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1-0-0 作者：[待确定]
……但没有发动贫雇农群众，根子扎在小商贩、富裕农民身上。地、富分子篡夺了领导权，进行了血腥的阶级报复和毁灭性的破坏。他们私设“法庭”、“监狱”、“劳改队”采取捆绑吊打，跪烧红的炭渣，刺嘴巴、夹拇指、缝嘴巴、针刺奶头、灌大粪、往喉内硬填生胡豆等刑罚，迫害基本群众；又采用“戴尖尖帽”、游街、打花脸，强迫父母打子女或子女打父母。从精神上污辱基本群众，直至逼死人、打死人、活埋人、焚尸灭迹。打人扣饭，剿家罚款、拦路抢劫极为普遍。有的基本群众被整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开县）丰乐公社原党委第一书记詹壶春纠合蜕化变质分子党支部书记杨兴华、奸商女儿、品质恶劣的党委副书记王开元，把持全公社，在九个管理区有计划地都安上漏网地主、富农分子和伪保甲长、恶棍、二流子、投机商人当主要干部，对基本群众大肆进行阶级报复，实行反革命专政。詹曾经专门召开剿家罚款打人的现场会，并且公开宣布：“剿家要剿得准，剿得狠，搞得他们吃无吃，穿无穿，盖无盖，倾家荡产才行。”在大量死人时，詹公开说：“死人怕啥，死一个拖出去，死两个挑出去，人民政府有的是人，死了还可以节约粮食”。并在干部社员中公开造谣煽动说：“死人有啥了不起，一天粮食只有这么一点点，这是个社会制度问题”。又说：“死人是社会制度问题，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死了30%的人。”全公社在一九五九年冬和一九六零年春，共死亡2,357人，占1958年建公社时人口的14.5%；其中被打死40人，逼死32人，扣饭饿死301人（有的扣饭达半个月之久），据初步揭发打死、逼死人的干部有32人。该公社华联管区，经发动贫下中农挨户查对，共死亡435人，占原人口的31.9%，死绝34户（共202人），其中贫下中农30户（共85人）。东阳公社初步统计，被逼外逃的有297人，被打的438人，被打死、逼死、吊死的113人，打残打伤者57人。除此而外，还假设钓饵，组织突击队，拦路抢劫，剥衣服，搜现金、粮票，直至谋财害命。丰乐公社打死过路行人3人，南门公社从公社到管区，全部被地、富、反、坏和蜕化变质分子掌握。全公社共死亡4,304人以上，占建社时人口的19%。初步调查出被打死和帯逼死的达82人，被扣饭饿死的510人。被逼外逃的200余人，逼疯了的13人，被打死的868人，被剿家的562户。
在残酷的阶级报复威力下，广大的贫、下中农社员，人心惶惶，朝不保夕，劳动力和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人民群众对党和毛主席的信任发生了怀疑。有的贫、下中农坚信毛主席一定会来救他们的。但是，怎么这么长的时间没有派人来，群众同我们讲：“去年死人时，有些老年人念，毛主席为什么这样的搞？说毛主席就是好，又死了这么多人；说不好，一解放就给我们分田。是不是政策变了？”丰乐公社一九六零年比一九五九年减产20.2%，南门公社一九六零年比一九五九年仅增产0.7%。东阳公社一九六零年比一九五九年减产19.4%，毛猪大量死亡，丰乐公社一九五八年建社时有毛猪8,022头，现有毛猪1,631头，南门公社一九八五年建社时有毛猪9,646头，现有2,096头。现在，不仅不能完成国家收购任务，而且缺口粮、缺种子、缺饲料。丰乐公社华联管理区从收割大春起就由国家供应口粮，南门公社缺谷种80万斤，邓家公社现有大春谷种每亩平均不到三斤。国家供应的口粮和煤炭又无钱买。丰乐公社光买口粮的钱就差57,000元。由于劳动力死亡大，丰乐公社青山管理区第十三生产队只有五个男劳动力，买到口粮后还缺乏劳动力去搬运。
阶级报复不仅毒辣而且阴险。这些阶级报复的主犯，他们利用职权，利用工作中的缺点，歪曲党的政策，自己“动口”，迫使他人“动手”，软硬兼施，逼迫好人办坏事，从生活上用吃吃喝喝，多吃多占，利用美人计腐蚀干部。如果不安他们的意志办的，就加上“反党”，“右倾机会主义”的罪名，遭到打击排斥。丰乐公社滴水管理区付区队长朱明举（贫农）工作积极肯干，朱在詹显春（阶级异己分子，原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沈定元（坏分子、支部书记）等压力下，以“要听党的话”或不干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为名，软拉硬压，估逼朱剿家罚款，拦路抢劫，打人扣饭，做了许多坏事。朱先后剿过六户人家，扣过十多人的饭，有时虽然扣了饭，其心不忍，又暗地送给社员去吃。朱明举说：“当时不干压的太凶”。群众反映说：“这娃儿是估到整坏了的”。丰乐公社原第一书记詹显春因强迫命令被撤职后，县委派了一个新党委书记黄衍祥，坏分子先用吃喝拉拢，又企图叫王开元（和詹显春一伙）色引黄，贫、下中农讲：“黄书记已经一只脚拉下了水”。全公社上上下下的干部，找不出一个干部一点违法乱纪行为都没有的。丰乐公社华联管理区有二十一个生产队以上干部，其中最好的一个干部也罚过社员一次款，打烂社员一个锅。七个管理员中，最好的一个，也罚过社员一次款。据了解，打人扣饭，剿家罚款，拦路抢劫等行为，一度风行全县各公社，拦路抢劫严重时，据县委管政法的李树荣书记讲，在南门公社甚至抢了省委检查团和县委付书记随员的粮票、人民币。
阶级敌人不仅从政治上迫害基本群众，而且从经济上掠夺基本群众，大肆搜刮民财，贪污盗窃。公社化三年多来没有算过账，有的长年不发工资，广大贫、下中农发病是没有吃的和人畜大量死亡……（下缺）
……（上缺）在土改时被地主刘承碧收为干儿子，还大办酒席宴客。当上地主干儿子后，把刘的地主成份改为中农。井泉管区的土改干部系当时部队派下去的两个同志，被地主富农收买，其中负责人，住在地主陈明常家中，陈又用女儿色引，乱搞男女关系，整个村的土改交给地主富农领导。永东管理区土改时，何锡五被群众评定为地主成份，何就办席请来农会主席刘万祥（伪区长危元阁的狗腿子，现在铁厂作干部），副主席查培刚（地主），委员向义德（富农），他们大吃一顿后，就把何的成份改为富农。土改结束时，刘为此事，向何要800万元的“包袱”（旧人民币），何送给了400万了事。第三种人，是没有经过思想改造的小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这些人积极、热情，他们对贫雇农的翻身事业抱着恩施的观点，对激烈的阶级斗争，采取改良主义的作法。他们所在的地方，如丰乐公社的复宏等管理区，也划出了地主，也分了地主的土地和浮财，但是，没有充分放手地发动贫雇农，依靠贫雇农自己起来斗争，组织起坚强的阶级队伍。他们所挑选的干部，多是些勇敢分子和能说会算的小商人，把根子扎在这些人身上，这些人当了权，或同坏人随波逐流、同流合污，或发展资本主义。
这四个公社组织不纯，问题如此严重，为什么没有被发现？根据贫、下中农揭发和部分悔悟的干部的检讨的问题来看，主要是敌人的罪恶活动十分狡猾、阴险。他们采取了一系例迎合、欺骗的伎俩，利用“五风”不正的缺点，隐蔽了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同时，也和区、县某些领导机构的组织不纯、思想不纯有关。
（一）他们以“反右倾”、“听党的话”为名，强迫好人干坏事。南门公社主任赵丕荣（阶级异己分子）斥责不会打人的干部是没有“干劲”，是“右倾”；以“反右倾”惩治、打击好干部。凡是不同流合污的人，都被扣上“右倾”帽子。丰乐公社原党委第一书记詹显春，用“反右倾”为名，组织斗争公社干部彭明国，段友全等。他们以“整小偷”、“搞瞒产私分”为名，行抢劫农民之实。以“反右倾倒退”为名，全部收了社员的自留地，打了社员的小锅小灶，藉此剿家。他们打着这些响亮的照牌，干尽坏事，骗得了上级的批准。在历次运动中，他们一面收敛行动，一面压制群众，实在蒙混不过，就组织假斗争，运动一过去，就又把被撤职的坏分子提起来，或调离另一地区。
（二）弄虚作假，欺上压下。丰乐公社党委早稻卫星田二亩，亩产400多斤，詹显春又叫人另外弄来300多斤倒在一起，报产700多斤，骗得了县农水局去摄影纪念。为了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詹显春又压缩上报中稻面积800多亩。上级派来检查团前，詹就事先专门去布置一条参观的路线。为了应付检查，詹连夜让社员收晚稻草，叫把大量稻草放火烧掉，抛在田里。现在许多生产队已经开始缺牛草。詹公开向支书布置，要“教育”群众封锁消息，压制社员反映意见。他们用这样的花样，欺上压下，骗得了“红旗公社”的招牌（丰乐县区委原评丰乐公社为一类社，县委定为二类社），用“红旗公社”把问题全部包起来。
（三）驻队工作的某些县、区干部中，生活特殊化极其严重，有的是带头违法乱纪或贪污、盗窃社员的劳动果实；有的本身就是阶级异己分子、坏分子，许多坏事就是由他们布置，原陈赵区党委书记周××在开会时，专门传授打人不露伤痕的“经验”。剿家罚款皆开过现场会，文化馆长肖奎仁（据县委讲，系内部掌握的反革命分子，六零年八月在丰乐公社华联管理区驻队，为了要吃白米干饭，组织区队干部逐家搜查粮食。新三反时，肖发动社员揭发干部贪污，揭发后，肖不仅把材料交给被揭发的干部，并且，会上公开批判群众，说是“反党、反领导”。肖又指使副书记王昌生打人，他说：“你们的社员这么不听话，你们不打呀。当倒我们不打，背倒我们打”。县农水局干部庞家福在水东管区藉没收二类物资为名，没收了社员刘达盛养病鸡蛋侵吞。农水局干部秦竟尧调戏年青女社员，遭到反对时，就威胁本人“老子打都打得，还摸不得你”。农水局副局长，徐孝均，除生活极其特殊化以外，还逼迫干部群众弄虚作假，迎接调查，并用“右倾机会主义”的罪名撤销了反对该作法的支书。据初步揭发有24个县、区级机关干部，都有多吃多占和吃了不给粮票菜金。有的是掠夺社员劳动的果实行为。为了给特殊化、多吃多占找藉口，对不给他吃东西的食堂，斥为“不尊重领导，不爱护干部”。是“平均主义”；有的甚至污蔑干部贪了污（盛兴管区一群众握有食堂管理员，因此自杀，后遇救）。“没有三个好菜”不吃饭，曾风行一时。
（四）群众遭到残酷的阶级报复的时候，有的人曾经向法院控告过，据初步了解，仅丰乐公社就有五件，这些案子都被压下来和阴消了。未被受理。还有两起无头命案（现查出系是拦路抢劫打死），法院、公安局查后不了了之。丰乐公社滴水管理区贫农陈元珍揭发了管区会计、坏分子刘克治女人彭焕翠偷盗粮管区粮食，彭心怀不满，仗势毒打陈，打后不久即死去。此案告到法院，法院派人仅向刘的同伙、坏分子沈定元（支书）问了一问，作出结论是：“彭原来有些毛病，被打时间这么久了，被打是个原因，主要是有病死的。彭焕还是中贫农，是干部家属，是教育问题，不够判徒刑”。基本群众的控告不认真审理，却为坏人作伥，陷害好人，造成冤案。邓家公社水源管区贫农艾昌明，原任区队统计员，因为揭露了区队干部的贪污粮食，这些坏分子捏造罪状诬蔑艾贪污现役军人现款300多元，并强迫社员艾昌发作证，艾昌发不肯，当即被坏分子范云钊（付区队长）、蜕化变质分子邓本伦（公社主任）吊打剿家。打后两月死去。法院受理了这案，派人“审讯”了艾昌明，并当场被捕，不久死在监狱中。类似这种情况，邓家公社已发生了三起。
经过这一段工作实践，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省委和地委关于整顿三类社的指示正确，在这段工作中，我们着重抓了以下几个环节。
首先，必须使所有的干部明确认识到三类社，是一场激烈的复杂的阶级斗争。我们所在的四个公社增多是民主革命不彻底的问题，我们所面临的，主要是长期隐藏下来，钻进我们内部，有的与我们斗争了十一年之久的阶级敌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混合在一起。在这样的地区贯彻中央十二条指示，就必须首先用革命的方法大张旗鼓地开展揭“盖子”斗争，开展夺权斗争，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工作。在斗争中，就要放手发动群众，特别是贫穷的75%的贫、下中农，又要有所管理，分清性质，使斗争目标集中，既能教育团结内部，又能歼灭敌人。为了使指挥官头脑清醒，战斗的方向明确，方法对头，我们在县五干会一结束，以及在运动发展的不同阶段，及时召开工作团干部会议，总结工作，分析问题，进行“练兵”，整顿提高工作团干部的政策思想水平。在揭“盖子”斗争中，我们选择的对象是，民愤大而又是最恶毒的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交给公社代表大会斗争。各管理区也选择了同类的对象，经领导批准，在管理区社员代表大会上斗争。由于斗争对象选得准，找到真正的“盖子”，又揭得及时，这就最就鲜明地表明了工作团对整风整社的坚决，彻底的态度。给群众撑了腰，轰开了局面。紧跟着找根子，挖根子，使运动进一步深入，迅猛地向前推进这就进一步地夺回了政权……（未完）
来源：四川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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