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1-4-18 作者：[待确定]
利丰生产大队原来是陈辽村高级社。解放前这里是个穷地方，我们是用这样两句话来讲自己生活的穷困：“辽洋田，每年讨饭珠珠串，穿件衣裳麦粉碎；辽洋谷，飞上屋（种起的谷，都是腐子）。”
土改时，有三户地主（其中一户，还是分进土地的地主）。一户富农。共二百二十四户，有两百零几户是分进土地的。解放前，绝大部分是种小租田的，交了租谷，剩下谷粒无几。
解放后，从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社员的生活年年上升。大队办起农船六只，买进耕牛二十六头，抽水机两部，砌新屋十多间……。社员的生活提高得更快。新砌房屋四十二间。修理二十五间。村里从讨饭珠珠串到有球鞋、套鞋、皮鞋、面毛衫、卫生衫、毛线衫。毛线衫从五件增加到六十多件。
产量年年增加。解放前，亩产只有三百零，到得一九五八年增加到八百零八斤。
但五九、六○两年，人家（指队里）麦顶头倒下去（意思是很突然）。吃草、吃糠、饿病逃荒，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我们队里一九四九年有七百二十一人，一九五八年增加到八百三十二人，增加一百十一人。自从一九六○年上半年开始死人，现在实际人口只有七百零几人，死了七十多人，当中不应该死的有四十多人（都是患干瘦病、浮肿病和没饭吃饿死的）。去年早稻前死得顶多，主要是没饭吃。这时，我向石曲管理区反映，总支书记杨兆林说：“你拿起电话，不是要钱，就是要粮，你就是饿死一百个，大不了是五十双。”我只好苦在心里。
政府救济给困难户的东西勿少，有钞票、粮票、布票、被絮，甚至救济到带鱼，但他们都拿到路桥换做吃的，许多人说他们是勿做人家的（不会打算的），其实倒勿是他们勿做人家。没得饭吃比没得穿难受。去年上半年一度有十七天没有一粒米见面。
现在队里农具一点也没有了，铁器出卖，木器烧了，竹品当壁，连车水的竹扛也没有了。前天用一根竹爿当竹扛，上去一压，哗啦一声断了，三个人齐齐跌倒。
去年外逃的人多到一百几十人，现在在外的还有二十多人。有的逃出去音讯全无，无处着落。队里妻离子散的有五、六户（不办离婚手续，带着儿女去改嫁），因为没有饭吃而离婚的有四户，养不起儿囡（囡指女儿）送给别人的有十二个，当中有六个没有到结婚年龄而嫁给别人做媳妇了（假说已到结婚年龄）三年来全大队没有娶进一个新媳妇，只有粮食经济保管员邱小玉，贪污公款八百多元，偷来一个老婆（先扎姘头，后结婚）。光棍汉年年增加，讨成的媳妇都退约了。过去说我们平原“吃得好、穿得光”。现在姑娘媳妇都往山里趟（山区有饭吃）。
现在村里男人患干瘦病的和浮肿病的还有八十二人，生妇女病的还有七十三个。
弄得这样子，主要原因有五个。
第一，拉平分配。一九五八年上半年每工预分五角二，十月分公社化后，供给制一把抓。全年四十多万斤谷，上半年省吃省用只化五万零，下半年吃用勿打算，供给制把三十五万斤稻谷吃得光光。按劳分配、评工记分都吹了。年终分配每工只有二角三，这样上半年预分进去的都要倒找出，特别是劳力强的，上半年预分多，下半年找出出多，象我家上半年预分进八十多元，下半年找出九十多元。弄得十有八九是倒挂。而劳力弱、人口多的，上半年预分少，下半年却有分红。因为他们吃饭不用钱，家里土肥多。社员把这叫做“拉平反倒算起祸”。从此劳力强的说：“做死要倒挂，帮别人养儿囡。”做起生活没有劲，劳力弱人口多的，终日受讽刺，也气得勿肯做。产量就这样开始年年降低。
第二，共产风，统调严重。首先是劳动力。一九五九年秋季，自己队里稻没割好，公社把劳动力统统调去搞丰产方，结果稻迟迟割，稻草全烂光。那时，公社统大队，大队统生产队，生产队统社员，农具统得“断白”，七八十只稻桶统去拆光、烧光。五八年上半年社员养猪二百六十八头，日夜逼人集中，不集中就整风，现在集中得社员养猪断种。队里现在只剩四头猪祖宗。自留地“三擒四放”，弄得社员心勿定。我们这里有句俗话，说：“送丈姆娘白鲞猪蹄，种大稻要河泥、猪肥。”现在弄得没有猪肥、河泥，只有几根绿肥，这也是年年减产的主要原因。
第三，瞎指挥，浮夸风。近三年来干部浮夸成风，拿我自己讲好啦！是个有名的“跃进讲”，上级也摸透了我的“跃进讲”，开起大会总是要我上去介绍，我勿跃进讲又怕领导说我落后保守。但我越讲社员越不听我讲。去年估产一千四百斤，实产只有五百零。
早稻谷种本来只要念多斤，瞎指挥硬要每亩五十斤。新式农具硬摊、硬派、硬搬、硬套，一部绳索牵引机，用上七八个劳动力，一天翻亩把田。大搞跃进灰，肥效勿高，把稻草化光，弄得食堂无柴拆屋烧。
第四，干部不好。干部贪污、挪用、超支个个有，象我自己也拿来念多元。多的用去二百多，这次算账全队干部贪去八百多元。你们同志来，讲我们干部脸色好看，说老实话干部手指甲总比社员长，暗可贪污，明可补贴。象我自己每次开会去，总要补贴一二斤米票带去。又如粮食经济保管员邱小玉，自己粮食贪去吃了不算数，还要拿去养两个姘头，钞票贪污六百多。袋里有钱，肚里有饭，干部都不生浮肿病的道理也就在这里。
去年叫几个干部去买草籽种，他们把草籽种拿去卖了，卖来八九十元钱私下分了，弄得现在剩片荒田板（没有绿肥）。
五八年办起大食堂，生产大兵团，干部逼生产，半夜敲门、吹号轰轰声。干部强迫命令很严重，随便打人、骂人、吊人、点头额、拉耳朵是经常的。办公室里有小缸灶，经常吃夜餐，吃鱼吃蛋。生产队干部除个别人以外都不参加劳动，乱搞妇女。支部副书记王阿妹还强奸妇女。去年二月九号我抽去到方家改造落后队，到十二月二十日才回来。王阿妹留在家里负责，作风变得更坏了。
第五，任务年年加码。五八年我这里亩产八百零八斤，国家任务二十四万斤；五九年亩产七百三十一，而国家任务却要四十三万三千九百斤。增加任务二十万，五九年比五八年减产八万斤，社员口粮一共减少二十八万斤，完成国家任务后，全年只有五个月口粮，还要反瞒产，倒米缸，几粒种子都被反光。五九年下半年开始没饭吃，六○年上半年吃草、吃糠，好后生（小青年）饿了剩爿皮，一个月饿死念几个，人家就这样倒塌了。
那时社员只讲自己死，说：“勿知天亮后日死，拆光、吃光再说。”
现在好多了，自从十二条指示贯彻后，社员没有讲死了，而讲几时（计算什么时候：能翻身。拆屋卖物也没有了，不过人的体力还很差，农具肥料没有，生产缺成本，也没有烧的，一年翻身难上难。
来源：浙江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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