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1-7-20 作者：中共云南省委边委工作组中共勐海县委工作组
中共云南省委边委工作组中共勐海县委工作组布朗山曼果乡共有313户，1587人。其中布朗族186户，786人，余为爱尼（哈尼族支系）、拉祜、阿克和香堂（彝族支系）等民族。有九个合作社，其中一寨两社的一个，一寨一社的八个，两个寨子为单干户。
这些合作社，都是1958年一哄而起的，除曼果、南痕两个寨外，一般都没有划过阶级，不论地主、富农，什么人都入社。办社后多数减产，这九个社大体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类，比较好的社共两个，都为乡政府、工作队驻地，有一定数量的党、团骨干；建社后，贫农粮食收入有所增产。如曼果一社，贫农22户（92人），1957年产量为24694斤，1960年产量达31978斤，有12户贫农表示拥护合作社。体制调整后，干部的管理水平可以勉强跟得上。
第二类，比较差的社六个，一个社只有个把党、团骨干，社的领导权或明或暗仍为地、富所控制；部分贫农愿意办社，但没有形成阶级队伍，群众思想混乱，生产搞不起来。如班等社（54户）离乡政府40余里，工作队干部有时去一下，三个党员中只有一个能起作用。全社107个劳动力，栽插季节经常出工的只有20余人，多时也不过半数左右。经营管理水平很低，工分多少，由社员自报，加之闹缺粮，社员忙于找吃的，春耕生产一度处于半停顿状态。又如季良社（27户），今年三月，地、富煽动个别社干部和部分群众要撤党员社长的职务，党员社长因无群众支持，斗争不过，想以搬家来“躲避是非”。这类社中，真正愿意办社的，多是那些缺乏劳动力以及鳏、寡、孤、独的困难户。
第三类，一个社。即阿克寨，没有领导骨干，旧的上层统治原封未动，解放后干部只进过几次寨。进寨前先和头人说好，入寨后头人还架起枪刀监视干部活动。1958年民主补课时，在头人操纵下全寨上山，坚持一个多月，向工作队提出四条要求：“不划阶级，不斗争，干部去寨不能超过二人，不准带枪，白天去白天回”，经协商后才下山。他们办社完全是政治压力，周围都办了社，不办恐怕暴露内部真相。贫农入社，实际上是给富农、头人当帮工，都说“入社不得吃”。全社17户贫农，1960年有11户退社，其他多数社员也比不办社时困难。该寨虽然办了社，但至今仍封锁干部，头人不准群众和外族干部谈话，每当干部进寨，群众关门闭户，躲躲闪闪，戒备很大。
从合作社的经营管理水平看，一类社能搞部分包工定额，但是困难仍然很多，由于田地没有亩积，每个工种定额需要干部每天丈量土地后才定下来，工种之间的定额很不合理，工分软的抢着干。群众对十分制数不清，只好实行五分制。有些社干，特别是会计嫌麻烦，不愿搞包工定额，仍想实行每人劳动一天发几分的办法，部分社员也不想搞。社长在场就实行包工定额，社长不在时还是每人发几分。
二类社一般还是死分死记。社长说：“搞包工定额，将来有的社员工分多，有的社员工分少，有意见不好办。”社员说：“搞包工定额，是政府不相信我们劳动，叫我们搞不团结”。
三类社还是绝对的平均主义，全劳力出工，每天用木刻刻一刻，半劳力刻半刻。中农、富农劳力多、牛马多，占便宜；贫农人少，劳动不劳动都吃亏。分配时背一箩分一箩，包谷、红薯你一个我一个，分完就算，该社1960年分配结果，折算下来，上中农（有的是富农）每人分粮337斤，中农每人分307斤，贫农每人分280斤。因此，这个社的贫农多数退了社，现存19户社员中，有14户中农，16户单干中，有14户贫农。
另外，该乡多是六七十户的大寨子，虽然已调为一寨一社，社干仍然“管不下来”。今年春天贯彻省委“边疆政策”时，由于区委干部怕右倾，连调整规模都不敢贯彻，平均主义没有得到克服，至今一类社中还不断出现社员要求退社的情况。
布朗山区共有42个寨子，有37个寨子实现合作化，曼果乡可代表整个布朗山合作社的情况。
第一，民族的社会发展水平十分落后。农业生产完全是刀耕火种，铁质工具很少，用竹杆插穴点种。1957年部队工作组帮助他们开了水田后，才开始用大洋锄，学驶牛犁田；手工业只有自制自用的一些粗糙的用品。出售松明、草排、仔猪等换取坝区的粮食（据曼果社的调查，自产粮食只占其需要的44％，靠坝子换粮食占56％，粮食虽少，吃粮水平都在500斤左右。合作化后，全由国家供应，国家赔钱很多，但只能供应300多斤，群众对此不满）。
土地为村寨头人“卡滚”（家族）所有，交家族长管理。每年春耕生产时，杀鸡、送腊条请佛爷卜挂，择定耕种方向，如方向不宜，土地再好也得丢荒，择定土地后，由家族长按户分配使用，秋收后仍由家族长收回，来年生产时又重新分配，单户只能占有夥耕生产空隙自开的小量山地及寨子附近的竹棚。各户之间的土地占有虽有悬殊，但本族和本寨之间尚未出现租佃关系。民族内部虽已产生少数地主、富农（根据曼果的调查，地主4户，占总户1．35％，富农7户，占2．36％），但其剥削方式多为高利贷和雇工剥削。解放后，虽然取消了择地卜挂的陋习，废除了高利贷和雇工剥削，但群众的觉悟仍然很低。1958年暴乱时我们在曼果寨逮捕了地、富头人11人（释放三人，狱死四人，现劳改四人），虽然打击了上层势力，但群众并没有发动，工作队虽把地主、富农都划出来了，但大多数群众阶级界限仍划不清。
另外，民族的宗教迷信很深。上层利用宗教吮吸群众大量钱财。根据曼果一社的调查，1949年全寨宗教费用占其总收入的32％，1957年后虽有所减少，仍占其总收入的14％。1949年前，全寨71户，就养活着20个和尚。宗教活动频繁，五日一“开门”，七天一“关门”，每年每户要耽误70余天。布朗族过去在政治上虽受傣族土司统治，但在布朗山却是一个统治民族，以“山主”自居，统治着哈尼、拉祜等民族，称哈尼族、拉祜族为“哈尼儿子”，“拉祜儿子”，他们的头人由布朗族头人册封。哈尼、拉祜等族使用的土地、寨基、坟地、牧场都得向布朗族头人交纳地租和山租。布朗族群众可以任意到哈尼、拉祜寨子拿东西和随便吃喝。1958年后，民族间的租佃关系虽已取消，大烟也已禁止，但群众中遗留下来的“游手好闲”的习惯尚未完全改变。
第二，工作基础很差。1958年前，布朗山区只有武装工作队，流动性的作一些以对敌斗争为主的群众工作，民族内部的旧势力和落后因素，一点未动。直到1958年8月开始建立乡政权，紧接着进行民主改革，办合作社，虽然对旧制度有些冲击，但除了个别乡政府、工作队常在的村寨外，大部分村寨都没有发动群众，至今不少基本群众划不清界限，没有形成贫农阶级队伍。到1961年春夭，部队出国作战，消灭残匪，多数群众才真正认为“毛主席这一边胜利了”。
第三，这几年执行政策上有许多错误。布朗山1958年开始群众工作，即亳无准备地突然进行民主改革。一年办三次社（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实行耕牛折价入社、大办食堂、宣传实物存款，引起群众思想大混乱，认为“一切都要归公”，“一切都是给共产党干的”，全区逃跑500余人，生产受到破坏。有的说：“是不是这些外来干部疯了”。1959年调整后，全区仍实观合作化，群众仍然心有余悸，普遍反映“这两三年不明政策”，“昏头昏脑”，“有牛无牛是一样，耕牛死了，豹子吃了还好些”，群众把好一点的衣服、工具、银首饰都埋藏在地下，把竹子砍光。这两三年粮食都减产，特别是1959年减产很大。据曼果一社的调查，1949年粮食71913斤，1957年78639斤，1959年为42071斤，比1949年减产41．5％，比1957年减产46．5％，1960年粮食产量稍好一些，为67750斤，但连吃青算在内，群众一年仍缺着半年粮。
当然，十年来，我们在布朗山也作了很多工作，最主要的是培养了一批乡、社骨干，部分社开了水田，扩大了耕地面积，个别社生产也有发展，但总的看来，基础是很差的，绝大多数地区没有办社的条件。
自从去年12月贯彻政策以来，少数办得较好的合作社，社员思想比较稳定，群众生产积极性有所调动；但大多数合作社社员的思想还相当混乱，有的说：“合作社好，但是要到单干寨子买粮吃”，“组织起来出工迟，单干生产一个不等待一个”，“搞定额好，多劳多得好，但无饭吃，犁田犁不动”。班等社快下种时还有十多户要求退社，他们向社长表示：“只要准许我们单干，我们情愿在开好的土地留出中间好的给你种，我们种边上的坏地”；社长岩糯恩（支委）在支部座谈会上敞开思想说：“说单干有饭吃，不符合大方向，对不起党和毛主席，但是为了肚子又不能不说”，又说：“如果一宣传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就等于戳破了马蜂窝，连社长都会带头退社”。今年三月曼果分社时，曾影响到部分社要求分社。但区、乡干部仍然怕反“右倾”，怕分社会被误认为是”越小越好”，只分了两个社后，就不敢再分了。南痕社两个寨子相距五华里，要求分社，也长期拖延不敢解决。干部对群众要求退社总以为是地、富破坏，用政治压力去封住群众的口。因此，至今一部分社生产仍然搞不起来，只坐待国家供应。据区委书记施宜西同志介绍，布朗山整个区情况，也与曼果乡大体相同。例如今年在张家乡调整关系时，稍松了一下口社员就纷纷退社，140余户社员三天内就退得只剩40户，后来干部认为，“这样下去都成单干了”，才又收拢起来，不准退社。
据我们了解，布朗山在我省直过区中，代表比较落后的地区，象这类基础确实太差的地方，应从根本上考虑究竟怎么办才更能有利于发展生产，更有利于民族团结和稳定边疆，这是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
来源：云南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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