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1-0-0 作者：[待确定]
堡子素有“涪陵粮仓”之称。公社化的58年，全社共有3、249户，15、455人，年粮产量973万斤，平均每人620斤：年底圈存生猪9,045头，平均每户有猪2.8头；常年外调稻谷500万斤，肥猪1,200头：在通往蔺市镇（涪陵县的农付产品集散地）的路上载运粮、猪的队伍，每天三、四百人，终年络绎不断。可是，1958年以来，这里出现了不大好的形势。粮食减产87%，人口减少46%；全社荒芜土地一万亩以上，占耕地面积的37.5%，口粮靠外援；圈存生猪下降为184头，耕牛732头，仅为1958年的2%和71%，平均14户一头猪，28亩地一头牛；社员房屋家具损坏不少，人们心灰意懒，无心搞好生产，得过且过。一直为涪陵出名的落后公社之一。
堡子公社怎么会一落千丈，变得如此落后呢？
“共产风伤了心”。社员用这句话作为追溯堡子公社落后的原因的起始。这个公社的共产风从来没有制止过，而且越刮越凶。刮得最大的有二次：第一次是58年到59年春，第二次是59年到60年春；其中尤以第二次“几个大办”刮的范围最广，对生产力的破坏最大。这里的“共产风”是从粮食刮起的。58年大办钢铁，各地调动的劳动大军，路过那里，就在那里搞粮食吃，吃了就走；这个生产队被吃完了，就到那个生产队去挑，不分你的我的，就凭公社一句话。再接着开展“三献”运动，这个运动，不但平调了群众的破铜烂铁，而且把群众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也平调了。那个时候，公社干部权力相当的大，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作风开始抬头。群众不愿把好的锄头、好的铧口献出来，干部就以对“大办钢铁有抵触，对建设共产主义、大跃进有意见”等“大帽子”扣上，使群众无法辩驳。农村繁忙的“四秋”开始，县委提出“三年不搞农业，也能吃饱饭”的口号，阻止一部分在工地眼看丰产不能丰收的干部和社员想回家突击“四秋”的合理要求，并到处传播以大队为单位组织“大兵团”，建立“战地食堂”，“生产到那里，吃到那里，住到那里”的经验。于是“大兵团”和“战地食堂”所到之处，就大刮“共产”之风。没有粮食就地收来吃，没有柴火，食堂工作人员就劈开社员的门锁，有柴取柴，无柴拆房子来烧，社员家里的瓢、碗、锅、灶更是一扫而空。干部说：“任何东西不分你我的，只要工地上、农业上、生活上需要，谁拿了也不犯法”。一些不纯分子借机乘火打劫，把别家的东西窃为已有。社员形容当时的情景说“兵团一到，什么都遭”！“家家户户象水洗过澡一样”。59年秋、冬的“几个大办”，破坏更为严重。仅大办饲养场一项，损失的毛猪就由9,045头下降到2,060头，社员说：“这一阵风就刮掉我们六千多头猪”；大搞社办工业、大搞专业队、大办蔬菜场、大办食堂等等抽调的劳动力，约占全社劳动力的70%左右，搞农业的只有30%，许多良田好土没有种上，成片荒芜。60年粮食减产，社员不承认“天灾”，只承认“人祸”。两年来，一些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对公社各级的无偿或半无偿平调也一直没有制止过（59年初省委指示的纠正一平二调三收款，这个公社始终没有贯彻）。如59年底，财政部为了提前超额完成税收任务，直接从信用社账户上扣取枹桐大队存款4,000多元，事先既未通知，事后又无税票，直到大队支用存款时才发现此事，社员们称之“无名税”；时轮大队完不成征购任务，原公社党委付书记竟私自填时轮封条一张，乘夜贴在中心大队粮仓上，第二天率领数人“理直气壮”的作为时轮大队的粮食，开仓调走稻谷3,000多斤，社员把这种平调方法取名为“暗霸明抢”。至于无故无偿调用社员房屋、家具、钱财等花样更是层出不穷。小到一针一线、小孩尿布、女人鞋都属于平调对象，似乎只有这样办，“才能防止社员的自发势力”，“才象搞社会主义的样子”。所有平调的东西，有的打了条子，社员说这是“文明的平调”，有的连条子都未打一张，真象：“帮棒老二（指土匪）一样”。共产风给群众生产、生活带来的影响极坏，不少社员说：“什么东西不分你我，谁还有心肠干门子（指干活）、整家务”，都抱着“挨些磨，打些坐，要饿大家饿”的态度，消极对待生产。
“浮夸风和瞎指挥生产风害死人”。这是社员评说堡子公社落后的又一个原因。提起“瞎指挥生产”，老农民就连连“摆脑壳”。59年进行“玉米定向”经验，苗长大定根，原公社党委书记发现叶向错乱，不合“技术规格”，就强迫社员一根一根扭正，甚至铲掉重种。当时老农为此气得直顿脚，妇女们为此气得直叫喊，也无法改变这个“决定”，结果弄得颗粒无收。60年省委要求各地向生产先进地区看齐，作到山上山下苗长得“一个样”和提出大种“满山青”的口号，可是这里的公社领导却追求形式上的“一个样子”拉起绳索插秧子，整整栽了二个月才栽完，社员说“一点不夸大，硬是栽完秧子正好吃早稻”。他们也不顾许多好田好土没有种上的事实，强迫社员上山开荒种“满山青”，结果好田好土反而荒芜成片。象这样的主观蛮干的事情在堡子公社真是不胜枚举。
由于受特大自然灾害的影响和瞎指挥生产造成的减产小收。59年这个公社的粮食产量是减产的，可是县、区、公社党委硬要“打肿脸充胖子”，浮垮增产，而且为了达到他们主观臆断的产量进行了“反瞒产私分”运动。“反瞒产私分”的违法乱纪的程度是一言难尽的。县委在马武区召开的反瞒产现场会议上，县委书记带头打人，罚没抄家搞违法乱纪，并且提出“没有钱找富裕农民，没有粮食找富裕农民”的口号。区委在这个公社试点的时候，又进一步具体了“斗争对象”，提出“穿得好，长得胖就是富裕农民”的界限，更加错定和扩大了“斗争对象”；而且还批评那些打人不积极的干部是“右倾”，是“向富裕农民妥协”。经过这样层层贯彻，于是违法乱纪成风，不少干部、群众被打死。在严刑的敲打威逼下，粮食产量越报越高，群众生活却越来越没保证。这个公社58年产量为973万斤，59年实际产量只有700万斤，反瞒产反到2,200万斤，为实产量的三倍；县上根据这个产量拿了600万斤征购，群众口粮实际只有100万斤，所剩无几了。但是，各级领导却还坚持认为社员有粮不交，对已经发生的断炊死亡现象不但不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反而肆意规定：不准社员打野菜和在家里烧火。批判打野菜的人是“闹粮”，是“富裕农民嚣张”；说凡是“在家烧火就是煮吃的，有吃的就是‘小偷’，要办交代”。社员生命朝不保夕。庆龙大队第四生产队，仅在这前后五个月中，72户人家就死了11户：365人死了111人；队里十几个粗壮大汉被吓得外逃求生，终因缺粮、无钱回家抱病而死。社员说：“那时间，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不被打死，也要饿死，20多岁的小伙子准备了棺木，等待死亡”。这那里还能把生产搞好。
有社员说：“平均主义是我们公社长期没有改变落后面貌的致命伤”。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全社10个大队，过去比较富裕的有6个，两年来经济下降为穷队，甚至不及穷队水平的有6个，占60%以上；生产队由富变穷约占50-70%，其原因除了这些公社遭受“共产风”和“反瞒产私分”的灾难比一般地区更为深重以外，更主要的是平均主义打击了富队的生产积极性，助长了穷队的依赖性，造成整个生产下降。公社化以来，国家分配任务的“三定”政策没有了，代之以“鞭打快牛”，那个大队季节早、生产好，就往那个大队身上加，不但影响大队积极性，而且助长了“平调”之风。在大队掌握粮食上，这个公社从来没有一套完整的制度，连分户账都没有一本，生产队交来的粮食，大队只掌握一个总数，那个队交得多，那个队交得少，大队不知道；而且分配上也没有一个差别，交多交少甚至一颗粮食不交也一样参加分配，吃和其它队一样的口粮标准。生产好的队反映：“反正黄鳝泥鳅一样长，积极生产又为谁，还不是象养娘老子一样养他们（指落后生产队）”；经济收入急骤下降。社员和社员之间平均主义更是打击社员的出工积极性，影响劳动生产率。58年以来，这个公社劳动管理上评工记分有了；在分配上不是根据多劳多得、按劳分配的原则，而是按人头发工资，按等级吃口粮，即“干不干，三顿饭，每月都发二元半”的办法，社员们对此颇有意见，因而干起活来都是懒洋洋的，出工早的看出工晚的，出工晚的看不出工的；劳动积极的看劳动消极的，劳动消极的看不劳动的。大家“过吞”。据不完全统计，去年积极出工的人数约比58年减少40-50%，每个劳动力创造的价值减少50%以上。无怪乎群众说“这两年来的分配办法，真把勤快人都磨懒了”。
社会上一些地富反坏分子在我们执行政策有错误，生产率不断下降，干、群关系遭到破坏，群众生活自顾不暇的情况下，趁机活动，兴风作浪，致使这个公社滥上加滥。有的写反动标语，破坏党群关系；有的公开在群众中宣扬“吃供应粮”，煽动群众不出工，不生产；有的造谣惑众，组织一部分落后的群众偷青、吃青，甚至盗窃国家粮库；有的伪装积极，骗取信任、窃据领导职务，就大肆进行阶级报复。如庆龙大队吕方勤（是阶级异己分子，原任支部书记，整风初期为生产队长）一贯贪污盗窃集体粮食和现金，在59年12月分的“反瞒产”运动中，更借“反瞒产”之名，行“阶级报复”之实，组织和领导了一个有16人参加的“反瞒产小组”，大肆迫害群众，亲手打死群众13人之多，并大量抄收社员的家财据为已有，最恶毒的是对原支部书记许代福的迫害。许是一个忠于党的事业，深得群众爱戴的好干部，只因多次揭发吕偷盗粮食的罪行，即被怀恨在心，视作眼中刺。这次乘“反瞒产私分”的机会，反诬许有“瞒产”，在拉拢上级派来的工作组后，对许进行了严刑迫害，打得周身泡烂不算，还要在许的脖子上加磨盘悬吊起来，经过百般折磨，终使许精神失常，伤口长期糜烂，不治而死。随后，吕更进一步借县里需要女劳动力的机会，调走许的爱人，使许的二个儿女无依无靠，企图杀人灭种。
从以上情况可以说明，堡子公社落后的原因，根本问题在于一平二调“共产风”等政策执行上的错误。其中也有阶级问题，但主要是“生产风”等政策执行上的错误的结果。整风整社初期，县委确定这个公社的性质是“阶级问题”，全社十个大队排队：属于阶级问题的有3个大队，组织不纯的有3个，右倾倒退的3个，共产风1个。经过整风整社的斗争揭发和最后的定质处理，现在证明这个公社的落后性质主要的不是“阶级问题”。全社10个大队，最落后的有6个，占60%，其中属于阶级问题的只有一个，占落后大队的16、6%，运动中作为盖子揭发的干部有23个，需要作组织处理的有6个，其中真正是阶级敌人混入内部的只有一个，占16、6%。由此可见，这个公社落后的性质应该属于“共产风”的问题。
对于堡子公社的问题，县委和区委曾经作过多次研究解决，但始终没有改变得了它的落后面貌，为什么这个公社落后的面貌长期得不到改变呢？基层干部说“官糊涂打死衙役也难以解决问题”。现在看来，主要教训在于县委和区委对堡子公社落后的原因缺乏深入的调查研究和走群众路线，倾听群众意见的思想作风，错定了落后性质；在历次运动中，只清算了违法乱纪的错误，没有清算政策执行上的错误；只清算了基层干部的作风问题，没有清算县、区委领导的作风问题；以撤换干部作为解决落后的主要方法，而且在撤换时候没有充分发动群众，而是领导主观决定。因此，干部撤换不少，问题仍未得到解决。新木大队58年以来，当过生产队长的有60人，到69年底止，现任干部中58年以前的干部只有3人了！这个大队的干部平均一年大换一次半，庆龙大队支部书记的职务，在60年的9个月时间里换了6个，平均一个半月换一个，最长的当了三个月，最短的当7天。现职干部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叫“三个月的干部”，即三个月一个季节，拿不起粮食来就下台。一些土改时的积极分子，由互助组长、初级社社长、村支部书记一步步培养出来的老干部，60-70%被当作“阶级问题”撤掉了。如新木大队58年前原有干部29人，大办钢铁和修公路时调走25个，除了一个因工作需要未调回、一个死在工作地以外，其余23个都先后调回本大队，在历次运动中，这23个干部的情况是：被撤职或回大队后未安排的干部职务的8人，死了6人，外逃2人，逮捕1个，陆续调出本大队的5人，现在只留下一人继续在当干部。因此，堡子公社的问题，县委和区委虽然一次又一次的进行解决，对干部作了如此频繁的调动，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促使组织混乱，加深了堡子公社的问题，使堡子公社的落后面貌长期改变不过来。
涪陵县经过整风整社，现在象这样落后的公社还有十个，只是落后程度不同，省委工作团把力量集中起来，帮助涪陵县解决这十个落后社的问题，我们认为只要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按照党的整风整社指示，正确执行政策，在短期内一定能把它改过来。
来源：四川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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