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1-3-4 作者：原中共潢川县委书记处书记, 赵勋远
原中共潢川县委书记处书记、赵勋远我名赵勋远，性别男，籍贯江苏省徐州专区，干于县，夹山人民公社赵家班里庄，文化程度，原有高小，现有中学，年龄三十八岁 ，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分学生。初参加工作时（一九四四年），家庭经济状况，地三十二亩，房子十五间，人九口，牛驴各一头，生活能够维持。现在家庭都参加了人民公社，大哥赵伦远，现在本公社水电站做保管工作，二哥赵惠远任生产队长。侄子赵绪常在水电站任事务长，侄女赵绪藕本县师范上学，父亲一九四二年病故，母亲现年七十岁，在家参加农业生产，姐姐职业务农，姐丈家庭成分富农，其本人一贯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他的两个哥和父亲很少参加劳动，与姐姐家自参加工作之后就没啥联系了，舅舅是李文尧地主成份，现在情况不详，因为自四0年我地解放之后就完全断绝了来往，我的原来爱人藏明芬家庭妇女，因作风不好离婚，现在爱人胡漫丽，家庭成分贫农，家庭妇女出身，文化现有小学程度，年龄二十八岁，现在潢川县水电局任会计工作，生有三个小孩，本人系共产党员，个人简历是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在初小上学，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八年在本村上私塾，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0年在家务农，一九四0至一九四三年在完小上学学，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在滨海行政干校学习，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五年四月在山东省莒北县大石头区政府任民政助理，一九四五年四月正一九四五年六月在胶东区滨北专员公署人事股任干部干事，一九四五年六月至-九四五年十月在海西办事处任干部干事，一九匹五年十月至一九四七年一月在高密县政府任干部科员，一九四七年一月至一九四八年一月在高密县呼镇区任区长。一九四八年一月至一九四八年八月在中原支队任学习组长，一大四八年八月至一九四八年十月在豫西鲁山县重点区任付（应为副，下同——编者）区长，一九四八年一月至一九四九年三月在鲁山县下汤区任区长，一九四九年三月至一九四九年四月在江南支队任学员，一九四九年四月至一九五0年十一月潢川县踅子区党委任书记。一九五0年十一月至一九五一年八月在潢川专区治淮指挥部政治处任组织科长。一九五一年八月至一九五二年八月在潢川专区治淮指挥部政治处任付处长。一九五二年八月至一九五三年四月在信阳专区治淮指挥部政治处任处长，一九五三年四月至一九五四年六月，在信阳专署迁安办公室任付科长，一九五四年六月至一九五五年五月在专署迁安办公室任付主任,一九五五年五月至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在信阳专署水利科任付科长。一九五六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在信阳专署水利局任付局长。一九五七年十二月至一九五八年五月下放到潢川，县水利局任局长工作。一九五八年五月至七月在潢川县人民委员会任县长。一九五八年七月至一九六0年四月潢川县委书记处书记兼县长。一九六0年四月至一九六0年九月任潢川县委第一书记。一九六0年九月分改任县委第二书记。个人入伍时期一九四四年，入党时期一九四一年四月,在家参加的党，有朱德民、白常州二同志介绍入的党，后（应为侯——编者）补期三个月，到一九四一年七月转正，历史上受过一次表扬，受过一次处分，一九四六年在山东省高密县工作时因坚持对敌斗争有力，在大会上受到县委口头表扬。一九五二年冬在潢川治淮指挥部工作时因在陈族弯（应为湾，下同——编者）领导治淮工程时，犯了未经批准而停工的无组织性的错误，受到党内撤销工作，和行政上的撤职处分，一九五四年已撤消处分。
1．在浮夸方面：
（1）对农业生产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分析，主观认识完全脱离了客观实际，而长期以来不但没有得到彻底纠正，反而变本加利愈来愈严重，直至顽固到绝对化的程度，如对一九五九年秋抗旱收成的产量估计过高，对特大干旱所带来收成的不平衡性和严重灾情认识不足，白己虽也亲眼看到过去一些因灾减产的严重实际情况如在上油岗、伞陂寺公社的部分地区，但由于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怕戴右派帽子，怕批判观潮派、怀疑派、秋后算帐派，怕损伤了个人的名誉地位，不敢正视问题，滋长了严重的浮夸作风。对产量问题只凭个人主观愿望出发，缺乏对产量的调查研宪工作，不听取群众意见，下边汇报产量时只愿听高的不愿听低的，参加时只愿听好的不愿听坏的，在各种会议上只讲全面大丰收甚至讲超过五八年的大丰收，不正视灾情，把双柳公社的水稻单产浮夸为七百多斤，最后落实还不到四百斤，双柳公社天桥大队水稻单产报七百多斤，还批评公社党委付书记张永田同志思想右倾，把卜集公社肖砦大队水稻单产，浮夸为五百多斤。把傅店公社金刚寺大队水稻单产浮夸力六百多斤。
(2)五九年九月中旬，向地委报产量时，经常委研究早稻单产五百多斤，中稻单产四百多斤，晚稻单产三百多斤，平均水稻单产四百五十多斤，这个产量不是根据认真的调查研究工作，实事求是的上报，而且根据地委提的秋季产量指标要求，和自已的主观愿望而上报，结果汇报的产量与实际出入很大，最后水稻落实单产只不过二百多斤。
(3)在十月分各公社报的因灾减产面积为二十余万亩，当时梁德柱、路宪文汇报时，梁、路说没有这样大灾情，自已在常委会议上也这样说，没有这大灾情，与办公室主任张国义讲，叫各公社摸下情况再汇报一次，结果压缩到十二万亩。田时，县委组织的产量调查组，有丘玉章等同志汇报的水稻单产为三百多斤，其实实产并没有那么多，还批评他们思想保守，赶不上形势发展，思想右倾等。
(4)一九五九年八月下旬，在上油岗公社召开党委书记参加的，抗旱现场会议上，虽然在沿途之上看到了旱情严重，在会议上仍然进行浮夸，说全县已收的水稻十几万亩，保收的四十多万亩，只要继续努力还有二十多万亩也可争取收成。总之在会议上不强调灾情，大谈其全面大丰收的大好形势，并在会议上对地委提的，在原有计划产量的基础上增产二成的问题，作了强调，会议上，仁和公社党委书记申连民，提出水稻单产为三百多斤，八万多亩的播种面积，报为四、五万亩，自已大批评人家思想右倾，会议上李树荣对这种情况不满，开常委会通（应加过——编者）总结时不表态,自己对李有意见，认为他思想右倾，他瞧不起自己，以后在反右倾会议上还批评了人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罪过。
(5)在全县估产会议上有严重的浮夸，一九五九年九月中旬召开的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全县秋季产量估产为四亿四千零二十八万斤，九月下旬又一次党委书记会议上，估产为三亿七千万斤，结果到六0年五月分产量落实只有一亿四千万斤，虽然这几次估产都是有各公社报的和县委、常委研究过，并向省的会议上与梁德柱发了电报，打了电话，经过粱的同意，但当时自己在家里主持工作,是由于自己的严重浮夸思想所造成的。就这样以浮夸和草率的思想决定了产量，本来是缺粮县而说成是余粮县，本来不征购还不能自足，反而分配了九千万斤的征购任务，对同志们的正确反映毫不采纳，原桃林公社党委书记国仲华，伞陂寺公社党委书记贾心原，卜集公社党委书记张树瑞等同志都反映过产量偏高，完成任务有问题，自己对这些正确的意见并没有虚心的接受，反而进行错误的批评和指责。
2.从征购分配，到罪恶的大搞反瞒产方面:
(1)在粮食征购分配方面，没有建立在切实可靠的物质基础上，而错误的以严重的浮夸产量作为征购分配的基础
（原文第七页复印中遗漏——编者）
对中北部的伞陂寺、上油岗等公社的自足队和缺粮队，也分配了征购任务。这就使丰收地区严重的购了过头粮，自足队和缺粮队大量购了口粮和种子，结果使丰收地区变成了缺粮区，原缺粮地区的问题就更加严重，使群众的口粮一空再空，人为的制造了食堂缺粮的紧张局面，加速了群众生活问题的严重发展，造成了大量的浮肿病死亡，大量的人口外流，抛弃子女，宰杀耕牛，破坏了生产元气的惨痛事件，对群众的生活疾苦，漠不关心，而对罪恶的指导思想却积极的执行。 如路宪文、梁德柱提出的对征购任务搞不上去的干部撤下来的问题，自已在每次电话会议上，都积极的强调。这对上下之间的关系，对因缺粮问题而错批、错斗、错处理的问题，起了极坏的作用，如同意原县委书记处书记刘瑛提出的：“卜集公社党委书记张树瑞征购任务只完成到百分之五十就说灌了种子粮，思想右倾，对完成任务没有信心，因而在党委会报上对张进行批判的问题”，又如一九五九年九月中旬，在伞陂寺公社召开的县委扩大现场会议上，以抗旱和粮食问题为主要内容的大反右倾，在会议上批评了所谓抗旱领导不力，搞麦种不积极的，有李树荣、王贵福、张泽民、程建华、周益寿等人和其他所谓在粮食上右倾批判的甚多。
(2)一九五九年夏季在上油岗公社搞粮食工作时，因为征购任务没完成、就召开全公社小队长以上的干部会议，在会议上报粮食完成征购任务，谁报出粮食谁回去，报不出粮食不散会，会议开了三天多，在会议上因说完不成征购任务受批判斗争的三十多人，会议期间桃庄寺大队灌了种子粮，还叫灌仓，对四合台大队小麦单产一百八十多斤，任务比上年完成二十多万斤，还批评该大队支书思想右倾，批评在该队帮助工作的县委办公室主任贾宝义同志思想右倾，县委干事张宝亲同志，在该公社陈堰大队调查的小麦单产二百二十多斤，这已经是浮夸的产量，也批评人家思想右倾，我和王开良在该社陈堰大队摧（应为催——编者）夏季征购，灌仓粮一万多斤，以后据同志们讲是口粮和种子，使该队生活发生了困难。影响了抗旱任务，
(3)罪恶的大搞反瞒产运动，这是潢川发生沉痛惨案的主要罪恶，而自己又是路宪文、梁德柱罪恶反瞒产指示的积极执行者，一九五九年的九、十月分（应为份，下同——编者），当征购任务进展迟缓时。没有认识到是实际问题，在反动地委的指示下，也错误的认为是农村两条道路斗争尖锐化和复杂化的表现，积极的向各社、队搜集了一大堆富裕中农瞒产私分的典型，而不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分析工作，并把这些不可靠的材料向省、地委写了专题报告，省委对此报告的批转更加助长了自己的这种错误思想的发展，这种不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报告，对粮食工作的反瞒产，起了极坏的作用。
(4)在十一月下旬召开的贫农代表大会上，虽然自己只参加了一个开幕式就下乡了，整个会议是梁德柱主持开的，但对会议如何开法，自已是参加研究的，如在会议上要启发提高代表觉悟，澄清秋季产量实底，报粮食搞反瞒产，培养这些代表作为反瞒产的骨干，及在会议研究上每个公社斗争几个瞒产私分的富裕中农等。在开幕式时，自己还讲对大丰收不能动摇，应提高觉悟，站稳立场，报粮和揭发富裕中农的瞒产，不上敌人和富裕中农的当等与事实完全违背的话，与人民为敌的言论。
(5)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分，正处浮肿死亡问题严重的时侯，自己与原伞陂寺公社党委书记贾心元一起，看了伞陂寺大队的四、五个食堂，亲自看到有的食堂停伙十天，有的食堂停伙半月以上，看到群众吃菜吃榆树根榆树皮，群众身体十分瘦弱，有的走不动路，有的不理发不洗脸，在朱楼村看到一个死人没人抬，在沿路看到才死亡的二十多个坟头，也听贾新元谈，一坑埋六个死人的惨景，牲口到处乱跑无人管，麦田管理等生产己基本停止，在伞陂寺集上看到卖衣卖家具的，一碗稀饭卖两角多，一斤烂白菜卖一角多。还听到贾新元谈，在集东头有个妇女破坏小孩尸体，对这种万分痛心的惨状，自己该有受到任何启发，而忠实的迷 信于路宪文、梁德柱的反动观点，丧失了阶级立场，不关心群众痛痒，不调查不研究，严重的脱离群众， 脱离实际，荒谬的说成浮肿死亡是疫情，食堂停伙是 假像，是反动富裕中农的破坏，卖衣卖家具也是富裕中农的破坏，破坏尸体是敌人，有意破坏党的政治影响，叫贾新元查一下是那个坏人搞的，自己也说外流者多系不是好人，叫贾心元加强对五类分子的管制， 查清外流的都是啥人，在这种极端严重情况下，虽然承认有点实际向题，但还是迷信于算大帐，总还认为下边多少还有一部分粮食，与贾新元研究全公社要搞出一百多万斤粮，指挥着全公社大搞反瞒产。对县委委员宿世良同志在伞陂寺大队搞反瞒产运动，自己也积极的参加指导，该大队集中了全队群众，开反瞒产会议，在会议上用统销粮吃饭，对五类分子采取集中监督劳动，会议计划开十多天，计划反瞒产粮三十多万斤，会议上对揭发检举瞒产粮者实行奖励的办法，对富裕中农瞒产不报者开展斗争，对一个队的干部采取分别开会的办法，互相揭发制造矛盾，对宿世良在伞陂寺大队反瞒产的这些计划，与自己汇报了以后，自己都同意了。同时在会议上还讲了话，所谓进行三十年对比教育，说解放前十年群众受压迫受剥削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解放后政治经济上都翻了身，社会主义建设有了飞跃的发展，人民的生活得到了空前的改善，党和政府如何关心入民，又讲将来十年如何美好，因此，不要翻身忘本，不应上敌人和富裕中农的当，应站稳立场跟着党走，揭发富裕中农的瞒产私分，自己有瞒产者也要主动的报出，只要瞒产私分的粮食拿出来，生活是可以安排好的，要克服单纯向上要的思想，国家虽然有粮，但需用的地方很多等，也讲了些粮食问题是是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和主流，敌人的破坏主要是从粮食上开始，及讲大反右倾，积极开展两条道路斗争，和大旱之后必有疫情等反动论点，在会议上与宿世良研究了会议的开法和讲话之后，就到陈集大队亲自去搞反瞒产，计划在该队搞十几万斤，刘志彬等同志摸了唐营等两个生产队的情况谈，虽然能搞出点粮食，但潜力不太大，自己仍在那里算大帐，还说有十几万斤的潜力，自己也看到食堂停伙，群众吃榆树皮、根，由于当时带了万多斤统销粮到该队，食堂才免（应为勉——编者）强开伙吃点稀饭，自己也看到有些新坟，和刘志彬汇报死人情况，还说是疫情问题，大队干部开会时，对研究挖粮食漏洞反瞒产不积极，自己表示不满，对干部开会到不齐也不了解是啥原因。另外向大队干部布置，对外流人员检查一下都是些什么人，同时对五类分子加强管制，在生活上不与群众生活在一起，在大队部单独起伙吃好的，吃干饭、面条、肉等。特别恶劣的是、在那种严重情况下仍然坚持大搞反瞒产，在陈集全大队除了对五类分子进行管制集体劳动生产和留少数干部群众在家看门外，其余的大都参加了群众大会，打算开七至十天的时间，会议上用统销粮吃饭，计划搞出粮食十多万斤，会议第一步作反瞒产动员报告，第二步到伞陂寺公社参观三十年教育展览馆，第三步启发阶级诉苦，第四步斗争瞒产的富裕中农，第五步报粮和揭发检举，最后安排生活生产。会议报到时看到小孩来的多和有病人（实际上是饿的)就叫他们回去了，会议开始自己作了反瞒产的动员报告，内容与在伞陂寺大队反瞒产会议上大体相同。报告之后又参加了一段讨论，晚上在县召开的万人贫农代表大会的代表回来了，听带队的干部讲，该队的贫农代表检举出粮食五万多斤，自己说叫贫农代表参加这个会议，现在不要急于（此处6字不清——编者）代表报告贫农代表大会的情况，然后组织（此处4字不清——编者）以 便启发到会的人们，会议的第二天下午自己到地委开会去了，又叫公社去了个黄主任与刘干事一起掌握会议，临走时自己又在伞陂寺大队召开了五、六人的贫农座谈会，时间将近一个小时，主要座谈他们队的产量情况，问下边是否还有粮食，当时多数没有表态，个别人讲庄稼受灾又吃了这长时间没有粮啦，有粮自己也不知道，我在座谈会上讲了几句，还是肯定有粮，知道的应该检举，只要把粮食公开出来生活还是可以安排好的。
(6)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分正当死人严重之际，在伞陂寺公社党委会住时仍然大吃大喝，当时官渡中学延校长找我谈，学校没粮了叫桃林公社给拨粮食，自己给桃林公社党委书记李德录写了一封信，则拨给该校属于他公社学员的口粮，粮食从统销粮里边拨，最后还写上酌情办理的意思，当延校长持信找李德录之后，李不拨粮，自己态度就不坚决了，实际上当时公社已很少有粮食了。同时当官渡中学口粮问题极端因难的时候，自己在陈集大队搞反瞒产时没粮吃还写信到官渡中学买菜。
(7)一九六0年二、三月分又在邓店公社召开了反瞒产现场会，会前听到县委办公室主任张国义，组织部付部长张家修和公社党委是汇报，他们亲自作的并检查过，的确有不少的粮食，但自己亲自参观之后，并没有那多粮食，对已有的一部分粮食，在桃园大队看到的一窖红薯，自己也没亲自下窖看，浮夸成一万多斤，实际上是个假现场会，自己为了罪恶的反瞒产，就大提倡而特提倡扩张声势，报喜放鞭炮，叫各公社书记打电话回告（去）传播邓店公社飞，反瞒产成绩，并要积极的搞，向大会报喜。由于自己的虚夸和强迫命令的结果，全县一天报出一百多万斤反瞒产粮。在会议结束时，强调搞粮食工作决心要大，思想不能右倾，要彻底反对干部的右倾思想，肯定下边有粮食，不能伸手向上，要树立口粮、种子自力更生的思想，会议最后，有地委组织部马副部长作了指示，强调解决粮食问题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充分走群众路线等。会议生活上大吃大喝，严重的脱离了群众，接着在隆古公社又召开反瞒产现场会，首先分别参观了现场，自己是到东升大队参观的，路上遇到一个浮肿病人，自己并没有亲自过问和处理，只是叫东升大队支书余学明将病人送到医院。自己在一下午的现场参观中，只看到十多缸粮食，自己回去后还弄虚作假的说粮食多得很，组织参观之后，有原公社党委书记李付高给介绍了所谓反瞒产的经验，并发起了在反瞒产来到的互相挑应战，最后自己作的总结说：隆古公社的粮食工作成绩很大，搞出粮食十多万斤，大家应向隆古公社学习，并讲隆古公社现场会议表明，只要思想不右倾，眼睛向下肯定下边有粮食，领导决心大及充分发动群众，粮食就可以搞出来，口粮种子就可以自力更生的解决问题。散会时还向公社党委书记说，会议开得好，生活招待好，会议娱乐的好，这次会议上大吃大喝现象更为严重，公社书记级的干部顿饭每桌有几盘肉，还喝了两次酒。
（8）反瞒产的罪行早在一九五八年就开始了，如该年秋季在来龙公社搞所谓动员麦种，在该公社召开的一次党委会议上自己说，群众家里大部分有麦子，并讲全社搞出二十多万斤麦种，结果只搞出来几万斤（占数字也不完全可靠），又在时大营子大队召开了一次动员麦种现场会，实际上看时该队并没有那么多麦种，还虚张声势的说有二万多斤，并批评别的队干部，时大营子大队能搞出麦种来，你们为什么搞不出来呢。（9）五八年冬季在传流店公社搞反瞒产最多时搞到二千多万斤，严重的虚夸，实际上是假的，结果将近一百万斤的种子粮搞出来了，在该公社搞反瞒产时，为了显示自己，弄虚作假，如反瞒产粮最后数量落实到八百多万斤时，还是报原来的数字一千二百多万斤，五一大队汇报说一口棺材里装了几万斤瞒产粮，自已虽不相信，还说不要打击人家积极性，在反瞒产时每天傍晚开大家（队）支书电话会开到下几点，凡是报出粮食的，如江集、朱岗、五一等大队报粮都在一百万斤以上进行表扬并奖给优胜红旗，还亲自到五一大队送过红旗，对报不出粮食的就大批评，如对跃进大队黄本臣历次批判人家思想右倾，在生活作风上夜间开电话会时，常吃夜餐，早晨起床晚，生活腐化，吃饭通讯员端，吃馍吃肉等。
(10)六0年元月分群众生活极端困难的时候，路宪文在潢川召开淮南县书会议时，以粱德柱为首的组织了所谓万人报喜团，自己也积极的参加了，把群众一点维持生命的粮食和其它鸡毛蒜皮等东西部搜刮殆尽，美其名曰:向县和地委报喜。(1)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分在缺粮断炊死人的严重情况下，常委研究向地委要粮问题，有的主张要四千万斤，有的主张要三千万斤，自已同意要三千多万斤，一种思想认为这个数字可能解决问题，另一种想法是向地委要粮多了怕批判自己思想右倾，否认农业大丰收，在当时自已又不愿打电话向路宪文要，因怕受他的批评，叫梁德拄打电话与路宪文要，另外民政科提出要开生产救灾会议，自已认为下边有粮食，农业大丰收了没有多大灾情，就没有同意开。
3.封锁消息，抵触检查:
(1)六0年三月分省监委刘书记到潢川检查工作时，向刘书记汇报说：群众生活安排的很好，病号都集中治疗了，生产情绪很正常，死人情况全县死亡四千多人，实际土并不是这个情况，死人数字虽然自己当时不知道究竟死亡多少，但估计要比这数字大，在生活安排方面也是有问题的，刘书记路过七里岗就发现干部多吃多占，食堂吃粮不够标准问题
(2)六0年四月分中央办公厅石山同志来潢川视察工作时，自已也怕暴露问题真相，如石山同志没有问死人情况，目己也就没汇报这方面的问题。在卜集公社参观时也没领到病院去看。
(3)六O年四月分省检查组来潢检查时，由于个人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计较个人得失，迎合梁德柱的罪恶指导思想，当检查组来，粱叫我开电话会告诉公社时，自己就在电话会上，将县向省汇报死亡四千多人的，偏小而不真实的死亡数字，告诉了公社，企图叫公社按照这个数字上报，另外叫各公社与检查组汇报时，要慎重要很好研究，思想统一起来，还叫各公社把食堂安排好，病院搞好，书记下病院，同时把环境卫生搞好，然后虽也强调了几句对检查组汇报要实事求是，但实际上是开的封锁消息电话会，给上级党的检查工作造下了团难，这是对党极不忠诚老实的态度，同时仁和公社党委高付书记向刘厅长汇报的死亡数字，大于向县委汇报时数字，白己还错误的进行了指责。
(4)对粱德柱一系列的封锁消息抵触检查的罪恶行为，自己不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向他开展斗争，而是支持了梁的罪恶行为的发展，如梁德柱对地监委赵秘书到双柳公社检查死人问题不满说，逐户检查的方式不对头，政冶影响不好，除他与地委雷秘书长直接反映了以外，又叫我与地委谈一下，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分到地委开会时就与王达夫反映了这个问题，再如梁德柱对省张主任、阎处长对死人调查不满进行无理指责时，自己虽在场并没有表示态度，在六0年五月分的一次扩干会议上，统计全县死亡数字为三万多人。当时在党委书记碰头会议上，梁德柱说不会死那多人，须要重新研究，自己也随声符（应为附——编者）合的说此数字出乎予（应为预——编者）料，须很好研究。
4.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方面:
(1)在工作作风上存在着严更重的违法乱纪行为，对违法乱纪行为不坚决制。如在一九五九年十月分县委召开的反右倾会议上，在隆古和上油岗公社粮食工作会议上，有推拥的非法行为，自已虽见到并设有坚决制止，荒谬的想法是怕对这些所谓反瞒产积极的人们泼了冷水，自己的这种犯罪行为，就严重的助长了干部和普遍违法乱纪，残害人民的罪恶。
(2)不按照党的政策办事，搞一平二调、刮共产风，一九五八年调各公社款五十多万元搞县社合办氮肥厂，以后该厂不建了，款也不退还，大搞非生产性的基本建设，如建戏院、招待所大楼，县县委书记室等，这些问题虽然是以粱德柱为首的经县委和常委研究过，但自己是常委中的主要成员，应负重要责任的。另外各公社和县直各单位买的汽车，有（应为由——编者）县委统一使用不给报酬，还把傅店、伞陂寺、卜集公社的电影机集中使用。六0年春借城关公社款十几万元，借给各公社买种子用，修运动场及城市建设等也用城关公社的款。其它在调用民力，占用民房等现象都是严重的。在贯彻中央劳役（应为逸——编者）结合指示方面不坚决，严重的缺乏群众观点，在农村只强调大干苦干，不注意强调适当的休息，对城市机关、学校、职工、市民等，同样是关心不够，如城市搞义务劳动时，对修跃进大道，航空路，运动场时，搞夜战下雨不收工。
(3)在工作作风上不艰苦不深入，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在机关忙于事务多，忙于开会多，深入下层深入工作时实际时间少，有时虽也下去只是走马观花的多，重点解剖麻雀的作风少，在公社、大队住的多，深入到生产队和群众中少，听干部汇报的多，亲自调查访问群众少。
(4)在六0年夏季防汛工作中到来龙公社去，其他同志能够地下走，自己却坐船去，在防汛工作中事前有麻痹情绪，对险工检查补修不够，对防汛中的险工用人不当，指导无力，以致在汛情严重时决口和漫溢成灾，造成重大损失，如在防汛中对刘小集闸口，分配有该公社党委付书记高福负责，谁知该同志严重的缺乏责任心，在情况紧急时临阵脱逃，后虽派了几个负责干部立即前往，因己贻误时间，抢救不能凑（应为奏——编者）效。同时在汛情紧张时，群众搬到踅子集临时避水的有几千人，在食住方面虽然派组织部李部长和粮食局刘局长等几个负责同志专门进行安置。自己也作了些布置和检查工作，但还是有问题的，如吃饭不及时，住房拥挤等，特别在生活方面不能与群众同甘共苦，自已生活特殊，后又籍招待水手为名在生活上铺张，如喝洒一次。吃鸡蛋吃油饼等。
(5)在坚持集体领导方面，除对粱德柱家长式的领导不能坚持原则开展斗争外，个人的民主作风也是很差的，不能很好的与同志们和群众商量办事。对群众的智慧和力量认识不足,夸大了个人的作用，看不见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严重的缺乏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
(6)在人民的来信来访工作方面，自己亲自处理的很少，忘掉了自已是人民的勤务员，没有把群众当作国家主人翁来看待，而是以官僚主义的态度委托办公室处理就算了事，对隆古公社西店大队的群众到人委要求解决粮食问题，虽然当时自己不在家，以后才知道此事，但自己也要负严重的官僚主义责任，对粱德柱错误处理人民来信问题，自已也没有积极建议县委认真研究分析作出正确的处理。
(7)在生活方面铺张浪费，特殊化，如请客送往迎来，凡是上级机关来了负责同志，和参观团来时，都是吨（应为顿——编者）桌成席，请看戏看电影，自己陪着不拿钱。在机关时吃小伙，下乡生活特殊不与群众四同，参观开现场会时大吃大喝，接受潢湖农场送瓜四个，酒厂送酒四瓶，隆古公社送栗子八斤，下乡时带通讯员及装置会议电话室和买收音机等。
5.在干部政策方面：在干部政策上完全违背了党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有重才轻德的错误思想，如耿明达是个反属，由于自己认为他有文化和对反瞒产积极，因此组织部提名梁德柱同意，由文教局付局长提为局长，后到上油岗公社任党委书记，自己就同意了，对张国义认为能写会说，由书记处的秘书很快提拔为办公室主任，对张家修光看一时的表现，认为工作积极，梁德柱提出提拔为组织部付部长，自己也同意了，提拔以后，到准备开党代会时，组织对他进行审查发现其家庭是小业主成分，对程有江、李高奎的准备提拔问题，都不符合党的德才兼务的干部政策，而自己都无原则的同意了梁德柱的提议，另外对所谓思想不右倾好谈高产量和反瞒产积极的都认为是好干部，如隆古公社的原党委书记周益寿，卜集公社的原党委书记张树瑞，伞陂寺公社的原党委书记贾新元，传店公社的原党委书记宋士祥，双柳公社的原党委书记程友江，县里有原书记处书记张作和、吴青山、逯玉峰、刘瑛，委员有宿世泉、程建华，办公室主任张国义，组织部付部长张家修，宣传部付部长王式武，反之对稍微实事求是，对反瞒产不大积极的，即认为思想右倾，如兵役局付政委王清云，付县长阮观清，桃林公社党委书记王柱岚，邓店公社党委书记魏起明，仁和公社党委书记申连民。
前冬去春以来，从个人的错误与罪恶事实表明，自己的立场观点思想方法与工作作风违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与教导，给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造下了重大损失，全县普遍而严重的发生了大量的食堂停伙，大量的人口外流，大量的浮肿病死亡，及丢弃子女，宰杀耕牛等历史上空前的惨痛事件，在政治上经济上所造成的严重损失是无法估量和弥补的，其教训是十分沉痛的，特别个人的罪恶是发生在全国解放之后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是发生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之后，问题就显得更加严重了，由于个人的罪恶给党与人民所造成的损失是惊人的惨痛的，据六零年五月份统计全县死亡人口五万五千多人，占人口的百分之十二，全县死亡的人口中男女整半劳力占一半以上，现有劳力较前年九月份以前减少百分之十五，仁和一个公社伤亡劳力三千九百六十七个，邓店公社牛岗大队刘庄生产队劳力伤亡百分之七十，双柳公社新华大队第二生产队劳力伤亡百分之三十，仁和一个公社二百五十户人家死的灭门绝户，现在有很多孤儿失去了父母。有很多老人失去了儿女，使群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流离失所，逢年过节群众到处哭哭啼啼，象这样惨痛的情景，真是个人万分的痛心，也确实认识到自己的罪恶严重，前冬去春不仅死亡了大量的阶级兄弟，而且耕畜也遭到了严重的宰杀，全县的现有役畜较前年九月分以前减少百分之十六。五，房屋的倒塌和农具的破坏也是相当严重的，以外较前年九月份以前减少百分之二十九，大件家具较前年同期减少百分之十七，同时也荒废了一部分土地，这就严重的损伤了农村生产元气，给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严重的灾难，使潢川各项工作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特别是思想政治方面的不良影响更是不可估量和难以弥补的。前冬去春大量的浮肿死人和干部的严重违法乱纪捆绑吊打群众，就严重的损伤了党与群众的联系损伤了党与政府的威信，如有的群众说我们的干部是国民党，有的说现在的共产党变心了，不要群众了，听了这些话自己是感到多么惭愧和痛心，自己脱离党的领导脱离群众已达到了那么可怕的程度，要不是有党的崇高威信，要不是广大群众的高度觉悟，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从上述罪恶事实说明，自己虽不是主观上有意识的去反党反人民，但从客观事实上已经构成了反党反人民的严重罪恶，不自觉的背叛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走上了反党反人民的道路，成了以路宪文、梁德柱为首的反动地、县委的忠实执行者。
首先对一九五九年秋季的农业生产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分析，违背了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科学观点，以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思想方法去观察问题，主观认识完全脱离了客观实际，而长期以来不但没有得到彻底纠正，反而严重的发展起来直到绝对化的程度，如对前秋抗旱保丰收的产量估计的过高，对特大干旱所带来的收成不平衡性和严重的灾情认识不足，即不深入调查研究又不虚心听取干群对真实情况的反映，严重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对产量问题只凭个人主观愿望出发，只愿听高的不愿听低的，参见时只愿看好的不愿看坏的，机械的片面的观察问题，思想上认为要是全面大丰收就不会有那大灾情，片面的只讲大丰收不强调灾情，思想上一味的追求高产量高指标，认为这样才符合大跃进形势的发展，才符合地委提出来的产量指标要求，这样才能与邻县报的产量指标相差不远。总之，撇开了客观实际，把主观认识放到了第一性，把产量严重的浮夸起来，违背了党关于生产要鼓足干劲，分配要留有余地的指示，没有把粮食分配工作建立在切实可靠的物质基础上，而错误的以严重的浮夸产量，作为分配的依据。并且违背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兼顾国家集体社员三者利益的教导。只强调了先国后社，忽视了国社兼顾，一味的突击摧（应为催——编者注）征购，不关心群众生活分配，把国家利益与群众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没有看成是统一的，而错误的对立起来看问题，这实质上既无国家观点（应为念，下同——编者）也无群众观点。由于这种一错再错的指导思想就人为的破坏了经济规律和各种比例关系，加速和制造了粮食问题的紧张局面，使南部较为丰收地区双柳、傅店等公社的征购任务一加再加，对中北部的公社如伞陂寺、上油岗等自足队和缺粮队也分配了征购任务，这就使丰收地区严重的购了过关粮，自足队和缺粮队大量的购了口粮和种子，结果使丰收地区变成了缺粮区，原缺粮的地方问题就更加严重，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资产阶级的主观唯心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极端发展，丧失了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错误发展到只相信个人不相信群众，更重要的是迷信于路宪文、梁德柱的反动指示，当时没有认识到他们的指示是错误的反动的，而盲目崇拜忠实的执行了他们的反动指示，对群众不负责任，不相信群众，看不见干群的觉悟，否定了以往的工作基础，不关心群众疾苦，把广大群众的生活实际问题和两条道路斗争混淆起来，把反右倾和粮食问题混淆起来，把征购分配生活安排中的粮食问题，本来是没有那么多粮食，主要是实际问题而错误的分析成主要是思想问题，因而以反瞒产运动安排群众生活，征购了群众的口粮和种子，使群众的口粮一空再空，人为的制造了食堂缺粮的紧张局面，加速了群众生活问题的严重发展，造成了大量的浮肿病死亡等极惨痛事件，对这些严重而惊人的问题，不是领先群众相信群众走群众道路，深入到群众中去到实际中去进行全面的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分析工作，抓住问题的本质和关键加以解决，而是严重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以官僚主义的态度不认真作调查研究分析工作，更严重的是盲目崇拜路宪文、梁德柱为首的反动地县委对这些十分严重的问题所作的反动分析和反动论点，自己进行了积极的贯彻，说什么食堂停伙，宰杀耕牛是农村两条道路斗争尖锐化和复杂化的表现，把粮食问题说成是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和主流，把两条道路斗争问题扩大化，把敌人和少数反动的富裕中农的破坏作用扩大化，并且坚持了大旱之后必有疫情的荒谬论点，认为浮肿死人是疫情所致，食堂停伙是假象是富裕中农的煽动，把丢弃子女，人口外流，宰杀耕牛，认为是敌人和反动富裕中农有意破坏党的政治影响和破坏生产。总之，在这一系列的严重问题上，究竟是谁是谁非现在问题已经大白，所以发生食堂停伙断炊群众死亡，人口外流，丢弃子女，被杀耕牛等，总的根源是缺粮造成的，也就是把歉年说成丰年，把无粮说成有粮，把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问题说成是思想问题和两条道路斗争问题，现在自己深刻认识到不是干群不对，而是自己完全犯罪，不是干群反映情况不真实，而是自己对党不忠诚不老实有严重的浮夸作风，不是十九仍思想问题，而是自己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不是干群觉悟不高翻身忘本，而自己才真正是毫无阶级觉悟翻身忘本，丧失无产阶级立场，颠倒黑白事实真象的严重荒谬地步，深深感觉到自己罪恶滔天，辜负了党，对不起人民，在党和人民面前犯下了严重的罪恶。
其二，个人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参加革命后是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彻底改造，特别在全国解放后的和平建设时期，到潢川工作一段比较顺利的时期，自己认为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便居功骄傲起来，认识不到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不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和批评，不愿作更艰苦的工作，追求生活上享受，计较个人得失，严重的滋长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只爱表扬不愿受批评，只爱听好的不愿听坏的，只强调九个指头忽视了一个指头，如前秋在农业生产上虽然亲眼看到一些旱灾的严重情况，在食堂停伙的后期虽然感到粮食上有一定的实际问题，但对这个极端严重的问题，并没有抱着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正视它，坚决向上级反映，求得问题的解决。而是怕反右倾怕戴右倾帽子，怕批判自己是促退派、观潮派、怀疑派、秋后算帐派，低产论等。实质上怕操作了个人的名誉地位。特别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分我反映伞陂寺公社灾情受到路宪文批评之后，就更增加了上述思想顾虑。例如，对封锁消息抵触检查方面的主导思想是，死亡数字大了责任重大，自己其中也有一分的，卑鄙的个人主义思想作怪，这些已充分说明了自己完全离开了党的组织，对党与人民事业的态度是极不老实的，这是自己党性不纯，已经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品质的具体表现。
其三，对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不够，政治水平不高，缺乏对事物的是非界限的识别能力，对以路宪文为首的反动地委的反动指示，当时自己根本没有觉察到是错误的反动的，而认为路宪文讲的对，自己积极的拥护坚决的贯彻。由于学习差认识水平低，对有些问题划不清界限，如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的一致性问题，执行上级指示与下边实际情况相结合的问题，鼓足干劲，工作跃进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统一性的问题，反右倾和实事求是，反右倾和粮食工作的混淆问题，及粮食工作和农村两条道路斗争混淆问题等。
其四，在工作作风上不艰苦不深入，严重的缺乏领先群众相信群众走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在机关忙于开会与事务多，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少，有时虽也下去只是走马观花的多，重点解剖麻雀的作风少，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抓不住问题的本质和主流，往往以片面取代一般，以支流当主流，歪曲了事实真象，给党的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其五，在生活作风上特殊、腐化，认为自己有功是负责干部，生活上应当比一般干部群众享受的好些，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应当积极贯彻党的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应该发扬艰苦朴素联系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的优良传统，忘记了自己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好人发的勤务员而不是人民的老爷。由于生活上的腐化，长期以来就严重的腐蚀了自己的革命意志，直至发展到今天这样严重地步。
检查人 赵勋远一九六一年三月四日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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