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1-5-0 作者：中共浙江省委巨县工作组
中共浙江省委巨县工作组石梁公社炉头生产大队，共有119户，508口人，691亩土地。这个生产队居住集中，土质肥沃，水利条件较好，过去盛产毛猪，在当地比较有名。
解放后十二年来，这个队在发展毛猪生产方面发生了巨大地变化。从历史上来看总的说可分为两个时期：50～～57年间为私养时期；58～～61年间为公养时期（只有一段时间少数家庭曾养毛猪）。在私养时期，炉头生产队不足百户，而它饲养的存栏毛猪每年达270头左右，平均每户近三头，58年底实行公养以后，这个队的存栏毛猪逐年下降；58年下半年养有130头，59年86头，60年72头，61年4月份只有7头。为什么炉头生产队的养猪数量，从多到少，发生了这样急剧地变化呢？我们分别召开了小型的社员、队干部座谈会，并访问了这里的养猪能手、供销收购干部。兹将炉头生产队发展养猪生产的经过，以及存在的问题，汇集如下：
（一）炉头生产队发展养猪生产的经过：
50～～57年间，炉头生产队的养猪生产虽然有时也略有增减，但一般是处在发展或者稳定的时期。据调查，解放初期，这个队共有九十八户，其中：贫农55户，中农36户，地主5户，富农2户，那时，地主、富农、上中农养猪较多，贫农养猪很少。由于贫雇农养不起猪，或很少养猪，这个自然村在发展养猪生产上，受到了很大地限制。据统计，解放初期这里养有存栏毛猪150头左右，平均每户养猪1．5头。50年土地改革以后，农业生产大发展，农民养养猪的数量也跟着出现了一个突飞猛进地大发展。自51年起，这个村的养猪存栏数，即达270头左右，而实际饲养数有300头以上，比解放初期猛增一倍。那时，除了少数孤寡无条件养猪以外，几乎家家户户都养猪。例如，雇出身的鲍盖明，解放前从来没有养过猪，土改后养了四头猪（其中两头大肥猪春节时杀了400多斤肉）。51年以后，由于养猪数量大大地增加，这里广泛地发展了：开“豆腐坊”的副业生产，绝大多数的妇女都从事这种劳劳。据调查，解放前这个自然村有20多家“豆腐坊”，到51年时这里50家“豆腐坊”，占全村总户数的50％。那时，农民开“豆腐坊”的目的，主要是解决猪饲料，他们以剩下来的豆渣、豆浆养猪。一个妇女劳动力，每天可以做15斤黄豆的豆腐，剩下来的豆渣、豆浆可以养三、四头毛猪。用这种饲料养猪，毛猪生长很快，只要10个月就可以长成200斤左右的大肥猪。当时，这个自然村每年出售的商品猪达180头左右，由于猪大膘肥质量高，很受消费者的欢迎。农民称这个时期的毛猪生产，是“黄金时期”。
50年至57年间，这个队在私养猪方面也曾发生过一些变化。一个是54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以后；一个是56年旱灾时期。54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以后，一户养七、八头毛猪的情形不存在了。例如，中农邵金世七口人，统购统销以前每天做45斤黄豆的豆腐，11头毛猪，统购统销以后因为豆腐坊停止营业，只养五头。但是在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以后，虽然—户养七、八头毛猪的情形没有了，而一户养三、四头毛猪的还是很多的。由于农民养猪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积肥，发展农业生产，他们很快地改变了那种依赖“豆腐坊”养猪的习惯。据社员回忆，粮食统购统销以后，54年至57年间，解决猪饲料的办法，有四个方面：
第一，农业社分配口粮时，统一安排猪饲料的供应。社员养一头肥猪每年供应90斤精饲料（黄豆、料豆、大麦）；养一只母猪，每年供应180斤精饲料。
第二，54年社员的基本口粮标准是500斤，而实际分配结果达700斤以上。过去初级社的社长鲍盖明说：55年，我们初级社分配口粮，后超余7000斤稻谷。社员都要人民币，不要多余粮，怎么也分配不下去，社里无粮库，真作难。”由于社员的口粮吃不完，剩饭喂猪的情形是极为普遍的。
第三，粮食统购统销前后，粗饲料很容易购买。康糟、米康、酱糟、酒糟要多少买多少，什么时候买都很方便。
第四，这里习惯大量种植红花草。春季粗饲料晚时，这是养猪的好养料。
由于上述原因，所以统购统销以后，炉头生产队养猪数量，依然达250头左右。
到56年时，炉头生产队加入了高级农业社。这年遇上了一个特大旱灾，83天没有落雨，粮食减产。这个社“三定”包产指标为36万斤，实际产量32万斤，减产4万斤。除去征购任务、社员口粮以后，整个高级社只安排了5万斤猪、牛饲料，比预定计划减少50％。由于粮食减产，口粮较紧，56年底社员排队争购猪饲料的现象发生了。到年底养猪数量下降为150头左右。原因是社员出售肥猪以后，不再购进小猪。因此，数量减少了。高级社的干部研究了56年毛猪下降原因以后，57年初提出了解决办法。经社员大会讨论决定：按养猪头数，分饲料地到户。具体作法是，养一头毛猪分配给三分旱地（生荒、熟荒、地角），由养猪户自己耕种，年终分配时，社务管理委员会不再安排供应猪饲料问题。这个决定贯彻执行后，对发展养猪来说，引起了积极的效果，大大刺激了社员养猪的积极性。据统计，仅一年的时间57年底炉头生产队的存栏毛猪又猛增到270头左右。然而时间不久，到58年初又产生了急剧的变化。养猪头数再次下降为150头左右。原因有两个：第一，57年初，养猪饲料地下放到户以后，社员在饲料地里用工多，占肥料多的现象普遍产生，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集体生产。五七年开展整风反右运动时，批判了“分饲料地到户”的办法，认为这是“发展资本主义”的表现；要坚决“割掉私有尾巴”。因此，根据上级的指示，全部收回了分配给社员的饲料地。第二，57年年终结算时，这个社上交国家征购任务、留下种子以后，在分配社员口粮时，又缺少10万斤粮食。因为高级社支不出口粮，於是在决定收回社员饲料地的同时，并决定将饲料地里的农作物，全部抵为口粮。抵补的办法，按饲料地的面积，作物生长的好坏，经社社员评议出实产量，收多少，抵多少，在分配社员口粮时统一扣去。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办法的后果很不好。一个是从分配中挤掉了猪饲料；另外，这一年的分配结果是谁养猪多，而耕种的饲料地也就多，在分配口粮时，什粮抵作口粮的比重，也就愈大。结果养猪多的社员吃了亏。大大挫伤了社员养猪的积极性。
以上情况，是炉头生产队50～～58年上半年间，私养毛猪时期发展变化的整个过程。
58年10月1日，这个队加入了石梁人民公社。从此时起到现在，这三年当中，炉头生产队的养猪特点是“公养”时期。
人民公社成立初期，接连实现了“吃饭不要钱”，“开办公共食堂”“工资制”等，一系列的措施。这时，社员的经济生活状况，引起了根本地变化，产生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在发展养猪方面来说，由于缺乏经验，当时采取了简单的办法。公社成立后决定将社员私养的毛猪，全部折价入社。并先后成立了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养猪场。这个措施实行后，到59年初，私养毛猪的情形不存在了。据社干部的反映，当时农民所以勉强同意“私养”变“公养”有三个原因：
第一，公社实现了“工资制”、“吃饭不要钱”，有的社员认为，生活有了保障，不必要“私养”毛猪了。第二，“大办钢铁”，“开办公共食堂”过程中，社员的锅灶损坏了不少。由于“生活集体化”时，如“托儿所”、“食堂”、“敬老院”等占用了不少私有房屋，社员居住条件起了变化，社员们认为自己养猪条件不具备了。第三，自56年以来，猪饲料难以解决。因此，当公社号召社员将私养毛猪折价投资给公社时，大多数社员也只得勉强同意了。据统计：59年初，炉头生产队养猪场，先后接受社员投资的毛猪达91头。但也有一部份社员不愿意将成肥的毛猪折价入社，趁58年大办钢铁、中秋节、庆祝公社成立等机会，宰杀、出卖了40多头。到59年初，生产队过春节时，集体宰杀了12头，出售给国家16头，大队养猪场调去20头，公社农业中学调走2头；这时加上生产队养猪场繁殖的一部份小猪，炉头生产队尚有存栏毛猪86头。当时100斤以上的肥猪没有了，除去6头母猪外，其余都是50斤左右的小猪。
59年6月份，这个公社贯彻了“郑州会议”的精神，提出了“公私并举，两条腿走路”的养猪方针。他们把养猪场饲养的毛猪，除留几头稍大一些的交食堂“公养”外，其余全部折价给社员改为“私养”。当时下放到户的毛猪，大小共有82头。但是过了两个月，公社传达了反右倾的指示，批判了右倾思想，这个队又把下放到户的毛猪，全部收回。这样翻来复去，变化太快，饲养不稳定，毛猪又死亡了一批。到六○年1月份，从户里收回53头毛猪，加上食堂饲养的毛猪，炉头生产队只有72头了。
到60年时，养猪的条件更加困难。由于“五风”作怪，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年终决算时，除去征购的任务、种子粮，社员口粮每人平均只有357斤。到阴历正月15日，这个队的公共食堂就断炊，至於猪饲料问题，根本无从谈起。副业生产队长（管理养猪场工作）包世江说60年的饲料供应困难极了，好的时候每头猪每天平均只有三斤野草、四两皮康。一般的时候，只有两斤野草。”因为饲料困难，毛猪不断死亡。到61年初，只剩七头了。这年过春节时，炉头生产队出售给国家的两头毛猪，合地只有117斤；食堂自宰5头毛猪，合计只有190斤。春节时，炉头生产队的社员，每人平均分配到五两猪肉。社员编了一首打油诗说“一年到头没吃肉，过年分了五两皮包骨，开水下锅煮，左翻右拣，还是一根皮包骨”。
（二）为什么公养毛猪时期，愈养愈少？
总的说来，自58年以后，这个队在发展养猪生产上，只强调公养，忽视了发动广大社员私养部份。基本上没有贯彻中央指示的“两条腿走路”的发展方针。不仅如此，就是在发展公养方面，也没有抓好。在座谈中，社员们认为公养时期，毛猪逐渐减少的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
第一，“五风”作怪，这是破坏发展养猪的主要原因。
58年公社化后，这个队的粮食产量逐年下降。据统计：58年平均亩产634斤，59年平均亩产516斤，60年平均亩产454斤。而公社上报的实产量很高。结果，除去征购、留种子以后，社员口粮都支不出去。按三定口粮标准，这里规定每人平均480斤，而实际分配：58年479斤，59年329．8斤，60年357．8斤。因此，社员们反映：“人都没得吃，怎么能管猪吃呢？”大队总支副书记鲁水土同志说：“去年公社领导干部，虚夸养猪成绩。向县委报告公社养猪二万八千头，而当时实际上只养八千头。县委表扬了公社。赵书记来公社亲自检查，召开现场会议。公社领导人，不仅不纠正错误，反而制造假现场，布置生产队编造养猪帐册，欺骗领导。当县委决定在余家山生产队召开现场会议时，公社命令各生产队支援余家山，单炉头生产队就调去18头。这种虚夸风，对发展养猪极为不利，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坏影响。”生产队长蒋炳林说“上级要求我们大力发展母猪，增加繁殖，这是正确的。然而，不根据实际出发，瞎指挥。公社要求20斤重的母猪打针催情，与公猪交配。有人提出怀疑，领导上就提出“反保守”。结果，新留的小母猪都配坏了，反而造成损失。
第二，只空喊发展养猪口号，不认真解决猪饲料问题。社员们说：“58年大跃进以来，我们公社修好了三座大型水库，整修了全部渠道，不怕旱不怕涝，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稻田是自流灌溉。这时，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的关键是“多施肥多打粮”，可是领导上，只号召“每亩养一头猪”，“公社办万头猪场”，“大队办千头猪场”、“生产队办五百头猪场”，什么“召开现场会议”、“推行定额管理”，采用“人工催情繁殖法”这许多口号，办法多的很；但是，独独的没有认真解决猪饲料问题。”炉头生产队，检查了一下58年以来的粮食收支帐目。从粮食总支出方面，可以看出，人民公社成立后，从来没有安排饲养肥猪的精饲料。这个队，在粮食分配中：58年留下260斤，59年拨2030斤，60年拨1500斤，这些饲料，给耕牛吃还不足，那还有养猪的饲料。副业生产队长包世江说“公社要我们养猪场实行“定额管理”，每头肥猪养成200斤，每头老母猪一年生十几头小猪，减产赔偿超产奖励，这些办法都很好。可是不供应饲料，饲养员怎么能实行“包产”呢？公社指示，养猪场死猪30％，就要判场长的徒刑，这种命令怎么执行呢？据生产队的干部说：“58年公养毛猪以来，生产队也讨论过解决猪饲料的办法，例如发动社员打猪草，种秋萝卜喂猪，到城里采购康皮，但始终没有落实。到60年时，养猪场一天只供应每头猪二斤野草，烧柴也无法解决。在精饲料方面，因为粮食生产年年不能完成计划，社员口粮都支不出去，当然无法安排饲料了”。
第三，收购任务大，挫伤了生产队养猪的积极性。
来源：浙江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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