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1-1-22 作者：[待确定]
我和张风伍、黄流等同志，于一月十二日至十八日到江津、江北、合川等县着重检查了整风整社的情况，又听了崔大田、梅端同志对永川、荣昌两县整社情况的口头汇报，现将对这五个县的县、区、公社三级党委整风整社指导思想的检查情况专题报告如下：
根据主席对这次整风整社“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的指示，江津区的整风整社运动中，既要坚决彻底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又要坚决彻底纠正在所有制问题上的右倾倒退错误。（这是属于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关于民主革命不彻底，落后社特别严重。江津专区第一批整社一百五十五个，其中有落后社一百二十三个。在这二百二十三个落后社中，公社一级领导被坏人篡夺领导权的有五十二个，被坏人掌握利用的有四个，合计五十六个，占落后社的百分之四十五点六。从管理区一级看，全专区第一批整社的落后管理区共七百七十九个，其中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的有一百二十五个，主要领导干部蜕化变质的一百九十一个，被坏人拉拢利用的八十三个。三种合计三百九十九个，占落后管理区百分之五十二点二。至于右倾倒退则相当普遍。江津县委估计，全县符合三级所有、以管理区为基础的现阶段人民公社根本制度的占百分之十，作业组“四固定”、完全形成了一级的占百分之十，实行部分固定、正向固定一级的方向发展的占百分之八十。走倒退方向的占百分之九十，张风伍同志认为江津县的估计可以代表全专区的情况。关于共产风和其他歪风问题，被坏人篡夺领导权的地区，实质上是借“共产风”之名行国民党之实。未被坏人掌握领导权的地区，好人作了蠢事， “共产风”和其他歪风，也程度不同的存在，必须坚决纠正彻底克服。
根据以上的基本情况的分析，就给江津专区各级党组织明确地提出了这次整风整社的基本任务和具体要求。对此各县绝大多数县委书记已经明确或是基本明确了。但是也还有个认识过程。开始，绝大部分同志认为这次整风整社只是宣传贯彻执行中央的紧急指示信纠正“共产风”、整顿干部作风、建立健全组织制度，还没有认识到这次整风整社必须解决民主革命不彻底和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经过中央、主席和省委的不断指示和公社中揭发的实际材料，才逐渐认识到进行民主革命补课、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坚决纠正右倾倒退、切实纠正“五风”的重大意义和目的。如果不采取革命的行动，坚决打击阶级敌人，夺取领导权，和坚决地纠正右倾倒退的错误，同时坚决纠正“五风”，那对巩固人民公社、发展生产都是十分不利的。但在认识的深刻程度上有所不同，对待整风整社的态度，坚决程度也有不同。
从这五个县的二十八个县委书记（蔡国芳同志未统计在内）来看，可分为三种情况：第一、（即属于第六种人）具有坚强的阶级观点、明确的政策观点、能够了解情况掌握政策的有十五人，占百分之五十三点六。如江津县委第一书记凌文远同志，对于两个革命、纠正“五风”认识上均明确，态度也坚决，并积极地在摸索经验。第二、（即属于第五种人）阶级观点、政策观点大体明确，但对待某些重大问题的认识不够清楚，情况下大了解，掌握政策较差有十人，占百分之三十五点七。如江北县委书记张复志阶级观点还比较明确，虽然也了解一些情况，但政策水平低，缺少办法，挂不起帅，可是他又觉得自己资格老，背有一定包袱。第三、（即属于第四种人）有严重的官僚主义共三人，占百分之一十点七。如江北县委农业书记翁兴义同志（地委原先排为第三种人，后县委排为第四种人），江北县委所发的一些右倾倒退的文件，他都负有直接的责任，阶级观点模糊，官僚主义严重，不了解下情，怕负责，现在表示有决心改正错误。
以上五个县县委书记的排队，江北、合川两县曾与省委工作团一些负责同志及各该县第一书记研究过；江津、荣昌两县是按县委的意见排的；永川县是参照崔大田同志汇报排的。这次排队与地委原先排的是有不少出入，如永川县县书七人中，地委原排第六种人为六人，第五种为一人，李青同志竟将他自己排为第六种。现在经过研究应该是第六种三人，第五种三人，第四种一人（李青）。江北县委书记五人中，地委原排第六种二人，第五种二人，第三种一人，现在排的是第六种二人，第五种一人，第四种二人。我们认为对县委书记排队必须作到准确。
从这五个县的领导核心来看，江津县委较好。问题最大的是江北和合川，这两个县均未形成领导核心。
从五个县的六十三个区委书记的排队来看：属于观点明确、情况清楚的第六种干部有十三人，占百分之二十四点六；属于工作和贯彻政策上基本是好的，但观点不大明确，情况不大清楚的第五种干部有二十九人，占百分之五十四点七；属于官僚主义相当严重的第四种干部有五人，占百分之九点四，例如合川县利泽区区委书记李永强，贫农成份，在工作中情况不清，观点不明，在这次整风整社中，不顾实际情况，强调本区没有“四固定”的作业组，纠正右倾倒退不坚决，对落后社所出现的坏人坏事，感觉迟钝，反映不出情况，对民主革命补课认识差，执行不坚决；属于死官僚主义份子的第三种有六人，占百分之一十一点三。例如合川渭溪区区委书记张正先，中农成份（解放前当任过伪自卫队班长），一贯虚报浮夸、弄虚作假。全区五个公社，据检查有两个落后社，三个二类社，但他把一个落后社和一个二类社报成先进社；整社开始时，他报全区有生猪三万多头，但实际只有二万多头；桑花公社去年死了二百四十多人，从未向县委报告过，该区去年曾发生拦路抢劫案件，县委要他去查明实报，但他却不承认曾发生过这种案件。从这个排队中可以看出，区委书记的队伍也是不整齐的，其中五、六种人虽然占了百分之七十九点三，但其中大部分属于第五种人，应该对他们不断教育提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还有相当数量的第四、第三种人，这两种人占了百分之二十点七。对第四种人要严肃的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帮助他们克服严重的官僚主义；对第三种人，也要帮助他们改变过来，把死官僚主义变为活官僚主义，当然，是否能变，还要取决于他们的自我改造。
五个县共有公社一级的指挥员一百六十九人。这是经过了这一段整风整社工作的实际考验，培养训练，并作了挑选审查，重新配备的队伍。从目前重新调整后的队伍来看：对整风整社的目的意义认识明确，政策观点和阶级观点是清楚的有一百一十二人，占百分之六十六点三；基本明确的有四十五人，占百分之二十六点六；不大明确的有十二人，占百分之七点一。从这个排队来看，虽然改变了过去队伍不纯的情况，但阶级观点和政策思想水平仍然是不够整齐的，特别是其中有相当一部份人缺乏农村工作的实际经验，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帮助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学习和提高。
以上是各县自己的排队材料，但据我们了解，这些排队是不够准确的。某些县委书记、区委书记以及公社指挥员同志，无论在领导思想和工作作风上仍然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首先，从县委书记来看，有的并不是第六种人，但排到第六种人中去了，如永川县委第一书记李青同志，他自认为属第六种干部，但指导思想很不明确，这表现在如下几方面，一是阶级观点不明确，对坏人坏事打击不力，如永川复兴公社原党委书记熊帮勋，现已判明是地主份子，有人命一条，平常对待社员群众极端残暴，群众说“熊书记工作不做，吊打群众不管死活，和国民党乡长差不多，到处抓拿骗吃数第一个”，对待这样的阶级异己份子早就应该交群众斗了，但目前仍让他住在县委医院里（据说不是重病）；又如县委下放至水碾公社的党委书记叶万麒（县农水局长）是个一贯违法乱纪的坏分子，叶在去年九月在该社柏林管区生产队长会议上，曾经作过两条决定：一，凡干部有瞒产私分的一律迁移到别的管区；二，凡社员有小偷小摸的也一律迁移到别的管区。会后，作出迁移六十户人的规划。这个公社在叶的主持下，被搜查的社员占全社总户数的百分之六十，贫农宪德成被搜查过十次，被吊、打、捆、绑的四十八人，被扣饭的七十六户。在搜查中共没收粮食二万三千七百斤，没收社员人民币四十二元，布票九丈二尺，还有衣服、被盖、鸡、鸭、羊、兔等东西，贫农社员熊文炳说：“国民党年间处处是棒客，现在我们好比国民党时惨遭横祸……”当时，叶任县委工作组组长，这个组有十五个干部，其中有十三个干部亲自打人、罚款、抄家，叶亲自吊打过七人，其中最凶的五人，还被评为“五好干部”。最严重的是叶在县上学习了中央紧急指示十二条后，假借十二条中的第九条必须安排好生活为名，打电话叫公社党委副书记大搞反瞒产私分，该社副书记招集食堂管理员以上干部一百二十人，限令不报出一千斤红苕者不能过关，其中有三十三人未过关，整整施加了一夜的肉刑，其中有个管理员被脱光了衣服，颈上吊了两扇石磨，罚站在桌棆上，对这种惨不忍睹的酷刑，叶看到不但不加制止，第二天还罚这三十三人劳役一天，扣饭两顿（只给了一顿饭吃）象叶万麒这样的民愤大的祸首，县委不但没有及时惩办，在开始整社时，还当了整风整社的指挥员，现在虽然停职了，但并没有撤职交群众斗争。这反映了以李青同志为首的永川县委模糊的阶级观点。反映李青同志指导思想模糊的另一个方面是政策思想极不明确，这突出的表现在一九六○年的三、六、九、十二等个月曾经先后布置过四次全县性的反瞒产私分，造成了农村严重混乱，下边严重的违法乱纪是与李青同志这种错误的作法分不开的。此外，李青同志在作风上也极不深入，整风整社中他负责一个重点社，但元月分上半月只去过重点社一次，共一天多；整风整社在公社社员代表大会后已经进行了半个月，在元月十六日的区书会议上，应该着重检查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发动贫农、下中农的经验教训，但李青同志却布置什么：“第一类管区抓薄弱环节（？）；第二类管区抓落后面（？）；第三类管区抓民主革命（？）”，布置得这样“笼统含糊”，说明他并没有掌握运动的发展情况，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来提高到会同志。从以上几件事情来看，李青同志是没有具备第六种干部的条件的，相反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但他也被排在六种人之例，这说明排队是不够准确的。
其次，从公社一级指挥员来看：有的作风极不深入，永川来苏区区委书记王春海在王坪公社当指挥员，搞了一个多月，还不知道有多少积极分子；有的在关键问题上也不调查研究，道听途说，乱作决定。一月十六日的区书会议上，他汇报情况时仍然重复前十多天会议上所谈过的情况。荣昌县荣龙公社指挥员魏金伦（县财贸部副部长）连社员马朝熊解放前雇多少长工，剥削量有多大都未弄清楚，就把马朝熊决定为“富农”成份。有的指挥员在整风整社中仍不能坚持“四同”，特别是在同吃和同商量两个方面，如永川临江公社的指挥员王子文（县文教局长）他所住的食堂搞得很糟，不加正顿却常到商店去买牛肉干、鸭子等特殊商品吃，影响很坏。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公社指挥员队伍中仍然有不少问题，而且有些问题还很严重。必须在整风整社运动中不断加以考验和正顿。
以上所发现的问题，已在检查各县工作中，对有关县委及时提出，要他们迅速解决，并在地委十九日晚上召开的电话会上作了发言，对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勇于解决问题的同志作了鼓励，对严重官僚主义的永川县委负责同志作了严肃的批评。为了加强对整风整社运动的领导，请示志高同志后，经过和张守愚、张风伍同志研究，已将从西南局计委、经委抽来参加整风整社工作团的六十余人加派到江北、江津、合川三县（计委三十七人到江北县，经委二十三人到江津县，另有三个同志未到，如到后即去合川），以增强这三个县的整风整社力量。对永川、荣昌两县则请地委加强领导。
以上报告如有不妥之处，请省委指正。
刘文珍一九六一年一月廿二日
来源：四川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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