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1-5-18 作者：省委黄岩县路桥公社调查组
省委黄岩县路桥公社调查组黄岩县路桥公社章杨生产大队和利丰生产大队，相隔只有一里多路，自然条件大体相同。在一九五八年以前，农业生产上都是先进队。最近两年，章杨大队继续保持先进，利丰大队却变为落后队。我们在这两个队作了调查研究工作。现在把两个队对比如下。
- 章 杨 大 队 利 丰 大 队 [年度] 亩产量 总产量 亩产量 总产量 1956年 725斤 316682斤 780斤 736222斤 1957年 788斤 370360斤 734斤 677118斤 1958年 926斤 432440斤 810斤 740760斤 1959年 1007.9斤 445000斤 653斤 669504斤 1960年 949.5斤 427941斤 530斤 509109斤 1960与1956年比较 +31％ +35.1％ -32％ -31％
- 章 杨 大 队 利 丰 大 队 [年度] 总收入 每户收入（其中集体分配收入：） 总收入 每户收入（其中集体分配收入：） 1956年 21143元 228元(134元) 48920元 338元(113元) 1957年 24759元 229元(139元) 47376元 312元(86元) 1958年 27634元 232元(146元) 55363元 254元(105元) 1959年 49992元 234元(181元) 54503元 119元(88元) 1960年 49802元 291元(228元) 39876元 108元(73元) 1960与1956年比较 +135％ +28％(+70％) -18％ -68％(-35.4％)
- 章 杨 大 队 利 丰 大 队 [年度] (其中：国家退还数) 一九五六年 75373斤 245303厅 ／ 一九五七年 107768斤 298310斤 ／ 一九五八年 150074斤 321128斤 ／ 一九五九年 170000斤 433200斤 68200斤 一九六○年 185691斤 197077斤 32000斤 一九六○年与 一九五六年比较 +146.4％ -18．9％ /
- 章 杨 大 队 利 丰 大 队 [年度] (其中：国家供应数) 1956年 500斤 538斤 ／ 1957年 485斤 428斤 ／ 1958年 499斤 429斤 ／ 1959年 440斤 336斤 82斤 1960年 429斤 370斤 42斤 1960与1956年比较 -14.2％ -31％ /
最近两年章杨大队口粮消费水平比较一九五八年以前降低百分之十以上，但是，由于用粮有计划，瓜菜多（除了自给以外，常年有大量蔬菜出卖），社员生活过得比较好。全队有六个浮肿病人，有八个青壮年妇女患闭经，但多数不是由于营养不良、劳动过度等原因引起的。没有发生人口盲目外流现象。没有发现人口非正常死亡现象。
最近两年利丰大队口粮消费水平比较一九五八年以前降低百分之二十以上，而且用粮无计划，前松后紧，时多时少，多时每人每天吃一斤多米，少时只有三两米，有时断粮，一九五九年断粮一次，十多天；一九六○年断粮二次，六十九天。因此发生了饿、病、死、流等严重情况：
一九六○年四月调查，有一百八十九人患病，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六，其中患浮肿病的五十人，患干瘦病的二十八人，青壮年妇女闭经的三十二人，子宫下垂的三十六人，小儿营养不良（四五岁还不会走路）的十三人。
两年内，死亡八十八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二点五，其中非正常死亡七十五人。两年内出生的只有二十四人。
从一九五九年春天开始，人口大批外流，一九六○年春天最严重，最多时有二百人（其中外出讨饭的七十三人），劳动力外流的占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八，其中二十多人至今没有回来。
两年内，变卖农具、家具、衣服的达一百九十户，占总户数的百分之八十七。变卖了锄头、蓑衣、织席机、桌、椅、床、箱、橱、锅、衣服、被子、蚊帐等共二千二百三十一件。拆屋子的五十一户，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二十三，拆卖房屋二十四间，其余的自己当柴烧了。
两年内，由于无法维持生活，有夫之妇改嫁的十二户，把子女送人的八户。两年内，结婚的只有一户（是大队经济、粮食保管员，有贪污行为）。
章杨、利丰两个大队都是平原水稻地区。章杨大队离路桥镇一里多，利丰大队离路桥镇三里，两个大队相隔一里多。气候条件是相同的。劳动力、耕田、水利、土壤等生产条件，情况如下：
章杨大队有一百五十户（其中农业户一百三十户），五百零八人（其中农业人口四百三十七人），劳动力一百八十四个（其中男劳动力一百三十一个，参加农业劳动的妇女劳动力五十三个），耕田四百七十二亩六分（其中粮田四百五十三亩六分），每人平均有耕田九分三厘，每个男劳动力负担耕田三亩六分一厘（当地妇女很少参加农业劳动）。
利丰大队有二百二十三户，七百三十二人，劳动力三百十五个（其中男劳动力一百九十三个，妇女劳动力一百二十二个），耕地一千零三十二亩八分八厘（其中旱地二十九亩三分二厘），每人平均有耕田一亩四分一厘，每个男劳动力负担耕田五亩三分五厘。劳动力上的差别，最近两年增大了。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年，章杨大队增加了二十二个人，增加了六个男劳动力，而利丰大队却减少了九十四人，减少了五十二个男劳动力。在一九五八年，章杨大队每人平均有耕田九分七厘，每个男劳动力负担耕田三亩七分四厘；利丰大队每人平均有耕田一亩二分五厘，每个男劳动力负担耕田四亩二分一厘，相差不多。
两个大队在同一条河流排水灌水，但章杨大队支流较多，蓄水条件较好。抗旱能力，章杨大队为三十天到四十天。利丰大队为二十天到三十天。但章杨大队比较利丰大队容易受水灾。两个大队都实现了灌溉机械化，章杨大队机械灌溉的水田达到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二，利丰大队达到百分之八十。
两个大队的土壤都属于沿浅海沉积土，土质良好。两年以前，章杨大队土质较肥的黑泥土占耕田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五，土质较差的黄泥土占百分之五，利丰大队黑泥土占百分之七八十，黄泥土占百分之二三十，相差不多。最近两年，章杨大队的耕田百分之八十以上冬季种草子（一部分实行春花、草子间作）每亩有草子三、五十担，施河泥一百多担，人畜粪肥三、四十担，因此土壤更加肥沃，现在全部是黑泥土。利丰大队最近两年百分之七十的耕田种草子，但长得很差，每亩只有七担到八担，施人畜粪肥十担左右，没有河泥，因而土壤变瘦了，现在只有百分之二三十是黑泥土，百分之七八十是黄泥土，社员说是：“把土壤种死了”。
在农业生产上，两个大队主要农作物都是水稻、大小麦、油菜和草子。章杨大队现在还有十八亩蔬菜地，一九六○年蔬菜收入五千五百二十四元，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三点五。利丰大队在一九五八年以前种植席草、甘蔗、络麻、茭白三十多亩，收入六、七千元，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以上；一九六○年只剩下二亩二分，收入一千五百九十四元，只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三点三。
两个大队过去家庭手工业都很发达。章杨大队有织麻帽、纺土纱、织土布、做扇、绣花、织席、做草鞋、编菱篰等家庭手工业，一九五八年收入一万零四百三十二元，一九六○年只有三千七百二十三元，减少百分之六十四。利丰大队有织席、织麻帽、打麻绳、做蕃莳糕、做园木等家庭手工业和副业，一九五八年收入三万二千六百元，一九六○年只有八千二百五十八元，减少百分之七十四点七。
两个大队过去饲养家畜家禽较多。一九五八年，章杨大队养猪一百四十头，每户平均一头；利丰大队养猪二百六十八头，每户平均一点二头。一九六○年，章杨大队养猪二百零二头（大队养猪场一百一十二头，社员私养九十头），每户平均一点三头；利丰大从只养四头猪，平均五十六户一头猪。
从上面对比中可以看出，这两个大队在两年前，在生产条件方面差别是不大的。这两年差别增大了。在粮田亩产量方面和社员收入水平方面，一九五六年利丰大队都比章杨大队高，从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五八年，章杨才赶上和超过了利丰队。由此可见，两个大队，一个先进、一个落后，主要不是由于生产条件上的差别，而是由于最近两年来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和领导方面，有很大差别。
章杨大队在一九五八年办公社以后，路桥公社从这个大队调去五十七个劳动力到公社良种场，做了一千一百四十工；大队办养猪场，调了社员三十八头猪；办食堂等福利事业，占用了社员七间房屋。一九五九年春天算账，进行了彻底退赔。这以后，没有再犯一平二调错误。路桥镇委还经常从镇上抽调劳力、肥料和物资，支援这个大队。大队办食堂等福利事业，占用社员的房屋，按时付租金，食堂需要家具，就向社员出钱购买。社员的自留地，一九六○年春天曾企图没收，遭到社员反对，没有没收。去年冬季算账退赔，发现一九五九年租用社员的织布机租金和房屋租金尚未付清，付出三元二角，全部付清。目前只有县修建长潭水库调用五千二百三十二个劳动工，尚未得到清理。
利丰大队的“共产风”，从办公社初期刮起，一直到一九六○年年底才停止。两年内，县、公社、管理区从这个大队无偿调用劳动力一万一千七百零五工（其中：县修长潭水库调用九千九百四十五工），每个劳动力平均为六十工。被平调的物资、资金和劳动工，折钱为一万一千一百八十一元，每户平均五十元。大队平调社员房屋三十一间，农具、家具一千零三十五件。社员的自留地是“三擒四放”。而且历次算账，都没有彻底清理。到四月底统计：全队平调总数为一万二千零六十九元（包括物资、劳动工折价），只退赔了三千零五十七元，占百分之二十五点三。
章杨大队在办公社前属于久丰高级社，办公社以后分为龙头王、章杨两个大队，这两年规模没有变动。章杨大队有六个小自然村，村落相近，生产内容没有多大差别，收入水平大体平衡。这个大队高级社时分成六个生产队，办公社后分成八个生产队，每队平均有农业户十六户，最大的队二十三户，最小的队八户。这两年生产队的规模没有大变动，各生产队的劳力、土地、耕牛、农具也没有大变动，去年秋季，党支部曾经打算把六队（八户）、七队（九户）并成一个生产队，但是两个队的社员都不同意，因此没有并成。
利丰大队在高级社时期是一个高级社，公社化以来大队规模没有变动，但是，两个村子相隔一条河，经营管理不方便，最近已分成辽洋、郏里陈两个大队。生产队的规模变动很多，一九五八年是八个队，一九五九年是九个队，一九六○年又变为十一个队。南面一片六个队，两年内变动六次，北面一片五个队，两年内也变动三次。每次大变动，都把劳力、土地、耕牛、农具打乱平分。因此，人心不定，生产上无法建立责任制，耕牛、农具也无人管理，损失很大。一九五八年有耕牛二十八头，到去年只剩九头。一九五八年有农船六只，现在只剩下二只（有三只下落不明，一只沉在河底）。
章杨大队三年来包产指标开始都订得很高（一九五八年每亩粮田包产一千零二十斤，一九五九年包产一千二百五十斤，一九六○年包产一千零二十五斤），经过七、八次修正，到秋后分配时才真正落实。但是，这两年三包还是作了认真处理的。在奖励方面，不仅奖励现金，而且奖励粮食。一九六○年年终分配，有五个队超产受奖，三个队减产少分。这一年虽然多卖了一万三千多斤粮食，但还是实行了超产队多吃，减产队少吃。现在超产队每人每天一斤二两半（十两制）原粮，减产队每人每天二斤原粮。
利丰大队三年来的包产指标也订得很高。一九五八年每亩粮田包产一千一百多斤，比一九五七年实产增加百分之五十八；一九五九年包产一千一百斤，比一九五八年实产增加百分之三十七；一九六○年开始包产二千五百斤，后来改为一千二百斤，比一九五九年实产增加百分之七十三。到秋收以后，虽然按照实际产量作了调整，但是奖励从不兑现，社员称之为“空头奖”。在口粮分配上，不管超产队、减产队，同一个标准，因此，超产队的社员大为不满，说是“多做也吃粥，少做也吃粥，还是不做好”。
章杨大队一九五八年办公社后实行粮食供给制。一九五九年春天改为粮食半供给制（供给一半口粮），供给部分占社员分配部分的百分之二十九，工资部分占百分之七十一，每个劳动日分配八角四分。一九六○年继续实行粮食半供给制，供给部分占社员分配部分的百分之二十七点七，工资部分占百分之七十二点三，每个劳动日分配九角六分，加上超产奖励，每个劳动日为九角九分。由于按劳分配的工资部分占百分之七十以上，社员劳动积极性还比较高。这两年一直坚持了评工记分制度。
利丰大队在一九五八年办公社后也实行粮食供给制，当年供给部分占到社员分配部分的百分之六十九点五，工资部分占百分之三十点五，每个劳动日只分配五分钱。由于春花、早稻两季是按劳分配，每个劳动日分配五角二分，因此，在年终分配时，百分之九十八的社员超支，劳动力越强超支越多。一九五九年供给三个月口粮，供给部分占百分之二十一点六，工资部分占百分之七十八点四，每个劳动日分配四角一分。一九六○年供给二个半月口粮，供给部分占百分之二十点五，工资部分占百分之七十九点五，每个劳动日分配四角二分。这个大队办公社以后就去掉了评工记分制度，多数生产队是一年三估，即在春花、夏收及秋收分配时，估计一下工分。社员说：“干不干，反正大家都吃一瓢粥。”劳动积极性不高。
章杨大队的粮食征购任务年年加重。一九六○年与一九五六年比较，粮食征购任务增加百分之一百四十六点四。一九五六年每亩耕田负担粮食征购任务一百六十斤，一九六○年负担四百三十一斤，增加百分之一百六十九。
利丰大队在一九五九年以前，征购任务也是年年加重的。一九五九年与一九五六年比较，粮食征购任务增加百分之四十八点六。一九五六年每亩耕田负担征购任务二百六十斤，一九五九年负担三百八十八斤，增加百分之五十四点六。一九六○年由于严重减产，征购任务减少了，与一九五六年比较，粮食征购实绩减少百分之二十六点六。一九六○年每亩耕田征购粮食一百八十斤，比一九五六年减少百分之二十八点三。
可以看出，在一九五八年以前，利丰大队的粮食征购任务比章杨大队重，最近两年，利丰大队的粮食征购任务没有章杨大队重。但由于利丰大队最近两年生产下降，因此，控了口粮。造成这种情扰，主要是由于利丰大队虚报浮夸严重。不应当认为：利丰大队粮食征购任务重了才造成落后。而应当认为：由于生产落后加上虚报浮夸，粮食征购任务才显得重了。
章杨大队生产队长副队长以上干部有二十人。包括党支部书记一人，大队长一人，副大队长三人，大队管理委员九人，大队监察委员三人，大队会计三人，生产队正副队长十人，共青团支书一人，妇女主任一人，民兵队长一人（其中一人兼四职，三人兼三职，二人兼二职）。他们的成分是：雇贫农九人，下中农十一人。党支部书记、正副大队长等五个主要干部的成分是：雇贫农三人，下中农二人。全大队七个党员（其中预备党员二个）的成分是：雇贫农六人，下中农一人。雇贫农在领导成分中占优势。绝大部分干部和党员的政治情况也是好的。只有党员郑世爵 （大队管理委员），解放前在伪水警队当过班长，流氓习气很浓厚，他妻子是妓女出身，他前两年当大队会计，账目不清，群众意见较多。群众反映，党支部书记杨仙玉及郑世爵、金礼普（食堂会计）等人，有贪污多占行为，现在正在深入调查。
利丰大队党支部书记和正副大队长共六人，成分是：贫农一人，上中农一人，下中农四人。两个支部书记，一个上中农，一个是下中农，中农在领导成分中占优势。前党支部副书记兼大队长王阿妹，上中农成分，解放前跑上海、宁波等地做草席生意，拜恶霸为继父，非常阔气，群众称他是“头戴高帽子，手套金戒子，身穿长袍子，夜夜困婊子”的“四子少爷”。一九四九年当村干部，曾放走土匪大队长。一九六○年党支部书记陈开元外调改造落后队，实权操在他手里。此人作恶安端，民愤甚大，今年三月已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现在，县委已经接受群众意见，开除了他的党籍。大队会计张学茂，是伪乡长的儿子，有贪污行为。
章杨大队这两年出现过瞎指挥的现象。如一九六○年要求连作稻占百分之百，消灭间作稻，因此有十几亩连作晚稻在立秋以后才插上秧，迟误了季节，减少了收成。在密植方面，要求一律五×二、五×三密植。一九六○年早稻播种过早（二月下旬开始播种），烂了一部分秧，因而每亩播种量达到二十五斤。搞了抽水机水泵下水，田头挖了积肥万斤坑，都没有发挥作用。这个大队也顶住了一些瞎指挥生产风：如一九五八年冬种，路桥公社党委要求每亩播麦种五十斤，他们只播了二十斤，为了避免检查，在播种以后立即盖上灰或泥土，因而节约了种子，产量也比每亩播五十斤的高。一九五九年春，公社党委要求“浸过年种”（即在旧历年前浸种），他们拖了二十多天才浸种，因而减少了损失。一九五九年秋收，路桥镇委要求提早收割，有的大队割了青稻，他们抗住了，没有割青稻。一九六○年的水稻密植，只有少量插五×二，多数是五×四、五×五，路边较密，田中央较稀。大队干部对于上面瞎指挥就不赞成，对于社员的抵抗，就听之任之，因此，瞎指挥生产风所造成的损失不大。
利丰大队的瞎指挥生产风，群众反映有二十三条。主要是：一九五八年冬种，大队规定一律耕二次，深八寸，结果是把生泥翻到上面来，把肥泥翻到下面去，多化了工，又减少了春花收成。一九五九年“浸过年种”，播种过早，烂秧严重，补播多次，还是缺秧，最后只得到外县买秧，过了小满才插完早稻。一九六○年旧历正月初八就播早稻种，播一批烂一批，前后播了四十天，每亩播了六十斤，浪费种子四万多斤。一九五七年秋天，规定在立秋前割完全部晚稻，把只有五六成熟的二百三十多亩晚稻也割了，损失一万多斤。一九五九年冬天，推广烧“跃进灰”（即用稻草烧泥块作灰肥），其结果是浪费了几千斤稻草，把泥土烧成砖块，不能用，有的现在还堆在田头。当地过去早稻主要品种是籼稻（五○三、乌皮），吃肥少，成熟早，这两年一律要求改种粳稻（卫国、陆羽、元子二号等），吃肥多，成熟迟，社员有不同意见，就被批评为“右派言论”。由于缺肥，粳稻产量还不如籼稻高，而由于粳稻收获迟，连作晚稻插秧推迟了，亩产降低一百斤左右。社员说这两年生产是“听电话，一样化，我们不当家”；“是短命鬼领导的”。大队干部是瞎指挥生产的积极分子。支部副书记王阿妹，不但乱下命令，而且对不听命令的社员，拧耳朵、罚工分、扣饭票。因此，这个大队瞎指挥所造成的损失很大。
前两年章杨大队在上报生产进度、劳动力出勤、肥料数量、估计产量等方面，都有以少报多的现象。支部书记杨仙玉说：“我总是带着两个数字，你要跃进数字，我就来个‘跃进讲’，你要实事，求是的数字，我就实事求是。”这种浮夸，是由于上面压任务、比先进、比产量逼出来的。在上报分配粮食产量、安排粮食征购任务的时候，这个大队上报的产量是接近实际的。
利丰大队的浮夸风，从一九五七年就出现了。支部书记陈开元，是有名的“跃进讲”，前两年，管理区开会，都是他“开头炮”。一九五七年粮食减产百分之八，他上报增产百分之十。一九五八年亩产八百一十斤，他上报为一千四百四十斤。一九五九年亩产六百五十斤，他上报为一千零十九斤。各种生产进度数字，都以少报多。因此，路桥公社把这个大队列为先进队，认为没有什么问题。一九五九年粮食减产七万多斤，征购任务却加了十六万多斤，每人平均只留口粮二百五十四斤，致使一九六○年春天二次断粮，共六十九天，出现了严重的饿、病、逃、荒、死现象，到四月间才由国家供应六万九千多斤粮食，但已经严重地影响了生产。
章杨大队党支部书记和大队长，讲话态度生硬，与群众商量较差。党支部书记曾经关过一个有偷窃嫌疑的社员。其他干部，与社员群众关系尚好，没有犯过打人、骂人、乱处罚人等强迫命令手段。利丰大队的干部有严重的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行为。办公社以后的两年时间，被干部吊打的社员有二十八人，拧耳朵的一百七十五人，罚工分、扣饭票的一百九十二户。打人最多的是王阿妹，社员叫他“阎罗王”。一九六○年一月，社员陈开林（贫农成分）看到干部大吃大喝，说了几句闲话，王阿妹等人就在半夜里把陈开林家的门敲开，把陈拉出去，要他赤膀去化“跃进灰”，本人不去，就拉到办公室，说是要送管理区，陈开林的妻子坚持夫妻子女一同去管理区，干部无法才罢休。一九六○年七月，社员林明福（贫农成分）的儿子林应彩（只有十三岁），钓来五斤黄鳝，王阿妹说他误工，全部拿走，自己吃掉。以后林应彩因为无法生活，到黄岩城里讨饭，被王阿妹撞见，说是“给利丰大队丢面子”，当场打了两个耳光，并把林带回来，用伞柄打了一路，带到家里，又把林吊在梁上和绑在椅子上两小时，晚上关在粮仓里，以后林明福写了悔过书，才释放。一九六○年十月，社员陈小友（贫农成分）偷了几块蕃莳，被王阿妹扣了全家人十七天口粮，逼得陈的妻子（已怀孕八个月）带着五岁的儿子外出讨饭，至今不知下落。大队干部奸污妇女七人。王阿妹奸污妇女不择手段。一九六○年夏天，王阿妹企图奸污王小玉的妻子，就强迫王小玉晚上下田割稻，自己进屋去奸污，由于女方坚决抗拒，未遂。
章杨大队一九六○年食堂里有二千八百多斤购粮证不见了，六百多斤大米不见了，有一些油、肉、鱼等不见了，社员怀疑是大队会计和食堂会计等人贪污偷窃去的。支部书记杨仙玉，有特殊化和多占行为；群众反映他有贪污行为（正在调查）；他办公社前劳动好，办公社以后劳动不好。因此，社员对他有些意见。其他干部，群众都表示满意，没有反映有特殊化和贪污、多占行为。
利丰大队的七个主要干部（正副支部书记、大队会计、食堂堂长、食堂会计、民兵队长、经济保管员），在办公社以来两年多时间，贪污钱一千零五十九元，粮食二千零九十一斤；集体吃喝一百一十二次，吃掉粮食九百二十斤，菜金七百多元，多占食油十五斤，糖二十一斤，带鱼六十斤，还乡占黄酒、毛织等物资。贪污的花样很多。社员被处罚、被没收的粮食、现金和物资，大部分被干部贪污了。一九五九年社员家庭生产箩绳，干部不许社员到市场上出卖，以二角二分一斤的低价强迫收购，然后以三角六分到四角一分一斤的高价出卖，得利二百多元，干部私自分了。至于占小便宜，不参加劳动等，则是普遍的现象。
章杨大队在一九五九年五月以前，归路桥公社领导，五月以后，划归路桥镇领导（现在路桥镇建立路桥公社，原来的路桥公社改为桐屿公社）。在归路桥公社领导期间，“五风”比较严重。归路桥镇领导以后，镇委没有从章杨大队平调劳力、物资和资金，而是经常从镇上抽调劳力和物资，支援这个大队。镇委对章杨大队有瞎指挥（上述章杨大队的瞎指挥，都是从镇委下去的），但镇委的主要干部，对于瞎指挥生产也有抵触，因此，只在紧靠公路的大队，做做样子，对章杨大队（离公路一里多）只作一般布置，并不深入检查。镇委干部到这个大队工作的，没有犯过打人、骂人、乱处罚人等强迫命令手段。因此，有些瞎指挥风就被章杨大队的干部和社员拖过去了。
利丰大队在办公社以后，归路桥公社石曲管理区领导，今年三月才划归路桥镇领导。石曲管理区的主要干部和派到这个大队工作的干部，大多数是刮“五风”的积极分子。利丰大队的“五风”，主要是从省、专、县和路桥公社石曲管理区刮下去的。从办公社到一九五九年，石曲管理区总支书记宋奶儿，喜欢吹牛，陈开元是有名的“跃进讲”，就成了他手下的红干部，每次开会，都让陈开元“介绍先进经验”。一九五九年九月以后，总支书记换上杨兆林，社员说他“比宋奶儿还官僚”。去年春天，陈开元向他反映饿、病、死人情况，杨很不满意地说：“你的汇报，不是要钱，就是要粮，利丰队就是饿死一百个，大不了是五十双。”置之不理。他总是把利丰队看作先进队，因此在五九年永升队的问题揭开之后，还把陈开元调到方家去改造落后队，到去年十二月才回家。而黄岩县委和路桥公社党委却把杨提升为公社党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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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的对比中，可以看出，章杨大队和利丰大队，一个先进，一个落后，其原因，主要不是由于生产条件上有很大差别（目前差别较大，但是在一九五八年以前，差别不大）。主要的也不是粮食征购任务有轻有重。而是由于：第一，利丰队一平二调严重，而且一直没有认真算账退赔。章杨队办公社初期也犯过一平二调，但在一九五九年春天算账，作了彻底退赔，以后没有再犯一平二调。第二，利丰大队的大队和生产队的规模变动很多。章杨大队的大队和生产队规模比较适当，两年来大队没有变动，生产队变动也不大。第三，利丰大队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分配上，平均主义，拉平分配。章杨大队也有一些平均主义，但主要部分是按劳分配，承认差别。第四，利丰大队干部的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生产风以及贪污多占、违法乱纪，极为严重，干部与群众关系很坏。章杨大队支部书记等干部，也有浮夸风、瞎指挥生产风和贪污多占的现象，但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干部与群众的关系比较好。第五，利丰大队的上一级党委（石曲管理区）的主要干部，是刮“五风”的积极分子，致使这个大队遭受严重损失。章杨大队的上一级党委（路桥镇委）的主要干部，对“五风”采取消极应付态度，因此这个大队没有受到很大损失。
省委黄岩县路桥公社调查组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八日
来源：浙江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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