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0-2-19 作者：[待确定]
兹将我这几天了解到通渭县干部和农村整社整党的一些情况，报告如下：
一、在这次反右倾斗争中，从全县公社以上514名党员干部中(此处几字辨认不出)揭发出犯有各种错误并进行了批判斗争的73人，占党员干部总数的14．2％。其中列为重点批判斗争的32人，已定性和初步定(此处几字辨认不出)类份子的10人(计县长1人[已自杀])，科、部长4人，公社(此处几字辨认不出)付书记1人，主任2人，一般干部2人，占党员干部总数1．9(此处几字辨认不出)％，有22名重点份子只作了批判未戴帽子。此外还揭发出阶级异己份子4人，坏份子2人，严重右倾17人，严重个人主义18人。(此处几字辨认不出)一段反右斗争，县委原准备于元月中旬结束即转入第二阶段，现在虽搞出了一些人的问题，但对县委领导核心中存在的严重问题，没有揭开。本届25名县委委员中，没有一个批判对象。上届23名县委委员和19名公社党委书记中(不包括付书记)，连一个有右倾思想的人都没有。是否真的没有问题？不是的，从元月31日县委召开的扩大会议和最近揭发出以县委第一书记席道隆为首的县委领导上，在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上，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如在所有制上实行四级制，以包产小队为核算单位，59年春耕时提出小队种不完的土地由社员谁种谁收。造成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大发展，地、富、反、坏份子破坏活动嚣张，抗拒公购粮入仓，偷盗、私分、瞒产普遍发生。对此严重问题，县委又采取了极端错误的作法，以整社检查团为名，组织大兵团不分贫富逐门逐户进行大搜粮，组织万人斗争大会，把贫下中农和五类份子放在一起进行斗争，造成混乱局面，脱离了群众，逼使群众大量外流、发生疾病和死亡的严重后果。但在前一段反右整风中毫未涉及这些问题。最近机关整风中又陆续揭发出县委常委、监委付书记梁志超、县委委员、公安局长张耀元、县委委员、兵役局长杨珍贵、民政付科长王耀、粮食局长张炳忠、毛纺厂支部书记陈智发等人都有严重问题。为什么领导核心中存在这样严重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呢？主要是，县委几个主要领导成员本身就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们怕运动深入，将自己的错误暴露出来。因此在去年十月县委扩大会议上只解决了以田步雷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问题后，就了草结束了会议，企图将他们的问题遮掩下来，混过关去。
据这几天的初步了解，领导核心中的政治历史情况和在组织上、思想上的不纯也是非常复杂和严重的。全县公社党委书记以上领导骨干147名，有各种政治历史问题的84人，占领导骨干总数的56．11％。其中：有严重问题的23人，占16．64％。25名县委委员和四名后补委员中，有各种政治历史问题的18名，占29人的62％。其中：有重大问题的7名，占29名的24．23％。如县委常委、组织部长蒙之端，45年参加国民党，先后担任伪甲长、付保长、保长、保民代表等职，并有罪恶活动，49年临解放前参加反共团任付团长，至今未作交代。计委付主任闰尚仁，曾参加过三青团、国民党和特务外围组织复兴社。粮食局付局长马同出，曾在1946年8月投敌叛变，将我区政府的情况向敌告密，并带领伪还乡队挖走我区政府存放步枪三支及日用品等物，取得敌人信任后，被调蒋匪保密局情报组徐州站运河组电台工作并参加敌特训练，是一个正牌军统特务，48年淮海战役中被俘，乘机潜入我军后接收入党并任了连长，57年转业到通渭县即被提拔为油脂公司付经理和粮食局付局长职务，59年江苏省新沂县曾两次来信提出意见要捕办，至今不作处理。财政局付局长是一个中统特嫌份子，解放后混入我党。财贸部长郭效萱，家庭地主成份，曾参加过三青团，44年在山西沁原县因破坏我扩军运动，殴打农会主席，被叛刑半年，刑满后继续工作，49年来通渭，58年因和王杰、王定江勾结起来进行反党活动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50年郭包庇他畏罪迁逃的父亲郭莜耧(反共保卫团长、伪专员)，并给安插了工作。付县长王振是个敌党团骨干份子。对这些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而不可信赖的份子不仅不作处理和限制使用，反而提拔重用，放在党的要害部门担任要职。
通渭县领导核心中存在这样严重的问题，长期不能得到解决，主要是被这些不纯份子把持了党的要职，他们利用职权，包庇纵容了一些反革命份子和坏份子。因此，通渭县的问题，不仅是个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问题，根据我们初步了解和分析的情况看，可以肯定有反革命组织在内外勾结起来进行破坏活动。
二、关于整社整党情况：全县共有14个公社，162个生产队、162个支部，3，661名农村党员(支部委员838人)。在整党中揭发出有各种问题的党员436人(支部委员150人，占支委的17．81％)占农村党员总数的12．5％。其中：坚持资本主义道路的127人(支委46人)；思想严重右倾的77名(支委27人)；蜕化变质份子88人(支委35人)；坏份子48人(支委17人)；阶级异己份子22人(支委10人)；严重违法乱纪份子24人(支委6人)；消极落后，躺倒不干的50人(支委9人)。已作组织处理的258人，占58．11％。其中：开除党笈的101人，受到其他党笈处分的157人。揭发出来的这些问题都很严重。有的私分土地，分退牲畜，企图搞垮人民公社，走资本主义道路；有的宰杀耕畜。如襄南公社和(此处一字辨认不出)乐生产队支部委员兼生产小队长魏学功(老上中农)，59年前半年乘自留地之机，给自己分了土地12亩，给富裕中农孔庆吉分土地100亩，耕牛2头。在他的主持下，全队共分给社员农具129件，耕畜30头；城关公社双(此处一字辨认不出)支部党员魏德禄(老上中农)，偷宰社里羊2只，猪1口；店子支部党员李勤功，何秀禄2人偷杀了李家山的耕牛一头。虽在前段揭出了这些问题，但很不彻底，有些重大问题仍还没有揭露出来。如马营支部有9个委员，6人就有严重问题，占66．6％。支部书记付万祥和地、富、反、坏等14人组织了一个反动集团，抗拒劳动，不交公购粮，煽动人口外流。吉川公社沟岔支部，5个支部委员都有问题。支委、大队长王兴华是混入党内的坏分子，捆绑群众7人，偷走社里羊1只，蜂两窝。付队长苟智忠(老上中农)，不交公购粮，最近偷杀羊2只，正月初三带上孩子外流，10号回来就闹粮；金城大队支部委员段秀英(女)和党员牛建吉在元月25日带领两名社员，手持镣刀拦路抢人，支委胡永珍(大队长，解放前给地主当过管家)，经常与富裕中农勾搭，偷杀社里猪羊各2只。
基层干部中的不纯情况也是十分严重的。全县共有小队长以上基层干部5，243人，整社中揭发出有各种问题的255人，占4．8％。其中：坚持资本主义道路的178人，坏分子41人，阶级异己分子6人，蜕化变质分子30人(在5，243人中，有党员干部2，143人，有各种问题的165人，占7．6％。其中：坚持资本主义道路的107人，坏分子24人，阶级异己分子4人，蜕化变质分子30人)。但这次通渭问题发生后，在基层干部中，又暴露出不少问题。有些是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混入基层干部队伍，为非作歹，进行破坏活动。如义岗公社寺子大队干部(此处一字辨认不出)成亦，1957年混入我党，曾参加三青团，任过伪保长，有罪恶活动，1958年和段保吉主谋活动保释伪镇长，大恶震董本斋，在该队以组织10姑娘生产队为名，奸淫妇女，随意拿用队里粮食，大吃大喝，据人检举，去年腊月偷去队里粮食200多斤，派到吉娃背到他家，怕问题暴露，即将刘吉娃殴打后致死，后和县公安局治安付股长梁宏(共青团员)给县上写报告，将偷粮罪恶全推于刘吉娃身上。该犯并经常在社员中散布反动言论，进行破坏，在干部和群众中到处造谣说：“要搞垮，就要从人身上下手”，“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要人少”，“苏联建设社会主义死了那么多的人，中国也要死很多人”等(已逮捕)。襄南公社三河生产队长刘维忠(党员，富裕中农)，有什么事情都先给富裕中农说和商量，曾将一个新下中农70多岁的老太太打了一顿，甚至有的社员家里死了人，也不去过问。榜罗公社南坡团支书李登荣，把救济病人的14斤大米，私自公配给干部12斤，双峰队支部书记范有明，队长范茂元和会计郭自杰三人办了一个灶，把拨给供应外流人的食粮大米50斤，面粉90斤，莜麦200多斤，留在队上大吃大喝，根据了解，凡是小队长以上干部团粮食、疾病死亡的很少。我见过的都是红光满面，与众大有不同。
从通渭县现有领导核心和基层干部的政治情况看，问题是很严重的。该县历年来在镇反、审干、肃反、反右派斗争、整社、整(此处一字辨认不出)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都搞的不彻底，五类份子没有从干部队伍中和党内清查出去，仍然进行着隐蔽活动，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他们就乘机进行大肆破坏，现在敌人已露出水面。这次必须乘此机会，由内到外，内外结合彻底进行清查，狠狠打击，否则通渭县的面貌不会改变。本月20日继续召开县委扩大会议，除各公社党委书记，县级党员科部长参加外，对问题严重的一些党员负责干部，有意识的吸收他们参加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采取先鸣放，然后揭发批判，由两条道路斗争到敌我斗争，内外结合上下结合，彻底挖深搞透，对涉及到政治上的突出严重问题，查有依据的即行捕办。农村在安排好生活的基础上，深入发动群众检举坏人坏事，打击一批地、富、反、坏份子。保卫三个万岁，掀起大生产大抗旱运动。
具体作法待秉祥同志来后再研究。
李坤润1960年2月19日
甘肃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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