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0-1-18 作者：[待确定]
王养功，男，现年39岁，中农出身、农民成份，1945年入党，1947年参加工作，历任区委干事、委员、副书记、书记、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副书记、专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副主任等职，现任伯延人民公社党委第一书记。
在这次运动中，以大量的事实揭发出了王养功同志是一个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衣、打着“一贯正确”和“关心生产发展”、“关心群众生产积极性”、“关心群众利益”的招牌，实际上奉行了一整套完整的、系统的、竭力维护富裕中农资本主义势力、竭力保护生产资料私有制、竭力恢复和发展农村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对于富裕中农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利益是千方百计的发展，他对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是全面攻击和破坏。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想走回头路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一个在党内坚持资本主义道路的富裕中农资本主义势力典型的代表。
王养功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集中突出的表现在他根本反对和瓦解人民公社，破坏集体经济，竭力保存和发展资本主义的个体私有制，阴谋走回头路、让资本主义复辟。
（一）破坏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伯延公社早在1956年就由21个村6500户组成一个大社，1958年又扩大到25个村7000余户，实行了基本社有制和一级核算制。几年来，很多事实充分证明基本社有制比基本队有制具有更大的优越性，更有利于发展生产，更有利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并为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了条件，基本社有制是基本队有制的方向。但王养功同志却认为“社越小越好”，说：“基本社有制影响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他表面要坚持办一级核算社，但他内心却想摧垮人民公社，他借着整社之机，暗地采取了“六下放”，要摧毁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他的六下放是：（1）把几年来公社所有的99万棵树木下放到生产队；（2）把24辆排子车下放到生产队；（3）把1122口猪下放到小队、到户；（4）把850只羊下放到户；（5）把142台缝纫机退回到户；（6）把121头牲口下放到户。他亲自在西周庄搞牲口下放到户。当时队干部思想不通，他便要党员听他的话，带头喂牲口。并下令：“没有牲口棚队上无代价给修盖。”他篡改党的政策，把原允许社员养2只羊或3只羊，在干部会上说成是“每户社员不一定留2只或3只羊，可以有7只8只羊。”六下放的结果，把基本社有制的伯延人民公社后退了一步，这是王养功企图走资本主义回头路的一个重要步骤，是对于人民公社、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严重摧残。
（二）大力发展小自由。1958年初，他在省委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上，就大肆攻击省委，说省委对“农业生产计划控制的太死”、“农民生产不自由”、“群众对党有很大意见”，要求省委权力下放，他主张“不要把下边一切都掌握在国家手里，把指标定下来就不要再管怎样去完成”。他还经常似是而非别有用图的向下灌输“办社是为社员服务，不管怎样能提高社员生活就行，社员个人收入增加了，也就等于社富了。”他还在公社党委会议上坚持：“只要搞好小自由生产，每人能收入到360斤粮食，国家不给指标也饿不死。”因而，他积极推行“五大支持”发展小自由，发展个体经济。五大支持是：（1）支持把好地、好苗分给社员作自留地，社队的小片荒地让社员随便种。只野河生产队社员开种小片荒地就有200亩，龙泉生产队社员李代一户就开种10多亩，收粮食1000多斤。（2）他篡改党的政策，支持把社耕地的地头、地边和缺苗断垄棉田间作分给社员耕种，谁种谁收，并给社员薯秧、菜秧自种自收。如南文章生产队给社员每人200棵薯秧，仅这一项社员收入红薯10万余斤。（3）由社队出农药支持社员自留地防除病虫。（4）支持社员优先用水浇自留地。（5）无代价支持社员自留地用肥。用集体经济力量发展社员个体经济，实质上是想瓦解人民公社，引导农民走回头路。
（三）企图砍掉供给制，解散了集体福利事业。他妄想全部砍掉供给制，扼杀已经生长起来的共产主义因素。他说：“供给制伤害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实行供给制后学生增多了，不是好现象，影响了农业生产。”他主张“供给制部分越小越好，没有更好。”开始他要全部砍掉供给制，经过公社党委会议上的斗争才确定了供给制部分占社员应分部分的17.3%；又经过区委批评纠正，才又被迫把供给制部分提高到30%。他觉得他这种妄想不能公开实现时，也不甘心，就又进一步提出了“以工代供给”阴谋篡改党的政策的办法，并派人到伯延和平街搞出试验，要大加推广。当别人提出这种办法对富裕中农有利，削弱了共产主义因素时，他便公开的站在富裕中农立场上说：“这是好方法，应该是人工多享受供给多，对生产有利。”仍要坚持推广。他对供给制就是那样的仇恨，想尽办法篡改扼杀，他对富裕中农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利益就是这样的热情关心。他认为集体生活不自由，到处搜罗食堂的所谓“缺点”，把食堂诬蔑为三大浪费，浪费劳力、浪费粮食、浪费煤炭。他认为“食堂影响生产，没有什么优越性。”在整顿食堂时他强调自愿自由，采取了“七解散”的办法，一股劲吹散了集体福利事业。全社112个食堂，全部解散了，还解散了77个托儿所，6个幼儿园，6个敬老院，8个妇产院，73个米面加工厂，24个缝纫厂。公社党委其他同志曾多次提出建议，纠正一风吹掉食堂的错误，并提出巩固食堂的方案，他毫不理睬。当区委秋季贯彻整顿巩固发展食堂的意见时，他仍坚持说：“食堂不是方向。”他这一风吹“七解散”的办法，实质上这是他想通过生活上的倒退达到人民公社制度上的倒退又一阴谋诡计。
（四）取消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大搞资产阶级的经济挂帅，图谋削弱集体经济，积极发展个体经济。王养功同志不但妄想从经济上摧垮人民公社，而且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瓦解人民公社，夺取无产阶级思想阵地，开辟资产阶级思想市场，图谋引导农民走资本主义回头路。他的具体表现是：去冬他以为保证90%以上的社员比上一年增加收入为借口，和“以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为掩护，大搞经济挂帅，不论在工业上，农业上，不论摘棉、积肥、割白草，一律采取奖励办法。初期摘50斤棉花为一个定额，超过1斤奖1分钱，中期超过1斤奖5分钱，后期就索性取消定额，只要摘1斤棉花就奖1角钱。煤窑上规定每人除按定额记工外，每工奖2.5元。水利上的民工除定额记工外，每日每人奖金2至3角。今春又以彻底清理棉库为名，采取凡清出棉花归队50%，全部清出棉花总值12万元，归队6万元。以上几项据不完全统计，全社就拿出40余万元作了各项奖励，削弱了集体经济，增加了个体收入，也确实为资产阶级思想开辟了市场，部分富裕中农反映“今后有钱就干，没钱就散。”曾一度造成集体活集中不起人来，致使全社42000亩冬耕任务只耕起一半，也大部未施底肥，造成保墒不好，59年棉花缺苗断垄严重，影响了棉花产量。但是对于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极端仇恨，1959年社内组织的队与队之间的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社会主义建设红旗竞赛，一年未有落实。他对区委组织的社与社的红旗竞赛抱着一种“秋后看”，“夺不了红旗也不犯错误”的态度。伯延公社因未得红旗，公社党委根据区委指示要检查原因，召开夺红旗誓师大会，并向区委报告，他便当场阻止说：“不检查，不开誓师大会，不争第一，也不要向他们（指区委）报告，也不给他们竞赛了。”这种蛮横无理，百般阻挠，对下压制，大泼冷水的行动，进一步暴露了他的资产阶级思想丑态，进一步暴露了他害怕无产阶级思想战胜资本主义思想，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战胜资本主义的经济挂帅，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战胜资本主义个体经济，企图与无产阶级夺取思想阵地，开辟资产阶级思想市场，引导农民走资本主义道路。
（五）王养功同志在国家与社、队与队、社员与社员之间的三者关系上最突出的反动论点是：“社吃国家的亏，富队吃穷队的亏，富裕中农吃贫农的亏。”他首先抓住粮食问题向党向国家进攻。在公社党委之间，在干部中，在省委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上到处大嚷大叫：“一级核算社吃了亏，57年受雹灾打坏1万亩粮田，4个村庄稼被打光，要以村核算，以村计征，不但不出公粮，国家还得救济，因为是一级核算的大社，不但国家没有救济，反而以60万斤超产粮抵顶了消费指标，大社优越是国家优越，社不优越。”他企图混淆视听，把基本社有制实行全社统一核算比以队核算具有更大的优越性，说成是一大吃亏，为他的瓦解一级核算社的目的鸣锣开道。他认为他自己“最了解农民”、“最关心群众利益”，要在粮食问题上争取主动，以达所谓调动“农民积极性”之目的。他就在省委召开的四级干部大会上，明目张胆的攻击省委是“死的太死，活的太活，新的不及时”，所谓死的太死，就是不要国家种植计划，只要自由生产；所谓“活的太活”是攻击57年以丰补欠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谩骂省委说：“说了不算，算了不说。”所谓“新的不及时”是他怨气冲天，埋怨省委没下达新三定指标，说：“省委对农民没有个根本办法，没有个稳定的政策，影响农业生产积极性。”这些恶毒的攻击实质上都是为富裕中农打算。在自由生产和粮食问题上，达到他所说的“争取主动”为富裕中农发展资本主义势力创造条件，因为他懂得粮食是宝中之宝，只要国家不控制种植计划，让农民自由生产，不要党的领导，让富裕中农在粮食上掌握了主动权，就会出现粮食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就会到处泛滥成灾，好达到他复辟资本主义道路的企图 。他这条大字报实质上是代表富裕中农自发势力向党进攻的一条反动的纲领。他抵抗党的统购统销政策是一贯的，58年秋他怕“吃亏”，企图降低粮食产量，今年夏季他为了争取“主动”，他明知伯延公社小麦亩产可达150斤，区委分配指标145斤，他只接受140斤，结果收到151斤。今年秋季区委指示反透右倾，核实产量，他又说：“越反右倾，越会隐瞒产量。”上述事实充分证明了他一贯的代表富裕中农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在粮食问题上向党进攻。
他在队与队的关系上，认为“富队吃穷队亏，影响群众生产积极性。”他无视穷队的要求，积极维护富队利益。大社机器与富队耕地、提水浇田都不收费，完全由社开支，经区委多次指标，他拒不执行，后又打折扣执行，收费50%。以大社集体经济力量帮助富队旱田变成水田，也不提高包产指标，去秋分配后，他认为富队又吃了亏，今春以大社抽出3万余元照顾了富队，但对穷队支持却很少。
他在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关系上，认为富裕中农吃贫农的亏，他闭眼不看农村缺乏劳力的人民和鳏寡孤独对于供给制的迫切需要，不看供给制对于农村广大群众的极大优越性，胡说：“供给制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力图扼杀供给制这一共产主义萌芽。这都充分证明了他是一个富裕中农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利益的代表者。
（六）王养功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在区委扩大会议上开始受到批判时，他不服气的说：“区委走着一盘棋，我走着一盘棋，各自走着各自的棋，谁也不要相信谁。”的确，大量的事实充分证明了他在鸣炮开路，跳马摆车代表着富裕中农自发势力走着一盘资本主义的棋。他为了以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代替党的政确路线，就不能不发生他和党的尖锐斗争。他恶毒攻击省委，当然就更看不起区委领导，他妄自尊大，把伯延公社当成了他的独立王国，所以区委很多指示意见他都不能无条件执行或者拒不执行，甚至篡改。他对下则耍两面手法。凡迎合他的心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干部，他就大加表扬，提议提拔，凡与他走不在一盘棋上的干部他就压服。
王养功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执行，已经在政治上经济上给党给伯延公社人民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大大挫伤了广大党员干部和贫农、下中农社员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大大助长了某些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气焰，严重地削弱了公社集体所有制。因此，虽然伯延公社是一个基本社有制的公社，它在发展生产上有着许多有利条件，但是1959年农业生产增长幅度是不快的。这是很严重的恶果。
王养功同志所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是十分严重的，是有其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的。首先，他是在土地改革开始时抱着民主革命的观点入党的。他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是资产阶级的经验主义和唯我主义，也即是主观主义唯心主义的。这种世界观是反动的，是一切从我，从我的需要，我的愿望和利益出发的。他的这种世界观，多年来并未得到改造，他承认了他入党时只接受了党的最低纲领，而没有承认党的最高纲领，但实际上他对党的最低纲领也没有完全接受，他在土地革命中也不是一个好战士，不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党的指示要求放手发动群众彻底进行土改，他怕“左”了，伤害了中农利益，也常常发生动摇。特别是当着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真正的要永远被彻底消灭的时候，他既从其牢固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出发，就不能不起来反抗。
其次，王养功同志是中农出身，具有强烈的自发势力的富裕中农的要求，他的感情和立场，在实质上则是资产阶级的感情和立场。他虽然入党多年，他这种感情和立场根本未有得到改造。他认为“右了比左了好”，“右虽慢，但稳当不出乱子。”这在他说来不是什么左好右好的问题，而是革命越深入越进步，他就越害怕。他看待新生的革命事物，总是以旧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小农经济的私有制观点来看待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所以他对新生的革命事物，就常常采取扼杀的态度。对旧的、快要死亡的东西抱着不放，这样他就不能不和党发生各走一盘棋的对抗。
再次，王养功同志一贯骄傲自满，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目空一切，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非常严重。他在工作中常常顶上压下，组织观念很差。当然他与党的根本分歧是各走一盘棋两条道路上的分岐，但是，他那种妄自尊大，顶上压下，把伯延公社当成自己的独立王国，不接受组织监督也是他所犯错误的一个原因。
整风以来，王养功同志开始的态度仍然是向党对抗的，区委批判了他代表富裕中农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在粮食问题上向党进攻，他很不服气，到省委党校学习还要让大家与他弄清是非，这实际上是不承认自己代表富裕中农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向党进攻。从党校回来后，态度有好转，表示决心悔改错误，但是他的进步还不快，在不少问题上认识很浮浅，又经过连续8次小会、中会、大会批判斗争，同志们的热情帮助，他终于心服口服，承认了错误，表示痛改前非，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他说：“我的立场、观点、言行已经完全滚到了资产阶级的泥坑里，我的错误给党带来了不可计算的损失，党给我什么处分，让我到哪里去检查，只要对党有利，我都没意见，因为我的观点如不彻底改造，就不能继续革命了。”他曾主动要求在伯延公社队长、支书会议上检查，肃清影响，并表示愉快地到公社召开的小队长整风大会上作检查。王养功同志的错误虽然是十分严重的，但其态度老实，认识了错误，表示决心悔改错误，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根据党的“从团结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方针，区委意见给予王养功同志撤销伯延公社党委第一书记职务的处分。
1960年1月18日
来源：《武安县志》（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608-6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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