安排社员生活,大量生疾病,损害了人们体质健康。

5、生活特殊化风方面:由于自己个人主义思想严重,因此就利用特权,贪图享受。下乡以后,住在管理区的多,深入小队少,特别1958年在三河水库时,差不多每天吃肉喝酒。1959年虽然好一点,但仍在指挥部单独吃小灶。今年从党校回来以后,拆了小灶,但仍然单独炒菜,加油加料。错误地认为,“小特殊没有关系”。根本忘记了党教导我们的:“同甘共苦”的指示。在县委每逢出席招待会,几乎有酒必醉。四年来大醉酒五次。有一次醉得不晓得么样回县的,有一次醉得开宣传会议不能做总结,还是赵书记帮助做的总结。

在生活方面,讲排场、阔气、摆架子、威风也是严重的。自己有呢子还要买哔叽,认为别人有的东西,我自己一定要有,别人没有的东西,我自己也要有。认为自己现在有条件,年纪轻,应该显示一下自己,求得一个荣耀。

我的错误还不仅是五风的问题,更严重的是我的阶级观点模糊,立场不稳。在熊家铺工作时,对暗藏在我们党内的反革命分子,曾杀害我革命同志的段才春、曾祥太,光从表面上看他工作积极,信任他是好干部。在选举中,同意将段才春由信用社主任当选为副乡长,曾祥太窃据总支委员和分支书记,一直未能清洗,以致使两个反革命分子,仗势依权,压迫群众。段才春在五社打骂群众,调戏军属,我一直没有发现。因为认为他是好干部,对他的工作没有检查。曾祥太操纵群众,反对茶场,反对游书臣同志,虽发现了,认为这是人民内部矛盾,只是撤职总支委员和分支书记的职务,没有及时的开除党籍,给予逮捕法办,给敌人留下了嚣张气焰。

1959年在三河工作时,在破获载金魁反革命暴乱一案以后,当时已将暴露出这个组织,发展到我们机关和党内来。对于这种重大的事件,自己盲目乐观,麻木不仁,认识胜利破案,没有遭到损失,只把几个表面上的人,整顿清理了,没有进一步全面彻底地审查整顿三河基层组织,以致使得像曾祥寿那样的反革命分子,在我们党内继续隐藏下来,直到夺我长枪一支,上山为匪,严重的破坏了社会秩序的安定,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大跃进,造成三河地区工作全面被动。这两个深刻的教训,使我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到:对待敌人的宽容,就是对待人民的残忍。

还有个更痛心的是,因为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严重,不关心群众的疾苦,三河公社有灾不报,发生疾病不设法去解决,也不报告县委请示解决,对此人命关天的大事采取了严重的官僚主义的态度,结果造成三河公社非正常死亡上千人的血的教训,给人民造成了重大的罪恶。

(2)我对自己错误反省的认识

我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他充分地表现,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没有得到根本的改造。从我的错误中,我深刻认识到:

1、我对革命还没有树立忠诚的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在我的工作中,还不是从党和人民利益的原则出发,而是从个人主义的得失出发!在我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发生矛盾时,我不是牺牲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而是牺牲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来维护我个人的利益。

2、我对劳动人民,还没有建立深厚的感情。由于我从小没有受过痛苦,不能亲身体会到劳动人民的痛苦。加之带着个人主义的目的参加革命,没有经过严格的考验,没有树立一颗忠实于劳动人民的红心,因此在工作中,不关心群众的疾苦,甚至破坏了人们的幸福,还不以为错,只顾自己的名誉地位,不管人民的死活,这是我的错误集中点。

3、我对阶级敌人,还没有坚强的仇恨心,在政治上是麻木不仁,在实际工作上,放弃了严重的阶级斗争,以致使敌人乘机破坏,使人民的财产遭受到巨大的损失。

从我的错误上我已认识到在政治品德上,已失掉了一个县委成员和一个共产党员的职责,我诚恳的接受县委对我的处分。

(3)今后改进的方向:

我个人的错误,我决心在县委处分我以后,下到基层和劳动中去锻炼、改造。对于整风工作,我打算:、1、在广大干部和民工中,广泛地宣传贯彻党中央和省、地、县委的政策、指示,全面地开展检讨、总结、分析认识危害性,在提高思想的基础上,对于刮的“共产风”主动解决,有物的退物,无物的赔钱,并订立严格的纪律、制度,彻底制止。

2、在广大干部和民工中,进行全面建设三河的教育,把建设三河电站,当成建设三河公社的一部分,把支援三河建设,当成应尽的职责。纠正过去“破坏三河,建设电站”的错误。今后三河镇搞小型水利工程,我们决定大力从技术力量、物质器材上进行支援,迅速地恢复由于刮共产风而破坏的经济。3、贯彻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勤俭办电站的方针,自己动手搞还建设,并且要以三河电站为中心,帮助公社搞好建设,使三河和电站全面建设,全面发展。

两年来,三河工作落后,我总认为是盛国元同志右倾保守,不执行阶级路线的错误。对他的看法,就没有1958年那样好,把责任推给他,自己作为一个县委成员,躲在一边。现在想起来,内心是惭愧的。看来不是他的问题,而主要是我的问题。因为我是代表县委在这个地区,指导工作,一切问题,应该由我负责。我当众向盛国元同志所受的委屈进行道歉外,我决心在县委领导下,向三河公社党委及全体干部和社员,共同地去挽回这个损失,共同地建设三河。

邱慧轩1960年12月15日

来源:

湖北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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