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1-1-11 作者：[待确定]
县委四级干部扩大会议于六0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开始截至六一年一月六日结束，时间十一天。参加这次会议的包括公社、大队、小队以及干部，农场生产队长以上以及干部和厂矿的支部书记等二千七百十八人。
这次扩干会重充分扬了民主，大家畅所欲言，从头到尾，贯穿着大鸣大放。县委并在会上反复作了检查，引导大家鸣深放透。并表示态度，讲错不追究，不斗争，不辩论，不扣帽子，不给处分，提倡人人讲真话，互相交心，同呼吸、共命运，团结一致，克服困难。
这次扩干会曾着重地检查了县委领导三年来的工作。大家认为，三年来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指引下，对于工业建设、农业建设和发展热带作物方面，对于文教卫生事业和各种行业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在前进的道路上，也碰到很多困难，产生不少错误和缺点，而且在某些方面显得非常严重。这次错误和缺点的集中表现，是三年来粮食产量年年下降，一九五七年粮食总产量一亿九千二百七十多万斤，一九五八年比五七年减产11%，一九五九年比五八年减产11%，一九六零年比五九年减产11%，三年累计减产33%。由于粮食的减产又引起畜牧业的减产。生活安排不好，死人年年增加。一九五七年死亡人数2756人，占全县总人口的0.8%。一九五八年1.2%。一九五九年2.4%，一九六零年2.1%，三年一共死了19092人，其中非正常死亡4299人。另外病人也不少，群众体质很差，生活安排有困难。为什么三年来我县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呢？大家认为，产生以上严重问题的原因，除了客观上的灾带来一定的影响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共产风”的为害。事实证明，凡是一向列为重点的社、队，“共产风”就最厉害。“共产风”刮的越厉害，破坏越大，损失越重，死人越多。为什么文昌的“共产风”一刮再刮，没有间断，而且刮的那样厉害呢？原因应从我们的工作中去找。首先是从县委领导上去找。
根据这次扩干会的揭露和回顾一下三年来的工作，县委在领导上的错误和刮“共产风”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对于建立共产主义的新村庄，消灭城乡差别，这本是将来的事情。可是，一九五八年公社化开始，清澈公社有些干部错误地认为，有了人民公社，共产主义不久就要到来，因而首先要在迈号大队来一个破村并村的风潮，将十多个村合并为几个大村庄。并打算把过去农民一家一户的旧式房子，都通通去掉，重建城市式的新房子、新村庄。这个事情出现以后，县委不但不加以制止，反而大力进行表扬，鼓励各地向清澈公社学习。这样一来，搬村并村的风潮，很快遍及全县，震动面很广。区党委发现这些问题以后，当即通知提出纠正。当时，县委对于区党委的这一指示，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采取坚决措施、及时纠正。而是拖拖拉拉，让其发展，致使问题越来越严重。搬村并村的过程，实际上是用一平二调“共产风”的办法，盲目实现五大集中的过程。即村庄集中、人力大集中、畜牧大集中、粮食大集中、干活大集中。五大集中的结果是：村庄集中后有些农民的房屋被损坏，森林树木遭砍伐，夫妻母子分崩离析，家庭被打散，损失难堪。人集中后住舍挤不开，十多人住一间小小的屋子，卫生不好，病人增多，互相传染，造成不少人命的死亡。猪、牛、鸡、鸭在并村集中时，卖的买，杀的杀，有些集中到公社、大队的畜牧场，因一时饲料不足，管养不好，逃的逃，死的死，使整个畜牧事业，遭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粮食集中后挖了农民积谷防饥的家底子，吃了几个月干饭，浪费一空，先松后紧，种子吃完。有些传统的杂粮种子，如番薯、带薯、大薯、芋头，一直到现在，还不能恢复起来。干活大集中后，天天放卫星，大兵团作战，几百人、几千人挤在一个坑内搞生产，组织混乱，分工不明确，劳力大浪费，田地大丢荒，粮食大减产。在搬村并村时，由于要求过快过急，到了下面，更是层层加码，企图一气呵成。所以，引起很多的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现象。现在看来，搬村并村是“共产”风刮得最严重的一次和损失最大的一次。蓬莱公社高金大队第五队搬村并村时，四天不出工，在家杀猪杀羊杀鸡杀鸭，煮干饭，摆酒席，大家吃一场然后出村。过了一段时间，返回原村时，连种苗也找不到，生产一直搞不起来。清澈公社迈号大队胡保堀小队，并村后粮食工具都被“共产”风刮光了，后来回村一片荒芜，粮食紧张，日子过不下去。五九年死人占全队总人数的20%。
（二）对于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所有制，转到基本社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的意义认识不足，基于从基本队所有制向基本社所有制过渡。中央、省委提出五年左右将基本队所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所有制。而目前为了总结过渡经验，只能搞个试点。中央和省委这个指示本来是很明确的，可是到了县委，就认为越快越好，迟早总得过一次，迟不如早好，干脆来个抢先过渡起来。在这个竞赛会上，很多公社提出七天完成过渡30%，三个月实现基本社有制。在这种抢先过渡风情的影响下，从县委到公社党委，一度出现了片面强调社有经济的发展，要求社社实现三场五厂（三场即畜牧场、热作物场、种子场；五厂即农机厂、副食品厂、肥料厂、建筑材料厂、粮食加工厂），迅速使社有经济迅速地超过队有经济，制造过渡条件。这个要求显然是十分盲目的，造成公社到处出现财产搬家，无偿抽调大队的土地、耕牛、劳力、农具、种苗、家禽家畜、建筑材料和吞并大队厂场。文教公社一口吞并大队五个农场。潭牛公社和平大队170头牛被公社抽调121头，一百五十张犁调存四十二张。蓬莱公社高星大队大山小队三十个劳动力公社抽走二十四个。所调东西，名以上是折价等替公积金，实际上是刮“共产”风。因为大队对公社上交公积金不是按照中央规定占总收入的5%左右，而是背着一本夸张账，规定大队上交公积金的钱，有些占总收入的40%，甚至超过50%，使大队倾家荡产，东西调光，也顶充不起来。此是从根本上破坏了以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
（三）在实现大协作时不贯彻实行互利，检查起来比较突出的两点：一是一九五八年晚稻插秧，县南支援县北，按照历史习惯，县南部季节早，县北部季节慢，为使县南县北季节趋于平衡，便于统一指挥，县委一号施令，从县南抽调成千上万的强壮劳力，到县北区支援插秧，名曰“共产主义大协作”。参加协作插秧的人，自出车，自带伙食，自备医药，劳动不计报酬；二是一九五八年冬至一九五九年春建设湖山水库和东路水库，这两个水库的灌区主要是锦山公社和潭牛公社。但是水库的建设，则是集中了全县的人力、物力、畜力和财力来搞的。参加水库建设的公社、大队同县南支援县北插秧的办法一样，自出费用，自带工具和伙食，有劳无酬。从县委直接组织的这次大规模的所谓“共产主义大协作”以后，上行下效。到了公社、大队更是不管兴修水利、深翻改土或者大搞田园化，插秧收刈等一切工作，他们都是按照着县委的公式处理，有劳无酬，普遍出现了滥调土地、劳力、农具、耕牛的现象，打乱了生产队的生产组织，违反了等价交换的原则。
（四）在分配政策上的平均主义。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增产者得不到多吃，减产者不减口粮，生产不分好坏，反正原粮20斤。锦山公社罗豆大队五九年晚稻大丰收，完成二十五万斤征购粮后，又来一个十五万斤的光荣粮。送完十五万斤光荣粮，接着又来八万斤支援困难队，其结果是劳不一样，产不一样，酬一样，吃一样。二是供应部分大，工资部分小。公社化开始，很多公社提出六不要钱、七不要钱，甚至十不要钱（如吃饭、穿衣、念书、理发、看戏等）无所不包。县委对此有过表扬，认为共产主义因素大一点不要紧。后来虽经过区党委批评纠正，可是供应部分过大的情况一直没有改变。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零年，供给和积累占总收入的70%左右，工资分配部分实际只占30%左右。有些生产较差的队，除了供给和扣除积累，几乎没有什么好分配。由于供给部分大，工资部分小，因此大部分社员减少了收入，劳多酬少，否定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
另外，关于社员自留地问题，五八年底，全被砍掉了。五九年贯彻郑州会议指示，恢复了过来，有些队没有恢复。五九年下半年，县委决定收回三分之一作为食堂菜地。下面在执行时，有些全被收光，有些多留了一点，有些连农民种在自留地上的东西，也被全部没收。收收放放，反复了几次。县委对此，也是犹豫不定，可有可无，忽视在大协作下的小自由作用。
（五）对于两类矛盾的界限不清，错误地把人民内部的一些问题，当着敌我矛盾处理，伤害了好人。五八年冬开始，由于“共产”风、瞎指挥风带来两大突出问题，一是小偷小摸多，二是农民对我措施有意见，特别是对密植问题的意见最大。这些问题绝大多数都是人民内部的是非问题。因此，区党委早就指示，在对待这类问题的态度上，必须十分谨慎，在处理这类问题的方法上，一定要坚持教育说服，而不应该采取暴力。但是，碰到实际问题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完全按照区党委的指示去作，错误地主张用逮捕、斗争的粗暴手段，去处理农民群众中的一些小偷小摸问题。把农民群众中一些反对瞎指挥生产的正确意见，当作富裕中农反对八字宪法来加以辩论斗争。由于县委对于以上问题的认识糊涂不清，因而到了下面，更是内外不分，随便斗打，违法乱纪。至于捆人打人，非法斗争等事件普遍出现以后，县委虽然一般地提出纠正，但没有采取坚决措施，结果纠正不过来。加上某些地区队伍不纯，敌人利用县委领导上的错误，乘机进行阶级报复，残害人民群众，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城郊惨案便是这样一个例子，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三年来，县委在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上，为什么发生这样大的偏差和错误呢？这主要是在思想方法上有着严重的主观片面性，一切都从宁左勿右的观点去领会党的方针政策，只讲主观愿望，不讲客观事实可能。对于党的方针政策、指示缺乏很好的学习和研究。对于革命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认识不深。对于以队为基础、三级所有制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的意义认识不足，对于主席关于两类矛盾的文章没有认真的钻研，因此，出了问题。另外，作为一级党委来说，不能坚决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在党性上也是不强的，在组织上也是有错误的。对此，我们深感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
（一）基本建设方面。五八年下半年六万人上阵大办钢铁，全党全民大搞钢铁战役结束以后，还有一万人左右在继续进行工业基本建设。五九年春七万人投入深翻改土，五万人上战大攻水利关，还有其他方面的建设事业的发展也抽调了不少劳力。这些基本建设都有成绩，甚至成绩很大。但是也有问题，原因是摊子太大，战线太长，重攻坚守。已经起来的一千多宗大小水利工程，大部分尚未完成配套、发挥效用。有些还没有脱×，又要继续扩大战地，再搞沧海、南阳、石壁等几宗大型水库工程。以上几项工程，如果不是及时刹车，按原计划全部上战的话，到了现在，真是“骑虎”难下。由于基本建设发展的过猛，大大超过了农业生产的负担能力，所以造成劳力的过分紧张和粮食的减产。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基础一出问题，其他问题也随之而来。
（二）关于文化教育方面。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必须和生产发展相适应，首先是和农业的发展相适应。我县三年来的农业生产本来是减产的，但由于报了浮夸账，把减产当作增产算，甚至估计得很高，把吃饭问题看得见的，拼命地发展文化和教育工作。中学校从原来的九间发展到二十一间（包括民办三间），增加一倍多。中学学生从原来的4000人发展到一万多人，增加二倍多。另外还有各种专业的技术学校。这些学校的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超龄生，属于农村的青壮年。读书人多了看起来是好事，但同时也是坏事。因为不该读书的人进了学校念书，所以生产就没有人搞了。×山公社有一个农民说：“念书的人多，种田的人少，田种不下去，书也念不×。现在是书不如薯。三天无书可以，三天无薯要流途”。意思是我们的粮食没有过关，目前要多一些人来种粮食，念书的人不要太多。
（三）对于畜牧业的安排。五九年计划养猪三十五万头，争取五十万头。六零年春，海南养猪会议后，县委提出公社办万头养猪场，大队办千头养猪场。建场运动一搞，一方面要抽调大量劳动力进行基建，一方面要组织养猪专业队伍，投入养猪专业的劳动力计有7000多人，占农业劳动力的7%。这些劳动力都是从农业第一线抽调来的，对于农业第一线的生产不免总有所影响。
（四）生产上的瞎指挥是高指标的产物。一九五八年的浮夸账是及后高指标的基础。一九五九年的高指标、浮夸风有了新的发展。区党委提出搞千斤亩运动，到了县委又加上一码为万斤队运动。从县为到公社、大队、小队还是继续层次加码，有的加到二万斤亩、三万斤亩，甚至十万斤亩。指标高了，措施上也要跟上来，从此产生了瞎指挥。文昌生产的瞎指挥主要表现在八个方面：（1）在生产方针上片面提出一切向水稻让路的口号，挤掉了许多杂粮；（2）盲目追求单产，忽视了广种；（3）推广外来良种不因地制宜，过早提出消灭廉州、节子等本地种子的口号；（4）提出高度密植，一亩百万穗，1×1×4等密植规格，脱离客观实际可能；（5）存在生产季节上不按农时，以为海南这个地方什么时候都能种，什么时候也能收。处暑后也主张插秧，违反了农作物生产的季节性；（6）平整土地、田园化只求形式不求效用；（7）工具改革只顾制造不顾使用。有些不经过试验的东西，盲目推广。如快速收割器，插秧船等制造的多，使用的少。乱掉劳力，电话指挥大兵团作战，瞎指挥生产，群众有意见。下面行不通，又带来干部的强迫命令。生产上的瞎指挥也是造成目前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年来县委的领导作风也存在不少的严重错误：其表现如下：
（一）估产偏高，报浮夸账。五八年报粮食总产量281,100,000斤，实际只有172,803,300斤，高报62%。五九年报231,837,400斤，高报49%。六零年接受了前两年的教训，在报账方面，有所谨慎，但各项生产指标一直存在偏高。由于浮夸账、高指标，把有利的方面估计得过高，把困难的因素考虑的不够，造成领导头脑发热，盲目乐观，乱出主意。如拆旧村建新村、卫星田、建海堤、万头场等等。这些主意出来以后，付诸难行。提出意见，不加考虑，死推硬逼，造成下面的“共产”风、瞎指挥风、浮夸风、特殊风、强迫命令风、弄虚作假风和形式主义。
（二）民主风气不彰。县委的领导，特别是以黄白天同志为首的文昌县委，民主领导很不够。由领导决定的事多，同群众商量的事少；由上而下分配任务多，由下而上制定方案少；举手通过问题多，讨论统一问题少；一团和气多，批评与自我批评少；思想斗争多，教育发动少；布置工作会议多，支部生活会议少。这样，造成许多问题，群众不敢向党反映。城郊事件发生在县委周围，群众敢怒不敢言。在县委成员中，也不少人知道，并对领导上作了反映，但没有提到县委会上去讨论，听之任之，出了大问题。
（三）缺乏群众观点，关心群众生活不够，不贯彻劳逸结合。一九五九年，全县粮食大紧张，群众吃不饱，很多地方的食堂每人每天只有三四两米煮粥充饥，病人日渐增多，还要天天开夜工。可是县委对于劳动强度的问题还是天天表扬。清澈公社迈号大队有一小队长说，领导上只要牛拖车，不要牛吃草。这句话尖锐地批评我们对群众的生活关心不够。正如这次检查死人最多的时间就是在一九五九年的四月、五月、八月、九月，为什么呢？原因有两：一、这个时间粮食最紧张、吃不饱；二、是劳动过于强度，休息不够。目前农业生产力主要还是靠人的双手劳动，无人，要做好生产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深感，最近中央、省委和区党委再三再四强调劳逸结合。为了保人、保生存的指示十分正确和重要。
生活安排也是这次会议鸣放的焦点，是目前农村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因而，这次会议把生活安排问题当着一个重要问题去讨论解决。首先通过鸣放摆困难，锦山公社下溪坡大队提出要做到20斤原粮，死人不超过1%，五斤瓜菜代，办好公共食堂，存在十大困难：（1）现在谷子平均每人每月只有13斤，杂粮要不上；（2）油无、猪少，花生缺种，三鸟发展刚开始；（3）病人多，全大队水肿病人43人，妇女病301人，体弱消瘦86，长期病号69，共490人，占全队全、半劳动力将近一半，有人吃，无人做；（4）干部作风不彻底改变，骂人，夜吃，打人仍有发生；（5）群众干劲不足。这个队原来每天种薯400亩，现在每天种薯不到100亩；（6）共产风继续刮，政策贯彻不下去，平均吃饭，不计工分，收肥不要钱；（7）猪牛、鸡、鸭养的少，有种无肥管；（8）早稻缺种子，种薯缺薯苗；（9）小农具不够用，每个小队500至1000亩田，只有犁耙六、七部；（10）小偷小摸多。这个大队的情况和其他大队的情况大体相同。针对以上情况，进行讨论。在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目前困难很大，但是在困难面前，一不能靠天，二不能靠旁人，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力更生，生产自救。搞好春耕生产，是冲破当前困难的根本出路。最后，本着低指标、瓜菜代原则，进行生活安排。不足部分，由国家拿出127.8万斤补足，一般达到20斤原粮（估计可能还有问题）。经过这次生活安排，进一步增强了克服困难的信心，并保证在今后的瓜菜代和食堂会办得更好。
六一年的生产和各项征购、派购任务问题，也是大家所关心的问题。经过两上两下的反复讨论，最后确定：
三大播种任务：水稻全年播种80.5万亩。其中早稻30万亩，中稻7.5万亩，晚稻43万亩。番薯全年下种49万亩，其中冬种15万亩，夏种6万亩，秋种13万亩。花生全年下种10万亩，早造6万亩，晚造4万亩。
粮油猪三鸟征购和派购任务：粮食全年征购3870万斤稻谷；油料按区党委分配40万斤任务派购；毛猪收购20000头，按集体留肉40%，个人留肉30%外，余者约有×万头上调区党委；三鸟按区党委分配8万只任务完成。另外，对于椰子、菠萝、五料、水产也规定了适当任务。
以上任务的确定，关系到三级所有制的稳定，关系到三包一奖政策的贯彻，关系到增产者能不能多吃，关系到生产队干部和社员积极性。因此，大家对于各项任务的讨论和确定，都十分认真、慎重。把任务定死，大家感到很满意。提高了积极性。重兴公社大×大队在任务确定前，计划早稻播种1800亩。任务确定后，马上和小队讨论改为2200亩，增加400亩。昌泗公社在任务确定前，大叫早造花生缺种子，任务确定后，种子问题也解决了。潭牛公社黎明大队任务确定前，对扩种积极性不高。任务确定后，计划把原来丢荒的400亩地全部种上。
在各项生产计划和征购任务正式确定的基础上，县委提出立刻组织一个具有规模的春季生产高潮。根据党委指示，当前生产必循抓紧：
一、县南部、东部季节较早，要转上插秧大忙，把自己育下去的秧苗在十天至十五天左右时间全部插上。没有犁的田要争取时间，赶快犁完。犁田的人在口粮上，要给予适当照顾。在县北部要大力进行备耕、犁田、整地、积肥。
二、继续种薯管薯，大种冬种杂粮，按农村大小口平均部署。凡是达不到一人一亩番薯杂粮的地方，都要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土地种苗的困难，种到一人一亩。已达到一人一亩的，也应力争多种、多收。种管结合，已种下去的冬薯，要加强追肥管理，防止雀害兽害。冬季种豆类、烟、蔗、麻也要迅速下种，发展多种经营。
三、大种瓜菜。目前气候对于秋瓜种菜非常有利，县委要求平均每人种三分，种瓜十株。菜种不够的县拨给，迅速掀起一个种菜高潮。公社种、大队种、小队种、社员也种、机关、学校、部队大家都来种菜，人人动手，丰衣足食。
以上是这次四级干部扩大会议贯彻省委三级书记会议精神和进一步贯彻中央十二条指示，在会议中解决几个主要问题，特报。不当之处，请指示。
中共文昌县委会1961年1月11日
来源：广东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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