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0-4-18 作者：[待确定]
[张大发《金桥路漫》按：这份《关于通渭问题的报告》和后面的附件四，署名是中共通渭县委，实际上可能是省、地委工作组或在其授意指导下炮制的。但无论如何，还是反映了一些当时的真实情况。所以我们附在这里，主要是一方面让读者或研究者通过它了解当时的灾难以及形成的原因，一方面为本书各章节所记内容作个注脚。抄录时对无关重要的部分内容作了删略，特此说明。]
通渭问题极端严重，损失极大，教训沉痛。主要是由于以原县委第一书记席道隆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和坏分子反革命分子，把持窃夺了从县委到支部，从党内到党外，从上到下的领导权，全县各个角落布满了他们的人，形成了一个反动组织体系，因而就敢胡作非为，残害群众，进行犯罪活动。自五七年以来，他们背离党的方针，政策，制定了“统一领导，分队生产，统一积累，安队分红”地反动规定，把329个初级社变为644个分配单位。公社化以后，他们进一步勾结起来，公开反对三个万岁，尤其竭力反对人民公社，制定了四级核算，以小队为基础，牲口分槽喂养，种籽分散到户，土地谁种谁受，按土地报酬。解散食堂，生产生活大包干等233条复辟资本主义的政策。席道隆狂妄地说：为什么只许前人立法，不许后人立法。在干部中吹嘘他拟的四张布告是通渭的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在通渭的具体化，要每个干部背诵、考试，谁若违背，就扣上右派、反党、右倾机会主义等大帽子，打击报复。因而致使全县1195个生产小队变为核算单位，六万头牲口和大型农具分到户；荒芜土地36万亩；解散了2876个食堂，1325个托儿所，1025个幼儿园，369个敬老院；富裕中农大量抢种土地。襄南公社魏家岖[同音顶替字]队[小队，死人极为严重。见附件五］，孔俊基一户抢种100亩，五八、五九两年没有进行分配，使社员生活处于贫困境地[“两年没有分配”！何止“贫困！” 张大发《金桥路漫》按]。
他们纵容、包庇、重用地富反坏分子。席道隆一再强调，通渭镇反彻底，五类分子破坏活动没有了，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手段，在各个系统安插了130名反坏分子和政治上不可信赖的分子把持了各级领导权，公社主任以上领导骨干中安插有各种政治历史问题的89人，占各级干部152人的58.5％，其中有敌伪党、团、军、政、警、宪骨干、特务、—贯道头子、投降叛变分子等24人，占15.2％，26名县委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各种政治历史问题的19名，占63.5％。……[下面一段涉及包括被法办的17人在内的一些人的历史问题，有的问题明显是“欲加之罪”，故略--张大发《金桥路漫》按]
他们对待劳动人民非常仇视，说什么“建设社会主义就要死人，苏联集体化时死了70％”。“刀子要快，心要狠”，“死几个人算什么？只不过少几个吃饭虫”。声称“要剥活人皮。打死群众沤绿肥，炼动物油”，“宁叫死人堆成山，不叫粮食少斤两”。因而他们无法无天，在全县组织了千人团，万人斗争大会，用威胁、推撞、停膳、殴打、捆绑、悬吊、上刑、劳教、罚款、扣押等手段，打击陷害好干部，“整”群众，斗争了2743人，其中贫下中农1130人，劳教了1637人，其中贫下中农537人，集中13000多人游行40天，并进行大搜查，翻箱倒柜。根据陇阳公社237户的调查，搜去粮食43000斤，面粉300斤，白洋272元，布3丈，还有铜铁等，连女人的针线包都翻了。他们专有打人的铁棒、马刀、绳子等刑具，非法活动，摧残群众。如公社党委书记张必闻直接打死8人，副书记李生俊亲自主持撞打，致死12人。专区下放到新景公社劳动锻炼的干部岳振欧一夜打伤4人（其中死亡一人）。席道隆称赞这些人是“有钢”的人，有“政治头脑”的人，是“红色干部”。席道隆还说什么“富裕中农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是从贫下中农中分化出来的敌人，有些人虽是贫下中农，但受富裕中农的影响或有隐瞒偷盗行为者，可以当作打击对象。”因而对富裕中农制定了“彻底清算，加倍处罚，扫地出门”的政策，实行严厉镇压，无情打击[注意下文对富裕中农的政策]。
以席道隆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特点是：在政治上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反革命破坏活动，在组织上是宗派主义，手段上是违法乱纪。因而造成了群众的浮肿、瘦弱、疾病蔓延、人口外流和人身死亡，牲口死亡达15000多头，羊25000只，猪2万多只，生产处于停顿，思想处于混乱，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学校关门，公社工厂倒闭，农村资本主义泛滥，五类分子破坏活动嚣张。新景公社张家山生产队地主分子张振甲和伪镇长张子和等宰杀耕牛三头，猪一口，羊8只，抢劫国家粮库粮食850斤，洋芋籽2000斤，面粉50斤，还说：“蒋介石来了都是我们的。”
今年二月上旬，省地委发现这一问题后，立即派了省委书记王秉祥、组织部长李坤润、地委第一书记窦明海等同志，率领300多名干部，组成工作组，分赴各地，采取先按后整的方法，首先安排生活医治疾病，制止人口外流和死亡，在群众思想基本稳定的基础上，县、社两级先后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自上而下的改组领导，自下而上的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反右整风运动，彻底揭发了以席道隆为首的坏人坏事，并揭发出有各种错误的干部152人，占全县公社以上946名干部的16％，其中县级5人，全部烂了，公社主任以上处级领导干部71人，占同级794人的9％。另外又揭发出生产队干部81人，占同级684人的11.8％。现已经根据省委指示精神，具体作了处理：1、对混人党内的基层干部中的地富反坏分子，在发动群众，彻底揭发，斗深斗透的基础上，经省、地委批准，逮扑[捕]法办了席道隆等62人（其中县委书记3人，科部长8人，公社党委书记主任17人，一般干部14人，生产队干部20人），交社监督劳动改造的5人，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下放劳动的4人。2、违法乱纪，强迫命令的64人中，偶尔打骂群众，情节较轻，承认错误的32人，进行批评教育，免于处分；打伤或多次打人，情节较重的7人，给予党纪处分。3、对犯有严重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分子14人，经斗深斗透，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一律下放劳动改造。4、对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右倾思想的40人，经过深刻检讨，严格批判，认识错误，提高思想，继续工作，对不适宜现任职务的2人进行调整。5、对55个地富反坏分子掌权操纵的23个支部，经发动群众，彻底揭发，全部改组。现已建立起以贫下中农为优势的领导核心，这就挖掉了通渭的病根子，真相大白，人心大快，人人喜笑颜开，个个拍手欢迎，说是“第二次解放，重新翻身”。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经过这场斗争的考验，已放手选拔了一批历史清楚，政治可靠，立场坚定，思想品质好，能联系群众的优秀干部，配备了公社主任以上领导骨干94人，县社新的领导核心已经形成，干部作风大转变，群众普遍反映：“毛主席的土改干部又来了。”同时纠正了原来以“四级核算，小队为基础”为“三级核算，生产队为基础”，由原来169个高级社建立的161个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1195个小队为承包单位[此段叙述似不清楚--张大发《金桥路漫》按]，各项制度已经或正在建立健全，55个核算单位已分配结束，春耕生产已超额完成，全县办起农村公共食堂2655个，上食堂吃饭的39385户，占总户数的89.5％，175744人，占总人口的83.6％[照此比例计算，时总人口为210220人，比1958年减少69670人。而这两年还有出生的。可见1960年人口减少在8万人左右，除了逃亡和正常死亡的，其余是否全属非正常死亡，即饿死或被整死、打死的？--张大发《金桥路漫》按]。
从以上事实中，我们应吸取如下几条教训[下面额其要择录--张大发《金桥路漫》按]：
1、在社会主义建成的整个过渡时期内，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斗争始终是主要矛盾，而且是复杂的、尖锐的。在他们的问题被揭发后，有人还提出“保卫县委，保卫席书记”，说“给工作组反映死人情况是拆县委的台”[这正是前面写到的被法办了的李腾霄的话。从这里不难看出当时县委和部分中层干部对“通渭问题”的封锁--张大发《金桥路漫》按]。事实证明，当前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尖锐的，你死我活的，任何时候不能忽视，—定要保持高度的政治警惕性。
2、政治上、思想上两条道路的斗争，在通渭表现得更为激烈。碧玉公社党委书记李廷杰，在碧玉、石滩亲自主持食堂解散，牲口农具分到户，土地分给社员。常河公社团结生产队支部书记朱海福将全队159头牲口分给社员搞单干。富裕中农刘玉芳对席道隆给食堂定下的“浪费大，不方便，吃不上热饭，不近乎人情”等四大罪状拍手称赞。因此必须政治挂帅，对富裕中农冒尖人物坚决挖深，批透，斗细[这同席道隆对富裕中农采取的政策有多大区别？]，搞臭资本主义道路，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
3、干部中的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相当普遍，他们想的只是个人得失，对革命缺乏责任感。通渭问题为什么早没人反映。他们有些是觉悟不高；有些是为达到个人目的故作镇静，粉饰太平，为取得席道隆的重用有意封锁消息，甚至同流合污；有的是怕戴帽子，怕打击报复，敢怒不敢言。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郭德赢家里死了3人，仍不敢反映，这实际上是一种右倾思想。因此必须吸取沉痛教训教育全党全体干部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加强党性锻炼和思想改造，树立敢于坚持真理的共产主义高尚品格，坚定不移地相信群众，走群众路线，统一思想，搞好工作。总之，目前情况有了根本改变，正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是我们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因此，须加强领导，以社会主义精神充分发动群众，坚决“除恶务尽”，彻底改造改组领导，彻底消除席道隆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影响，对富裕中农冒尖人物深挖、批透、斗细，严厉打击五类分子和一切现行反革命分子，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大鼓革命干劲，大搞群众运动，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做好分配，搞好三反，办好食堂，安排好社员生活，从而掀起生产高潮，保证继续大跃进[上面这段分析看上去有情有理，有理有据，但实际上是欲盖弥彰，耍尽了政治手段，目的无非是要推卸责任，为其找替罪羊--张大发《金桥路漫》按]。
中共通渭县委1960年4月18日
甘肃省某档案馆
Copyright (C) 2024 Marxist-Leninist-Maoist.
Permission is granted to copy, distribute and/or modify this documen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 Version 1.3 or any later version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with no Invariant Sections, no Front-Cover Texts, and no Back-Cover Texts. A copy of the license is included in the section entitled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