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1-2-15 作者：东北局农委工作组, 黑龙江省委工作组
东北局农委工作组、黑龙江省委工作组根据省委指示于去年十月底，由省委和合江地委、富锦县委联合组织了工作组，在向阳川人民公社进行整风整社试点。这次整风整社运动查明，这是一个被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的三类社。经过一场复杂尖锐的斗争，敌我矛盾问题已得到比较彻底的解决。这次又由东北局农委工作级和原来工作组的同志对前阶段工作进行了复查。关于“五风”方面的问题，前已向省委做了报告，现着重将这个社解决敌我矛盾问题的情况和经验报告如下：
向阳川人民公社，是富锦县委的重点社。过去，这里是有名的“粮食囤”，地多、地肥、人强、马壮。可是近几年来，这个社却劳力大量外流，耕畜大量死亡，生产急剧下降，群众收入逐年减少，拿一九六○年同一九五八年比较：耕地面积减少百分之二十一点四，劳动力减少百分之二十四点七，大牲畜减少百分之三十点五，粮食产量减少百分之七十一，商品粮减少百分之八十四，社员收入减少百分之九十四点七。
这种情况是怎样发生的呢？当地群众作了很好的回答。他们说：“地富反坏上了台，一场大祸头上来，贫下中农说不算，警察特务头前站，谁要大胆提意见，打成五类（分子）送法办，逼得穷人无出路，人走家搬烟火散。”
事实正是这样。坏人当权，加上“五风”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就是生产下降，群众生活困难的根源。
要了解这个社坏人当权的情况，得先从公社二级说起。在公社党委十三名专职委员中，有坏分子一名，蜕化变质分子二名，死官僚主义分子一名，政治蜕化，严重丧失阶级立场和有严重流氓习气的二名。原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去年调任县农业局长）刘健民，出身伪职员，家庭是小土地出租者，本人是一个一贯包庇坏人、打击好人，流氓、淫棍、赌徒三者兼有的坏分子。书记兼社主任崔明山、书记康吉祥等，都是与刘健民同流合污的蜕化变质分子。他们结成集团，私立暗号，互相包庇，欺上压下，为所欲为，把向阳川人民公社搞得乌烟瘴气。群众管公社党委叫“搞破鞋党委”、“坏人窝”，说刘健民是个“大坏根”“不拔掉这个坏根就不能翻身！”
公社一级如此，管理区的问题更大。全公社十五个管理区，就有五个被地富反坏分子把持了领导权。这五个管理区是：
七桥管理区，在解放初期，日本特务刘兰朴窃取了党和农会的领导权就同本村地主、富农勾结起来，成立假农会，搞假土改，不斗坏人，专整好人。一九五一年刘病死后，又由一个叶姜洪生（党支部副书记）、一个叫宫润庆的（副主任） 日本小特务承袭他的衣钵，继续把持领导权，群众把七桥叫地地道道的“小台湾”，直到这次整风整社才被揭露出来。
六合管理区支部书记李云昌是蜕化变质分子。管理区主任徐耀忠，土改前是富农分子，土改纠偏时把他错划为中农。一九四八年以后，他又连续四年公开雇长工，并以养活“跑腿子”为名，残酷剥削另两名雇农。这个富农分子因得到公社党委书记崔明山的支持，而窃取了六合管理区的领导权达四年之夫。徐上台后又网罗十几名地主、富农、警察、特务、流氓，以他为首组成了一个封建残余集团。群众把徐耀忠称为“东霸天”、“土皇帝”，把他的集团称为“封建小朝庭”。
马鞍山管理区党总支书记郑德新，土改当农会委员时，就和地主勾勾搭搭，并为被斗地主流过同情泪。土改后一心发展资本主义，当他到一九五二年雇了两个长工，每年放债一百五十多元，养三个马、拴一台车，已经登上新富农的阶梯，曾狂妄地向群众宣布：“你们不要学别的，就学我老郑这个样就行了”，以此和党的合作化方针相对抗。这个新富农分子，由于得到县和公社党委的尝识，而以“铁杆贫雇农”的身分当上了管理区总支书记和公社党委委员，并成了“模范干部”。在郑德新的“栽培”下，这个管理区副队长以上干部中，有一半是地、富、反、坏分子。
大兴管理区，实际权力操纵在副主任李秀山的手里。李在土改前给地主当过“小打”，土改后一贯搞投机捣把，拴车买马雇长工，本人过着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生活。这个投机商人兼新富农分子因能说会道，常给刘健民“进贡”，而得到刘的支持，从一九五六年起，就联合一些坏分子逐渐窃取了大兴管理区的领导权。
中合管理区，因党支部瘫痪无力，几个主要干部不称职，有很大一部分权力操纵在富农分子一队队长边喜丰的手里，群众管他叫“小主任、大队长”，说他“当中合大半拉家”。
除了以上五个坏人当权的管理区，其余十个单位，只有福来管理区干部比较纯洁，那九个虽然基本上是好人当权，但在领导成员中，也都混进来一些坏分子和被拉出去的蜕化变质分子，他们分别把持着一部分党、政、兵、财、吃饭等方面的大权。
阶级敌人对作为公社基本战斗单位的生产队，以及社办企业、民兵、食堂、会计、统计等部门也进行了猖狂的进攻。如择林管理区就有两个地富分子以“划回中农”身分当上了生产队长。马鞍山管理区一个在土改时参加反把的反革命分子也当上了六合管理区的生产队长。一个有名的“官小偷”竟被选拔为车马队长。伪满专以殴打劳工为职业的“棒子队”队长，在大兴管理区当上了民兵大队长。群众最痛恨的伪宪兵、警察、特务、国民党军官不是以“能写会算”“办事利索”之“才”而被选拔为会计、统计、伙食管理员或粮食保管员，就是以裙带关系，被任用为厂（场）长，主任、经理、刘健民还把这些美其名为“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这样使全公社近百分之四十的生产队、三分之一的民兵组织、五分之一的食堂的大权、落到了坏分子的手里。
这次整风整社运动查明：向阳川公社在社、区、队三级和粮食保管、伙食管理、会计、统计“四大员”中，共混进坏分子五十八名，被拉出去的蜕化变质分子十名，两者相加为六十八名，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十一。这些混进来的坏分子的政治身分是：地主、富农十九名，伪警察、宪兵、特务十五名，棒子队队长五名，国民党军官五名，土改中反把分子三名，土匪、惯盗六名，兵痞、流氓、赌棍八名。这就是把持向阳川公社一级领导权和相当一部分区、队领导权的坏分子的“阵容”。
“地、富、反、坏上了台，一场大祸头上来”。果然不错。这群坏分子上台以后的第一着，就是打击陷害好人，猖狂地进行阶级报复。
一九五九年，七桥管理区富农分子任延生（饲养员），在坏干部的支持下，诬告土改斗争时动手打过他的贫农积极分子吕长有打死了公家的马，逼得吕上吊白杀。死后，他还说：“死个把穷小子算啥”，把吕的尸体拖到猪圈旁，用几块猪圈板钉个小棺材埋了，连吕的家属都没通知。马鞍山管理区总支副书记、坏分子张贵有，乘贫农高玉林患病之际，以五百元的身价骗买高妻与其兄、特务分子张贵山成亲，高妻因思念旧情，春节时偷了几个饺子去探望前夫，被张氏兄弟发现即遭关门毒打，高玉林闻讯后悲愤万状，上吊自杀。还是这个张贵有把常年有病、被迫卖掉亲生女儿的贫农李长青夫妇雨夜赶出贵仁屯，逼李走投无路，第二天就死在县城小旅店里。六合管理区主任、富农分子徐耀忠，在一九五二年任财粮委员期间，为了霸占住在他家的跑腿子李“二驴子”的七垧地和一千五百多元的财产，对李百般虐待，逼得李上吊自杀。
坏分子对土改积极分子和敢于同他们罪恶行为作斗争的人，更是百般打击、陷害。主要手段之一，就是改变阶级成份。据初步清查，一九五八年以来，全社共有三百多个贫下中农被划成“五类分子”，白天监督劳动，晚间审讯斗争，多者三个月，少者一、二十天，有不少人被搞成残废。斗争、毒打还不算，有的还被开除党籍、团籍，或赶出村去。马鞍山转业军人白云龙，因写信控告坏分子，被按上“反党”罪名，开除了党籍。贵仁生产队转业军人郭义才，因经常给坏干部提意见，被视为眼中钉，当郭外出时，郭的老婆和孩子就被带病赶出了屯。两年来仅马鞍山和六合两个管理区，贫下中农就被赶走六十多户。至于用打骂、体罚、扣款、扣粮、断饭等办法残害群众，则更是司空见惯的了。
这些阶级敌对分子一旦得势，就竭力为自己的阶级谋利。七桥管理区支书宫润庆，利用职权把同族的一家地主引进屯来落户，并把管理区的车马交给他去搞投机活动。同时，他还窝藏了一个叫纪雨林的特务分子，供衣供食十五年之久，直到这次整风整社，才被检举出来。马鞍山坏分子郑德新不仅把所有的地、富都摘了帽子，而且还把一贯和日本人勾结的地主李国良选为“模范”，屡次在大会表扬他“态度老实，服从领导”，批评穷人“志短”“调皮”。这个管理区前进生产队富农刘盛义，看上了贫农荆德志二亩半园田地，管理区副主任、坏分子邹立明就勒令荆把园田换给刘，当此要求遭到拒绝时，邹立明就捏造了十二条“罪状”，给荆德志扣上“五类分子”帽子，拉到群众大会上斗争了三天三夜，又送到水利工地“劳改”了三个月，把荆德志搞成残废。六合管理区对地、富、反、坏分子有“四优先”（预支、贷款、分东西、领口粮）、“三照顾”（出工、负担、派购）。党支部也吸收了一些警察、特务、地富分子入党，群众说“六合屯不是共产党，是地富党”。因此，不但这些地方的地、富、反、坏分子趾高气杨，连附近有些县、社的地、富、反、坏分子，也纷纷前来投奔。有些管理区和生产队实际上已经成了地主、富农的“乐园”和漏网反革命分子的“避风窝”。
坏分子一上台，就大肆贪污、盗窃，吃、喝、嫖、赌，无所不为。马鞍、六合、大兴、七桥四个管理区、十八个坏分子，二年来，贪污达七千三百多元。六合管理区徐耀忠一个人即贪污一千七百元。大兴管理区李秀山不仅个人贪污一千二百多元，还组织了一个有十多人参加的盗窃集团，在富锦县城设立“办事处”，二年来光偷粮站和社的粮食即达三万一千多斤。奸淫妇女的事很多，刘健民调戏、奸污女干部和女社员达二十六人。李秀山奸污了十二个妇女，群众送号叫“破鞋主任”。大兴管理区公安委员、坏分子张殿臣专门“捉奸”，放走男的，留奸女的，群众叫他“刷锅委员”。大兴管理区中立屯生产队长高福增公开说他要把本屯妇女都“点一次豆腐”。他们挥霍浪费，大吃大喝，光马鞍山管理区的一群坏分子去年就吃了十二口猪、四千斤大米白面、喝二百多斤酒。粮食管理员胡勤堂，拿公家粮食喂十一条狗，专门杀肉吃，贫农周桂芝的小孩饿得直哭，向他讨点饭吃，他说“饭给狗吃了能杀肉，给你吃没有用”。群众说这些当权的坏分子都是“四能干部：能搂（即贪污）、能吃、能喝、能嫖。”其实不只“四能”，他们赌钱的本事也不小。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刘健民带头赌博，并且要公安委员给“打眼”，宣传委员给“管局”。在他们的带头影响下，几乎村村耍钱，有的输赢达四、五百元。去年农忙期间不少人因耍钱“没功夫”下地干活。不耍钱的人，看到这般光景也散心了，不愿下地干活。
值得注意的是，坏分子在进行上述各种反革命活动时，都是披上了所谓“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的外衣的。因此他们可以给反对他们的人任意扣上“反党”、“反领导”、“反对三面红旗”的“罪名”，这不仅蒙蔽了一部分人的眼睛，而且在群众中造成了错觉，使群众对党发生怀疑。
在解放十五年之久，又是经过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向阳川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呢？这要从土改说起。向阳川在土改时属同江县管，当时在这个地区负责土改的工作队队长戴本仁，在六合屯和地主女儿通奸，徐耀忠的“划回中农”成份，就是他定的；马鞍山工作队员也被收买，经常住在地富家里；七桥的工作队队员肖江，在土改后期查出是从国民党军队中俘虏过来的。很显然，依靠这些人是不能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真正把封建和敌伪势力打倒的。这次揭发几个问题最大的管理区，一般都是土改不彻底的地区，个别的是搞假土改。
不仅土改如此，而且社会镇反也不彻底。有些坏分子在历次镇反运动中，被群众检举过，但由于当时富锦县公安局组织不纯，几年中，陆续留用了一些犯人当干部，有些坏分子就是在他们的包庇下过“关”的。
更严重的是，当土改刚一结束，就进行了大规模的“纠偏”，许多村子几乎把地主都划为富农，把富农又都划为中农，甚至贫农。一九五三年以后，又给本来剩下不多的地、富、反、坏分子几乎都摘掉了“帽子”，恢复了公民权，造成敌我不分，使敌人能以基本群众或同盟军的身分，钻到各级组织里来。这次查出的一批地、富、反、坏分子，差不多都是所谓“划中”、“贫农”。
在后来的合作化运动中，没有把新富农和部分上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行为彻底搞臭，封建残余力量的活动取得了他们的呼应。这些就是敌人得以进行阶级复辟的社会基础。
敌人所以能够大量钻到我们内部来并且长期未能发现，除了以上历史原因外，还和县委领导严重缺乏阶级斗争观念和官僚主义作风有直接关系。向阳川公社是富锦县委的重点社，大兴管理区又是县委第一书记的“试验田”，群众把大兴和向阳川比喻成县委的“鼻子”和“脸”。而阶级敌人竟能在这个“鼻子”和“脸”上长时期当了权。正象富锦县委自己检查的，在有些同志看来，封建阶级早已“灭亡”，资本主义也被改造得“差不多了”，剩下的是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因此，把许多很明显的敌我矛盾，也错误的当成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把敌人打击、陷害基本群众的罪行，当成是干部的“作风问题”，敌人已经窃取了领导权，也仅仅看成是“某些组织不纯”的问题，把群众多次检举坏分子的正义行动，解释为“干群关系问题”，甚至怀疑是“少数人整干部”。加上官僚主义作祟，对于客观存在的阶级斗争情况，就“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了。这就是阶级敌人能够钻进来，并且能够长时间把持领导权的直接原因。
向阳川公社整风整杜运动是沿着先内部，后外部，再内部的步骤进行的，运动一开始，工作组遇到的主要问题是“三不清”，即敌我不清，好坏人不清，干部和群众思想动向不清，真是只听“轱辘把响，不知井在那里”。而当时征购粮和群众生活安排等工作任务，催得很紧，由于连续两年减产，群众又纷纷要“追本求源”，好改变局面。他们说“再这样混一年，就得喝西北风了”。在这种形势下，工作组决定首先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着手，通过召开县、社、区三级干部会和社员代表会及队的社员大会宣传贯彻中央十二条指示，结合打场、送粮、安排群众生活，继续发动群众大鸣大放，揭发“五风”，寻找连年减产的根源，并实行边揭发、边检查、边处理、边兑现，以取信于民，消除部分群众对政策的不托底；同时集中力量查明情况，积极选拔与培养积极分子队伍。
可是，工作一开始，就出现这样的情况：去七桥等管理区工作的干部，他们通过当地干部了解了“一溜十三遭”也发现不了问题；相反去马鞍山、六合、大兴这几个管理区工作的干部，他们进村不是先找干部，而是先访贫问苦，结果发现了许多问题。马鞍山管理区的情况只经过一个较短时间就基本上搞清楚了。在这个事实的启发下，工作组总结了经验教训，提出跳出干部圈子，从根子上做工作。首先是发现积极分子，找到工作上的立足点。主要抓住了两条线：一条是发动群众大鸣大放，从鸣放当中发现积极分子；另一条是访贫问苦交朋友。这样，多数区、队，很快就掌握了一批比较可靠的积极分子。同时，在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的过程中，也了解了更多情况。
这时，为了进一步弄明情况，划清界限，采取发动群众和专业小组相结合的方法，对所有基层组织和干部队伍反复进行了摸底排队，一方面通过积极分子，对所有的农户进行了阶级排队，弄清了各户在土改、合作化和大跃进中所处的地位。在排队中，初步暴露了少数混进干部队伍里来的坏分子；也发现了他们和地、富之间的一些勾连。这样，使工作组和积极分子的眼睛都亮起来了，敌友我开始分清了。另方面，以积极分子为核心，召开贫下中农座谈会，根据鸣放和阶级排队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对干部普通进行“五查”（即查成份、查出身、查历史、查社会关系、查行动表现）。“五查”一开始，有的群众就要求先办好户口迁移证，再揭发干部的问题，怕工作组走后遭受打击。也有的问工作组什么时候走，工作多长时间。有的人在座谈会上默不作声，有的光唉声叹气。这种情况使工作组感到干部中的问题是很大的，但群众有顾虑不敢讲，并且发现参加会的人有的是干部的亲信。因此，除从参加会议的人员中，把干部的亲信抛开外，工作组再次向群众表示决心，不彻底解决问题不走。这样鼓舞了群众向坏人坏事作斗争的勇气，在积极分子带头影响下，就查起来了。如果说群众在大鸣大放当中，从“事”上揭了坏分子的“底”的话，那么“五查”又从“人”和“事”两个方面更深地揭了坏分子的“底”。七桥、大兴、六合、马鞍山等地的坏分子，都是在大鸣大放中露出头，又是通过“五查”揪出来的。经过这段工作，不仅初步摸清了各管理区、生产队坏人坏事的底，而且“扯着耳朵连着腮”，把公社一级的问题也暴露出来了。
这时，群众又提出了一个问题：对这些人怎样处理。工作组意识到这是为了再次考验领导决心，便明确宣布了由群众民主讨论决定，于是，除一、二类区、队继续搞“五风”外，所有三类区、队，都分别召开了贫下中农代表会（当时没有明确叫贫下中农代表会）和社员大会，决定解散原有组织，撤销了坏分子的职务，在管理区成立党的临时总支和支部，生产队成立贫下中农领导小组，分别接管区、队工作，领导斗争。与此同时，公社又召开了贫下中次代表会，把刘健民从县里拿回来交给群众斗争，停止了刘健民的领导职务。这件事大大振奋了人心，公社代表会后，各个管理区和生产队的对敌斗争即进入了高潮。有些被坏分子撵出去的人，听说斗坏人，从几十里外赶回来参加斗争。工作组每天都要接待十几起群众来访，控诉信也不断传来。群众自动张贴标语、大字报、画漫画、唱歌、喊口号，许多斗争会开到深夜，群众还不肯散去，土地改革斗争的场面又出现了。经过十多天的紧张战斗，坏人被彻底斗垮斗臭了，群众的苦水倒净了，群众个个扬眉吐气，坏人“顶风臭四十里”。
可是，敌人是不甘心退出舞台的，这段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斗争是异常激烈的。当工作组刚踏进坏人当权的村子，坏分子就先出一招，企图把工作组安置在他们的亲信家里，开头企图就让你把根子扎错。由于工作组坚持访贫问苦，和穷人交朋友，纷纷把铺盖搬到贫困户的家里。这一招失败了。接着他们又出第二招说食堂太小，吃饭不便，要单另给找个吃饭的地方，企图把工作组的作风搞歪。有的公开提出要请工作组同志到自己家里喝盅酒。在工作组坚持“四同”拒绝坏分子的邀请之后，第二招也失败了。以六合管理区说吧，工作组刚到村，坏分子徐耀忠把他们安置在他的一个亲信家里，过了两天工作组感到气氛不对，就主动搬到贫农家住，群众放了一条心。这时，徐又请工作组到他家里去，他们前面走，后面几个积极分子就跟去爬在窗下听声，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徐家炕上已经摆上了酒菜，站在窗下听声的人在议论着：看他们到底吃不吃，吃就完了，不吃就“有门”。结果，工作组不但没有吃喝，反而批评徐不应该这样办。这时，积极分子的心放下来了，他们说：“这回工作组和往常不同，是“黑脸”的，是“咱自己人”。对群众来说，工作组连破两关的胜利，大大鼓舞了他们同坏人坏事作斗争的信心，使他们向工作组靠拢了；对坏分子来说，连续两次失败，使他们预感到事情的“不妙”。
但他们仍不死心，同时又连出了两招，一方面通过他们的腿子，在群众中散布“工作组呆不了几天，每次整风整社都提了一大堆意见，归终也没有把谁怎的”。有的还扬风说“县委某书记找他谈话了，说咱们这个付子，离了他事情就没人办了”。也有的说软话：“低头不见抬头见，咱哥们有啥过不去的呢？”以此拉拢、威胁群众，对工作组封锁消息，企图把工作组的耳朵搞聋；另方面，则假装积极，一个劲的检讨“五风”，企图转移斗争锋芒。可是，这些都失败了，工作组向他们提出的问题是：要老老实实地交代问题。当坏分子发现他们的马脚已经露出，并且处于群众包围之中时，就一面订攻守同盟，一面进行绝望的反扑。七桥特务分子纪雨林，持刀杀害积极分子未遂，自杀了。大兴一群坏分子酗酒闹事，大骂工作组，并扬言要“开杀戒”，想把群众吓倒，把工作组吓跑。其它区、队的坏分子也千方百计向工作组和积极分子进攻。他们往工作组吃的饭里掺凉水；把死人被子给工作组盖；造谣说工作组犯了错误，上面已经派人来检查了；说工作组找妇女谈话是搞破鞋；说某某屯的小鸡都被工作组吃光了；他们大写密信，诬告和威胁积极分子，说工作组支持“五类分子”整“好人”。坏分子的这种进攻，在县、社和工作组的一部分人中，产生了效果，参加试点工作的县委农工部长，背着工作组偷偷派人去马鞍山检查工作，看看是不是搞错了，并在电话会上对群众斗争公开泼冷水；工作组成员、徐耀忠的弟弟，也给徐通风报信，帮助他出谋划策，抵抗运动。一阵阴风刮起，刚刚发动起来的群众斗争，有冷下去的危险。工作组的领导上，及时发觉了这种情况，整顿了自己的队伍，在工作组内部清除了坏分子，批判了动摇分子，在积极分子和群众当中再次表示了领导决心，着重地揭露了敌人的阴谋鬼计；通过贫下中农代表会，宣布解散原来的组织，勒令坏分子停职反省。这样，撑了群众的腰，把坏分子的气焰打下去了。
不论敌人如何顽强、狡猾，也经不住群众革命风浪的冲击。在革命的群众运动威力的震慑下，敌人的攻守同盟也失败了，内部纷纷瓦解。大兴管理区在斗倒坏分子李秀山后，李的“盟友”宁振东、张兴珍就起来揭发了李秀山的罪恶，坦白了自己的问题。为了扩大战果，在斗争策略上采取了分化瓦解敌人的方针，宣布凡同坏分子有瓜葛，但未参与其罪恶活动的人，只要自己交代，不再追究；凡是参与坏分子罪恶活动，只要坦白交代，并主动揭发别人的，可以从轻处理；凡顽固不化，抵抗运动的，加重处理。这就争取了多数，孤立了敌人，狠狠打击了主要的坏人。
坏人被斗倒之后，出现的新问题是：（1）前一阶段由于集中力量搞对敌斗争，赔退兑现搞得不彻底，其它自留地、“三包、四定”等政策也没有落实，对这些事群众心里还没有底；（2）在斗争中坏干部被搞掉了，不少组织也打乱了，需要重新建立和健全起来，特别是选什么人当干部，这件事成了大家注意的中心；（3）生产计划和生活安排，还没有落实，群众耽心政治上翻身了，肚子仍然吃不饱，少数积极分子也因怕解决不了吃饭问题，而不敢上台当干部。
鉴于上述情况，公社、管理区又分别召开了几次社员代表会和贫下中农代表会，首先以食堂为中心，逐户地安排了群众生活，狠抓了一下代食品。结果，一般区、队都做到包括公、私有的粮食在内，每人每天能吃到三、四两粮食和一定数量的代食品，至少到春耕前这一段，吃饭问题放下了心。其次，抓政策兑现，社、区、队三级平调社员的东西，一般的做到了百分之百的退赔，剩下主要是公社退赔还不彻底，还需要补课。同时，以落实自留地和“三包、四定”为中心，把其它的政策也进行了一一落实兑现，群众对此十分满意。第三，民主选举干部。选什么人，怎样选，还是象以前那样由领导上提名、群众通过呢？还是放手让群众自己选，这个问题在工作组本身都有不同的看法。最后确定由群众自己提名，自己选举。选什么人，对群众来说是件大事，有几天他们几乎到处议论选举问题，有的还经过家庭会讨论才决定选谁。选举干部的场面很热烈，在许多村屯除五类分子外，几乎男女老少都参加了，表决每个候选人时，会场空气十分严肃，当群众认为真正可心的人当选的时候，笑声和掌声就连成一片了。有一个队的选举是由工作组包办的，选上的队长群众不赞成，这个队长偏偏也与工作组为难，他当队长的第二天就偷公家的东西，被群众抓住了，把他拉到工作组干部面前问：“象这样的队长行不行？是你们的眼睛亮，还是我们的眼睛亮？”在事实面前，工作组认输了，让群众自己重新选举。事后群众向工作组讲：“我们自己选出来的干部，就是跟着他喝冷水，也心甘情愿。”由于群众的这种热情和信任，也给了当选的贫下中农积极分子以很大的教育，他们再三表示：“一定站稳穷哥们的立场，好好替大家办事。”第四，从下而上地讨论落实和从上而下地逐级平衡了一九六二年的生产计划。除国家规定的经济作物种植指标外，种什么、种多少，在那块地上种，统统由管理区社员代表会和生产队队员大会讨论决定。在讨论生产计划时，干部和群众都表示一定要把一九六一年生产搞好，不能让坏人看笑话。许多管理区都打了个争取丰收的“谱”，而且纷纷开始送粪、选种等备耕行动。第五，根据整风整社暴露出来的问题，整顿了党、群，企业和民兵组织，坏人被清除出去了，犯错误的干部也得了教育和处理，不称职的干部被撤换下来了。并且吸收了一批积极分子入党、入团，枪杆子也回到了贫雇农手里。
向阳川公社经过整风整社，原来的局面已经基本上扭转过来。印把子从坏人手里夺回来了，以贫下中农积极分子为核心的阶级队伍已经形成。群众把这次整风整社称之为“第二次翻身”，“拨开乌云见了青天”，“感谢毛主席派来的亲兵”，扬眉吐气，欢欣若狂，对夺取今年农业丰收，充满了决心和信心，备耕生产高潮已经出现。
第一，向阳川的经验说明，整顿三类社、区，头等重要的问题，是要有明确的阶级观念。三类地区的阶级斗争基本上是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但是由于敌人已钻到我们内部来，所以这种斗争往往又是通过人民内部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例如，阶级报复和强迫命令，同样都有打人、骂人，甚至逼死人命等表现形式；又如蜕化变质分子包庇坏人、贪污、盗窃、乱搞男女关系，同好人，或者基本上是好人丧失阶级立场、特殊化作风以及贪污腐化等，也有共同的表现形式。面对这种情况，如果不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不同当前农村整个阶级斗争形势联系起来，提高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来认识，仅仅孤立地、就事论事地去看待问题，就很难区划清楚两类矛盾，就不能更好的识别敌人。既不能又准又狠地打击敌人，也不能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在向阳川公社整风整社过程中，工作组和县委发生了许多争论，争论的实质，就是承认不承认有阶级斗争，特别是敌我矛盾的斗争。对于明显是钻进来的地、富分子，这部分问题还容易解决，关键是怎样看待坏分子。刘健民问题是争论的焦点。最初县委某些同志承认刘不好，但是对把他划成坏分子，当成敌我问题来处理，有不同意见。认为刘仅仅是乱搞男女关系、包庇了坏人、打击了对他有意见的人，还是“生活腐化”、“立场不稳”、“作风不良”的问题。工作组后来则把刘的问题同这个社整个阶级斗争形势联系起来看。很明显，在向阳川公社很久以来，封建残余势力就同农村资本主义势力勾结起来，向社会主义进行了猖狂的进攻，并且在相当一部分地区夺取了领导权。而在这个斗争中，刘健民是支持了那一方，反对了那一方呢？结论是支持了前者，反对了后者。这种情况再同刘的历史、出身联系起来，就可以看出刘健民不是什么“立场不稳”、“生活腐化”、“作风不良”的问题了，而是敌伪、封建残余和资本主义势力的代表者。因此，他的问题不是内部矛盾，而是外部矛盾。最后统一了这个看法。搞清楚这件事是有原则意义的，这样就使大家不仅部受到了阶级斗争的教育，而且学会了阶级分析的方法，这样才会看到事物的内在联系，从现象看到问题的本质。有了这个武器，加上明确的群众观点，放手发动了群众，所以才把钻进来、拉出去的敌人，一个一个的揭露出来，并且挖了他们的“老根”。
第二，要摸准“底”、划清“线”，就是要严格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向阳川公社的特点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插花”、“交错”地存在。所谓“插花”，就全社来说，十五个管理区有五个是属于敌我矛盾问题，十个基本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即“五风”问题。所谓“交错”是在敌我矛盾为主的管理区，又有以人民内部矛盾为主的生产队，在人民内部矛盾为主的管理区，同样也有以敌我矛盾为主的生产队。在干部中的情况也是这样，即使是坏人当权的地方，也有好的、或基本上好的干部，在好人当权的地方也有坏人。特别是由于敌人是打着“自己人”的旗号办坏事，所以在两类矛盾的表现形态上往往是一模一样的。这就把情况弄得十分复杂。因此，如何正确区别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搞不好，不是认敌为我，就是认我为敌。
根据向阳川的经验，正确区分两类矛盾的中心问题是坚决贯彻阶级路线，放手发动群众，通过群众鸣放、阶级排队和“五查”等，彻底暴露问题，矛盾揭发的越彻底，问题的性质就越容易看得清楚。在具体分析矛盾性质的时候，要注意四个问题：（1）把由于思想落后而产生的瞒产私分、多搞点小自由等同资本主义行为以及敌人的破坏活动要严格区别开来。向阳川整风整社中就有这样的教训，把瞒产私分较多的丰太管理区划成是资本主义分子掌握领导权的三类区，认为这里是资本主义灼“老窝”。因此要组织群众反所谓“资本主义”，结果工作组长期同当地干部与群众“顶牛”，不但“五风”问题没有很好解决，而且把真正的敌人也漏掉了。（2）看“人”和看“事”必须结合起来。光看事，就事论事，不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就不能真正弄清问题；但如果光看“人”，不看“事”，就成了“唯成份论”。特别是不能把富裕中农出身的干部和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人都当成敌我问题来看待，必须看它到底做了一些什么事。（3）要把干部的“五风”和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实事求是地区别开来。最好的方法就是阶级分析，要看这些事是什么人干的，他为什么这样干，不要光看表面现象。（4）把某些群众的落后习惯和落后意识，同坏分子的造谣破坏，以及放“五毒”（吃、喝、嫖，赌、贪）区别开来，不要提“肃清封建残余影响”的口号，以免扩大打击面。
三类社、区在正确区别两类矛盾的基础上，必须首先集中力量解决敌我矛盾，不这样做，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是在解决敌我矛盾的向时，或者以后，必须以足够的力量和时间，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象向阳川这样的三类社，敌我矛盾问题是三分之一的管理区和百分之四十左右的生产队的问题，如果只注意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而忽视三分之二的区和百分之六十的队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解决，是达不到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搞好生产的目的的。
第三，要下决心跳“圈子”。对于三类社、区、队，不仅在发现了敌我矛盾以后，要坚决发动群众，从坏分子手中夺回领导权。即使在问题没有弄清楚之前，也要跳开原有干部的“圈子”，从根子上做工作，通过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发动贫下中农，彻底查清问题。不这样做，就不可能把底摸清楚，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三类地区的问题。向阳川公社七桥管理区问题的发现和解决的过程，就可以充分说明这个道理。去这个管理区工作的干部，由于一开始就在区、队下部当中转来转去，群众看到这回工作组和往年整社工作组一样，“走干部路线”，他们不愿意接近工作组，而坏干部也乘机“大摆阵势”，同工作组闹得挺“热乎”，越是这样，群众越对工作组“向远”。结果，几个干部在这里住了一个多月，都没有发现问题。以后，把他们调走，另换两个干部来，这两人都很年青。但他们懂得一条：要走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因此。进村子之后，就住在贫雇农家里，和他们“四同”，开始群众还有怀疑，过了两天看看来的这两个干部都听他们的话，对坏干部（其实当时工作组并不知道谁是坏干部）却不那么“近乎”。于是，他们开始向工作组反映了一些情况，并且得到了工作组的支持，胆子越来越大了，经过“五查”，在群众检举之下，终于把这个管理区的问题彻底揭发出来，从发现问题到夺回政权，只花了十天左右的时间。
第四，要有一个群众民主运动。改造三类地区是复杂、尖锐的一场阶级斗争。没有广泛的群众民主运动，没有群众的革命风暴，就不可能彻底揭露和打倒敌人。而根据向阳川的经验，掀起这样的革命风暴，必须一方面真正开好社、区两级社员代表会和贫下中农代表会，充分发扬民主，把一切权力归代表会，使群众真正感到他们能“说了算”，另方面通过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和阶级站队，形成一支以积极分子（包括苦主）为核心的贫下中农阶级队伍。只有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才可能形成一个轰轰烈烈的群众民主运动。通过这个群众的革命风暴，不仅能够有效地揭露和打击敌人，夺回领导权；而且在斗争中很自然地形成了贫下中农的领导优势，使农村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更加牢固。
第五，要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工作认。向阳川的经验证明，改造三类区、队的斗争十分尖锐，情况复杂，政策性极强，而政权又在敌人手中。因此，工作队就成了这个地区革命的司令部，是胜利进行改造三类社、区斗争的组织保证。根据向阳川整风整社的经验，改造三类地区的工作队，必须有较强的领导骨干，参加工作队的干部多数应当要有比较明确的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和实际斗争经验；工作队成员必须纯洁，不能和坏人坏事有任何牵连；在工作作风上必须自始至终坚持“四同”，密切联系群众；在工作方法上对整风整社、生产和生活必须实行一把抓。
第六，要及时发现运动中的新问题，总结新的斗争经验。改造三类地区的斗争，既要解决夺取领导权的问题，又要纠正“五风”；既要解决土改、镇反、社会主义改造遗留下来的问题；又要完成当前各项工作任务；既要集中力量进行基层整风整社，又要解决县以上各级领导机关的问题。斗争是十分复杂的，它既不同于土改、社会镇反、合作化运动，也不同于每年的整风整社。因此，一方面需要根据这个斗争特点，创造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斗争形式和方法，另方面，随着这个斗争的开展，已经并且还将提出来一系列新的问题需要及时研究解决。例如，划错成份和摘错帽子问题；在解决社、队问题时，涉及到县以上机关的一些干部问题；如何从坏人当权以及有些好人也滥用无产阶级专政权力，残害群众的事实中吸取教训和如何迅速提高在运动中大量提拔起来的新干部的水平问题，等等。都还未来得及研究和解决，但总觉得是非解决不可的。
东北局农委工作组黑龙江省委工作组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五日
来源：吉林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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