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1-1-16 作者：[待确定]
现将金堂县五级干部会议初步揭发的干部严重违法乱纪问题报告如下：
一、据到会人员对干部作风问题的揭发，这个县有相当一部分基层干部违法乱纪行为是长期存在，而又比较严重的。在1959年9月以前，原县委第一书记马钰同志任职期间，违法乱纪事件就时有发生，部分地区比较严重。据说，1953年统购统销时，太平、竹篙、土桥等区曾发生过捆绑吊打群众的事件。55年社会镇反中，在县委扩干会上，又发生错扣、乱押十多个总支正副书记的事件。57年高板区委生产检查团带枪执绳强迫群众扯掉棉花地里间种的包谷，造成全县闻名的“石龙”事件。58年又发生了人和乡干部吊打群众150余人，造成十二条人命死亡的事件。
1959年底60年初，在全县大抓生产、生活、毛猪和继续开展反右倾斗争中，罚款、扣饭和算损失帐等违法乱纪行为普遍发生。在60年二、三、四月，全县大搞“突击落后”，合并大管区、大食堂等运动中，罚款、扣饭、捆绑、吊打社员群众以及搜查、“洗毛芋子”（即打肉皮球）、“留学”、“开富裕农民座谈会”（即白天监督劳动，晚上轮流派人斗争），乱捕、乱扣、乱撤干部等愈益严重、普遍。逼死人命的事件也不断发生。直到六、七月“新三反”期间。这股风势稍有缓转，但在8至11月的粮食核产工作中，在县委部分主要负责干部分别主持的淮口等地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上，又发生了打人、“洗毛芋子”、罚跪等行为。截至这次会议期间仍然没有刹住。60年12月13日，龙王公社武装队长罗发通与四管区支部书记吴文章晚上碰到社员曾本春（老上）到食堂请人给小孩看病，被他们污为“偷东西”，当即对曾毒打，并搜查其家，曾因忍痛受辱不已，遂取刀刎颈自杀，经急救未死。12月14日，又发现竹篙公社联盟管区社员罗龙利（老上）因偷鸡被民校教师贺方生（其父系土匪，被我镇压）发现，并将其母一并捆送队上，在贺的积极主持下，狠打了三次，又将其父家中的兔、羊、棉絮等搜劫一光，逼得罗跳井自杀未遂。其父竟於15日上吊而死。
二、这次会议揭发的干部违法乱纪行为甚为普遍，而在一部分落后社、队中更为突出、严重。这些地区，不仅经常用捆绑、吊打、罚款、扣饭、“土劳改”、“留学”等手段来整治群众，而且还普遍推行了一种名曰“洗毛芋子”的打人方法。仅竹篙区60年二至十一月在少数公社、管区、生产队干部亲自主持下，活活打死的社员群众则有6人之多。被他们组织斗争、“洗毛芋子”、吊打之后而自杀的竟达83人。还有被扣饭饿死的一人。据该区竹篙公社的初步统计，从60年1至12月，就有241个社员群众遭受干部的吊打和“洗毛芋子”，265人被扣饭，230户被搜查，99人被罚苦工，68人被罚款，27人被送“土劳改队”劳改或“留学”，其中被整死者达17人，整残废者3人。这些受害者中、贫农下中农就占70％以上。这个公社的人和管区则有3人被整死，二人被整残废。如60年3月，一队贫农龚明通因出工不积极，被分支书记肖佑荣（兵痞、坏分子）扣饭15天后，被迫挖了社员郑菊花的二十多斤红苕，为肖组织“洗毛芋子”成重伤，龚惨痛不过而上吊自杀。同月，大明管区分支书记廖全文（蜕化变质分子）强迫带病的贫农肖有根从公社背大米回管区，并以肖“磨洋工”为名，轮番三次洗肖的“毛芋子”，第二天即上吊自杀。肖父因气愤不已而死，其妻忧得神经失常，其子年幼无人照管亦被拖死，整得全家破亡。这些事件不仅竹篙区有，而在土桥区也相当严重。据会上揭发，在60年8月（新三反后），该区双流公社就有五个社员因干部严重违法乱纪而致死。该社总支委员兼前进管区支部书记吴天科（已扣），在60年一年中就逼死人命两条，“洗毛芋子”十多人，扣饭三百多人，罚款、罚苦工二十多人。60年3月，该区又新公社工农管区社员周玉月因得肿病被管区主任周乐元（其父系匪首）强迫出工，昏倒在地，而周反污他偷红苕种吃，当即毒打之后，拖回办公室，第二天即死。据不完全统计，土桥区60年1至11月由於干部扣饭逼死者达8人，因占小便宜被干部组织斗争，“洗毛芋子”后而自杀者达26人，被干部活活打死的2人，共计36人。在会上揭发城赵、高板两区类似事件亦属不少。以三星和清明两社为例，三星五爱管区被伪军付排长苏永清（现任治安委员）伪保长巫元江（下放干部）地主宋仲良等一伙阶级敌人篡夺了政权之后，从60年1至11月，共计毒打社员群众36人，其中整死一人，整残废2人。社员晏万生因揭发了这伙坏人的贪污，在60年5月13日，他们乘晏拿了社的一把花生便将晏斗争了两晚上，并毒打、扣饭，逼得晏上吊自杀。清明公社党委付书记唐德平（蜕化变质分子）在60年三至四月，就亲手逼死了两条人命。这些事件，在淮福、太平等区也同样存在。同时，还有不少病人也遭致了无辜的迫害。如玉虹公社三管区肿病医院被反革命分子向理刚（医生、伪保长、已畏罪自杀）掌权后，以巴豆等毒药杀人，在去年一年中，就先后毒死病员32个。
三、据会上揭发，在少数县区领导干部中，违法乱纪行为亦严重存在。如原太平区委付书记唐振年（这次排为第二种人）群众称之为“唐阎王”。在60年2至3月“突击落后”中，搞所谓“折散落后窝”，组织所谓几个落后院子的178户社员“大搬家”。不愿搬的66户均被斗争，有19户被重点批判，8人被捆，当即逼得11管区中农钟相成投水自杀。原竹篙区委书记万正水（现任县委常委委员、组织部长）、副书记肖远彬（现任区委书记，县委委员）不仅对转龙、隆盛公社部分干部的罚款、扣饭、“洗毛芋子”等行为加以表扬，而且他们还亲自创造了“算损失账”、“留学”、“开富裕农民座谈会”等摧残群众身心健康的刑法，在全区推广。60年正月初，全区各公社召开万人大会，他们要求社社都要算毛猪“损失账”。隆盛公社在这个会上就罚款800多元双河公社12管区兽医钟益纯（贫农）因未医好猪，被区上干部组织斗争后上吊自杀。九龙公社总支书记刘远柱也亲自主持大会，斗争逼死1人。万正水知道这件事情后，不但不向县委报告，反而鼓励他们说：“不要怕，死一个人不要紧！”后来万又亲自在竹篙公社的党团员大会上主持斗争、罚款。至此以后，这个区的违法乱纪之风普遍盛行。60年2至5月，县委生活检查团的成员在转龙公社洋祥管区非法搜查100多户社员家，见啥拿啥，拿回去吃了，群众反映：“简直又与国民党一样，白天都公开抢人了。”在60年3、4月“突击落后”运动中，县委书记骆恕远同志率领工作组在沱江公社云顶大队，当时因听信地主廖祥、管制分子伍登民、土匪文中良等一伙阶级敌人的骗造，污陷工作积极的支书李开坤、管区主任曾华友等11个干部是土匪、有贪污。骆遂将他们斗争后撒职，并当场扣捕、毒打了6人。保管员夏华富从淮口开会回来，听说工作组收集过他的材料，吓得回家上吊自杀。在“突击落后”运动中，全县组织了县委党校学员200余人，分赴六个区的十五个公社（其他社的落后管区由区委和公社自己进行）。骆恕远负责土桥等四个区，他在沱江公社搞了试点后，并把竹篙区委书记万正水调到土桥。后来检查，楠木、大安、安乐、沱江四个公社，当时就错扣了28人，错撤干部39个，错开除党籍13人。据不完全统计，这次运动，全县仅乱捕、乱扣的社员和干部就有80多人。这些问题，在省、地委工作组的帮助下，得到了纠正，但造成的损失和影响是极坏的。这次工作团下到竹篙召开群众会议，群众普遍反映：第一条好处是没有“洗毛芋子”。
四、由于干部违法乱纪行为而造成的恶果也是极为严重的。这些地区人心不安，群众生产情绪低落，田土荒芜较多，60年粮棉减产，群众生活安排不能落实，生猪大大减少，疾病、死亡也相当严重，给党和群众的关系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据竹篙区初步揭发，60年荒芜田土6400多亩，占总田土面积的4％；毛猪由公社化初期的三万七千多头下降为一万七千多头，减速50％以上；耕牛也减少近20％。竹篙公社的肿病染病达一千三百多人，占总人口的7％；60年死亡一千余人，占总人口的50％左右。沱江公社云顶大队解放十年来，年年增产，因超额完成国家各项征购任务，曾获得七次奖励。现在60年3月“突击落后”运动以后，群众思想一度混乱，对党的政策表示怀疑。有的跑到几十里外去探问亲人，“是不是共产党变了政策”。这时，早上没人出工，生产无人领导，坏人乘机活动，吃掉甘蔗、红苕种子。这个队60年的谷子、红苕亩产皆比59年减少一半。去年不仅未完成国家征购任务，现在国家已拨给了八万多斤红苕，五千多斤大米，口粮还不能接到今年小春。
这些地区阶级敌人也乘机猖獗进行破坏。高板、城赵、太平各区一贯道徒造谣惑众，唆使小孩到处高唱反动歌谣，最近尤以高板、清明公社为最突出。龙王、隆盛公社的反革命、地主、富农竟组织了偷盗、抢劫集团二十多个，公开偷劫社的粮食。仅60年12月中，全县即发生凶杀、造谣、盗杀牲畜、破坏生产等案件三十余起。甚至把反动标语贴在县民政科的大门上。在五级干部会议期间，县委招待所竟有人通过高音喇叭开放台湾广播。
五、这些违法乱纪事件相当严重的地区，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阶级敌人采取钻进来，拉出去的办法，直接和间接进行阶级报复。仅据会议初步揭发和县委在元月10日对公社、管区、生产队三级干部的初步排队，属于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死官僚主义者“三种人”的公社干部共160人，占公社干部861人的18．6％；管区干部中有780人，占管区干部3693人的21．1％；生产队干部中有1732人，占生产队干部13710人的12．6％。违法乱纪严重的竹篙公社18个公社干部中就有7个是属于前“三种人”，占公社干部有38．9％，管区干部前“三种人”就占了34．5％。该社党委书记贺永忠能力软弱，大权实际掌握在资产阶级分子唐中桂（油房、染房老板，现任公社社长）、蜕化变质分子薛孝忠（党委副书记）周中道（一般干部反右倾中划为四类）等人手中。而这个公社的人和管区又被坏分子肖佑荣（支书）、土匪周玉道（主办会计）、漏划地主周述其（队长）兵痞周玉林（队长）等一伙坏人篡夺了政权，任意为非作歹，打骂群众。甚至县立农中也为反革命地主分子张士俊、张泽明、陈铁生等所篡夺，他们大肆残害贫农、下中农成分的师生，疯狂地进行阶级报复。
其次，从会议揭发和县委的初步检查，县委少数领导干部在执行党的政策和提拔任用干部问题上，缺乏党的原则性和严肃性，也是违法乱纪之风得以严重滋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如60年1月为了制止人口外流，县委在19日向各区、公社、管区发出了“关於控制和清理人口外流的紧急通知”，文中规定：外流劳力，其家属应写信找回，“到期不回，伙食、粮食自行负责，公社一概不管”。隆盛公社接此通知后，又加以具体发挥，要外出人员家属天天写信，那天不写，就扣那天的饭。红专学校一女社员因丈夫外流，娘婆二家均遭扣饭。其他地区亦有类似情形发生。60年2月正值青黄不接违法之风盛行时，社员出工不积极，县委为要加强劳动纪律，便在2月5日向各区、公社发出“关於迅速通过群众制定劳动纪律的通知”，规定“无故旷工者，当天吃饭自己给钱，严重者要开管区群众大会或全社万人大会斗争。”通知下达后，各公社普遍在群众大会上宣布执行。竹篙区又规定了扣饭、罚款、斗争的具体条件，以致违法乱纪行为得以发展。60年3月，为了制止粮食外流，县委曾在电话会上布置要派武装队去搜查捕回，捕到者皆罚，“罚他个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后来福洪、清江、龙王等地就普遍出现了白天拦路抢劫行人的现象。同时，在提拔使用干部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据会议揭发，在59年底60年春，县级机关下放和从下面提拔的区委、公社党委书记中，竹篙区委书记肖远彬（伪保队附）清江公社党委书记陆凡章（商人，52年三反时被斗），都是阶级异己分子。姚渡公社党委书记刘武是反社会主义分子。隆盛公社的刘元玉，竹篙公社的薛孝忠，龙威公社的李金泽都是蜕化变质分子。又新公社的熊子明也是一个严重违法乱纪分子（此人历史待查）60年8月，在提拔竹篙区区委书记万正水为县委常委、组织部长时，常委中曾有人提出要查一下万的作风，但当时，县委主要负责干部却认为：没有什么问题。据说阶级异己分子陆凡章、肖远彬是由骆恕远同志亲自提拔，肖远彬未经批准，骆就先行任命。在这一伙坏人被提拔重用之后，他们便在下面为非作恶，打击陷害好人，残害社员群众。兼之县委有的主要负责干部在工作中轻易将所谓的“上方宝剑”交给他们，叫他们：“该撤就撤，该捕就捕”，甚至还可以“先斩后奏”。这样，他们就更加无法无天地进行阶级报复。
这些违法乱纪行为被揭发后，会议期间县委曾作了一些检查和研究。在常委会上，有些意见和认识还不一致，有的同志提出：县委领导就有阶级问题。目前因下面刚开展整社工作。县委安排抓一下整社和生产、生活后，再根据地委指示，专门召开县委扩大会议，进一步检查领导方面的问题。
以上这些情况，仅是五级干部会议期中初步揭发中的部分摘要，至於这些问题的性质、原因和后果，我们将作进一步的了解，待问题弄清后，再向省委报告。
省委整风整社温江地区工作团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六日
抄送：各书记，秘书长，办公厅，整风整社办公室（三分），组织部（二分），农工部，监委。 （共印20分）
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秘书处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四日 抄
来源：四川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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