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1-1-9 作者：[待确定]
今天会议，继续以公社为单位，漫谈讨论，进一步开展大鸣大放。到会的绝大部分同志都消除了顾虑，敢于揭盖子了，大胆吐怨气。刘府公社到会六十八人，就有六十一人参加了鸣放。小溪河、殷涧等公社到会的全体同志，都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并且一面口头鸣放，一面写大字报。据不完全统计，已贴出大字报五百多张。小溪河公社禹山大队总支书记侯正国同志，在大会安排看电影时，他乘机抓紧时间，一晚上写四张大字报，并准备好第二天的发言提纲。过去不敢讲的事情，现在讲了出来。板桥公社江山大队宫李生产队社员代表宫学仁（60多岁）一天发言四次。他说“今年（60年）庄子上没有吃，死了人，我对老婆讲，这样不得了。老婆讲我，你这老头子想死了，干部听到明天不给你吃，饿死你。那时我也不敢讲，这次听了陈部长报告，心里疙瘩去掉了，有十二条政策撑我腰，什么也敢讲了。过去干部胡来，社员家里的粮食，干部带人刨，扒社员房子，种一亩报十亩，这下去他们再胡搞，我就要告他们。公社不行，到县里去告。带点干粮。一天走不到，两天，两天不行，就走三天”。大队总支书记王焕业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从华，在武店反映的问题，不能不是事实。大庄小庄，像跑鬼子反，没有吃了，还卖过头粮等等事实，去年就是这样。祖钱轩在60年春天家里死了十一口人。开始死人，家里来人送信，他摇摇手不叫讲，将几个钱回去处理处理就算了。最后只剩三个人，实在受不下去了，就请示领导把小孩的户口粮油关系迁到机关来，请示再请示，到批准时，三个小孩也死了，因而精神失常，工作不起来，任务完不成。并因工作失职，受到处分，怨气很大，不敢说。这次会还事先征求他老婆的意见，这个意见能不能提？他老婆交代他，乘早莫说。听了陈部长报告，消除了顾虑，在会上边哭边讲，苦诉了，冤气出了”。
过去说老实话受到打击的，现在也在会议上出冤气。刘府公社刘府大队汪芦生产队社员代表汪贵珍（下中农）说：“1958年我干队长，上级不准打旱秧，我偷偷打了几亩旱秧苗，收稻子一万八千多斤，他们的几十亩水秧，只收五千多斤，还开会辩我，把我队长也撤了。硬叫认错，我死也不认错。多收粮食还有错呀，我气的三天没有吃饭。”工作组长张玉朴说：“长×张王庄原来四十二个劳动力，现在很少了。母亲死了，老百姓吃子，屙不下来屎，屎带血，用草棒透。我回来向检察长反映，说我反对三大万岁，污蔑人民公社，斗我三天。做六分×，要不是徐部长，县委要划我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了。60年春，我五口人都死了，我就带一个小孩来，死了哪敢讲，就说有病死了算了，是个睁眼倒瞎霉”。殷涧公社凤阳山大队山殷生产队社员代表殷如松（中农）说：“我今天要放我的冤气了。过去我们对干部多吃粮，死人很多，给大队书记宋学典提意见，宋学典不但不制止，还召开党员大会辩论我，说我坏，思想右倾，撤职我猪场队长”。散会时，他连晚饭都不吃，一气就写了六张大字报、一份检举书。刘府公社陈于大队原生产队长（现在组长）张文俊说：“60年算粮食账时，卖存粮比账面上少五千斤（是浮夸造成的），公社工作组刘道仁硬追硬逼，叫我交出粮食来。我没有粮食，叫我白天劳动，晚上背石头。最后撤了我的职，身体也垮了，五个月不能走。当时我向公社张桂卿书记反映，他不仅不处理，说你有错误，你粮食为什么不卖。这次来开会，我母亲堵在门口，对我说，你石头还没有背够呀！想想真寒心，真不想来开会。自己又想，不来开会对不起党，以后才来的”。
今天揭发出不少严重的问题，特别是死人问题。府城公社红旗大队×生产队生产组长陈守先说：“60年春天，光蔡庄一个地方就死人八十多人。当地干部还组织一个送病专业队，专门抬人”。武店公社今天在会上发言的十三人，就有四个伤心痛哭。考城大队社员代表王家来说：“我们大队原有五千口人，现在只有三千二百人。日本鬼子来我们也没有死这么多。日本鬼子来我们还可以跑呢，今年我们哪里都跑不掉，活活在家受死了。我家六口人死掉四口人，我最后一个喂牛，快要接上午收没有死，十二个喂牛的都死了”。讲着讲着就哭起来了。
大家认为，凤阳在59年冬、60年春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呢？主要是由于共产风、浮夸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不关心群众疾苦、少数坏干部无法无天胡作非为造成的。县委应付主要责任。武店公社光明大队姚营生产队社员代表姚继山说：“党和毛主席的政策是好的，就是凤阳县委不好。58年秋种每亩种四五十斤，甚至百斤，结果不能收。59年没有粮食硬叫报，没有办法就报空。这里几千斤，哪里还有几千斤。报过不算，还要兑现。朝吊上对。在二月里死的人没有数，我们光明一千六百三十人，死了八百多人。姚正会家急得扒小孩吃。人心都是肉做的，眼水往肚里流，都是县委一手造成的。破坏党和毛主席的名誉”。曹甸公社和平大队杨巷生产队社员代表王夕周（中农）说：“历年来都是清明前后下秧，近三年来，硬叫春分后马上下秧。去年，我们队有三百多斤种子打了三母子。因天气早，天太寒，结果稻子都烂光了，只出一些草。生产上由上面弄，乱指挥。有县委当家，社员不当家了。我们干了几十年庄稼活，只你们有经验吗？说我们老脑经，旧思想，还有什么右倾保守，我们听不惯，只好放在心里，不敢讲，由你们乱指挥，吓摆弄。生产搞的差，粮食产量收的少，给人们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此山底下一家三十四口人，去年冬春死掉三十口，还剩四口人，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曹泽辉死去六七天，在家里没有人去抬，耳朵和脸都被老鼠啃了，这些事情多惨啊”。武店工作组杨义全说：“县委生活特殊，东西都被他们吃了，吃细粮，这叫什么四同。群众有肿病，写信买不到糖，商业局送给县委委员一人一包，病人为什么捞不到糖吃？都被吃掉了”。强华说：“武店现场会浪费大，食堂没有吃，赵楼两天死掉十三人，现场会还大吃大喝，炸油条炸糖糕、水饺子、馒头，十二个菜，中午二十四个菜还数不了，喝的是金字酒，双营子庄上病的人，有的锁在家里，有的搬走了，怕人家看见”。总铺工作组××贵说：“59年冬60年春群众肿病死亡的时候，县委大请客，召开乡党委书记会，吃鱼吃肉，水库经常送鱼来，都分给几个书记、县委，从来无一人给钱。招待所随便装吃，县委每个月都吃几百斤粮食，这些粮食若救济一个生产队，要少死多少人”。刘府公社大队总支书记孙贵均说：“门台电灌站对民工有病不给饭吃，我们大队的陈焕功，原是个很壮的劳动力，结果被撵回来后，几天就死掉了”。曹店公社中心大队上宋小队耿沈小组社员代表耿××（贫农）说：“今春上（指1960年）上宋小组劳力死的太多了，没人去埋，从我们耿沈抽人去埋，我们埋了半天只埋五人，还有两人没埋。这是多么可惨的事情啊。这些事情都由谁负责呀，我看主要是县委”。府城公社社员代表洪冠群说：“金传之偷几只山羊，队长葛如×不给饭吃，全家四口人被活活饿死”。杨学祥（书记）说：“马玉新有病还叫犁田，跟不上说装病，结果被盛天山打、扣饭致死。××饿死在家无人知道，小孩爬在身体吃奶，三天未吃着也死了”。鸣放中，还有极少数同志存在思想顾虑，怕讲错了挨斗争、戴右倾帽子、怕一阵风，雷声大雨点小，怕提了不管劲，受打击报复，怕揭发引火烧身。
根据上述情况，明天的会议，打算在上午开大会，作进一步深入揭发，更广泛更深入的开展大鸣大放。
来源：安徽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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