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1-5-0 作者：[待确定]
李修才，贫农，单身汉，51岁，三级劳动力，有心口痛的毛病，在队里搞杂工（打扫食堂清洁，每天给全队送牛饲料）兼食堂，鸡饲养员。
解放前家里很穷，十二岁就死父母，十二岁就帮人放牛，当长工和月工，直到解放，土改时评为雇农。
土改时分两份地（三亩水田），一张床（52年时因缺钱用卖掉了），两个饭碗和一个瓷茶器、草房和瓦房各2间（现两间草房作队的猪圈，一间瓦房管区作了仓库，另一间租给社员，自己住的是靠鸡棚的一间草房）有竹子三笼，还分得了地主赔偿的谷子20多斤，并用政府扶持贫雇农的救济款买了一只小锅，添制了小型农具。由于劳力弱，农业收入少，仅够维持自己生活，再加上他没搞家庭副业，经济很不活动。57年国家又扶持他买了一支小猪喂，但不到两个月就死了。李修才说：“该当我没有这份血财，沾不到毛主席这份光，自己手头不出这些东西，干脆不喂还省事得多”。从此以后，他没搞一点家庭副业。成立公社他很喜欢，他说：“有了公社就有靠头了，吃饭有公共食堂，样样东西我都有一份，干部喊我干啥事我就去干，只要不得饿肚子，我啥子都不愁了”。因此他把自己仅有的一口小锅也拿去卖了（卖五角钱）。现在家里只有一床已盖30多年的烂棉絮，没有床，没有锅、灶，没有副业也没有存款，自留地种得很差，只有49多窝牛皮菜，没有储备干菜，只有一小坛泡菜。
当社员讨论食堂问题时，他不赞成食堂停伙自煮，他说：“我做梦也没想到一家一户煮饭的事，早晓得，我那锅就不会那样相因的卖掉。现在为什么又要兴起自家煮了”，当正式决定退粮自煮时，他说：“人乐众乐，独不傲众，自己的困难克服就是了”。因此，在退粮自煮后，只得用石头砌成灶在砂锅里煮饭，不久砂锅烧烂了，由伙食团暂借一口砂顶锅煮，他要求食堂快点开伙，但他听说搭伙的人不多，怕担负不起炊事员的工资，当听说炊事人员工资由生产队统一付给时，他又怕别人说闲话。
李正兴，贫农，74岁，孤老汉，五保户。
解放前，家有四口人，妻子儿和女，佃地主五亩旱地，没有牛，也没有大型农具，交租交押后，不够维持生活，主要靠推车和打临时工的收入过日子。解放前女儿就出嫁了，解放初，妻子死了，51年春儿子又死了。土改时他只分了一份地，他劳力虽不强，仍能参加农业劳动。在初级社和高级社时，都是进钱户。公社化前，他还喂有两头猪，一支鸡。成立公社时，猪折价入了社，他被分配作饲养员，喂了三头猪，没有参加农业劳动。59年生产队发展家禽生产时，他又担任鸡饲养员。直到60年下年害病后，行动很困难，从此就在家休养，并被列为五保户，这时家里只喂了两支母鸡，冬天杀来吃，现在家里只有一口小锅，一张床，一条烂棉絮和一个破柜子，一个小泡菜坛和两条烂板凳外，没有别的东西，没有家庭副业，也没有种自留地。
当有些社员讨论停伙退粮自煮时，虽然对食堂菜冷饭硬有意见，但不造成退回自煮，他说：“我走一步路都困难，把粮食拿回来还难到口。”食堂停伙时，由队长徐盛明家帮他代煮，最近因为吃饭时间早迟不合，有时又自己煮，没有柴烧，把烂板凳打来当柴烧了。他要求快点把食堂办起来，他更要求允许他到敬老院去。
杨玉春，雇工，55岁，单身汉，现在队里种菜。
家中喂有兔子2支，1960年分配得现金49元，得平调款2.20元，买棉衣去9元，买副食品（食堂供应的）15元，医药费10多元，其余另花了无余款。
他的6厘自留地，种了三厘的玉麦，其余种皮菜、洋豆豆等。
他要求在食堂吃饭，食堂办小一点，人少了，食堂是可以办好的，但当着一部分人说，不办食堂时，他又不敢开，怕别人说他，愿在食堂吃饭是懒汉。
李德松，雇农，22岁，菜蔬员，全家父子二人，父亲70多岁，无劳动力，又在害病，家里没有一点副业，李德松是去年冬天从煤矿下放回来的，1960年分配得现金20多元，买布用去15元，其余用作另用，已无余款。
他家的1.2分自留地，除种窝笋、莲花白、洋豆豆外，还并了十斤红苕种。
他父子都赞成办食堂，只是他父亲年纪大了，走不动，不愿到食堂吃饭。
王定春，贫农，66岁，编蔑货，现患肿病，其妻61岁，给队上喂了一头母猪。
他的自留地里，只种了很少的窝笋和豆豆，这两个老人坚决要求在食堂吃饭，认为在家里担水困难，无人搞柴，但提出：要求炊事员不要扣斤压两，克扣粮食。
佘成秀，贫农，女，46岁，身体弱，半劳力，解放前佃旱地1.5亩，喂小猪一支，只有一点小农具，家有老人，爱人和小孩。
土改时，家有四人，劳力二个，其余是小娃娃，分田4亩，其中水田3亩，旱地1亩，房屋5间，部分农具，喂母猪一支。
56年入高级社时，全家3人，2个劳力，喂母猪一支，小猪9支，每年每人分口粮450斤，分现金16元，丈夫在57年死去。公社化时，养母猪一支，架猪一支，折价入社。5间房屋被拆来修了食堂。现在母子二人（儿子才十岁），仅有一把山锄，一间房子住，喂鸡一支，得平调款72元。60年分配时，只有130个劳动日，仅够母子二人的伙食。为了照顾他分给现金6.7元，这次重新分配，多清出40多个劳动日，分现金17.24元。
自留地1.2分，大部分还是社上的麦田，仅种窝笋30多窝，芋子1斤，厚皮菜十多窝，匹兰20多窝。因为劳力弱，十岁的儿子经常生病，又无工具和肥料，自留地种得不好，储备的菜仅有20余斤。
对食堂的态度：（1）我反正看烟虫，早出工、迟出工、没有关系，在家煮可以照顾自己的娃娃，娃娃多吃饭，我多吃菜，可以使娃娃吃热，少生病，食堂的炊事员是不管你娃娃吃冷、吃热、吃冷的多了，会生病，我又挣不到工分，分配时工分少，人家又要说：“是困难户”，自己在家煮要忙些、累些、不要紧，免得别人老说“困难户”，要照顾。
张先棋，贫农，55岁，单身汉。
公社化前，家有5人，2个劳动力，喂猪5支，喂鸡4-5支，后来与兄弟分了家，只有一个人过活。现在家中喂兔子4支。1960年决算分配得现金50元，买衣服用去10多元，另用20元，有存款20元。
他的自留地里，只种有一点莲花白、厚皮菜。食堂停伙后，他和雇工杨玉春（单身汉）合煮饭吃，他感到很不方便，“顾了这头慢那头”，愁柴、菜，在食堂吃饭筷子我都不操心，一心搞生产。
黄中兴，老上中农，48岁，5级劳力（使牛匠），现在住肿病院。全家七口人，妻刘盛珍45岁，评为5级劳力，担任生产队生猪饲养员（12支大架子，一只母猪）二女15岁评为2级劳力。大几和三女都在念书，家里还有两个小娃娃。
解放前，1946年前黄曾两次被拉去当兵（头次一年，第四次三年），都是偷跑回来的，49年前佃地主5亩地，49年增加为10亩，有半头牛，主要农具齐全，全家6人中，4个劳力，两个半劳。
土改时，人口和劳力同前，分6份地（原耕地不出不进）。黄和刘、大女（18岁）都是全劳，刘和大女是土改时的积极分子，三次被评为劳动模范。土改后，死大女，初级社时死母亲，家里又增添三个小娃娃，人口多，劳力比较弱了，家庭农业收入减少；当时决算分配只进30多元，家庭副业还好，到成立公社时，喂五头架子猪，一头架子猪。今年副业收入在200元左右，现在家里有7支兔，4支小鸡。今年3月份卖了一抱小鸡（17支）卖5元一对；1月份卖4支兔子，买30元，另买一支公羊花20多元；3月份卖了公羊（40多元）又买1支母羊（39元）。他家的自留地里现在200窝窝笋，300多窝牛皮菜，都已长大，还有三坛泡菜和卤菜，20斤干青菜，大半罗干苕类。
黄中兴和女人的关系不大好，尤其是在去年患肿病后，女人嫌男的吃得做不得。在食堂吃饭时，刘盛珍和几个孩子一起吃，黄中兴一个人吃。食堂停火后，他们都是分锅煮饭。黄说：“在食堂吃饭受炊事员的气，回家吃饭受婆娘的气，连小娃娃都嫌我吃得做不得，自己单煮麻烦得很，还是到食堂吃好。
刘盛珍主张：队上有猪草时，退粮回家煮，到没有猪草，必须找野猪草时，在食堂搭伙，她说：“只要地里有猪草喂猪，我就没有帮忙，自己找柴煮饭有时间，全家大小口粮、蔬菜有个调剂，比食堂吃得饱些，在食堂横顺吃不够定量。到猪草吃完了，全靠找野猪草供猪时，一天都在忙，在食堂吃饭后，才抓得到工分，不成倒补户”。
徐盛林，老下中农，56岁，单身汉，5级劳力，现住肿病院（媳妇张德琼，从儿子死后已分锅煮饭）。
解放前全家三口人，（妻子和儿子）自耕4亩地，农具齐全，无牛，除搞农业外，经常出去推车和打短工。
土改时分进一亩多地。土改后与其他3户合买牛1只，农闲时仍出外推车。56年接媳妇后，家里增添了劳力，家庭副业搞得比较好，入公社时，有4支架子猪，一支母猪，每年决算分配都进钱。58年死女人，59年死儿子，60年死孙子。徐本人也患肿病，媳妇患闭经病，身体很弱常害病，劳力差，现与队上喂三只大猪，四只小猪。60年上半年，徐还喂了3支鸡，6支兔，被人偷去后，到现在再没喂鸡兔了，自留地种得一般，现家里只有一泡菜，没有储干菜。食堂粮自后，柴火困难很大，要求办食堂，但他们认为食堂大了，人多心不齐，难得办好，人少一实就容易办好。他主张食堂不必要专门的炊事员，可以由搭伙人轮流煮饭，免得队上担负炊事员工分，群众有意见徐的媳妇张德琼，也要求在食堂吃饭，自己做饭柴火和时间都有困难，她说：“顾得猪的顾不到人的，别人收工就吃饭，我收工还要现找柴，在食堂吃饭省很多事。”
魏科顺，贫农，26岁，单身汉。
目前的家庭副业，只有4支兔子。去年决算分16元，平调赔退了3.4元。家中无锅、无菜、无盖子。去年自留地里收的青笋除吃一部分外，出售了70多斤；只储存有4.5斤干盐菜，二斤多干苕菜，现在自留地里有200多根窝笋。伙食退回后，顿顿在隔壁黄定友家的锅里煮吃。最近因感冒，一天二顿都嫌麻烦。他感到以后要出工，更没时间捡柴，在家里困难很多。因此迫切要求在食堂吃饭。他对食堂的具体意见是：伙食团要划小，各归各作业组，办大了不好管。但他对食堂能够办好的信心不大。他说：“民主改选炊事员，这是凭主观，搞不到多久，就又坏了！要不坏，象52年有了粮食就不坏了”。
（注：本人解放以来，一贯不好好劳动，人称：流子，每天在外，曾经经营石灰、鸭儿生意，开过馆子，家里曾经雇人，放过二、三百个鸭子（除58年上山3个月外），直至60年上半年还在外帮国家放鸭子，下半年才安心务农到现在。60年1、2月相继死去母亲和女儿，自己好吃懒做，不务正业，连被盖也是队上照顾与他的。
张金友，新上中农，26岁，6级劳力（使牛匠）。父亲64岁，4级劳力，现在住疗养院（肿病）。母亲59岁，5级劳力，担任生猪饲养员，喂11头猪（10头架子，1头母猪）。妻24岁，5级劳力。二弟18岁，在高中读书。三弟14岁，2级劳力，张金友有一个小孩三岁多。
他家里喂有母羊一支，小羊一支，今年三月卖一支小羊34元，六O年卖二支小羊收入60多元，卖兔收入30多元，现喂有8支兔子（2支母兔，1支公兔，5支小兔），5支鸡（3支母猪，2支小鸡）。他家的自留种地的较好（约2.4分地），但两厢青笋被人偷了，因此储备的干菜不多。今年年初，还买五元多钱菜吃，目前有两厢牛皮菜和两厢春窝笋可吃。家里现有泡菜和盐菜5坛，干苕菜一罗。
张金友对食堂的态度是：办起食堂也好，可以吃现成饭，不办食堂也可以，在家煮饭吃不会影响出工。他对食堂工作有三条意见：1、定量没吃够；2、伙食团吃多吃少，从不公布帐目，经常减节约，不晓得节约的粮那里去了，在家里吃饭吃多吃少心头明白，多吃菜少吃粮也欢喜；3、食堂清洁卫生搞得差，用脚板洗菜，粪渣渣都没洗脱，他认为食堂要办，首先要把这三条缺点改了才办得起，才能得到社员拥护。
张金友的母亲认为在食堂吃现成好，在家煮饭天不见亮就起床，媳妇又不起床帮到煮早饭；在食堂吃饭，早晨可以多睡些瞌睡，白天也只管喂猪，少劳累些。
李裕厚，贫农，负责生活的副队长。
解放前自己有旱地6分，由母亲在做，他本人在做木工手艺，还做过三年的叶烟生意。
土改时，母亲死去，他结了婚，分田三亩六分，妻在家做庄稼，李在外面做木工，家中喂猪一支。
公社化前，家有4人，全劳力2个，其余是小娃娃，喂猪6支，鸡2支，只有一点小农具，每年收入现金40多元，每人分口粮480斤。
现家中有5人，2个劳动力，喂母兔子一支，小兔子3支，鸡3支，私猪一支，六O年分配得现金20多元，得平调款50多元，家庭副业收入18元，共收入88元。
他家分的三分地的自留地现在队上油麦田占着二分五厘，自己只种了五厘，种的芋子和20斤红苕母子，准备队上把自留地全部给了后，全部种红苕。
他认为办食堂有很多困难，缺烧柴，不好解决，食堂办得再好，群众也有意见，想不办食堂丢个包袱，他家里的其他人，认为办食堂也可，不办食堂也可。
刘兴隆，老上，全家12口人，只有4个劳力，自己两夫妇和弟媳，是家里主劳，母亲附劳养一支公有母猪，祖母80几岁已丧失劳力，兄弟51年外出在成都供电所工作。二兄弟共有7个子女年龄均在十岁以下。入伙食团后家里分为两个灶食堂端饭回去煮二道，母亲和弟媳二个娃共4人一个灶，祖母和自己共8人一个灶。
现有家庭副业，有13支鸡（内有9支大鸡），13支兔子，两支小猪。
有时兄弟也汇点钱回来补助，但分开灶后兄弟汇钱照顾自己家的多，照顾他家少了，他家的自留地有5个人的被队上种的小麦占着，不能种植，其余种了窝笋，牛皮菜、洋豆豆、[此处有二字不清]，40斤红苕种、15斤芋子，现在家里有酸菜、干卤菜各二坛。
对食堂的态度：刘的母亲和弟媳因有外援，有人煮饭愿意全部分回自己煮。
刘兴隆愿意在农忙食堂吃一顿，因为农忙时夫妇两要出工，多挣工分，祖母年岁大，小孩多，一人搞不下来。但他对农忙食堂有以下要求：
1、要民主选举炊事员，分饭要公平。
2、事务长每月要公布帐。
3、对没有参加食堂的社员在食堂的桌子凳子要允许拿回来，以免后来搞错（即失落的意思）。
他还说，真的要把食堂办好不简单，不容易办得一点意见都没有，除非随便（嫌定量低），家里吃到底要自由点伙食团吃饭，依不到炊事员也依不到事务长，要由主任说怎么就怎么办。
李根容，贫农，21岁，饲养员，四级劳力，为队上养十头猪子猪。全家五口，父现年60岁一级劳力，喂养一支公有种公猪，空时捡柴、编篾货。母亲现年57岁，去年因病双目失明，兄弟李根有15岁二级劳力。现在家庭付业有：五支鸡、六支兔、一支猪（猪支下放时花20多元买一支已死，最近又花11元多买了一支）。
自留地，现有400多窝笋800窝匹兰，16斤苕母，4斤芋子，青菜做的干盐菜有十来斤，有三个坛子的泡酸菜和厚皮菜。
对食堂的态度：
两口子愿意在家里煮，理由是：人老了在食堂吃不方便，不热烙。
李根友嫌李根容在家肯吃；定量少，还要匀点来喂鸡、喂猪，因此愿意在食堂吃，他的要求是炊事员要选公道人，态度好，不多吃多占，不贪污拉用。
李根容主要对食堂工作上有意见，愿意在家煮，但因家里劳力弱，自己一天忙活路，雇不上煮饭；在家吃，老的又要留点起来喂鸡，她说：“只要弄得公平，我就要在伙食团吃”。
杨堂珍，新下中农，全家六口人，丈夫六级劳力，使牛，儿子15岁，二级劳力，本人五级劳力，其余三个子女均幼小。目前家庭副业：二支母鸡、七支兔（三个母子、四个公子），一支小猪。
自留地种了200多窝笋，100多窝匹兰，100多窝洋豆豆，30多窝[此处有一字不清]眉豆，250多窝厚皮菜，今年已收300多斤青笋，有一坛泡酸菜，干盐菜8斤多，从队上分有半罗苕菜。
对食堂的态度：
两夫妇都愿意回去煮，理由是离食堂远，回去自由些，如果办农忙食堂愿意搭一顿。儿子黄礼六，劳动积极，脾气怪，坚决愿意在伙食团吃饭。原因是两母子嫌父亲好吃，一家子常为吃而吵嘴，母亲帮助儿子骂父亲，现在吵着自留地要分开做。黄礼六主张办长年的食堂，认为不管饿死饱死都愿意吃食堂，只要搞好生活，炊事员态度端正，事务长、中队长不打我们的卡子，照我们的意见办，总之负责吃饱，多弄点菜，四两米也就够了，找一个公道的社员监厨，做活路回来迟的要留在锅里。选炊事员要选女的，选离食堂远一点的。事务长要五天报一次帐。
杨堂林，老上中农，全家六人，二个劳力，喂兔子3支，鸡2支，私猪一支，六O年拿现金24元，副业收入30元。
自留地3.6分，种玉米1.5分，种厚皮菜2厘，窝笋、芋子、洋豆豆等，并红苕种30斤。他对食堂的态度是：（一）我家里有一个瞎女人，和两个小娃娃，在食堂吃饭每天都要拿回家还要给他们煮一道，不如等瞎女人在家里煮好些。（二）在家煮可以热，吃多一点。（三）炊事员的工资集体开支，那点我没有关系，我那个瞎女人煮饭很好。（四）如果菜蔬上今后集体多吃了，反正他多给钱，我少吃少给钱，我自留地种好一点就解决了。他对食堂最不满意的是他的女人的吃饭揭子掉了一次，炊事员给扣了一天的饭，当时他不在家，回来后女人对他哭了一场；他说：“这样作太伤心”。
嵩金培，新下中农，19岁，六级劳力，作业组长，全家三口人。父亲62岁，三级劳力，兄弟16岁，二级劳力。
家庭副业有：二支鸡，五支兔，一支羊，一支猪。银行有存款60多元（去年分配收入100多元，得赔退款56元）。自留地已收获的菜，除出售300多斤外，还泡了一坛酸菜，20斤干菜，还有20斤红苕干。现有自留地有1000多根窝笋，300多窝瓜兰（间种半斤玉米种子），100多窝芋子。
他主张以作业组为单位办食堂，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不叫作业组办食堂，他就在家里煮饭吃。他还说，各家煮饭，可减少菜蔬地，多种粮食，少背炊事员、种菜员，少浪费柴草。
他的作业组14户，是耕牛、劳力、农具、土地四固定的。嵩金培等活动办小食堂很积极，他们的目的是想单独成立一个生产队。
李修桐，新上中农，生产队副队长。解放前帮人，自有旱地一亩多，母亲、娘娘、姐姐在家种地，喂小猪一支，除锄头外，其余大农具都没有。
土改时期为贫农，全家五个劳力，分留15亩（旱地4亩，水田11亩），分了农具家具等。土改后于舅舅合伙买牛一支，喂母猪一支，架猪4支，鸡2支。
公社化前全家七人，3个全劳，2个半劳，喂猪5支，牛半支，有部分农具全部入社，每年每人分口粮480斤，共分现金170元，有一年还拿过180多元，副业要收入200多元。
对食堂的态度：1、在家里吃，可以吃热吃饱，免得发胃病。2、在家吃可以早出工。3、反正我们家有人煮。4、在家吃，一家人可以调剂。
黄中林，老上中农，46岁，6级劳动力。全家五口人，妻贺玉珍41岁，五级劳力，大儿11岁读小学，家里还有两个小娃娃（一个7岁，一个3岁）。
土改时分4分地（每分1.3亩）黄是主劳，贺和岳母是半劳，岳母于土改后死了。成立公社时，他家除耕牛、农具（三犁三耙、风车、黄桶、扎刀、大斧边锅等），猪只（三支大架子，一支母猪）作价入社外，家庭副业一直发展得很好。现存母羊一支，小羊2支，鹅一支，猪一支，八支兔，七支鸡。自留地种得好，现储备有50多斤干青菜，和一罗多干苕菜，4坛泡菜和盐菜。
黄和贺都主张不办食堂了，他们说：“在食堂吃饭饿坑总是填不满，自己煮才吃得饱，去年把人饿得打偏偏，还要估到在食堂吃饭，再过两年人都要整死完。肚子没填满，生产那来的劲。”还主张猪支全部由私人喂养。贺说：“公社喂的猪长了獠牙，三年了还点点大，过去一家一户猪都过的好日子，喂出的肥猪膘有一大卡，现在的肥猪说来好听，还不如以前的架子猪。公有猪根本养不好，那个饲养员不吃猪货食，肚儿饿了就要吃猪的，只有私人养，人再饿也要让猪吃饱。”他们还主张把产包到户，才能把生产搞好。贺玉珍说：“往年（指公社化前）一亩田要收十多担谷庄子，现在（指去年）二亩四分田才收两担谷庄子，罗善秀割，我担，照田亩算，看到工分挣得多，粮食收得少，自己哄自己，哄过就了事，结果还是肚儿吃大亏。再拿烟来说，过去一家一户的烟叶两斤就铺满了折子，今年烟叶耳巴子大，我看只要把产包到户，生产才务得好。”他们还主张增加自留地，说：“至少也得象高级社那样多，每人一分二，这样就可以作到人有菜吃，猪有饲料。
王定和，老上中农，解放前，家有七人，劳力2个，佃旱地四亩，水田十二亩，共16亩，喂有架子猪5支，鸡4-5支，水牛1支，大型农具齐全。
土改时，家有七人，劳力三个，分田15亩，其中水田10亩，旱地5亩，养牛1支，养猪7-8支，鸡5支。
公社化前，家有10人，劳力3个，养猪8支，牛1支，鸡、鸭5支，兔子3支，大型农具齐全，全部入。五六年分口粮每人450斤，分现金100元。五七年连退折价款得现金206元，口粮480斤，目前全家9人，劳力4个，饲养私有猪一支，兔子3支，大鸡3支，小鸡5支，储备干菜、蒜苔15斤，干苕菜两罗筐，泡菜一坛，酸盐菜一坛。六O年分配得现金40多元，得平调款30元，家庭副业收入70元，外援20元，共收入160多元，买布9丈，支36元，买鞋、袜、帽支50元，医药费15元，零用10多元，结余款有50元。
自留地4.8分，种玉麦2分5，其余种的窝笋、莲花白、洋豆豆、芋子等，栽红苕种11斤。
他对食堂的态度：1、在家吃可以照顾老人和小人，吃得热。2、在家吃可以吃够粮食，吃个明白。3、女人是在喂猪，反正要在家煮猪饲料，同时家中小人多，吃饭免得跑路。4、食堂炊事员的工分由生产队开支，他“不能享受没来头”。5、他要求规定的东西，一定要照规定给他。
彭友才，新上中农，解放前，家有七人，劳力2人，佃旱地8亩，喂有母猪一支，架猪五支，鸡鸭4-5支，犁、耙、晒席、烟折子等农具都有些。
土改时，家有六人，劳力2个，其余是小娃娃，分田15亩，其中水田6亩，旱地9亩，烟折子20棚。土改后，每人打伙买牛一支，农具家具基本齐全，养架猪2-3支，鸡鸭4-5支。
公社化前，家有8人，劳力3个，都是全劳，喂母猪一支，架猪3支，牛半支，鸡4支，大型农具基本齐全，全部入社。五六年每人分口粮480斤，猪饲料每支30斤，全家分现金90多元，五七年分现金110元。
现在全家8人，劳力5个，其中3个全劳，2个半劳，喂养母兔一支，大鸡二支，小鸡四支，私猪一支，公猪八支，储备干菜、干蒜苔8斤，干苕菜一坛，泡菜一坛。六O年分配得现金90多元，得平调款4元，家庭副业收入10元，共收入110元。买布3丈，支32元，买帽子7顶，支18元，零用钱15元，医药费25元，有结余款20元。
自留地四分八，队上的麦子地占了2分，自己点玉麦一分，其余种的窝笋、厚皮菜、栽红苕种20斤。
他对食堂的态度：1、在家煮可以渗菜蔬，吃得饱一些，热一些。2、全家可以调剂吃粮。3、只要我有自留地，种好些，自己煮，清洁些，少害病，参加食堂吃不饱，容易害肿病。”4、我不进食堂，全家8人每天可以少付炊事员工分12分（注：100分一个劳动日）一年要少付4300分，现在炊事员工分由集体开支，那点点没有什么关系。5、今后食堂能给我们分多少菜蔬，就分多少，反正我的自留地也种的有菜。
尹国仁，老上中农，42岁，六级劳力，参加农业生产。全家七口人，妻李桂珍36岁，评为五级劳力，担任生产队生猪饲养员，喂16头猪（15支大架子，一支母猪）其余就是5个小孩，最大的13岁，最小的3岁，大的两个娃娃都在念书。
解放前，尹一岁多时就死了父亲，母亲改嫁大地主，尹即跟舅舅长大，实际上和亲母经济关系很密切，舅父是尹的继父的剥削农民，催租逼押的帮手，同时又佃尹的继父30亩地请人耕种，尹参加部分劳动。初解放时，尹见势不对，即坚决和舅母分家，当时分到1亩8分地，没有猪，没有牛，也没有大型农具，因此被划为雇农成分。
土改时，分4人地，两夫妇劳动，两个小孩。没有大型农具，经过互助合作运动和发展家庭副业，农具齐全了，经常喂的2-3头架猪，2头肥猪，一头母猪，还喂有母羊。到高级社时家底很富裕。公社化时，生猪和主要农具折价入了社，怕“共产”，把羊儿都卖掉了。后来听说允许搞家庭副业，又买了母羊，现在家里有母羊一支，小羊二支，大鸡三支，母兔二支，公兔一支，小兔4支。六O年仅卖羊儿收入100多元。目前自留地种得好，现在有600-800窝窝笋可吃，去冬今春以来又卖300多斤青菜收入40多元，泡菜、盐菜有3大坛，晒有100多斤干青菜，两罗干苕菜。
尹国仁和他的妻子都认为公社不如初级社高级社时好，他说：“成立公社后生产没有搞好，猪支减少了，食堂办不好，肚儿没吃饱，口粮吃少了，饿坑填不了。”李桂珍还说：“在食堂吃饭就是没吃饱过一顿，饿得我脚粑腿软，莫说战斗员（指农业第一线的社员）做活路没劲，就是我们当饲养员的也做不起劲。分回来煮，几天就把饿坑填满了，这半个月还节省了9斤多粮。”他两人都积极主张：把口粮分下户自己煮，把猪支下放给社员私养，象高级社那样增加自留地，每人至少划1.2分，每头猪给30斤饲料，每头母猪给150斤饲料。李桂珍说：“过去一家一户喂的猪肥滚滚的，现在饲养员喂出来的猪毛称称的。”尹国仁说：“只有把猪放给私人喂养，才喂得好，只有把口粮分到户自煮，才吃得够，归根到底一句话个个都有私心，食堂就是办不好。”尹现在的态度是：你办起食堂我就来吃，不办食堂我也过得去，分粮分菜我总有一分，总之在家里煮比食堂吃好。
徐盛培老上中农，58岁，五级劳力，担任菜蔬员。解放前曾当了两年多伪甲长，全家11口人，妻张兴珍55岁，3级劳力，担任养猪员，喂3支猪（最大的儿子于五二年死此未算）大儿徐世贵26岁，现教民校，兼第五生产队食堂管理员；二儿徐世方，3级劳力，担任作业组长；三儿徐世平，17岁，4级劳力，么女12岁读小学，大儿媳和二儿媳都是五级劳力；此外就是三个孙孙，大的6岁多，小的3岁。
解放前，11口人，两个全劳，两个半劳，自耕16亩地，四九年又佃进20亩，雇一个长工，农忙时请短工，有牛，农具齐全，还有12间瓦房，土改时评为上中农。
土改时，分进九人的地（大女、二女分地后才出嫁，猪喂得多，喂得好，每年要出2-3头肥猪，年年杀过年猪。成立公社时，耕牛、猪支和大农具折价入了社，现在他们的家庭副业好，有母兔4支，小兔12支，母鸡3支，公鸡1支，私猪1支。六O年决算分配收入347.16元，其中现金468.83元。他家里自留地种得又多又好，全家11口人种13人的自留地（最近重划自留地时已退出2人的）现有泡菜和盐菜七大坛。
徐盛培和徐世方都想自己煮饭，徐世方说：“在食堂吃饭人多，站队等饭很耽搁时间，分到菜，没拿到饭，领到饭菜又冷了，只得先吃菜，后吃饭。
徐盛培对食堂最不满意的是他的母亲已85岁了，去年临死前，想吃白米干饭，但食堂工作人员不允许病人退粮回家自煮，他认为这太使人伤心了。
黄定友，新下中农，全家二口，母亲71岁，本人51岁，单身汉，6级劳力，放水员。
现在家庭副业，二支母鸡，4支兔，一支猪。60年分配收入80几元，得赔退款70多元。目前银行有40元存款。二个人的自留地全是沙地未开，只是原来的3厘多地栽了200多窝窝笋，30几窝厚皮菜，自己收一点青菜，加上在市上买回的70多斤，泡了二坛酸菜，做了5.6斤干盐菜。
对食堂的态度：
主要不相信食堂能够办好，对食堂工作上的缺点意见很大。他说：“不管农忙食堂也好，长年食堂也好，随便怎么搞总之搞不好，他不满工大队长徐世兑要坚持办食堂，他说：“有柴烧（指大小麦收获）要办农忙食堂，柴烧完了又叫你回去煮，再办食堂办拢一堆，徐世兑好统一管理，这中间问题很多，工作组走后，就变了”。炊事员张玉清才来还差不多，慢慢的，由他一人掌管了，以后就不好了。开始他主张办小食堂，吃饭近便热烙，原来小伙食团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每顿有10-11两米，吃饭过称秤逗硬，打牙祭炸好后，大家平分，后来听说不办小食堂了，他说：“在办小也没有屋里好，我和妈两个这两天炸的菜也比食堂炒的菜好吃。对食堂蔬菜地不撒他没意见，他说：自留地务好才是本等。我50几岁的人了，拖一天算一天，现在伙食团2亩多窝笋吃了就没菜了，黄瓜只两个牙牙（长得不好意思），茄子还未栽，炊事员的工分大家抬吗就抬吗，一个炊事员十几天找一个人出多少钱，自己仍然愿工在家里煮，只要求分点副产物。
他还说：以前米可随便买，推个车子一天供一家吃二升米，一年到头接得到吃，现在旱地变水田，肚子还装不饱，以前再紧也没现在紧，再糟也没现在糟。
来源：四川省农村工作部“省委农工部工作组、省委生活办公室关于农村公共食堂若干问题的报告(1961)”
来源：四川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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