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6-12-21 作者：贵州, 张玉环
贵州、张玉环时间：1966年12月21日
地点：贵州省农林办公室
被采访人：张玉环(现任贵州省委常委，省农林办公室主任，“贵州事件”时任黔东南自治州党委第一书记)
采访事由：有关1959年至1961年“贵州事件”情况
(以下为张玉环同志口述，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1959年4月，毛主席的《党内通信》六条指示下来，5月批转了广州的文件，进一步贯彻毛主席的六条指示。
1959年12月开始发生“(贵州)事件”的。
1959(注：原记录稿是写的1958年，根据内容看，应为1959年)年我们黔东南估产16亿-18亿斤粮食，实产14亿斤，根据省里20亿斤(指标)，分给10亿3千万斤征购任务，征购过多。
1959年(原记录稿为1958年)春天(实行统购统销后)，已发现有人逃荒，我和曾宪辉去雷山，于61(59？)年7月回销粮食五千多万斤。
关键在1959年(原记录稿为1958年)秋天。1959年省里说我们产量低了，苗春亭介绍了安顺××县的经验，我们按他们的经验也作了验收，检查蹲点，调查回家信件(？)。我们估计黔东南有22亿斤，有的说26亿斤，有的说30亿斤不等。结果59年报上去26亿斤，省里框定40亿斤。怕报少了交不了帐，实产才12亿斤。
1959年秋天，中共庐山会议未完，省里召集地(州)委书记在贵阳花溪开会(我未参加，只在会议快完时参加过)，内容有：(1)陈璞如传达毛主席对鞍山钢铁工业方面的批语，意思是说工业方面要反右倾鼓干劲；(2)介绍遵义×地反瞒产经验，说产量上有两条道路斗争。会议的中心是反右倾。说当时食堂未巩固都散了，是右倾。徐健生在会上提出“边收边入”(即先下手为强，不让粮食留在农民手里)，要我们回去搞产量问题、重新办食堂。我们回去后，国庆节前基本交完了粮。
我们去龙江蹲点(王德安去过一次)搞反瞒产经验，说富裕农民叫苦。10月16日前后，我有病去花溪到春节。在凯里县我参加过一次会，批判了几个报不上数的干部。上面搞下来的是4亿斤，报的只有3亿斤，(说是)农民说那么多，省里就批判(右倾)。
1959年12月初，麻江县有个基层干部(专业军人)给我们写信，说断了粮，要求供应粮食。我给家里打电话要求解决，他们去调查，有铁路的民工饿死的，镇远有饿死的。春节我回去到剑河，问赵林修，他说情况较好。三穗粮食少，清浮肿病(人)数，他们不敢说真话，要了九百八十万斤粮食。问黄平，他们说不够。
在11月底，省里开电话会议，徐健生开的。提出“捉鬼拿粮”。一面叫人安排生产，一面“捉鬼拿粮”，说毕节搞出了两千多万斤。芦山县粮食不够，问地委要，我给了他们。我说只能看不能吃，电话会议(注：应当是省里徐健生“捉鬼拿粮”电话会议)后，就卡住了，没发下去，问题更大了。由于不摸底，我们发了几千万斤粮食，反映过的地方发了粮，缓和了，其他地方严重了。
1960年2月至3月，省里苗春亭主持召开了有关粮食的会，会上介绍了都匀食堂的报告，说办“全民食堂”，粮食集中放，没有贪污，没有大嘴老鸦，可以过去。会后讨论文件，说要骨干好，就能办好食堂。总结了办食堂的八大好处。苗春亭还写了文章在《红旗》杂志上发表。
省里的坏点子就是办食堂，起草了有关食堂的文件；割私有制的尾巴，取消自留地，食堂集中管，不浪费(实际上没有粮食)。食堂大搞机械化，瞎指挥。另一方面却要大家鼓干劲。59年剑河县搞了“小秋收”(收植物)，徐健生要树剑河为样板，59年10月还开现场会，都是假的。
1960年5、6月上海会议，批评了贵州等地的主观主义、形而上学。10月份中央发了整风整社十二条，大办农业。60年说老实话，上报产量只有8至9亿斤，农民头上揭了右倾帽子，没有粮食向省委要粮，说每人每天半斤原粮。农民起来抢粮，苗春亭12月去看，他说有人捣鬼。我向省里写了个报告，说西口、黎平县有四类份子抢粮。接着每人每天才6两(16两制秤)，有的“五、五、二”即5两粮食、5两代食品、二斤菜，后二者都是空的。
61年底有人饿死。死人最多的是60年春季。其原因：
59年反“右倾”从8月到11月，一直反右倾。说常、夏、李反省委，不尊重省委，开会批判；
反右倾，产量估得高；
搞高征购，产量实际少；
搞大食堂。主席讲：临时食堂是共产主义萌芽，没有执行。农民没有自留地，没有小自由。
问：你们在后来揭发省委主要问题是什么？如像与主席指示对抗的，是不是有个几条，对抗《党内通信》？
张：整风中，主要问题有：苗春亭60年写的关于食堂的报告，提出的东西是假的，欺骗中央。及省委反“常、夏、李”的决定。
毛主席在1959年4月29日的《党内通信》公布以后，周林、苗春亭曾说：“主席回家，群众提了意见，有压力，六条是应付群众的，不要全信他的(大意)”。我们本来很高兴，又动摇了。而后，周林起草了六条(？)与主席指示对抗。这个问题整风中曾经问过。
59年庐山会议前半段(彭德怀反对毛主席以前)主席有个十九条，说真话问题，周林一字没有传达，省委常委也不知道。据说广东执行了很好。中央四清工作团查问此事才知道。我们追问这个严重的问题。
61年，中央决定下放食堂，开会回来后，周、苗说：“三面红不红，红还是红，不要多说三面红旗了，少宣传(大意)”。周林、苗春亭都说过，我们整风，也追问过。
关于黔东南的材料，笔记本都交了。
这些材料整理过，上报了。听××的口气，是给邓小平还是彭真压下来了。
结束。
来源：张再兴编《1959-1960年“贵州事件”资料集》（贵阳，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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