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0-12-20 作者：[资中县委工作组]
[资中县委工作组]资中县公民区是资（中）威（远）两县接壤的一个区，土质条件除部分地区外一般尚好。全区有11个公社，61个大队，384个生产小队，534个食堂，田70,000亩，现有人口102,732人。公社化后，全区粮食情况一般较好，社员的生活也是较为稳定的，59年全区应完成国家征购任务1700万斤，实际完成1746万斤，超额40万斤，而且全区尚有余粮100余万斤，群众情绪是高涨的。但由于干部中大刮共产风和一直滋长浮垮风、命令风，以及违法乱纪。因此，使今年生产上遭到很大的损失，社员生活安排一直没有稳定下来。据初步统计，从十一月底起开始供应，到明年五月止，需供应粮食40余万斤。由于两年来的灾荒和社员生活安排未落实，劳逸结合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在肿病大量流行时候又没有自始至终的采取积极措施，并且对老小的照顾也极差，造成了全区病人多和死亡多的严重情况。从今年一月至十二月十日截止，共死亡9,753人，占全区现有人口的9.9%。猪只59年存栏为87,000头，目前仅留12,000头。我们认为造成以上严重问题的具体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一平二调，大刮共产风。去年正值秋种期间，区委指示各公社大调劳动力去修猪场、水库和修建大型的千人食堂等不适时宜与非生产性的建设，有些公社又提出全力以赴向附近矿区运送红苕，因此造成这些公社整整两天的时间没有进行生产，不仅如此，而且计有半个月的时间抽出一部分劳动力担负这一运送任务。抽调劳动力的数量也是很大的，仅修水库一项，有的公社即抽出400余人，实际上调出的劳动力，由于疾病，逃跑等原因经常添补，因此，远远超过了此数。而且修水库的人回来的又返回，这样一来，直接参加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就很少了。他们不是因地制宜地抓紧季节来组织生产，而是片面地调用大兵团作战的方法，集中人力、畜力、农具，进行深翻土地，而且时间都在一周以上，留万公社三大队，全队共计600个劳动力，就调出300余个劳动力，用18天的时间为其它队搞深翻，结果该公社各大生产队生产，生活情况几无差别，没有一个是较为先进的大队，在粮食的调配上不是算了账再调，而是只要有粮食就调。如调矿区的红苕，并非上缴国家的任务，只是为了矿区添吃30%的薯类采取了这件大的调拨行动。目前县委正将中央十二条政策在该区所属之留万万、胜利两个公社进行试点，但这种一平二调的错误仍未制止。该区广太公社是今年红苕生产较多的一个先进单位，可是全区现无口粮安排的社队，都集中广太去挑，引起富社的干部和社员的极大的不安，认为存粮等于无粮，有的干部提出不愿再作干部。三块石公社有个小队，红苕被调走后，社员无口粮，小队长因想不通在家睡了两三天不出工，以后由于无口粮，调回8000斤红薯时才出工。无粮的社队在没有红苕吃的情况下，又不能解决一定时间的国粮而表现恐慌。这种不承认差别和一年来的生活安排一直未落实以及目前肿病人多的情况下，不能及时妥善安排生活，因而严重影响社员群众的情绪。猪只的下降也是惊人的，由于一平二调，缺乏饲料和管理不善等原因，不到一年时间就下降32%。
（二）区委在生产领导方面是犯有严重错误的，去年正值小麦播种季节，由于共产风的结果，将大批劳动力调离他用，且迟迟没有下马，加之瘟病流行，疾病与死亡骤然增加，因此直接参加田间劳动的人数很少，依据去年小春播种的时间，整整拖迟了一个月左右，以后虽然抓了进度，但播种质量太差，有的下种后连土都不合拢，种子损失惨重，小春生长期间又缺少管理，因而作物苗株稀疏，穗小而少，造成今年小春减产。更严重的是区委书记？吉起同志，在天旱不下雨时，不是发动群众抗旱保苗，而竟强迫社员把苗尚未生节的苕茅扯来下栽，正当红苕需及时薅草时，区委又布置干田栽种红苕，栽种不久时正天雨连绵，本来可以排水救苗，但区委却硬逼社员把苕田改种晚稻，否则就是犯罪行为，或给带上右倾帽子，这样势必放松了红苕的管理，致使苕草混杂，苕土荒芜，加上虫害，结苕很少。本来今年红苕面积多种5000余亩，但却少收了一千余万斤。如留万公社今年小春，小麦平均亩产112斤，碗豆20斤，胡豆也只41斤。该社今年实种红苕面积8140亩，实际面积只有3416亩，按实收面积平均亩产也只260斤。由于他们一意在言外孤行和强迫命令，社员对种晚稻抵触情绪很大，加上劳动力和肥料缺少，时间拖得过晚，因而晚稻收获也是极少的。日庙公社本不适宜种晚稻，也强迫种上，结果没有收成。仅据留万公社统计，今年全公社大小春比59年减产67%（全区还未有统计数字）。造成这种大面积减产，主要是由于区委某些领导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强迫命令和乱指挥生产的结果。群众极为不满，有的社员反映：“干部害了我们”。特别是落后社队的干部和群众表现了严重的不关心农具：拌桶、秧盆、犁头等到处乱摔乱丢，被整烂不少，栽秧时放田里的秧盆，收谷时仍在田里，但无人过问。
（三）在粮食明显减产的情况下，区委仍然多报大春征购170万斤，由于没有粮食，便以晚稻秋作物的口粮部分来抵。因而严重地影响了社员的生活安排。由于浮垮风和官僚主义结合地发展，把他们的不好形势用算大帐的方法肯定大好形势，所以对粮食情况毫无根据地表示乐观。本来有些公社的红苕减产幅度很大，但区委不相信，他们认为，以每亩栽苕四千窝，每窝按四两计，每亩应产苕一千斤，即使打八折，也可每亩收800斤，这样如此类推的计算，加上工作又不深入，结果今年生活安排一直未能落实下来。今春完成征购后，有不少社员已无口粮，但区委怀疑下面有瞒产行为，拥共公社一个小队抽查复打一亩小麦就收得100斤，便肯定以复收复打的粮食也够安排生活，实际上绝大部分社队复收复打的数量很少，有些小队复打一天只二至三斤，根本不能解决口粮问题，于是有些社队又提出其不意供多少吃多少，或由各队自己安排生活的要求，这样口粮留量减少，加上麦杆制成的代食品——淀粉，由于制作技术的关系，渣多粉少，渗粮不多，吃上拉不下来。他们这种提倡亲自动手试验代食品的官僚主义态度并没有因此事而接受教训，却又用同样的态度提倡用老木头做淀粉，结果仍不能食用：直到五月分大部分社队已经断粮八天，才向县委反映供应了部分粮食。栽种时由于突击加夜班很多，又没代食品，口粮每人平均只吃二至四两，因此，这段时间疾病死亡的情况不断增加。由于今年红苕减产，全区十一月中旬起缺粮的群众逐渐增多，目前已无粮的有30个大队，缺粮二至四个月的28个大队，占80%以上，能自给的3个大队，有些社队区委虽然已经决定供应，但有粮无钱，如新化公社中心大队，十一月中旬就开始供应，本来计划供应红苕30000余斤，但由于无钱购买，只买了20000余斤，××公社二大队因无钱，变卖耕牛买口粮，在没有口粮和无钱购买供应粮的情况下，大部分社员都吃苕种，有的食堂在我们了解期间，即已缺粮十天，有的已停伙六、七天或三、四天不等，食堂只发些菜食或少许的红苕来维持，有些队的社员因无口粮而各自外出寻找生活，社员情绪低落，如三块石公社有些队的社员的小孩饿的哭，老人骂街，年轻的社员低头不语。还有的社员边劳动边哭，双河公社七大队四小队，在没有口粮的情况下，要求拣多少吃多少，所以社员挤在食堂不出工，该队食堂不仅长时间不打扫，而且无橙子，桌子也叠高放起，象不开食的样子。在蔬菜方面，虽然种的比往年多，但并未达到省委的指示的数量，且四秋以来管的差，长得薄，平均每人每天不到一斤菜，油盐的供应也未落实。特别是食油，由于煤油缺少和不能供应，点灯就占去了大部分，其他拌种子，招待干部，以及无钱购买等原因，就无法保证每人每月吃到一两五钱食油的定量。此外，食堂卫生也很差，普通用水洗苕，有些食堂蔬菜洗做也很不干净，绝大部分食堂没有开水喝，劳逸结合也未能贯彻，有些队要加班到深夜，甚至住院的病人还未治愈强要出院。对老小的照顾上，本来食堂定量就很少，但有的还提出，劳动力吃红苕，老小吃菜，经社员讨论大家都不同意，说我们劳动就是为了老小。于是作了老小每天二两米的规定，因为没有粮食也无法实行。该区所以今年以来肿病人不断复发，死亡时有发生，是和全区整个安排方面存在的问题有直接的关系的。
（四）干部作风经过三反以后，有一定的转变，但由于浮垮风，命令风，没有从思想上得到根本解决，一部分干部仍然存在着浮垮虚报的行为，不向党说真话。今年大春征购入库地区委即多报170多斤贸易粮，红苕面积也多报8,000多亩。他们在查实产量的工作中，发现无粮缺粮的社队，不是一面安排生活，一面教育干部，社员核实产量，而是采取以点计面的方法进行推算。如大金坝三大队五个小队有一个苕窖经查多500余斤，于是便按500斤推算全大队现有的粮食数量。其次，干部随便打骂社员，扣饭、处罚等违法乱纪的行为也是非常普遍的。有些公社党委书记亲自带头打破社员的锅达四、五口。大金坝公社党委副书记唐均成去年大战四秋到今年八、九月总共打过50余人，其中二人本来有病，被打后死去。去年四秋中为了迎接检查，搞什么脱衣运动（即将社员的衣服脱下，到水田里劳动，以表现社员的干劲大），至今还作为推动生产的手段。另外，扣罚社员的财物，直到现在还有社员告状要求退还他们的东西。有些干部借口处理小偷小摸，明目张胆地抓捉社员的鸡、鸭、鹅、兔，然后以黑市价格出售，这样一来，大队干部的私锅小灶和大吃大喝曾一度有所发展，这种行为一直到现在都未有停止。如大金坝公社大笠大队社员周目华，因食堂无粮停伙，在地里拣了三、四斤红苕，小队长邱胜禄就将周的四只兔子、二只鸭子捉走。更恶劣的是将周家正煮的一只鸭子也被邱抢走，周母再三哀求希望能留半只，反而被邱打了一个耳光。邱将这些东西拿回去，夥同食堂管理人员私吃了，根据了解，邱还有私灶三个，并有专为包煮饭的炊事员，一年来吃鸭子即达100余只。所以有社员反映：“公社好，公社好，干部鸡鸭干个饱”。大金块公社最近斗争了两个违法乱纪的干部，仅唐志有（治安干部）一人，退出没收社员的东西就有蚊帐7床，衣服5件，兔子25只，鸭子6只，鞋子10双，锅2口，围腰一个，现金8元，还有很多小孩衣服未计算在内。会上社员说：“大金坝的干部打人凶，捉鸭子凶”。30%的社员在会上愤恨的流泪。此外，这个区在大修猪场等建设时，曾三次拆除社员房子，目前社员居住拥挤，有的二三户人一间屋，有的一个院子就住了20余家人。因此，社员普遍反映怕他们的小家鸭被偷窃，有的社员因家里无人看管，出工时还把鸡、鸭带到田里。反映了该区干群关系上是极不正常的。党与群众的关系受到很大的影响，这也是该区所以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以上的问题确实是很严重的，公社区党委不根据本地区的客观条件，不执行上级党委的指示，一平二调大刮共产风，尤其是区委某些领导同志的命令风一直没有克服，所以在领导生产方面不是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而是安于算大账和乱指挥，因此使今年生产遭到很大损失。由于他们严重的浮垮风，把关心群众生活和对国家的负责对立起来，因而长时间以来对社员生活安排不落实。在疾病多和死亡的严重情况下，既不及时向上级反映，又缺少积极的措施，表现他们对群众的疾苦是极不关心的。加之干部作风粗暴，违法乱纪，致使党的政策的贯彻受到极大的阻碍，群众生产积极性受到压抑，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因而造成公社区目前落后的局面。
以上问题，县委除加强区委领导，对生活安排、疾病治疗等方面，采取了一些必要措施外，决定在整社中彻底加以清理和纠正。
1960年12月20日
来源：四川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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