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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摘录)

日期:1961-2-1 作者: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陈振亚

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振亚

[县委书记]赵玉书到府城公社长塘生产队,拣一块长势好的黄豆单收单打,并以此为标准来确定全县亩产,推算总产,再往下套定征购任务,谁要不依,就是“右倾”。

面积报大了,产量估高了,不仅不向上承认错误,进行纠正,相反,用层层下压的办法硬购过头粮。1959年冬到1960年春,全县正当缺粮、疫病、外流、死亡严重的时候,还错误地认为没有粮食是思想问题,不是实际问题。于是就规定各公社每天粮食入库数字,一天要下面三报:上午报打算,中午报行动,夜里报实际。不问实际情况,不分青红皂白,多卖的表扬,少卖的批评,不卖的指责。逼得卖了种籽,卖了口粮。搞不到粮食就认为是资本主义思想作怪,进而召开全县生产队队长以上干部大会,进行反瞒产斗争,乱斗硬逼,提出要斗得狠,不狠就是“右倾”。由于声势大,压力重,会议期间,小溪河公社就边斗边打基层干部。县召开会以后公社开、大队开、小队开,年三十晚上也开,一直开了40多天。并且规定,公社散会要经县委批准。散会后,把所谓“惜售余粮”的干部留下来反省斗争。干部被斗得无法,造成全县到处翻箱倒柜,东捣西戳,搜查粮食的局面。

人口大量外流、疾病和非正常死亡。据县委五级干部扩大会议揭发统计,1959-1960年,凤阳县农村人口外流达11,196人,占农村总人口335,698人的3.3%。发病人口达102,994人,占农村人口的37.7%,其中,浮肿病达27,735人,妇女子宫下垂6,932人,闭经8,237人。最严重的小溪河公社,原有52,233人,发病的就有26,018人,占49.8%。门台子电灌站有一个60名妇女的民工队,闭经的就有58人。此外,全县还有营养不良、身体瘦弱的17 482人,他们目前大部已失去劳动能力。

全县人口死亡现象更是惊人。据统计,1959和1960两年,共死掉60,245人,占农村人口的17.7%。其中死人严重的武店公社,原有53,759人,死去14,285人,占26.6%。小溪河公社死去14,072人,占26.9%。宋集公社原有4,743人,死去1,139人,占24.2%。武店公社半井大队原有4,100人,死去1,627人,占39.7%,大庙公社夏黄庄原有70人,死掉48人,占68.6%。全县死绝的有2,404户,占总户数的3.4%。死跑而空的村庄27个。小溪河公社曾有21个村庄因人死、跑而空。武店公社凤淮大队李嘴庄20户,死绝4户。县实验小学校长王焕业同志家中12口人全部死光,曹店公社和平大队北山下小队社员曹宜乐家34口人,死去30人。小溪河公社长塘大队赵庄子张玉璞的父亲,死后两天还抱着未死的女儿。有的人家两口子一夜同时死在一张床上。有的地方人死了没有抬埋。由于人口大量死亡,出现很多独苦的老人和孤儿。据初步统计,全县现有孤老1,580人,孤儿2,289人。

去年春天,人口大量外流、疾病、死亡的情况,(县委)不向上汇报,发病最严重时期,全县有病员10万多人,只向地委报1千多人,下面缺粮断炊,饿死人,他们还向上汇报“吃得饱,吃得好”、“一干两稀”、“两干一稀”。

随着人口大量死亡和外流,劳动力也大大减少。1958年全县劳动力158,272人,现在只有106,025人,减少52,247人(包括死亡、外流、上调等),占36%。

土地大量荒芜。据统计,1959年荒田310,696亩,占耕地1,446,991亩的21.47%。1960年荒田537,976亩,占38.1%。最严重的是武店公社,去年(1960)荒田25,247亩,占总田亩的48%。刘府公社万塘小组原有600亩耕地,去年荒掉300余亩。小溪河公社乔山大队荒地连片,甚至有的地方6,000亩不立苗。山河、新华等大队也都出现几里路不种庄稼的荒凉景象。插秧失时,种下不管,收割不尽,这是普遍现象。

产量下降惊人。凤阳去年(1960年)是个风调雨顺基本不旱不涝的好天气。但是,因为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社员劳动情绪低落,各种农作物却下降到惊人的程度。去年全县粮食产量为99,041,100斤,比1957年的271,610,000斤下降63.5%。生猪去年饲养量81,666头,比1957年饲养量145,839头,下降到43.4%。家禽家畜的生产也都下降到惊人的地步。

耕畜大量减少。1958年实有耕畜37,619头,两年来减少13,763头,占36.6%。剩下来的28,178头中,尚有一部分由于管理不善,缺草少料,身体瘦弱。还有一部分耕牛,呵了鼻子不能使用。刘府公社原有耕畜6,063头,死去2,818头,占46.5%。武店公社山王大队两楼生产队原有牛驴49头,死掉35头,占71.5%。有的地方扒房取草喂牛,有些地方牛无人管理,到处散放,家牛变成了野牛。山河大队三管庙小队原有12条耕牛,一夜被偷走11条。仲庄子耕畜45条,全部死亡或失踪。

农具大量破坏。1958年全县原有犁、耙、车等共32 882件,两年来共减少14,071件,占34.5%,约价值70万元。武店公社原有5,004件,减少2,717件,刘府公社原有5,947件,减少3,024件,总铺公社原有2,611件,减少1,364件,都在50%以上。刘府公社万塘大队小朱家原有犁耙18件,现仅有3件。农具不加管理,损坏、破烂、丢失相当普遍。由于农具大量减少和破烂,到了大忙时期,在一部分地区就成了你偷我,我偷你,乱拉、乱拖、乱偷现象。

房屋大量破损倒塌。房屋由于年久失修,破烂倒塌,残垣断壁,少门无窗,到处可见。1958年底共有房子224,143间,两年来共扒掉、倒塌39,555间(其中倒塌25,266间,扒掉13,400间),占17.7%。全县有29个村庄的房屋扒、拆、倒光。小溪河公社原有房子33,088间,现有23,023间,减少13,380间,占31.4%。总铺公社原有房子15,781间,现有12 441间,减少21.8%。刘府公社小屿庄原有房子118间,现有34间,减少71%。在现有的房子中,一大部分破漏不堪,断梁缺柱,倾斜露天。群众反映说:我们住的房子有三怕:一怕夏天太阳晒,二怕下雨挨淋,三怕被风刮倒。刮风下雨搬家到处都有,倒房子砸死人的现象也有所发生。

去年春节时,福建空军后勤部副部长潘康同志,回到家乡小溪河公社新华大队,看到人口大量死亡,他家里也死掉多人,到公社又见以缪坚为首的公社干部大吃大喝,极为不满,与缪坚进行了一次争吵。潘回部队后,缪坚等发动大队、小队干部连去三封检举信,说潘康“思想右倾”“立场不稳”,回家“攻击人民公社、大跃进”,使潘康同志在部队遭受斗争。当部队第一次派人来凤阳了解情况时,小溪河公社党委还以欺骗手段,供给假材料,继续掩盖真象,使潘康又遭受第二次斗争。在潘再次要求领导到凤阳调查时,虽弄清了真相,但县里还多方寻找死人原因。

去年春天,蚌埠市副市长马骞同志听到家乡(小溪河公社新四大队)人口大量外流和死亡,即从蚌埠市支援豆渣1万斤,运到临淮关,通知家乡来运。结果遭到总支副书记杨云春、副县长缪坚的拒绝,阻止群众起运。而且缪坚还去信给地委检举了马骞,说马“思想右倾,有问题!”

电灌站经常加班加点,增加劳动强度,克扣民工口粮12万馀斤。县委书记张道厚还提出了“三天三夜不吃饭,工效还要翻三番,下雪还要光着脊梁干”的口号。县委委员、副县长杜思俭,对民工一贯态度蛮横,出口骂人。他看到民工不脱衣服干活,就骂人家没有干劲。同时还规定一些“杀人”制度,如:多劳多吃,少劳少吃,不劳不吃,照出勤人数发口粮,炊事员、勤杂、病号不超过10%。民工请假非经指挥部批准,否则不给饭吃。撵病号回家,因不发口粮或少发口粮,有的就死在路上。宋集公社宋集大队民工王土中有病不能上工,两个民工架着他去抬土,结果被折磨死掉。据统计,电灌站共死掉民工2,474人,占民工总数14,293人的17.3%。利民公社上电灌站的500人,死掉307人,占60.4%,宋集大队上电灌站的40人,死掉29人,占72.5%。群众叫杜思俭“杜阎王”,把电灌站叫做“阎王殿”。

漠视群众疾苦,生活特殊化。前冬去春发生的严重问题,熟视无睹,充耳不闻,以资产阶级老爷式的态度,对待人民的疾苦。[县委书记]赵玉书去春到武店公社赵楼大队检查工作,有谢学兰等几个社员哭诉,在他面前要求处理坏人坏事,他无动于衷,走开不理。去年4月,赵玉书居然在一次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讲:“凤阳本来不是好地方,过去也死过人,现在死两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去春弃婴很多,他责令下边不准收拾,如果收拾,谁收谁养,并说:“凡是丢小孩的都是坏人,要追查处理。”相反,去年赵家不见了一只老母鸡,他先后责令派出所长、公安局长查处,限期3天破案。群众说:赵家一只老母鸡,比街上丢弃的小孩还重要。赵家一年到头精米白面,鱼肉不断。县委书记杨龙华,去年春天群众生活都那样困苦,他在总铺公社带着文工团整天吹打弹唱,花天酒地,打枪照相,借以取乐。生活特殊化的另一个表现,是层层请客成风,大吃大喝。有次县委开会,有部分委员当场吃醉,开会胡说八道,会议无法进行,不了了之。副县长兼小溪河公社党委书记缪坚,下去检查工作带酒带肉带厨师。公社副书记石玉平,生活极为奢侈,派人到无锡买米,到南京买白面,到广州买水果,家中除有大批衣料外,仅成衣就有68件。浙塘大队总支书记孙玉平,有一次大吃大喝时,一个病人要口鱼汤喝,非但不给,反打人一顿。

违法乱纪,坏人当道,这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违法手段多种,有捆绑吊打,扣粮扣饭,罚款罚物,翻箱倒柜,搜粮查粮,私设公堂、牢狱,拦路抢劫,奸淫妇女,残害人命等。据揭发,生产队长以上干部违法乱纪的有1,920人,占干部总数的34%。被体罚的群众达28 026人(包括扣饭的15,001人),占农村人口的12.5%。因体罚扣饭致死的有441人,残伤383人。赵玉书曾在一次电话上布置说:“凡吃山芋种、油菜苗的,给我打!”杨有聚在总铺公社时,对完不成征购任务的大队干部不给饭吃。县委候补委员、原检察院院长陈世富,亲手打人17名。分工在小溪河公社的李清义、板桥公社的季文祥、总铺公社的宋兆银等县委委员,都目无党纪国法,私打手铐、私设公堂,擅自关押群众,成立劳改队。去年全县逮捕和拘留2,078人,经过正式批准手续的只有300多人。在逮捕和拘留的人犯中,就有1,076人是小偷小摸。由于人犯过多,牢房拥挤,关死的就有382人。

山河大队总支书记陈荣付,去年麦收时,叫社员苦战三昼夜。有一天鲁殿发在场上打磕睡,被陈用开水浇头,颈子上面皮都烫烂了。乔山大队长邓凡珍,去年春天以劝阻外流为名,将一个过路的搞到大队吊打,从身上搜出12斤粮票和12块钱,自己入腰包了。总铺公社凤兴大队生产队长王云龙逮到小偷李以俊,用铁火叉烧红了烙嘴,烙烂流血。殷涧公社赵窑生产队长韩付田,去年逮到一个偷青的小孩,用刀砸劈了小孩的4个手指。黄湾公社淮丰大队小队长张殿宏逮到偷青的社员王小脚,用铁丝穿上耳朵,并用铁丝捆着手吊在木梁上。三小队支书黄开俊,指使亲信馀往和胡作非为,将社员吴开聪的两个小孩(偷青)用铁丝把两人的耳朵串在一起,挂在墙上的钉子上,并对小孩说:“你们俩打个电话吧。”星火大队支书钟克昌利用妇女小青的过错,在田里强行奸污。板桥公社浙塘大队长孙玉昌,逮到一个偷青妇女,打倒在地,用鸟枪捣妇女的阴部。所有这些残害人命,惨无人道的做法,无不令人发指。

[县委书记]赵玉书和[武店公社党委书记]董安春到武店公社考城大队检查浮肿病情况,问医师王善身,为什么浮肿病治不好,少什么药,王医生说:少一味粮食!结果,赵、董二人决定将王交大会批斗后,当场逮捕。

……同时还出现了人吃人的残酷事件63起。大庙公社五一大队陈章英和她的丈夫赵夕珍,将亲生的8岁男孩小青勒死煮着吃了。武店公社中拌井大队王兰英不仅拾死人来家吃,还把人肉冒充猪肉卖掉二斤。(195页)

去春出现人吃人的现象,赵玉书不仅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相反怕暴露真相,一律当作“政治破坏案件”,指使公安局进行密捕,关死为算,以此断口灭踪。全县密捕63人,关死33人。(195页)

一些地区规定死人后“四不准”:一不准浅埋,要深埋三尺,上面种上庄稼;二不准哭;三不准埋在路旁;四不准戴孝。更恶劣的是黄湾公社张湾小队规定死了人不准戴白布,叫人披红!

来源:1961年2月1日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凤阳工作组组长陈振亚《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见《乡村三十年──凤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实录(1949—1983)》(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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