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0-3-28 作者：[待确定]
彭县荥阳公社三管区180多个饲养员中，有95个饲养员都克扣了猪饲料。四管区饲养员周国金，他领了790斤精饲料就偷了120斤。八管区饲养员肖绍明等（都是上中农）领了三千多斤精饲料就偷了八百多斤。（三）私自大量宰杀，仅三、五管区八个分队就私杀了大小猪50多只，五管区生产队长胡茂林、钟成松（均是老上中农）私宰了10只。（四）饲养管理不善。
第三、饲养分散，管理不好。三管区1101只猪中，分散为92处，平均每处12只。其他管理区养猪场，每场也只有14、15只左右。这样，不仅饲养效率低（全管区每个饲养员平均仅喂8.2只），不便进行科学饲养管理，而且不便督促检查。
第四、饲料问题没有很好解决。有些生产队没有确定饲料基地，有的确定了也未种好。去年秋收时，可作饲料的红苕藤也未收藏起来。
第五、对饲养员缺乏政治思想教育，未认真贯彻奖惩制度。如四管区贫农饲养员黄国玉、涂万贞两人（均系团员）经常喂20多只猪，从未死过一只，并且专门负责消灭本队和外队的三类猪，有许多先进事迹和经验在本管区饲养员中也没有大力宣传推广。
3．社员生活安排不好，公共食堂存在的问题很多。从该社59年增产情况和国家征购任务来看，除了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外，可以保证社员有足够的口粮。全社59年粮食总产量2495万斤，除去国家征购、工业用粮、饲料、种子、其它用粮等1887万斤外，还有粮食608万斤。按全社农村人口12877人计算，平均每人尚有粮食480斤。但在去年秋后，有的管区就开始闹缺粮，至今年一月各管区普遍缺粮，谷种、玉米种、洋芋种、红苕种被大量吃用，有的食堂曾一度停伙，有的食堂曾五、六天全吃青菜。在此情况下，国家供应了口粮75万斤大米后，又供给了各种种子48万斤，把社员生活每人每天按六两大米计算安排到子五月底（现增至12两原粮）。但由于部分生产队领导权掌握在富裕农民手里和部分食堂主任、保管、会计、炊事员是富裕农民和少数地富分子，他们互相结合，采用贪污、克扣、多吃多用粮食。这样实际到社员嘴里就没有六两了。据三、七等五个管区24个食堂的了解，有12个食堂只能吃到五两多一点，加之吃菜不到二斤，社员反映吃不饱。八管区食堂主任郑循跃等十三人利用职权，克扣多吃，三月初一次打牙祭，做了100斤素元子，社员八百余人吃五十余斤，他们十三人就留了五十多斤，吃了两顿未吃完，郑的老婆又拿回家去吃，还卖了一些。社员反映：“我们定量，干部不定量。”现在尚有11个食堂不仅蔬菜少，设备差，而且清洁卫生不好，蔬菜上的粪土、天虫灰未洗净就下锅，社员意见很多，严重的影响着社员的身体健康和劳动热情。
4，社员疾病、死亡较多。据三月十六日七个管区的统计，有病人923人，其中水肿病432人。死亡也相当严重，据三、六、七等四个管区统计，从去年12月到现在又死亡432人。生病和死亡的特点是男的多，女的少，青壮年多，老幼少，主劳多，附劳少，严重的影响了农业出工。最严重的三管区八分队359人中，生病的102人，占总人口的26%，死亡了42人。目前每天只有20余人在田间劳动。
5，贪污盗窃，隐瞒私分非常普遍。据了解全社38个生产小队中，有隐瞒私分的队达28个，据三、五、六、七四个管区87个干部中，盗窃私分的达57人，占65%。如七管区四分队以原管区支部书记廖洪喜（贫农）为首，伙同队长龙潭乐（新上），付队长杨定福（老上），食堂主任李宗伯（老上），不仅隐瞒洋芋面积20亩，还私分了黄谷一万多斤（酒谷三千多斤，饭谷六千多斤），66户社员平均每户分了20斤，他们四人每人分达100多斤，他们还私杀了生猪10只，私吃食堂喂的鸡、鸭20余只。今年私分和偷吃洋芋种、谷种、红苕种、猪饲料更是普遍，仅三管区四分队二月份就分吃了洋芋种一万多斤，八管区一分队三月七日红苕种就被偷一千多斤。
6，搞倒退活动。去年六月至十月期间，公散食堂，下放三类猪给社员私人喂养，社员自留地有些未收回。去年六月公社党委书记谌良平在七管区召开的生产现场会（支书、队长参加）上说：“食堂大了，人多菜不香，人少油多菜也香，一定要把食堂划小。”有些支部书记思想不良，坚决反对，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曾广孝就说公社党委的意见要坚决执行。结果大多数管区食堂划小，全社由60个食堂划小为107个。同时下放三类猪138只给社员私人喂养。社员自留地各管区都有。如七管区358户中有350户，有自留地，一般都有二、三分（包括屋前屋后，田边地角），自留地一般又是干部多，社员少，富裕农民多，贫农、下中农少。如三管区二分队84户社员中，有自留地22.5亩（包括屋前屋后，田边地角），平均每户有自留地二分五厘。而24户上中农中，就占有自留地9亩，平均每户3分8厘。60户贫农下中农有自留地13.5亩，平均每户2分2厘。八个干部中有自留地3.5亩，平均每户4分8厘。自留地所以存在这样多的原因，主要是宣布收回后，各生产队没有及时组织种植，特别是大量的田坎和零散土地大部分都没种上，在见缝插针的号召下，社员就自动种上了。其次是公社党委中，部分成员对执行省委关于自留地的政策不坚决，甚至还支持社员发展自留地。如去年五月端阳，公社党委在七管区召开的生产现场会上，公社党委书记谌良平说：“你们种不好不如分给社员私人种。”并表扬自留地多（六分多）的刘继兴（新上）种的好。因此七管区几天就发展起来了。再次，是有些干部自己保留的地也多，对收回自留地不积极，比如三管区一、四分队干部都多，他们只在会上宣布了一下就算了。从最近情况来看，自留地已给公社生产带来了很大的危害：一是影响社员积极出工，为了搞自留地晚出工，早收工。据三、四管区13个分队了解，九点钟出工的5个队，十点出工的4个队。有的社员甚至看干部不在就回去搞自留地。三管区周万兴等三个饲养员只喂了19只猪，由于部分时间忙于搞自留地，饲养马虎，把猪草切得三寸长，全喂成三类猪。自留地种的多受过公社党委书记谌良平表扬的刘继兴半年多未出工，社员反映“吃公社的饭干私人的活。”二是分散了公社的优质肥料，好粪水都淋到自留地去了，三管区719户社员中，有504户社员全年的尿水全年都淋到自留地。有的甚至还偷公社的粪。三是影响食堂的巩固。四管区二分队由于社员私菜多，80%的社员都把饭带回家去吃。四是增加了社员私有观念，发展了资本主义。三管区八分队社员刘长友（老上）有六分自留地，忙不过来就偷公社的牛来犁。他种的菜特别好，今年种的700根窝笋卖黑市每根一角（已卖大部分），可值70元，出工很不积极。五是在疾病流行的地区，影响了对水肿病的治疗。据七管区医疗站反映：水肿病怕凉，怕吹风，有的病人在住院中晚上偷偷的跑回去搞自留地，致使病情加重，甚至治好的也复发。
7，阶级敌人乘机破坏，五类分子气焰嚣张。七管区地主刘阳乐最近偷猪饲料20斤，种籽80斤。八管区富农邱长富3月20日公开在有干部在的群众面前煽动说：“小社时还可以，一年大小人都有500多斤口粮。一年喂上三只猪还要奖励15斤肉，粪水还要算投资，还要分到现金。公社化一年不如一年，去年吃干饭，今年只吃几两米菜稀饭，饭不吃饱怎样做活路嘛！”
8，社员生产情绪低落。由于生产落后，部分食堂办得不好，疾病死亡严重，加之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薄弱，社员思想非常混乱。五管区一分队队长辛成海（下中农、党员）说：“我越看越想越感到没有搞头。今年菜子一坝一坝的死，麦子也不如去年，今年吃六两，明年更成问题。我们队100多人吃饭，病的病，死的死，全靠我们20几个劳动力承担，我们还不知道那天死。”不少社员说：“七个月没有发工资了（春节时每个社员借支了一元钱），劳动起来也没劲！”目前出工率很低。据五管区一分队调查：全队评级人口165人中，除去后勤人员83人外，实际出工田间劳动的62人，占39%，3月21日为64人，占40%，3月22日为65人，占41%。劳动效率也不高，如五管区五食堂170多个人，出农业工16人，两天仅点了1.7亩玉米，平均每人还不到一厘。
上述问题是严重的。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正如省党代会第三次会议报告中所分析的主要是领导干部有问题。该社和绝大部分的管区、生产队的领导权掌握在老上中农和新上中农手里。公社党委13个委员中，就有9个新老上中农（老上6个），一个贫农，其他3人，一个是彭二中校长，一个休养的老红军干部，一个仓库主任。二个书记都是上中农（老上二），十三个公社专职干部中（包括书记）新老上中农9人。七个农村管区支部书记中，有4个上中农（老上3）。58个生产队长中有32个新老上中农，占55%。二管区九个干部中，有上中农五人，伪职员一个，破产地主一人，游民一人。甚至还有受了处分的干部和右派继续掌握领导权。如原镇长钟荣富（右派）公社党委还派他去七管区负责，他到七管区后不好好工作，竟和支书廖洪喜大吃大喝，把七管区整垮后，又把他调到二管区，在二管区又出了许多问题，不仅没有受到处分，相反又调五管区到处向社员作报告，掌握食堂和调工权，支书走后并指定他负主要责任。
由于领导权掌握在富裕农民手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增产措施得不到贯彻，对国家利益和群众生活漠不关心。这些人中：有的坚持资产阶级立场，代表富裕农民意见，对社会主义和人民公社不满，对资本主义（下缺）
来源：四川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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