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8-0-0 作者：王运熙
王运熙我是一个青年教师，学识很浅薄，在业务上并没有系统的见解和成就。但由于出身地主家庭，少年时即受到许多年的儒家经典教育，诵读四书五经。中学大学，受的都是资产阶级教育。因此思想中接受了许多封建的资产阶级的东西。大学毕业后开始进行科学研究工作时，全国还未解放，研究方向和方法，完全受资产阶级思想的指导。解放后经过不断的学习，逐渐认识自己的错误缺点，要求改变，但由于认识不深，努力不够，在学术上的兴无灭资的工作，还仅仅是开始。现在这里分两点作初步的自我批判，希望获得大家帮助，以期澈底在学术思想上拔白旗，插红旗。
我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第一个突出的表现是重材料，轻理论，往往以烦琐的方法来对史料进行考证，而不能运用马列主义观点对作品的思想艺术进行正确深入的分析。我一共出版两本书：《六朝乐府与民歌》、《乐府诗论丛》。前者几乎全部是史料考证，后者也有约三分之二篇幅是考证。两书的原稿大部分是解放前写的，在解放后经过修改增订。近几年来，也认识这毛病，但改进不多。如写的有关唐代诗歌、传奇的论文，也还是考证的文章居多。这是从数量上看。从质量上看，也是史料考证方面的文章写得比较深入，容易有一点自己的心得；而理论分析，的文章就写得浅薄、一般化。如过去在教研组小型科学报告会上提出的论文《读虬髯客传》，就犯这个毛病，经同志们指出过，因此后来发表这篇文章时索性把分析的部分去掉了。有几位学术界的前辈先生遇到我，很惊讶，想不到我这么年轻。这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文章偏重考证，缺少新鲜气息，使读者认为出自老年人之手。这种重材料轻理论的现象也反映在教学中间，我第一次教《乐府专题》课，偏重史料考证，同学颇多意见；后来第二次教，有所改进，但理论分析还很不深入。这一年教文学史特别是最近半年，主观上也作了一些努力，但理论分析还很不深入，有时只能根据大纲作肤浅的阐释。在培养青年教师方面，过去那种只注意要青年人念懂线装书，不重视帮助他们提高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的培养，我也曾经赞同，而且照着执行，没有发现其中的重大缺陷。也是一个例子。
这种重材料、重考证，轻理论、轻分析的现象是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和方法的一种显著表现。资产阶级历史学者常常是把历史看成为杂乱无章的东西，没有规律可寻，历史的任务只是罗列事实，说明表面现象。因此他们把事实、材料看得高于一切，满足于现象罗列和说明。其结果是不能由表及里，说明现象的本质规律，使历史科学“变成一笔偶然现象的糊涂账”（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而且由于对个别的孤立的事实有兴趣，就往往会陷入烦琐考证的泥坑，为考证而考证，不知目的何在。在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方面，这种学风就表现为对于个别语句解释，个别作家的生卒年代，个别作品的本事等等，进行烦琐的不厌其详的考证，而对于整个作品的思想艺术的成就如何，作家的创作特点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用如何，反而不加注意或注意很少。这样势必不能阐明优秀作家作品的思想、艺术特点，阐明文学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使人从文学史的学习中获得丰富的经验教训，从而推动新文学的创造。这样的情况必然会造成厚古薄今。我的《六朝乐府与民歌》一书，这种毛病比较突出。书中对吴声西曲各曲调的作者、本事、谐音双关辞格等问题作了详细的考证和探讨，内容显得很琐细，而对于这些歌辞的思想艺术特征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就不能运用马列主义文艺理论来进行正确深入的分析。这样的研究，明显地表现出资产阶级治学方法的错误。
必须指出，马列主义者也是非常重视材料的。毛主席要我们重视调查研究，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的时候，掌握并钻研了非常丰富的材料。但他们并不停留在表面上，以搜集罗列材料为目的，更不是以资产阶级的观点对材料进行错误的解释和分析，而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从大量的材料中引伸出正确的结论，阐明事物的本质规律，指出历史的发展方向，从而能够正确指导人们发挥革命战斗精神，有效地改造客观世界。用这样的观点方法去研究历史，研究古典文学，就不会淹没在史料堆中，脱离实际，为考证而考证，而真正能够做到古为今用。
我的所以犯了重材料轻理论的毛病，是有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的。在大学学习时代，受当时资产阶级学风影响，就认为有价值的历史著作应当是引经据典，材料丰富，考证详确，而不问其立场观点如何；对一些运用马列主义观点而史料不充实的作品，则感觉浮浅，不予重视。大学毕业后开始作研究工作，受到一些前辈先生的影响，更认为要作好古典文学研究工作，必须多读古代各方面的史料，阅读掌握的史料越多，就越可能发现前人未注意的东西。当时所醉心阅读而向往之的著作是清代学者的一些著作，在当代学者中，喜欢读陈寅恪、闻一多的单篇论文。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的一些论文也是我非常钦佩的。当时正是全国解放前夕，革命斗争非常剧烈，民主运动空前高涨，我却闭门读书，埋头于故纸堆中，不问政治。就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我写下了《六朝乐府与民歌》一书的初稿。这本书解放后虽然经过修改，但基本上是旧面目，它所以突出地表现了重材料轻理论的毛病，显然不是偶然的。
解放以后，经过不断的学习，自己也认识到这方面的缺点，想有所改变。平时比较注意学习马列主义文艺理论，想把它运用到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去。但由于刻苦钻研很不够，加上自己在政治方面的立场观点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还很严重，因此就不能很好以马列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研究工作方面的理论分析也就不能深入，常常显得浮浅，当然更谈不到运用马列主义创造性地解决中国文学史上的实际问题了。自己对此也不满意，但不能进一步努力解决，反而常常回过头去想：理论工作很困难，发展很快，容易犯错误，不如多做些史料考证工作来得切实一些，变化少。又因自己外语学得不好，许多外国的特别是苏联的文艺理论和文学史著作都不能读到，不能得到很多的借鉴，更感到要在理论分析方面深入下去很困难。在这种怕难思想指导下，平时还是把更多的力量放在写作史料考证的论文方面。对文学史中的某些重大的理论问题，更是怕谈，如中国古典文学史中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问题，报刊上曾发表过若干论文，同学曾要我在文学史课中谈谈，我却因对现实主义的概念理解不透彻，对外国文学史中的现实主义文艺发展历史，没有什么理解，怕谈起来犯错误，没有答应。慎重地谈是应该的，问题在于因为感到自己在这方面基础差，怕犯错误，就根本不去深入钻研，争取由不懂到懂。试问，作为一个高等学校的文学史教学工作者，对如此重要的问题不进行研究，怎么能胜任愉快地完成任务呢？对于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具体复杂的现象，马列主义并没有现存的结论可供我们搬用，假如因怕犯错误而束手不干，不通过实践来提高，又怎么能使马列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呢？我们的文学史教学工作是为新的政治经济服务的，是为发展新文学服务的，我们必须不害怕困难，努力学习并掌握新鲜事物，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起促进作用。
今后，我决心克服重材料轻理论的资产阶级学风。最近阶段我参加了本系《中国古典文学史教材》的编写工作，着重探讨中国文学史发展的基本规律，研究中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发展过程及各阶段的特点。现在的教材还比较粗糙，今后我们将通过集体备课，深入探讨。文学专业古典文学专门化教学计划中有一门“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历史发展”课，着重探讨“五四”以来中国文学史研究中两条道路的斗争，若在过去，我是怕教这样的课程的，现在我决心参加这门课的教学工作，通过它来进一步克服重材料轻理论的毛病。
在古典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中，我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第二个突出的表现是对古典作家作品肯定太多，批判不够，形成精华与糟粕不能严格区分盲目颂古的现象。例如南北朝乐府民歌吴声西曲的歌词，有不少地方包含庸俗色情成分，是应加批判的。但我在为《语文教学》杂志所写的《南北朝乐府中的民歌》一文中，就没有作必要的批判，使读者对这些歌词会产生不全面的理解。在《陈子昂和他的作品》一文中，对于子昂《感遇诗》一些思想感情消极悲观的篇什，其中充满了对于人生的祸福无常的感叹和忧虑，对于神仙和隐逸生活的赞美和追求。我也指出这些篇什反映了佛老神仙思想对陈子昂发生了消极作用，但接着用更多的篇幅去论证这些篇什是对于当前政治的一种间接的批判，实际上也包蕴着不与统治者合作的反抗精神。（见《文学遗产增刊》第四辑109—110页）肯定多于批判，这是不妥当的。这种肯定多于批判的现象，在隋唐五代文学史的教学中暴露得相当显著，如对李白的求仙学道，纵酒放浪，较少批判其宗教迷信和颓废的人生观的一面，更多肯定它的反抗统治者追求个性解放的一面。对王维的田园诗，较少批判它的消极出世一面，更多肯定它的大自然形象的描写能力和精炼的语言这一面。对李商隐的爱情诗，较少批判它的感伤消沉的一面，更多肯定它大胆表现爱情、真挚执着的一面。
这种对于古典作品中的糟粕批判不够或没有批判的现象，显然是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思想的反映。它的危害性是很大的，毛主席告诉我们说：接受我国古代的文化，必须“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坚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的不是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新民主主义论》第十五节）对于古典作品中的糟粕批判不够甚至没有批判，同时肯定过多，就是毛主席所说的颂古非今，赞扬封建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就会起引导他们向后看的坏影响。在批判厚古薄今运动中，全国各个高等学校，揭发了许多触目惊心的事实，说明古典作品中的毒素，是如何地在腐蚀青年学生的意志和生活。我校中文系学生中，就有人学习李白，生活自由散漫，喜欢喝酒；有人学习王维，整天徘徊林园池沼，不问政治。当然，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主要原因之一，难道不是古典文学教学工作者和研究工作者的颂古非今的错误倾向吗？作为一个人师，在青年学生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成长方面，所起的不是促进作用而是促退作用，能不深深警惕和痛心吗？在警惕和痛心之后，能不多想一些具体途径来坚决纠正这种错误的倾向吗？
近几年来，在古典文学的研究领域中，普遍地产生了厚古薄今现象，其中突出的一点就是对古典作家作品作了许多不应有的赞扬和称颂，盲目颂古，美化死人，引导读者向后看，发生极不良的影响。在此种风气下，我当然也受到影响，例如对李白、王维、李商隐等作家的评价，都受到别人文章的影响。但这只是次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还是自己在思想上存在问题。这可以从人生观和艺术观两方面分别来谈。
在人生观方面，由于自己过去一向不大关心形势，不爱参加社会活动，喜欢一个人关起门来念书写文章，喜欢过安静的生活，脱离政治为学术而学术的倾向很严重，因此对一些隐遁山林消极反抗现实的作家常常容易发生好感，觉得他们人格高尚，不同流合污，不争名夺利；对他们作品中描绘的幽静的生活环境，更感优美，甚至有向往之感。这样，就会只注意他们那种愤世疾俗反抗现实的优点，不注意那种消极避世悲观失望的重大缺点。新时代跟过去时代已经完全不同，新社会消灭了人剥削人的现象，为每一个人提供了发展个性贡献才能的充分可能，“怀才不遇”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固然应该同情过去作家的不幸遭遇，但不应该无批判地欣赏他们的超尘出世的思想和行动。这样的理解，自己在理论上也还是认识到的，但由于长期脱离政治，没有能得到很好的改造，在对待具体作家和作品上，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肯定过多，缺少批判了。
在艺术观方面就是重视艺术性忽视思想性，重视古典作品的艺术形式的完整和语言的精炼，忽视其思想内容的包含毒素。我在少年时即诵读古典作品，接触时间较长，对它们的辞句的优美，音调的和谐，非常欣赏和喜爱。如李商隐的七言律诗《无题》之类，就是觉得格律严整，语言沉着而又宛曲，念起来味道元穷。如果艺术性较高的作品在思想内容上也能引起我的共鸣，那就更能使我喜爱。如王维、孟浩然，刘长卿等一类诗人描写山水环境，发抒自己悲凉情绪的作品，我是很爱讽诵的。所以深入一步讲起来，所谓重视艺术性、轻视思想性也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凡是我们所赞美的艺术性较高而思想上包含消极因素的作品，常常是我们思想上跟这些作品内容自觉或不自觉地有着共鸣，至少是嗅觉不灵没有发现或重视其中的糟粕，没有意识到应该做消毒工作。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在评价艺术作品时，“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因为文学艺术是最好的宣传工具，任何阶级在阶级斗争中都要利用它来为自己服务。重艺术性轻思想性在艺术批评上是形式主义思想，是反动的艺术观，实质是起着宣传反动思想即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思想的作用的。
由于以上两方面的原因，在评价具体作家作品时，就很自然地产生肯定过多，缺少批判的现象。我平时所留意的常常是：要同情古典作家的遭遇，尊敬他们的成就，避免粗暴的否定（当然粗暴否定是不对的），不要厚诬古人等等，好像文学史的任务就是专门表扬古典作家作品的成绩似的。至于这类作品对群众对青年学生的思想行动影响怎样，就很少考虑到。这不是厚古薄今是什么？
同学很年轻，思想一般比较单纯，容易受各种思想的影响，特别容易感受艺术感染力强大而包含消极因素的作品的不良影响。另一方面，现在还有不少同学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过去有较长时期接受资产阶级教育，解放后还没有进行澈底的思想改造，在思想感情上也存在不少不健康的东西，容易与古典作品中的消极因素发生共鸣，把它们作为自己精神上的同伴。对于同学这样的思想情况，我和教研组的其他同志们都是不了解或者了解极少的。我们自己思想上存在问题，又不了解同学的情况，在教学方面当然不能做到使古人为今人服务。
我有决心克服这一错误现象。新编的古典文学史教材，对各时代的作家作品，都注意指出它的局限性，批判其封建糟粕部分，突出历史上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一些一时不易解决的问题，以后要通过集体备课，发动同学鸣放来深入解决。更重要的是要加强自己的思想改造工作，澈底克服脱离政治，为学术而学术的倾向，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真正用无产阶级的人生观和艺术观武装起来。
来源：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教研组编《“中国文学发展史”批判》，中华书局，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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