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0-10-24 作者：原中共息县县委第一书记, 徐锡兰
原中共息县县委第一书记、徐锡兰在县常委会议和正（应为整，下同——编者）风会议上，同志们对我的错误进一步的揭发和批评，我表示衷心的欢迎和无限的感激，虚心接受，深刻批判，决心改正。真正做到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老老实实的工作，代（应为戴——编者）罪立功，全心全意的为党为人民服务。我的错误具体如下：
一，在去年秋季粮食工作中，违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导原则，违背了党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违犯了党的方针政策。在粮食分配方面和组织人民经济生活方面犯了极为严重的错误。由于生活失去安排和没有安排好，群众生活发生了困难，造成全县社会秩序一时混乱，不少人员外流，很多食堂少柴无粮，断炊停火，引起了浮肿病和其他的病大量发生，损失了几万个阶级兄弟和宝贵的人民生命，损害了人民身体健康，牲畜、生猪、家具农具、房屋受到了破坏，生产元气和农村自然面貌受到了损害，给党的政治上经济上造下了很大损失，给今后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设带来了困难。
以严重的个人主义态度、主观主义的指导思想，对去年秋季遭受严重干旱后的农业生产情况，作出了错误分析，对于抗旱斗争取得的伟大成绩和带来的严重困难缺乏恰当的理解，对于粮食产量的估计和落实没有从实际出发，没有自上而下，没有实事求是，以主观主义的指导思想，以算账、自下（应为上——编者）而下的套、算的方法计算的定产量，对产量作出了过高的估计，使估计产量很大距离的脱离了实际。去秋粮食产量在9月份的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上就预计好了，全县总产31000万斤，以后又在夏庄会议上抬了30000万多斤，在包信会议上搞好（应去好——编者）了29000万斤，在临河会议上搞了27000万斤，县委四级干部会议搞了23000万斤。各公社分配会议上搞了18000万斤，最后县常委为了给地委回（应为汇，下同——编者）报，又主观主义的报了13000万斤。各公社大队根本不知。虽然产量不断变化，但很长的时间，把粮食分配方面和安排生活建立在23000万斤的基础上。这种把国家、集体和社员三者关系重大的粮食分配问题、安排生活问题，建立在一个既（应为极——编者）不可靠的基础上，建立在浮夸的基础上。向（应为从——编者）全县当时的生活情况和产量情况看，本来是受灾减产，硬在大叫大喊大丰收。去年的生产情况在于干旱时自己是知道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如城郊公社的生产情况，麦收后也去看过，并代（应为带，下同——编者）着大队干部参观和开会研究过，认为搞的不好，也有不少同志回报过，下面吃青的情况，但也不去正视，不承认，硬大叫大喊大丰收，否认了灾情，也否认了余粮自足和缺粮的历史情况。全县257个大队，不管情况如何，普遍地分配了征购任务，把灾年当做丰收年，把穷日子当做富日子过了，把客观实存在实际问题说成是思想问题，在整个粮食工作中特别是春节以前，多数时间和精力都用到解决面积和产量上。夏庄、包信、临河等现场会议，县委的扩干会议，以及公社的大会小会大部分的问题都是在纠缠面积产量。在许多会议上，不是自下而上的、实事求是的修正数字，而是拿着主观主义的产量数字，强迫下边接受，硬往下边套，如果达不到目的地（应为决——编者）不罢休，只有达到了或超过了则成（应为称——编者）心满意。由于我有名利的个人主义思想、主观主义的思想，对待产量是宁高勿低、喜高厌低、愿听好不愿听坏，以不能否认大丰收，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低产论的错误论调来掩护个人的主观主义思想观点，从而压制和堵塞了下面真实情况的反映。去秋10月21号到东岳公社听了几个书记的回报了种麦情况和粮食工作情况，他们回报的总产1342万斤，三项扣除6661300斤，正（应为征，下同——编者）购430万斤，扣留和完成任务后还有余粮。当时听了后，主观的认为很好。同时也谈了许多瞒产私分的花样。结（应为接——编者）着开了个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会议，又搞了些具体情况，既没有分析，又没有下去调查研究，就叫汤泽民同志起草了个报告，以个人名誉（应为义——编者）报告了县委。这个报告传达了各地之后，在全县发起了反瞒产的大动员。11月5日到中项店公社党委回报了各大队上来的数字，总产为15568599斤，三项扣除9699680斤，社会余粮5868919斤，征购任务250万斤，三留扣除完成后还余粮336万斤。听了以后当时认为情况很好，粮食很多，完全可以搞好。11月8号到了未店大队，是公社孙世夫确定的，虽说抗旱时他在那里，该队抗旱成绩很大，生产很好，是出席专区抗旱模范大队，自己有了印象。接着又听了大队支部回报麦收面积6183亩，总产2378550斤，征购任务251300斤，当时只完成28000斤，即（应为既——编者）没有到下面，又没有很好分析研究，就主观确定认定了，果然情况很好，大有搞头，需要很好地搞，决心把粮食搞出来，振（应为镇——编者）定了反瞒产的思想。
在粮食征销作工作中，和安排群众生活上，一贯的坚持反瞒产，以极端错误的手段对待干部和群众，造下了严重的恶果。
全县反瞒产是我一手造成的。我经常这样说：抗旱斗争取得伟大胜利，获得了大丰收，我们的粮食不是少，而是很多。但是粮食搞到哪里去了呢？又分析瞒产私分了，开了后门。在分析瞒产的情况时说：参加瞒产的有集体，有个人，有干部，有群众，但集体是大量的，个体是少数的。在东岳公社总合了十种瞒产花样，并提出了错误的作法，在全县各地和夏庄会议上进行了广播，对全县反瞒产起了动员作用。当粮食工作发生了抵牛局面的时候，我还坚持这样说：“粮食的问题是思想问题，是工作问题。”以后又提出：“在粮食问题上有思想问题，也有实际问题，但思想问题是主要的”。下放了些粮食，说是“安心粮”，是为了“抛砖引玉”，始终认为下边有粮食，始终认为下边干部、群众把粮食私分了，我曾说出了不少的错误论调：“说粮食问题是个大问题，是要不要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问题，是要不要粮食制度的社会主义的问题，粮食问题是目前的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紧急动员起来，搞好粮食工作，打退资本主义向我们的进攻”。用这些错误论调来促使各级干部承认瞒产和坚持大搞反瞒产。
在错误的反瞒产中，采取了许多错误的方法，产生了严重的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行为，造下了严重的恶果：1，过高过急的要求，频繁的会议和评比，当时的主要领导方法，经常提出“反右倾，鼓干劲大干几天，苦战几夜，保证完成任务”，“长准备，短突击，一鼓作气，保证完成任务”。在夏季中就提出了“先下手为强”，“要边收边打边入库，打一场入一场”，“不管什么粮都要”，“以后鲜红芋也收，带皮的麻杆也收”，依时（原文如此——编者）追求增加完成数字。为了急于求成，几乎是天天开会{电话会}，甚至一天几会，夜夜评比，有时搞到通宵。弄得下边白天黑夜不可收拾。2，利用假现场召开会议，大造声势。夏庄会议实际上是推广长陵大队完成任务的经验，但长陵大队历史上是统销队，当时也分配了正购任务，完成任务也还是把正购减了后计算的，所以这个现场是假的。常委没有讨论研究，当时我在包信，仲书记在电话会上和我商量后确定的，这个会议上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为了反瞒产，在1532人中辩论了95人，撤职了13人，法办了3人。在会议上错误的总结的六字工作法，这个会议上的错误，我的主要责任，后会后向我回报，我听了后的很满意。会议上总结的六字工作法不但同意，还弥（应去掉该字——编者）补充了两个字，即“管”和“用”字，构成了八字工作法。这个会议后，全县反瞒产掀起了一时的高潮，包信会议实际上是柿子园大队上的现场会议，常委几个人交谈后决定的。开始后的第一天，为了宣布粮食征购工作结束，我也去了。到了简李店后，看到了7500多人，住了一、二十里大的范围，几十个庄子，感到不便，所以主张搬回了包信，柿子园现场我去看了两趟，听介绍是30多万斤红芋，6万斤粮食，但对红芋有些怀疑，问干部和群众都说很多，要扒开看看，他们说不能扒，一看风就烂。张付专员去看时这样问，干部群众也是这样说的。这个现场会东西是有些，但也不真实，利用不真实的现场，鼓励下边大搞反瞒产，也是非常错误的。在这个会议上还是纠缠面积和产量，但没有辩论斗争。临河会议以杜围孜为现场，是公社党委回报，粮食办公室检查总结的，是一次安排生活现场会，当我看了现场后，认为有粮食，怀疑没有13万斤，七八万斤是有的，当时没有发现什么漏洞，也没有去调查粮食的来源，参观了后也很满意。以后听说是专门搞的个假现场，利用了假现场动员反瞒产，安排群众生活。
（3）各级书记搞重点，我提出了集中力量，突破一点，了解全面，各公社都搞了，每社组织有50左右人。我在项店公社，和公社一块在魏店大队搞的。在这个大队工作中错误百出，危害严重，搞的群众家破人亡，倾家荡产，应有（应为由，下同——编者）我主要责任，入队后对干部基本上是“一脚踢开”。全队11个干部，只依靠了两个，丢开了支部建立了领导小组领导工作，然后又采取了大队、生产队干部集中学习上边工作组领导会议，下边发动贫雇群众，鸣放揭发瞒产私分，所谓两头挤的办法来解决干部问题，接着根据贫雇群众揭发的情况进行了辩论，我亲自批准辩论了生产队长王少臣，还提出了在群众中扎根串联，依靠发动贫雇农和干部算粮食收入支出帐，搞的干群关系很不正常，并组织发动群众，向隐瞒粮食的富裕农民、地、付（应为富，下同——编者）分子开展了辩论和斗争，以后扩大了基本群众，最后一直把群众手里的粮食以把瓶瓶罐罐的粮食也集中起来为名，也搞了出来。在工作中辩论斗争，到处都有，一直搞到搜查，发生了打人现象和打死人的严重后果，造成了十分惨痛的损失。
（5）（原文如此——编者）违背了党的阶级路线，否认了绝大多数是好的，这一根本原则，曾经错误的分析参加瞒产的集体和干部是多数的。多数干部参加，产量又主要是部分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和作业组长，提出在粮食工作上不能依靠他们去搞，不少地方在一个时期把他们“一脚踢开”，不依靠他们，用“两头挤”的办法和开会学习的办法去解决他们的问题，使不少好干部受到了辩论和斗争，受到了无情的打击，伤了干部的感情，损伤了他们的革命热情和工作积极性。
（6）代头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我主张对于粮食、工作上存有右倾思想的干部进行批判，对有瞒产私分的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干部发动群众揭发和辩论，对有瞒产私分的地、付分子组织辩论斗争和依法处理，在东岳、项店和魏店大队都是这样说的，和指示这样做的，在全县会议上也不只一次的这样布置安排过，东岳公社生产队以上干部会议辩论了23人，项店公社组长以上干部会议上每个大队辩论了2人，魏店大队辩论的不少。在各级书记碰头点时我曾经讲，“下最大的决心，尽最大的力量，坚决搞好，搞不好不回来。”在公社组长以上和春节前的分配会议上，我是由“开不好解决不好不散会”，“哪个大队搞好，哪个大队回去”。去年十月底，在一次电话会议上，我在公社提出公社开会时“每人代一万斤粮食，达不到自查责任”， 又在一次仲书记提出，我同意公社开会时，“每人代一百斤粮食，食油、麻也可以”。有的公社搞的不好，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了张致武，徐天赐、罗雅丽、张存福等书面检讨。在项店时为了制止杀牛现象，我在会议上讲了，现在一头牛等于几个劳动力，分析了杀牛如杀人，对干部群众进行威胁。在全县各地传达后，因为制止杀牛，犯有强迫命令的不少，不少地方把人打伤打死。为了制止杀牛，经公安局股长傅万金同志承？，公社党委决定，我批准扑（应为捕，下同——编者）了七八个人，全县因杀牲畜，逮补了64人。项店公社私设有监狱，随便扣押人，我住在没有发现和制止，也充分表现了我的严重官僚主义。项店路楼大队支书王建友，在组长会议上主持辩论了老党员路得英，并大叫母老虎，并大喊狠斗，我发现后没有立即制止，这也是非常错误的。项店公社和未店等几个大队，在反瞒产中，发生了严重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行为，但我身为第一书记，负责那个地区的工作，有时住在那里，这么严重的局面，没有及时发现和制止，应由我负主要责任。
二、没有群众关（应为观——编者）点，没有党性和人性，不关心人民群众生活，只要个人名利，不要人民群众，只求个人生活享受，不管群众生活疾苦和生命安全。
不关心群众生活，在粮食工作中，偏（应为片——编者）面国家观点，单纯为了完成任务。虽然也提出了安排好群众生活，但叫喊的多，具体解决的少。用（应加反——编者）瞒产的办法安排生活，有些食堂停伙，或吃的菜多粮少。夏季在东岳，秋季在魏店也看见过，在会议上也听见过，但我不承认是实际问题，错误地分析了停伙的原因，说什么“停伙是富裕农民对我们的威胁”，食堂虽然停伙，实际上还是“两钱饭”，大伙不开，小锅做，白天不吃夜晚吃。”用这样错误的论调盖着了下边的实际情况和问题。这种情况发生后，没有粮食，既不向上回报，又不想法解决，任其拖下去，使问题趋向严重程度。
对人民不负责任，对人民的疾苦不觉痛痒，对人民的不去挽救，我县因生活问题造成一时社会秩序混乱，人员外流和引起浮肿病和其它疾病，造成死亡现象，我是知道的。在11月中旬的项店一次生活会议上，西部四个支书谈了他们队有疾病和死人现象。12月初包信会议时，到柿子园参观时看到一个小孩死在路上，还有一个活在路上（活的代走了），会后回来的路上见到了三个尸体。城关东南部的死人埋放情况，胡安魁检查后也向我回报过。对于这些情况，当时我还错误分析是“敌人破坏”，“给我们搞展览”，以后病情严重了，又分析为“有灾必有疫”，根本不承认是生活问题。李宗建同志报告五一大队的死人情况，没有亲自动手处理，不负责任的推给了别人如果当时把那个报告拿在正召开的县委扩大会议认真讨论一下，一方面可以把全县情况暴露出来，另一方面可以研究一下讨论的措施，损失可能大大减少，但我没有这样去做，这是个严重的过失。疾病和死人情况张寿明、朱金铎和其他同志都我回报过当时只说再查一查，或必须搞好不能再死了等，不负责任的答复。总之，全县发病这么多，死人数字这么大，死人程度这么惨痛，完全由我负责，罪责应归于我。
对党不老实，对上级领导不忠诚，对于疾病和死人数字不能如实向上回报，在春节前向地委报告的死亡数字最多是7000人，去年12月初向张付专员回报的数字，也是不实的。12月底省委宋书记来时向他回报了死亡情况，他不相信。宋书记指示叫在当时的会议上从新整记一下，本来是登记了两万人左右，向宋书记了8000人，这个情况我也知道，向他回报我也同意，明目张胆地欺骗了上级领导。5月份县委四级干部会议上登记共死亡3600（原文漏掉1个0，应为36000——编者）多人。以后，各社总登记的不实，须要复查一下，自己也感到数字过大，连续两次复查，下降为23000多人，将此数字报告了地委，又一次欺骗了组织和上级，36000多人的数字在鸡公山会议才正式向地委回报。更错误的是，在鸡公山会议专门组织力量进行普查，全县统计死亡48000人，仍感到数字太大，又叫程书记再查一下，又下降了30000多人，向地委回报时，淮滨地区数字多报，我县地区数字下降3000人，这是不忠诚不老实的态度的作法。屡次欺骗了党和上级组织，想减轻自己的罪责。
在群众生活极为困难，人员外流，食堂停伙，疾病和死人严重时候，不但不关心，不想法解决，挽救损失，相反地发展了资产阶级的生活，大吃大喝，享乐腐化。
去冬在项店地区工作阶段，前后有一个半月的时间（去年11月5日到今年元月15日左右），主要是在项店公社的魏店、朱店三个地方，除了到地委开会，参加几次大的现场会，回县开会和在家里外，在项店地区具体工作和生活的时间，计有20天。在此时间生活非常特殊。在魏店的六、七天中，公社代着炊事员、公务员，代着吃的东西在大队食堂做饭，每天三、四顿饭，每顿不是大米就是面，也有红薯，也吃过精丝红芋，顿顿都有肉、鱼、蛋之类。在公社和朱店也是如此。不论在公社和大队，都是专门腾房居住，男的警卫，女的招待，吃好饭喝开菜（原文如此——编者），冷了有火烤。到东岳、包信、夏庄和其它公社、大队也都是被当做“上级”招待，吃的都是另外的好饭，严重的脱离了群众，破坏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在机关里吃饭，也非常特殊。机关原有小伙，当时显不出来。今年夏天，为了关心群众生活，为了和群众打成一片，地委有指示，县委有决定，取消小伙，多数同志都能按照这一规定搞大伙和同志们一起吃饭，但我没有这样做，名义上取消了小伙，而自己仍然在继续，仍是在大伙上单做单吃，多吃多占，差不多每天都有肉、鱼之类和鸡蛋，特殊享受了国家外贸物质。严重的是当我在家时，自己的爱人来时，每天早上也是和我一样特殊享受，同桌同吃，在机关干部中影响极坏。
拼命的装饰自己的住室，在县委住过的几个房子，两间不好住三间，来住之前，整理刷洗房子内部，桌椅柜子，各式各样，应有尽有，一个人占用几个人的办公用品和生活用具，有电灯，有收音机，有电话机，有乐器，有门帘，有窗帘，一切设备很齐全。占公家的便宜，一年来喝的茶叶大部分是公家的，逢年过节也吸过公家的一些烟，拿公家的东西请客送礼，使用公家的福利金，从去年到现在共占用了300元。由于自己的生活特殊，有些公社给送东西，县委机关生产送的有鸭蛋50个(送给我老婆那里)，城关、关店、临河公社都给送瓜、梨和鱼等物，水利局李世喜还送给一支钢笔，在生活上什（应为甚，下同——编者）至发展到有时理发、买衣服把人叫到屋里料理，不到生产单位去，每逢我在家里时，余假（应为暇——编者）时间不去学习文件思考问题，而有时打球、拉（此处孔一格，应加琴——编者）和听收音机，干一些不务正业的事情，看电影不到影队去，叫到会议室去看，这些事例，充分说明我的生活非常特殊，脱离了党的要求，脱离了群众，正在向着各种腐朽透顶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发展，特别是我县发生了严重旱灾，农业生产遭受了严重损失，群众生活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我却不去站在抗灾的前列，以身作则，很好的领导全县党和人民群众战胜灾难，客服困难，挽救损失相反的我这种不关心群众疾苦和人民生命安全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生活有了发展，错误达到了严重程度。
三、对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精神贯彻的不深不透，执行的不好，一平二调纠正的不彻底，自己又明知故犯。
没制止盲目过度有的公社过度了（应为渡，下同——编者）蔬菜队，夏庄街西大队蔬菜队还在包工包产到户，我不断去夏庄没有发现，这样严重的问题，这是非常的。
息、淮合并后，感到人多了，县委机关打算盖房子，开始计划在原有基础上向后扩大，以后又向东扩大，损坏了几十户群众的几百间房子，价值4000多元，现在房子也没有盖，几方面造成了很大损失，这不但是不关心群众疾苦和利益的表现，而且也违犯了郑州会议和省委六级干部会议精神
夏季遭受洪水后，东部有些大队受淹严重，加之有些大队太小，为了生产救灾方便，要求合并一部，几个常委也谈过，也给公社负责同志讲过，我几次报告请示，没有考虑这几个体（应去掉该字——编者）问题，有意违犯了党和上级党委的指示精神。
去秋抗旱时期，为了刺激群众抗旱积极性，存有把产量定到块包到人的思想，在东岳时和两个大队的干部谈了，但没有执行，紧接着县委召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了这一问题，最后统一了包产到队的思想认识，才纠正了自己的错误思想，在抗旱中至于先保那（应为哪——编者）些，每人保多少我记得是地委指示后县委给我讲的，当时感觉这样做也符合我们的情况，这是一种不全面的思想。
四、对待上级党委指示文件贯彻不认真不严肃，对上级党委的指示文件，传达的不认真不严肃，对省委工作会议吴书记的总结我自己只传达了一段，则交给了张巨成同志代替传达，自己错误的感觉传达一天累了，实际也只休息了一日，则错误的找几个人谈起来了，更错误的是会上有很多书记没有叫其它书记传达，充分表现了对别的书记看不起，不信任。
省委召开生救会会议精神，在县委扩大会议上没有认真传达讨论，只传达了一部分文件，传达了之后也没有主持很多讨论，只在会议上作了个安排就是了，对上级指示精神采取了轻率的态度，这是极端错误的。
关于代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的改造三类队问题我没有亲自动手，没有主持开会，没有做（应为坐，下同——编者）下来讨论研究，只是推给其它（应为他——编者）几个书记去抓，严重的违背了中央指示和省委六级干部会议精神。
去年秋季为了支持我县及时种麦，地委播（应为拨——编者）给了我县麦种指标500万斤，根据季节分下去是完全应该的，也已经分下去了，当时仲书记主张收回来，给我说我也同意，违犯了上级的指示，当时主观认为500万斤分下去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停几天在（应为再——编者）叫下边自己拿出些种子，以后再分下去，缺种问题即可解决。另外当时正在开扩干会，怕领导干部不在家造成浪费等，这还是一种否认客观现实的主观主义思想作怪，也表现了不相信群众，推迟了某些地区小麦播种的时间，影响了增产。
五、对党委的集体领导不尊重，带头破坏了这一重要制度。许多会议的精神和重要文件，没有在常委会议上认真讨论研究。省委五级干部会议精神，六级干部会议精神，省委工作会议精神和中央、省、地委的许多重要指示、文件都没在常委会议上很好的、细致的学习和讨论，大都是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和其他会议上一起笼统传达贯彻，没有根据本县情况切合实际地提出要求，订出计划，提出有效措施和方法，不能很好的贯彻实现。
许多重大问题没有在常委会议上很好讨论研究解决，去秋粮食面积、产量、疾病和死亡是天大问题，都没有在常委会议上细致讨论研究，只是一般的讨论就作了布置安排，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对于改造三类队问题，息淮合并问题，生产救灾问题，工业生产，财经工作等都没有专门讨论研究过，对于县委的一些指示、计划和一些会议的文件总结，也没有很好的讨论，就自以为是的传达贯彻下去。
唯我独尊，家庭式的领导，不民主，个人决定一切，有些问题讨论研究时，不能充分发扬民主，发挥大家的智慧，广泛深入展开讨论，而是大家说一通，自己一总结就决定了，对别人的意见不够尊重，不很好采纳，以个人意见代替了会议决议。去冬今春几次粮食会议都是我和仲跻瑞同志决定的，有时也给程书记谈一谈，其他人大都是不知道的，在会议上以个人的讲话当作指示。夏季在下庄召开的紧急县委扩大会议，是个人决定的，根本没和其他人商量。在集体中，相信个人，不相信别人，看不起别人，在工作上，过去除了对几个老书记放手以外，对别人在工作上是不放心的，不能发挥每个书记的作用，对有些在会议上传达文件快慢，说话中的差错，在对待上有时不够冷静，姚书记、江书记打电话不能认真接听，破坏了其他同志的威信。在集体领导上，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多，也开了些常委会或常委扩大会，但是没有单独召开过县委会议，使有些县委委员长期享受都和公社党委成员一样的政治待遇，没有发挥他们应有的权利和作用。
对党委领导下的各个战线、各个部门的工作，很少作过明确的指示，不能经常的根据每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和不同部门的工作情况，具体的布置安排，大都是在全面的工作会议上笼统地布置，对于部门的各种报告，没有很好的仔细审阅，不能从中发现问题，帮助解决，对于部门负责同志口头指示，有些问题是以口答复，有些问题不能帮助解决或推给别人处理，使部门负责同志难以处决自己工作中的问题，这也是我的失职现象。
违背了党的组织生活原则，一年以来，常委和县委都没有过过组织生活，让同志们定期座下来谈谈思想，互相交换意见，互相些批评和自我批评，借以互相帮助和改进提高，特别是息淮合并之后，也没有这样去作（应为做——编者），这首先给我的错误留下了逃避的机会，没有受到同志们的批评和监督；同时也不能使同志们之间做下来谈谈，本可以解决的问题很长时间不能解决，不少同志对这点有些意见是完全因该的。
县委直接领导下的部门负责同志有些在生活作风上犯了错误，如徐洪基、孙启文、朱金铎、吴心乐等，他们的问题下边有检举，群众有反映，有的过去不知道，如徐洪基、朱金铎。如孙启文、吴心乐的问题我是知道的，但没有主动的提起常委会议上讨论解决，主要原因是自己有错误，如果自己去处理别人，自己感到手软无力。这样对于一些歪风邪气，和我一样的逃避过去，我成为这些人的温床和保护体，不能受到打击和制止，使他们和我一样危害了党的利益，给党造下了不良影响。
六、在工作作风上存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不艰苦，不深入，简单漂浮，不管在那里工作，都没有很好的深入群众，联系群众，和群众一起讨论研究一些问题，习惯于开会听回报，作报告，满足于一般的号召，到下边都是跑的多，看的多，到公社、大队多，到第一线少，就是到了第一线，也是走马观花，不能做下来解剖一个“麻雀”，我下乡时没有亲自动手搞出个成功的经验来，就是拿出一些资料，也是别人写的，个人看看，大部是一般化的东西，质量不高，对工作指导没力。去年夏末秋初，组织公社党委书记大检查共三十多人，每人一辆车子到处跑，当时张强付专员也参加了，只跑了两个公社因开会又回来了。去年秋季和姚书记等几个人跑遍了东岳公社。今年夏季和程书记、季书记、王光耀等同志，开始三人，以后七八人用十几天的时间几乎跑遍了全县，主要是观察小麦生长情况，今年秋季组织了生产前线办公室到下庄街西大队办公，并带有办公室主任、秘书、收发、打字员和报社、广播站的一些人员等，有男有女，搞的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其实我在那里工作的时间不过两三天。在项店时也是带着很多人，开会多，不是支书会，就是扩干会、代表会或群众大会，在魏店除了开会外，将（应去掉此字——编者）到过刘楼、李楼、朱店和张庄队，除了在大队开的一次贫农代表会，两次群众会和在张庄开了一次贫农座谈会外，别没有和群众座谈过，其他的时间都是用到干部会议上，在朱店时也是日夜参加会议，没有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高高在上的指导工作。
思想急躁，态度生硬，遇事不冷静，凭主观想象，过高的要求工作，要求别人，一旦比任何某一件工作搞的不好，不合乎个人要求时，什至发生了问题时，不去冷静地分析情况和原因，不去耐心的说服教育和设法帮助解决，而不满意，个性发作，不讲场合、不择方式的批评和斥责，在县委委员、正负部长和党委书记中有些人是受过我这样批评的，使同志们接受不了，影响了上下级之间的关系，破坏了互相之间的团结。对于自己说的和个人作的不能言行一致，提出的要求时对别人的，把自己置于要求之外，不能以身作则，以模范行为带动别人实现：“四同”个人没有全面实现，搞好一点作的不好，摄入群众没有作到。对于这些下边作的不好，比人没有作到就批评指责，自己没有作到或作的不好，却没有反省检讨。在工作中没有创造总结经验，但也没有动手写文件，工作上的指示、计划和会议上的文件总结，都是别人搞，自己讲，或别人分头整理，个人总和再去报告。
在思想作风上不忠诚，不老实，不能正视和反映真实情况和问题，存在严重的个人主义，计较个人得失，自从我担任了主要领导以后，（此处空两格，应加为了——编者）叫领导上看得起。为此在工作上不管物资（应为质——编者）基础和客观条件，如仍存有单纯的任务观点。去年夏季粮食工作没搞好征购任务没有完成，自认为对不起党丢了人，见了领导抬不起头来，自己背了半年的个人主义包袱，而在秋季不管客观情况如何，就主观的对上表示对下提出搞好工作，完成征购任务，弥补过去之不足，实际上是弥补个人的得失。由于个人主义思想严重，光要个人不要群众，发现了情况和问题，对粮食产量有怀疑，感到完成任务有困难同（应去掉此字——编者），没有向县委、地委如买（应为实——编者）回报反映。为了个人怕受批评，怕说右倾，怕冷淡了下边工作情绪，还在那里大喊大叫有粮食，闭着眼睛说假话。对如外流人数发病情况死亡数字明知不实，也不去设法澄清，澄清了又不如数回报，完全从个人得失出发，为了个人，害了党危害了广大人民。
七、丧失了无产阶级立场，违犯了党的干部政策：
丧失了无产阶级立场，认阶级敌对分子为好人利用，其为自己工作。58年我调信阳工作后，在息县收（应去掉此字——编者）大地主成份胡祥生（原在县人民医院当公务员）的要求下，看在她女儿的面子上，以缺人为理由，由县要到信阳自己的单位工作（到学校当公务员）我调回之后，他几次要求返回继续工作半年后学校同意即回来了，回来之后又着人安排到中学工作［任（应为仍——编者）是勤杂人员］，对于这样的大地主阶级分子我不仇恨认为好人，两次代（应为带）回安排工作等，严重丧失了一个党员的革命立场。
我老婆的姑夫（应为父——编者）任少卫是贾林公社任店大队地主成份，他的儿子任恩让在新县粮食部门工作，任少卫有病安排到他儿子那里去一下，一方面看看儿子，另一方面治病，要我给他大队说一下，当时我给大队写了个信允许他去一趟，任去新县不到一个月即返回，虽不是有意把他放跑，但身对（应为为——编者）党的负责人员不应该对一个地主阶级分子办事，这也是立场性的错误。
在使用干部方面缺乏明确的阶级观点，违法了干部政策没有按照上级党委的指示办事，特别是对有些出身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不但没有处理反而继续使用，付县长张致武历史上参加过三青团，几年来一直抗拒不交，既没有结论，又没有处理，一直拖下来，以后又派到东岳公社帮助第一书记工作（因徐天赐身体不好），程书生参加过地下军组织，经过斗争后才交待，没有经过长期考验，今春又提出在常委会上讨论，调到办公室当秘书，张聚成同志犯有严重右倾错误，地委结论处分，下达几个月没有公布，对于犯过严重错误的张聚成，郭亚明，没有经过长期的锻炼考验，又主张派到公社当代理书记付书记职务，对于这些重大原则性的立场问题不但不改掉，反而明知故犯，给党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58年6月份以来，又一经常召开广播会有时召开宣传会议（县委分工我负责此项工作）开始和广播员胡凤霞熟悉，又一次当时的文教局付局长（？？字迹不清）于要和他（应为她，下同——编者）恋爱结婚并大举威胁他，他不同意，就把此事告诉了我，当时我对他说不谈就算了么，还对他进行了安慰，并鼓励他好好学习和工作。由于他刚从学校参加工作要求进步的思想较强，因为熟悉了她要求我以后多对她加强教育和帮助，有时我也给他指出些学习的内容和工作方法，从此以后关系一天天的更加密切了，接近的也比较多了，一直发展到互相来往，在一起拉拉谈谈说说关系很不正常，7月份地委决定调我到信阳工作，在未走的前几天因为很快就分别，来往更加频繁，超出了一般的同志，一直发展到无耻的称哥道妹的互相关怀的留念。8月上旬分别之后，我虽然人走了，还不断的来往通信。59年3月份我调回息县工作后，和王钦宏书记交换意见的时候，王书记谈了这一问题，当时我一方面作了解释，一方面引其（应为起——编者）了在意，是觉到这一问题的错误和不良影响，以后和接近上就很少了，又有一次和李元庆书记商谈时，也扯到了这一问题，这使我更加注意，由于一些老同志的提醒和忠告，自己也感到这事做（应为做）已经是错误了，明明也已经结婚了，他的爱人又是在自己同工作，而我一向认为是个很好的同志不能败坏了他们的幸福。因而我们这年不正常的关系，从去年秋季以来就丢失了。事情已经过去了一年多了，但这是一笔资产阶级思想帐，应该加以算清。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分在项店搞分配重点时，公社党委从机关中抽调了一些人，在女同志中有一个邮电所的贾玉珍，过去根本不认识，分工时留在办公室看电话，互相熟悉之后，经常在一起谈谈拉拉，关系很不正常，以后又从朱（应为项——编者）店带到朱店，到公社和其他地方开会时，公社也带着她，和她经常见面，时间长了，由不正常的关系发展到和她发生过两性关系。我和她这种不正常的关系，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发展到卑鄙无耻的犯罪行为。从春季以后，这个人在那里、干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招待所熊桂芳，由于她对我招待殷勤，照顾周到，我也很关心她，有时也对她进行些批评教育，她对我也没有什么畏惧，由于我生活特殊，有时到她屋里她端我吃，在那里开会时有些东西和文件也寄放在她的屋里，有时还和别人在那里谈工作说说拉拉等，因此到她那里去的多一些，接近也多一些，我和同志们下乡时她也要求跟着去，由于我没拒绝，也随众到包信一次（当日返回）。更错误的是省级六级干部会议，明文规定不准带服务人员，但她要求去借机看看城市，看看在郑州工作的小王，我明知故犯迁就了她的要求，又以人多为借口（参加82人），把她带到了大会上，由于大会不允许，加上她已见了小王，五六天后就回来了，直到我反省之前还来问我吃饭情况。我们虽然经常来往，在我思想上也有不良的企图，而没有发展到不道德言语和行为。但是，作为一个党委负责同志，和一个女公务员有这样来往，也是错误的，在机关干部中造下了极坏的影响。
关店小陈是今年夏季到关店时才认识的，当时关店在开支书会，我给会议照了个像，也给她和妇女主任照了一个，在关店住了一天即走了，过去来县一趟，送的是梨，说是来拿照片的，因为相片照的不好，没给她并说以后好天再给她照一个，前段来一次因为她不想下放，并说王连池同志叫她来问问给她找个地方，有一天中午我正在家里准备扩干会议上的文件，她到屋里要求想个办法 ，我说只有回去生产，现在都在下放，县里根本没有地方，如果因为下雨不能走，可以先到大会上等好了天再走也行。
由于党对自己的培养教育和信任提拔，在比较顺利的工作环境中，自满于自己的一切，使我骄傲了，自己不自愿的幼稚的识（应为视——编者）为“年轻有为”，“聪明能干”“有文化”“有理论”“进步快”一直发展到自以为是，自命不凡，抬高自己显示个人，如开会时会场须要搞得严肃隆重，文件总结须要搞的规规矩矩，往往是个人报告的多，认为自己报告干脆利亮，好记易懂，自己讲别人听时要求严肃认真，别人讲自己听时莫（应为漠——编者）然了事，开会登报宣扬个人，登报时因个人的名字小了，指示报社两次检讨，还以个人名义向信阳导报、河南日报、中州评论，投稿登载，拿别人的劳动果实宣扬显示个人。愿意别人说好，不愿别人说坏，喜欢别人表扬奉承，要求别人对自己崇拜。有了这些骄傲自满情绪，对自己作出了不正确的估价，把自己放在了不恰的位置上，认为自己了不起不简单，唯我独尊，盛气凌人。
不恰当的夸大个人，当工作有了些成绩时就沾沾自喜，当发现了解决一个问题时 念念不忘，今春夏庄生活现场会和通过烧煤解决了烧柴问题也是经常提起，（1）经常讲解在息县的伟大成绩，58年由息调信时还在会议上讲了个人离息的心情，提出了六条工作意见和一些要求，59年信阳调息后，也不断介绍如何创办学校，调走时师生如何留恋，忽视了党的力量夸大个人作用，夏季到淮滨防洪回来后。把几个书记和别人说成是放任退缺（应为却——编者），自己到了那里后如何果断，保证了淮滨县城主要是个人之功，对于党的和别人的作用只字不提借以压低别人抬高自己，对于工作中的成绩不认为是应尽之责，不是埋头苦干的工作。更错误的是剧团编剧歌颂自己丑化别人，开始虽然不知，演出虽然（此处2字不清——编者），但中间通（应去掉此字——编者）知道未为坚决制止，直至演了七、八场才制止下来。这种思想意识和作风是极端错误的。影响很坏。
喜欢能文能武，能说会道的干部，看不起工农同志，不从本质对待，单从表面看人，对于有文化能说会道的，张聚成、王光辉、马鹏友、张喜明、余玉生等印象深刻主张以（应为一——编者）提再提，对于一些工农同志是不够尊重的。也不能放手信任，这种偏面思想观点也是非常错误的。
存在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施用私人拉拢封官许愿，制造个人崇拜。在干部中对于已经提拔的和调走了是个人的意见，对张喜明、马鹏发、汤泽民都说过，没有提拔的说是准备提拔，有的请示没有批下来就和本人说，邵冲敏提付县长地委没批就说了，孙学用不是干部，有贪污行为，当了事务长，两个通讯员为私人服务别人吩咐不动，知道后不批评，不教育，思想品质和思想意识已经坏到了严重程度。
十、对待错误的态度不正确不老实
我犯下了一系列的严重错误，在有历史意义的、政治意义的，鸡公山地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我不自觉对自己的错误不认识，不检查，避而不谈，避而不谈，一时混了进来，在贯彻这个会议的县委扩大会议上只作了一般的检查，没有大胆的、全面的检查个人一切，再一次的混了过去。对有些错误自己不很好认识，反而想把（应为摆——编者）脱自己，想减轻自己的罪责。如对人讲：“我对死人如何痛心难过，别人对这一问题如何轻率，并说我县的问题要比几个县小等。”为了蒙蔽错误，不但少报数字，还提出弄捏幕（原文如此——编者）的办法作为伪装，用这些办法欺骗别人，蒙蔽大家，态度非常错误。
在常委会议上虽作了检查，但不全面、不深刻，我认为大家的揭发和批评都是正确的，在大量事实面前我只有承认错误，低头认罪，认真检查，洗心改正，永不再犯，真正成为一个经过改造的新人。
经过前段的反省检查，使我深刻感到错误的严重性和危害性以及发展下去的危险性，我认为错误严重，给人民带来了祸害，造下了严重的恶果。深感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领导和同志们，我痛恨自己，悔恨个人，但已经晚了，只有在今后决心改正错误，好好的工作，代罪立功，将功折罪，以实际行动补偿过去损失，挽回不良的影响，以实际行动报答党和同志们对我的培养教育和关怀帮助。尽管我对自己的错误进行反省检查，由于我在息县工作时间长，涉及的范围广大，恐有检查不到的地方；由于我各方面水平差，对有些问题的认识批判恐有不深之处，对于那里不足、不够、不深的地方，我愿意诚恳虚心的听取同志们的揭发和批评，衷心接受大家的帮助。
为了严肃党纪，为了教育我县全党和教育改造我个人，我请求党给我严厉的处分。
徐锡兰1960年10月24日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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