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0-12-25 作者：[待确定]
西北局兰州会议以前，专门开了两天常委会，对于省委的领导作风，特别是对张仲良同志的领导思想作风，提出了好些意见。西北局书记处会议，给了我们很多指示和亲切的帮助。这几天来，各地传达和讨论西北局会议精神，又陆续有所揭发。因为当前情况是全党动员，大抓安排人民生活，来不及展开讨论。执行政策中间的问题，已向中央作过一次报告，也来不及作更进一步的检查。现在先就省委领导工作中执行中央方针政策和思想作风方面的严重错误，作初步的检查。
这几年来，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省委在中央的领导下，执行党的路线、政策，做了很多工作，有一定的成绩。但是，省委领导工作中，也产生了很多错误，这些错误一直是在不断发展，不断扩大，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正如西北局兰州会议所指示的，甘肃工作中的严重错误，应该由第一书记张仲良同志负主要的责任，张仲良同志的错误主要是“左”的错误，包括执行中央方针政策上的错误，违犯组织原则的错误和干部政策上的错误，各地传达和贯彻西北局会议精神以后，问题暴露得更多了。粮食产量愈核实愈少。口粮安排过低(6两以下)的面，有陆续扩大的趋势。很多地方，不断发生外流谋生、疾病甚至严重的死人现象。干部封锁成风，不说老实话成风、不关心群众疾苦成风，饥、病不报、见死不救、达到难以容忍的地步。违法乱纪现象，不仅在张掖地区是极为严重的，在定西、天水地区，也是极为严重的。如果不是西北局、中央工作组及早检查，揭开了错误的盖子，再发展下去，是不堪设想的。这次西北局会议，真是挽救了甘肃党，挽救了甘肃人民。
我们工作中的严重错误，现在大家批评、揭发比较多，初步认识到的，是以下几个问题：
一、严重的浮夸。这几年来，省委工作中，发展了严重的浮夸。1958年的粮食产量，公布过222亿斤、200亿斤，最后定为185亿斤。去年秋季落到120亿斤，今年才落到110亿斤。1959年的粮食计划产量，最初提出过400亿斤，后来定为370亿斤，再后又修改为270亿斤。曾经设想过，全省到1962年，生产铁760万吨，钢630万吨，并要各地在群众中进行宣传。引洮工程，提出民办公助，一面施工，一面设计，两年完成。要求从1960年起，两三年内，完成兰州十大建筑，已作了设计的5项工程，建筑面积共达16万平方公尺，已动工的中心广场，拆房子7000多间。这些想法和作法，充满着主观主义，违背了我们党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从实际情况出发。我们口头上常常讲，甘肃的特点是“更穷更白”。但只注意了它的有利方面，即群众思变心切，干劲更大；却完全丢开了它的不利方面，既然承认“更穷更白”，就更应该在建设中精打细算，节约民力；更应该抓紧近期收益，以逐步实现长远利益；更应该贯彻勤俭建国的精神，少搞非生产性的东西；更应该注意发扬艰苦朴素作风，干部和群众打成一片，避免特殊化；更应该重视困难，认真克服各个具体困难。只有这样，经过大量的艰苦的工作，才能克服不利条件，发挥有利条件的作用，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我们的工作，却完全不是这样，一味夸海口。讲硬话，无视具体困难。结果，所谓把握特点，抓有利条件，都成了空洞的口号。这在全省干部中造成的影响是很坏的。
二、群众观点很差。甘肃人民生活发生问题已经连续几年了。1958年春天，几个地方就发生过外流、肿病、死人等现象。1959年、1960年，发生问题的面愈来愈大，时间愈来愈提前，情况愈来愈严重。可是，省委特别是张仲良同志对这个重大问题一直重视不够，而且对问题的认识有严重的错误，即片面夸大群众闹粮事件中阶级斗争的因素，而忽视实际存在的粮食不足的困难。牵涉到的具体问题，有以下几个：(1)1958年徽县发生浮肿病，卫生厅派医务人员检查，结论是由于“营养不良，劳动过度”。省委则认为与粮食营养无关，批判上述观点是“攻击党的粮食政策和生产运动的”。(2)关于对人口盲目流动的看法，去年11月30日省委出版的“内部通讯”上，登了一篇文章，“金山公社为什么人口外流?”是这样说的：“在人口外流问题上，曾有过各种各样的叫嚷，说什么是‘粮食问题’、‘干部作风问题’、‘社员生活安排不当问题’等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利用人口外流问题，恶毒地向党进攻，诽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武山金山公社深入调查的结果，又一次地揭穿了这个谜，原来是少数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中农和没有改恶从善的五类分子乘机破坏。(3)对于人口死亡，在发生事故的地方，省委要求下边分开正常死亡与非正常死亡数字，这是很难分清楚的。去年7个县发生事故，报上来的非正常死亡数字是2200多人。这个数字是大大缩小了的，但还有人认为是夸大了。今年元月公安厅报告发生了11起吃人肉的“怪案”，不加重视，不作深入了解，即判断为反坏分子搞的鬼，要公安厅再查，就没见下文。(4)1957年天水地委发现干部搜粮，造成群众心里紧张现象，就发了个纠正这种现象的指示。报到省委后，省委批评地委的指示方向有错误，指出首先没有看到两条道路的斗争，只看到干部中的缺点，是错误的。以后，省委还一再批判了对反瞒产成绩表示怀疑的各种意见，支持反瞒产是“方向正确”。正由于省委在这些问题上，是非不分，进行了错误的批判、错误的斗争，在全省广大干部中造成了思想混乱。关心群众生活，反映粮食困难，是很容易被戴上“右倾”帽子的。而无视人民疾苦，惯于吹牛浮夸，倒会赢得“方向正确”的头衔。群众观点大大减弱了，劳动人民的感情非常淡薄了。基层干部对外流、肿病、死亡三不报，是普遍现象，层层封锁，真实情况反映不上来。反瞒产、搜粮、挖粮、逼死人，打死人的现象不少，一直没有得到有力的纠正。这种情况，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使我们严重地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达到了危险的边沿。这是一种极为沉痛的教训。
三、反右斗争是有成绩的，但是，没有严肃地贯彻政策，产生了严重的错误。总的情况，是批判不准确，斗争过火，处分面宽，有些是完全批判错了，整了好人。从省到县、社，程度不同，都有问题。详细情形，现在还来不及作全面的检查。天水地区，已作过一番复查，情况是，原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反党分子617人，定性准确的仅55人，原定反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195人，定性准确的仅18人，原来宣布开除党籍的824人，处理正确的仅91人；原来给予留党察看处分的226人，处理正确的仅44人。另外，原定天水市委、秦安县委两个反革命集团，都系假案，已予平反，但还未作正式处理，天水地区可能是缺粮错误最严重的。但是，各级各地，包括省级机关和省委直接领导的批判、斗争都存在类似的问题，当然程度有所不同。这些缺点错误，已经在干部中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另外，省委在经常工作中，自我批评很少，对下面责备很多。不注意方式，很少个别谈话，耐心帮助。多是大、小会点名，甚至是群众会上点名。既伤感情，又乏实效。经常工作中对干部的批评、处分，也有不少不准确之处。对右的东西，批评得多，批评得严厉。对于“左”的东西，则批评很少，轻描淡写，甚至姑息、迁就。最近这次三干会上，还说“刮‘共产风’的同志，是坚决革命的，是拥护三面红旗的”。这种错误，是和省委特别是张仲良同志领导思想上有“左”比右好的框框直接有关的。这些做法，在干部队伍中造成了很不正常的情况。多数人明哲保身，沉默寡言，表面积极，内心惴惴不安，耽心“不知道什么时候犯错误？”有些人，则以风为准，迎合上级领导的口味，不考虑人民群众的利益。有的人，则兴风作浪，抓辫子、扣帽子，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干部撤换、更动频繁。工作受到影响，坏人也钻了空子。这种情况，妨碍了我们团结全党干部，大家心情舒畅地、斗志昂扬地共同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努力。这个问题，牵涉到各个方面，关系极大，必须进行彻底的深入的检查。
四、为什么产生上述严重错误，就是因为张仲良同志，骄傲自满，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破坏组织原则，实行家长式的领导。很多错误决定，都是在仲良同志直接主持下作出的，又是在他的一再坚持之下，使有些严重错误不断发展，不断扩大，而得不到及时的纠正。
由于张仲良同志思想作风上的严重错误，使得省委内部、常委内部、书记处内部，生活极不正常。不能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仲良同志，已经检讨了“存在有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私心很大，不公正”、“不能平等待人，对干部顶、碰、骂，有特权思想”，“不顾人民死活、主观蛮干”、“对中央不老实，隐恶扬善”、“偏听偏信”、“破坏了组织原则”等等。大家对于张仲良同志的初步检讨是热忱欢迎的。在讨论中，很多同志提出，仲良同志的“偏听偏信”、“个人专断”，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本来，每个人都有长处、有短处、有正确、有错误、有比较专门的知识，有独到的见解，这正是建立集体领导的基础。可是，仲良同志对同志的看法，是很不全面的。对于多数同志，常常过分夸大他们的缺点，忽视甚至抹煞他们的优点。对于少数自己喜爱的同志，却又过分夸大他们的优点，忽视甚至抹煞他们的缺点。仲良同志，经常不注意倾听多数人的意见，而惯于依靠少数人为自己的错误方针寻找理论根据，为自己的错误判断寻找事实根据，依靠少数人去进行过火的斗争，依靠少数人去制订缺乏根据的计划、方案，甚至也喜爱听少数人对自己的无原则的颂扬。而省委大多数成员的处境是困难的。很少机会和仲良同志详细谈心，交换意见。在会议上，仲良同志的意见一提出来，差不多即成定论。正确的事情大家当然赞成。明明意识到有问题的事情，往往没有经过认真讨论，也不得不勉强地表示同意。讲说不同的意见，不是迎头顶、碰、就是拦腰插断，顶好的情况，不过是吞吞吐吐，转弯抹角地说一下，很难展开辩论。不表示态度，会遭受指责，少有差错，或者意见不合口味，即遭受批评。有时平常随便谈话，也会成为批评的材料。同志间的关系，是相互戒备，公事公办，会议以外，很少接触，表面团结一致，实际很不一致。仲良同志所造成的这种情况，真是自己封闭在一个孤陋寡闻的小圈子里了，带坏了一些同志，也害了自己，害了党，害了事业。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开始有所改变。还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坚决地、彻底地加以改变。建立和健全集体领导，是我们彻底纠正缺点错误，改变局面，继续胜利前进的决定关键。
我们的缺点错误，是从人民生活问题上、从农村工作问题上大暴露的。这个方面谈论得比较多，但还揭发得不深不透。至于工交、财贸、文教、科技、计划、政法、思想工作等等方面，基本上没有触及到，可以肯定问题都是很多的。在我们面前，摆着一个向错误作斗争的任务，这是一个严肃的艰苦的战斗任务。遵照西北局的指示，在明春，要召开一个大的干部会议，彻底检查省委工作的缺点错误，总结经验教训，改进工作，教育全党。张仲良同志和我们大家，都有勇气、有决心、有信心在中央和西北局的领导下，坚决地改正自己的所有缺点错误，团结全省人民，经过一段艰难曲折的道路，作艰苦的努力，补偿党的事业所受的损失，保卫三面红旗在甘肃地区继续胜利前进。我们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关于各地传达和贯彻西北局兰州会议精神的情况，当前正在传达和讨论西北局第十次、十一次书记处会议指示的情况，容后另报。
来源：原件现藏甘肃省档案馆 编号：1—办1—2—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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