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0-4-20 作者：[待确定]
通渭、陇西问题在省委的直接领导下，我们坚决贯彻了省委指示，并在秉祥、迪民、坤润、润华等同志的亲自领导下，经过两个月来的努力，目前情况有很大好转。地委对这两个县发生问题的检查报告本应早日送来，我们在通渭期间写了个初稿，回来后又接着准备五干会没有来及很快讨论，因此送的迟了。这点只好请省委容谅。
这个检讨还是初步的，有些检讨仍不够深刻，我们继续深刻检查，在五干会上讨论改造落后的过程中，通过这两个县的问题去进一步检查其他烂包和落后社、队的根子。进一步吸取教训，把坏事变为好事，坚决不再重复这个错误，一定把工作做好，保证今年无雨大增产、大旱大丰收而奋斗。
我们的(此处二字辨认不出)检讨再报。
后附报告，请示。
中共定西地委1960年4月20日
这两个县的问题是极其严重的。损失是惊人的。教训是沉痛的。地委过去虽曾发现了一些问题，也有负责同志在那里工作，特别是去年十二月地委常委会在通渭开过现场会，但都没有发现问题的本质。后来虽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也作了一定的安排，但仍没发现量是那样大。因此，仍未引起地委的足够重视，解决的仍不力，这就使问题特别是在春节前后向恶化发展。最后经省委一再指出问题的严重性后，特别是在元月三十日省委亲临地委召开现场会后，才给我们敲起了紧急警钟。两个月来，在省委的直接领导下，并在秉祥、迪民、坤润、润华、陈煦等同志的座镇亲自指导下，我们坚决迅速地贯彻了省委指示，采取革命的手段，大搞群众运动才彻底挖出了问题的本质。
这两个县全烂了，主要是因为通渭以县委第一书记席道隆为首、陇西以县委第一书记张克勋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份子和反革命份子篡夺了县委领导，共同以极“左”的面貌出现、以积极完成任务的“幌子”作掩盖、以严重违法乱纪作手段、以宗派主义结成反党集团。完全推行了一个完正体系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大肆进行破坏。这是两个县的问题的总根子。通渭问题就尤为严重，已经超越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范畴，而是以席道隆为首，完全包庇和重用了一伙地、富、反、坏、右份子。从县委各部委、县级各单位直到基层组织，已经形成了一个反动统治体系，大大破坏了三个万岁，搞垮了人民公社，解散了公共食堂和各种集体福利事业，致使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了严重损失。
通渭、陇西两个县的问题虽然在性质上、程度上有所不同，但总根子都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所致。因此，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和规律，这就是：
第一、在政策上一贯推行了一个完正体系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早在初级合作社转为高级合作社的时候，席道隆就提出“统一核算，统一积累，分队生产，按队分红”的办法，名为高级社，实则倒退。通渭县在初级社时共329个分配单位，到高级社就成为644个分配单位，公社化后又实行以小队进行分配，成为1195个分配单位。特别以去年春季算账运动开始，席道隆、张克勋趁机大刮了一股反社会主义的妖风，竟然背离中央、省委的指示，制定了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策”纲领。公社实行四级所有制、以小队(原初级社)进行分配，甚至有的以小组三户、五户为基本核算单位；大量土地实行“谁种谁收”、“谁收归谁”，甚至还提出“不交公粮”的口号，使富裕中农纷纷抢种好地单干；大型农具和牲口采取了分到户的办法。不少地方连猪、羊、树木等，全部退给社员，让私有、私养、私用。所有这些都大大鼓励和提倡了单干，形成严重的混乱局面，人民公社名存实亡，生产队趋于解体，集体经济遭到严重破坏，集体福利事业几乎全部散光，这就为发展资本主义大开了方便之门。
第二、在政治上同情、包庇和放纵五类份子。席道隆自1955年到通渭后，对五类份子没有严厉打击。相反，他一直认为“通渭镇反很彻底”。56年席道隆亲自主持释放了160多个犯人，其中还有罪大恶极的一贯道大道首和反革命份子，虽经省、地委多次指出，但一直夺理搪塞，拒绝纠正，去年六月，地委批准要立即逮捕一大偷盗犯，而席道隆七月擅自下令释放。他还多次要政法部门考虑“对一些人判刑要从轻”。在他的授意下，不少重罪轻判，轻罪不判。张克勋也曾提出“要把有技术的犯人都放出来，不然不能发挥他们的作用”。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陇西县委书记处书记郝维勤和公安局长马海福，亲自主持就擅自释放了114个犯人，其中有反革命份子61名。在他们的拉拢包庇下，有些五类份子也趁机钻进党内和国家行政机关，窃取了重要职务。
第三、在组织上是拉拉扯扯的宗派主义。他们在使用和提拔干部政策上，完全是按个人所好，拉拉扯扯，认人为亲。借去年正社算账运动中，两个县的基层干部来了个大换班，扯换了一大批能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忠于社会主义的好干部。相反，他们所依靠和重用的都是一些能弄虚作假，会“抬轿 子”的严重违法乱纪份子和五类份子。这就严重形成干部队伍中的不纯，通渭县公社党委书记以上的147名骨干中，有各种大小政治历史问题的共84人，占到57．1％。在719名大队以上的公社干部中，犯有严重违法乱纪行为，直接致伤致死人命的有114人，占到15％，其中公社党委正付书记32人，占公社党委正付书记的32．9％。
第四、在手段上是严重违法乱纪。当反右倾机会主义的高潮下，他们为了极力掩盖其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又以极“左”的面貌出现，对劳动人民采取了无情打击和严厉镇压的粗暴手段。特别在去秋粮食征购工作中，席道隆在通渭全县范围内大搞“万人斗争大会”，“大兵团作战”，到处设立“社办劳教队”。对于富裕中农的“政策”是“双倍打击，加倍赔偿”，和“想打就打，想骂就骂”，“翻箱倒柜，见啥拿啥”的一扫二光的手段。他们惟恐天下不乱，对贫农也提出“贫农有隐瞒、私分行为的也列为打击对象，开展斗争”。这样，对贫、下中农也采取大捕大抓的办法，仅去年征购粮中，各公社共劳教了1，094人。席道隆还亲自组织“打人队”，在群众会上公开喊打说：“打人要鼓干劲哩！”县委书记处书记陈景虞在斗争大会上也喊打说“打死几个人怕什么！”就这样上行下效，不少公社党委书记也(此处一字辨认不出)打群众说：“打死人沤绿肥”，“打死人熬动物油。”谁要打人最多、最狠，就被席道隆赞扬为“红色干部”，“顶风英雄”。打人之(此处一字辨认不出)不仅普遍于农村，也盛行到学校，通渭中学校长成鸿儒把十四个教员打了12个。陇西县的违法乱纪程度虽有所不同，但也是骇人听闻的。不少地方都有斗、打、捆、拘留、禁闭、拧耳朵、鸣枪威胁等十多种违法乱纪刑法、尤为普遍盛行的“炒豆子”，据统计全县520名正社干部中，严重违法乱纪，打人骂人的达205人，占到33．4％。
正当他们严重违法乱纪的时候，专区粮食工作组在通渭也积极参加了违法乱纪的活动，后来其中有些人也作了处理。
第五、席道隆、张克勋还胡作非为，乱平乱调，以物换物，大搞投机倒把破坏国家计划。两个县为了换吉普车，公1959年内擅自调往新疆、东北、兰州等地的钢7．64吨，棉布59，039公尺，猪、羊、牛肉44，737斤，大麻、麻绳5，925斤，木材166立方，电灯泡7，500个，还有缝纫机、纸烟、铁皮等几十种物资。张克勋还不惜一切的拿劳动人民的财产大肆挥霍送粮、送礼，仅1959年内，给兰州化工厂、西汽厂、医学院、陇西机务段等处(此处二字辨认不出)的猪肉9，731斤，鸡蛋2，000斤，食油708斤，优等面粉1，000斤，木材320立方等，计价值达一万五千多元以上。
由于以席道隆为首的通渭县委和以张克勋为首的陇西县委，根本早就背离了中央、省委的政策指示，制定和推行了一正套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广大贫农、下中农实施了极其严重的违法乱纪的粗暴手段和犯罪行为，严重的搞垮了人民公社，瓦解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和集体福利事业，致使两个县到去年十二月初，就形成了严重的人口外流，疾病(此处二字辨认不出)流行，和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尤其通渭最为严重，社会秩序相当混乱，奇奇怪怪的案件不断发生，人心慌慌不安，不少地区生产已处于停顿状态。
当问题还没有发现这样严重的时候，地委曾派常委冯兆芳和张建业同志，分头到通渭、陇西帮助工作。但开始也未发现问题的实质，只是解决了通常性的问题，后来发现了带根本性的问题，但仍没有认识到那样普遍性，也没认识到领导班子会烂的那样严重。特别是在这之前于去年十二月中旬，地委也到通渭召开过现场会，但当时也只主要是解决了一下“大兵团作战”、“社办劳教队”，人口外流和强迫命令等问题和正社中的许多错误作法，对这些最根本性的问题则没有发现。当然这除过他们有意隐瞒和当时人的外象，还不容易发现问题以外。但根本的是我们不深入，特别是迷信了所谓“他们的主导方面是好的”，放弃了对他们的政治监督和政策监督。后来到春节前夕，虽然发现了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主要是人口外流、剥树皮、也发现有死人现象，但又仅仅当作生活安排和笼统的、两条道路斗争去对待，仍没有去抓本质。因而在拨了些指标安排过节的情况下，又自作安慰，但是正是过春节前后，也正是问题恶化的时候。尤其严重的是直到元月三十日，健君、承华等同志到地委专门研究通渭和陇西问题的时候，我们只认识到这两县问题严重，但仍未抓住本质。因此，在地委指导思想上还认为通渭问题比陇西好(当然只是比较)，主要指县委领导核心。这说明我们既是有失职守，又很顽固，我们的错误已经是非常严重的。从元月三十日起，特别是从二月上旬地(市)州委第一书记会议时，才给我们敲起了紧急警钟。当时又从专区机关抽调七十多名干部(其中中级骨干十一人)、并由冯兆芳、张建业、尹益三(计委主任)、关秉钧(财贸部长)、王贤哲(秘书长)等同志，分头率领到这两个县去进行工作。紧接省委也抽了大批干部到这些地区工作。
二月九号明海同志从省委开会回来传达后，也连日赶到通渭，为了迅速稳定群众情绪，扭转混乱局面，我们坚决执行了省委指示，决定采取先安后正的办法。首先安排好粮食，全力抢救病人，当夜又从专区给通渭运去白面、大米共二十万斤，由省、地委工作组干部同县、社干部，连夜直接送面上门，亲自担水，做饭给病人吃。在这个基础上，发动群众，全面进行粮食安排，凡是当下没粮食吃的，都按每人每天十二两的标准进行供应。工作组干部挨门逐户，反复访问，全面安排。对于病倒的群众，组织医务人员，登门医疗，熬药，干部送糖、送油、送糕点，亲切安慰，亲自烧水做饭，他们极为感动的说：“多亏毛主席又救了我们的命！”“共产党永远比爹娘都亲”。“土改时的干部又来了”，等等。并感激的说：“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病好了要加劲生产”。对于无依无靠的儿童和老人，专、县、社、队分别组织了托儿所、福利院。对于由于生活而外流的人口，沿大路社、队和较大的村子，都设有收容所，负责收容、安排和遣返工作。
同时对从事破坏活动的份子，根据他们的罪恶和错误，有的已报经省委批准进行了依法和纪律处分，有的还正在查证处理中。
经过以上工作，两个县的情况大有好转，粮食全部安排下去，疾病基本上得到制止，外流人口往回走，群众情绪趋于稳定。把坏事变成好事。通渭已办起农村公共食堂2609个，有83％的农户和75％的人口参加了食堂。陇西县组织食堂2931个，有62．5％的农户，和57．1％的人口参加食堂吃饭。通渭县仅陇川、义岗、什川等公社就有1843户自动报出粮食217，942斤，放在明处安排生活，其中有37户就能自己安排到田熟。
在这些地区目前主要正在抓紧作好以下工作：
第一，彻底肃清席道隆、张克勋等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思想影响，同时要划清右倾机会主义的界限，进行全党消毒。把坏事变成更大的好事。
第二，建设好人民公社，积极办好集体生活福利事业。在纠正了四级核算的同时实行了三级核算(通渭是两级核算)，在这个过程中对全体社员深入广泛的开展人民公社优越性的教育和爱社教育，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第三、开展三反运动，做好59年的收益分配工作，重新建立制度，和做好评工记分、三包一奖等。政策兑了现劳动出勤率大大提高，通渭马营公社咀头生产小队35个劳力，原来只出勤60％，作了分配的第二天出莂增到82．5％。
第四，(此处几字辨认不出)好生产，在这些地区播种质量一般是不好的。但是只好先保证种上，然后再积极加工，争取多打粮食。
第五，对农村党员普遍进行一次重新登记，彻底整顿基层组织，在此基础上，重新选举新的领导核心，一定要把根子扎正，再不重复教训。
这两个县这样严重的问题，地委为什么没有及早发现其本质呢？在这个问题上地委是有失职守的，辜负了党对我们的信任和委托。我们为了变沉痛的教训为力量，特别是不再重复这样血的教训，我们经检查，认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的教训是应该深刻记取的。
第一、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的命根子，正因为它是命根子，因此一切右倾机会主义和反革命份子，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时候它首先就要搞垮人民公社，而我们就必须象爱护生命一样去保卫人民公社，巩固和建设人民公社。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主要阵地。这种斗争反映在党内、特别是反映在党的领导核心中的掌舵人的身上给党的事业造成的损失，就要比社会上成千上万个反社会主义份子的危害大的多。席道隆、张克勋由于他们坚持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搞垮了人民公社，实行了四级核算和单干，这就把两个县搞烂包了，给党的事业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因此，我们坚定不移的保卫、巩固和建设人民公社，既是我们的神圣职责，也才不致犯方向性的错误。同时，这种斗争是长期的，有时也是尖锐的。我们只有经常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经常保持清醒的头脑，才可不再重复这种错误。
第二、对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人必须加强严格的政治监督和政策监督。席道隆、张克勋和他们的主要成员，抗拒党的政策，贯彻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地委没有及早发现，特别是席道隆历史上保留了严重的政治问题，我们没有发现，因而连续重用，这说明我们是有失职守。因此，对干部的使用必须熟悉全部历史材料，识别一个干部的好坏。必须从他的工作实效出发，绝不敢单凭影响出发，党对一个同志的绝对信任。必须取决于他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碉堡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这个教训必须深刻记取。
第三、对问题必须有锐敏感，现象是本质的反映，通过现象看本质。对我们来说有了更深刻的体验和教训。通渭和陇西问题之所以发展到如此严重，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一些现象以后，没有深入的分析和抓住本质造成的。在去年公购粮入库时，速度很慢，且已经发生了人口外流，也零零星星发现有死人现象，但笼统的当作主要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去对待，没加具体分析。因而又叫他们钻了我们的空子，以完成任务为幌子，采取了极“左”的严重违法乱纪，甚至犯罪的手段，使问题更加恶化，而且也迷惑了一些群众，因而到现在还有人认为席道隆被捕是因为完成公购粮任务造成的。因此，我们看问题的方法，任何时候都不能把现象和本质分开，至于一种现象反映的什么本质那是具体调查分析的问题。
第四、关于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问题，这是看问题的思想 （原稿未完）
来源：甘肃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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