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1-0-0 作者：[待确定]
大竹园大队，位于小茴店东四华里，全队原有10个生产队，20个自然庄，2276人，男女整半劳力999人，326头牲口，田地5299亩，正常年景以57年为例，每亩平均单产270斤，总产143万斤，除余粮、征购外，平均每人还有口粮734斤，户户丰衣足食，队队六畜兴旺，从解放到1958年全队人民生产、生活是一派大好形势。
1959年冬到1960年春，这里遭受了一次长达半年之久的大惨案，在惨案中全队被敌人用打、斗、逼、饿、冻等恶毒手段共治死了339人，占原有总人口15%以上，死人户占总户数的38%，其中死绝19户，占总户数的3.6%；全队死亡人口中被打死的20人，因斗而死的2人，被逼而死的18人，扣饭饿死的20人，因饥饿转病而死的37人，缺粮无奈自杀的1人，缺粮饿死的201人，其他原因死亡的40人，死亡劳力160人，占死亡人数的47.4%，占原有劳力的16%。惨案后全队留下了13个孤儿，5个孤老。惨案不仅造成人口大量死亡，而且使全队的生产与建设也受到了毁灭性的摧残。全队原有19个自然庄，毁掉了2个，扒毁房子395间，占原有房子的26.35%，余下的也多是残墙断壁，难以避风挡雨。大队农具损失291件，占59.24%，牲口死亡占32.74%，家家家禽几乎断种绝代。不仅如此，敌人还乘人之危，翻箱倒柜，抢劫民财，就其实有四个严重摧残的生产队，锅、盆、缸、罐几乎全部被摔光，家家户户一贫如洗。
到了1960年4、5月里惨案开始停止，由于劳力、耕畜大量死亡，农具遭受极度破坏，桑死了生产元气，全队抛耕土地300亩，其余土地也因缺工、缺肥、粗耕、滥种产量下降，本年麦季亩产还不到57年的75%。如大竹棵生产队270亩土地，就荒了150亩。
这个队1959年麦季收成较好，实收粮食504314斤，每人平均222斤，但这队“共产风”、“浮夸风”已泛滥成灾，夏季征购透了底，使夏粮接不上秋粮，秋收前就出现过部分食堂停伙现象，但还不十分严重，秋季这个队遭受了百日无雨的大旱灾，虽经广大社员向旱魔搏斗，由于旱情严重，秋季农作物保收面积较小，秋季全队实收粮食231300斤，平均亩产45斤。这种情况已经严重地威胁了人民的生活，人人都在为渡荒焦急，但当时县、社领导不但熟视无睹，反而一味的强调大丰收，尽情的浮夸。在征购上，一般都采取“高产量”、“高指标”、“高征购”的政策，强迫大、小队假报产量，不虚报就扣上“反对大跃进”，“否认大丰收”的“右倾”帽子，继而便是一顿辩论毒打。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队当时不得不假报产量，第一次报出总产143万斤，比实际产量高6倍多，第二次报总产107万斤，比实产高4.7倍。公社以此为依据，分配征购任务24万5千斤，比实产还高13700斤，在县委统一布置下，边收、边打、边送、边入仓，打一场送一场，打光送净，到了九月底场光地净，打的粮食也送光送净了。大部分食堂被迫停伙，这时候由于饥饿，浮肿病发生，人员开始外流，个别生产队人口已出现了死亡现象。而当时的县、社领导，仍是听而不闻，还说是“装穷叫苦”抵触征购，是反动的富裕农民的猖狂进攻。接踵而来的又是变本加厉的追加征购任务。在任务确实无力完成的情况下，就展开了“反瞒产”斗争，由此揭开了这场大惨案的序幕。
1959年11月份，原息县县委在高中召开的全县性的“反瞒产”大会结束后，蜕化变质分子徐锡兰（原息县县委书记），便令时振铎（原息县县委书记处书记）、张善宇（原县委党校付主任）到小茴店公社坐镇指挥，大搞“反瞒产”。时、张到小茴店以后，便和原公社党委书记马务云、副书记张纯夫等串通一气，大肆地在全社范围内开展了“反瞒产”运动，他们首先在小茴店大仓里召开了有社员代表参加的生产队以上的“反瞒产”大会，这次会议是由时振铎、张善宇、马务云、张纯夫等人主持的，共开10天10夜，就斗打了10天10夜，打的人很多，当时大竹园大队被斗打的有孙贵兴（贫农，生产队会计）、孙贵林（贫农，生产队副队长）、孙兰柱（贫农，生产队会计）、孙兰斌（贫农，生产队长）等人。
公社“反瞒产”会议后，时振铎、张善宇便带领了王文明、贾步明、王建荣、杨运生等公社干部来到了大竹园大队搞反瞒产重点，当天在大队由时振铎、张善宇主持召开了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会议，会议进行了一天一夜，通过斗打各生产队报出鲜红芋4万斤。
第二天会议在殷庙生产队举行，由时振铎、丁传远（公社副书记）、××海（坏分子）主持，在这次会上吊打了生产队副队长孙开明（贫农）、司务长孙兰涂，通过斗打，逼出红芋两窖，绿豆、黄豆两缸约400斤，他们运走了这些人们仅有的救命粮以后，广大社员苦于生活没有出路，而那些县、社、队干部，在往公社送粮时，却大造声势，说查出多少多少粮食，获得了公社领导、组织机关、学校鸣锣夹道欢迎。全队18个食堂有16个停了伙，公社的领导还认为有油水可挤，又在这里召开了大规模的“反瞒产”的现场会，以马务云、张纯夫、余培士为首纠集了公社上至书记、下至办事员和十个大队的生产队长约100余人，会集在这里搞反瞒产，这些人在公社党委指挥下，都手持尖刀、铁棍、竹棍、铁锨等利器，组成十个搜查队，把十个生产队全部分头包起来，大肆进行搜查、挖粮食，他们入村后，乱捅乱挖，社员李广富藏在厕所里的7斤黄豆也被他们挖出来。他们不仅翻箱倒柜，而且抢劫民财，贫农社员尹维基家里的两个铲子和一个手电也被他们拿走了。这次反瞒产，连续进行了七天时间，光翻墙倒柜，到处挖粮进行了三天三夜，只闹得民不聊生。他们大吃大喝，却不准群众冒烟。在方法上，他们实行“三边”政策，即：边查、边送、边吃（他们自己吃）。这七天时间他们共整出粮食2400斤，这些粮食多半是些碎红芋丁子、烂麦子等，而公社第一书记马务云总结大搞反瞒产的经验时，还说大竹园有十种瞒产花样，即：上屋有粮、下地有粮、屋里有粮、外边有粮、牛槽里有粮、柴草垛里有粮、××也有粮，到处都有粮。大伙不开小伙开，白天不烧夜里烧，冒烟有粮。他们抢走了群众仅有的救命粮之后，到十月底，全队10个食堂几乎全部停了伙，人们都饿的东倒西歪，人口大量外逃，因饿而死的人也越来越多。这是原县、社领导不但不发粮救人，反而火上加油，继续大搞反瞒产，直到12月初省委拨粮后反瞒产还未结束。他们用以粮引粮的办法，继续开展反瞒产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大小队干部中的地富分子、坏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则趁机而起，不仅借“反瞒产”之名变本加厉的搜查、打斗群众，堵死一切出路，而且还以上级拨下来的救济粮中克扣社员口粮，明目张胆的把人打死、逼死、饿死，结果造成了这场骇人惊闻的大惨案。
大反瞒产时，原大队支书陆心会（贫农）、副书记孙开太（中农）他们开始对错误的反瞒产政策辩不清是非，在当时当权的县社坏干部的逼迫下也搜查过群众，搞过反瞒产，但他们后来一看风头不对，就退缩了，向人民让了步。陆心会于1959年10月底11月初反瞒产最凶——也就是人民生活最紧张的时候，推说有病，到息县住院去了。他走之后，公社便指名要民兵营长马玉海（坏分子，反瞒产的最积极分子）负责全队全面工作（后来接任支书），他以反瞒产打不上去为名，把副支书孙开太戴上右倾帽子，排挤在大队领导集团之外。这样以来，这个大队的领导权就被坏分子马玉海（支书）、蜕化变质分子胡秀英（副书记）、漏网富农易炳兰（妇女队长）、富裕中农陆心昇（副队长）等篡夺了。
这些人篡夺了大队领导权之后，便分片包干住在各生产队，一方面以反瞒产为名分片斗打群众，另一方面拉拢坏人打击好干部，把原来出身好、成分好、有群众观点的大、小队干部弄下台，拉上来一批阶级敌人，这样使全队10个生产队的领导权，被敌人抢走了3个，这3个生产队是：
——易竹园生产队，原队长陆向勤（贫农）、会计陆向洲（贫农），因生活紧张社员杀牛吃，他们没有向大队报告，大队发现后，以袒护杀牛的罪名，毒打一顿后撤了职，由漏网地主易振玉（原生产副队长）任队长，易振玉、陆向英（富农婆娘，母老虎）掌握全队实权。
——大黄庄生产队，原队长陆守保（贫农），因住队干部胡秀英不高兴他，反瞒产一开始，就把他分到北小庄作业组工作。大黄庄生产队的实权掌握在蜕化变质分子胡秀英（副支书）、坏分子陆守地（生产队副队长）和富农子弟陆怀成（生产队会计）手中了。
——孙大庄东头生产队，队长陆其昌（贫农）、副队长陆其东（贫农）、妇女队长余秀英（贫农），这个队队干部虽然是贫农成分，但不掌握生产队大权，整个生产队的权利是在坏分子马玉海（支书）操纵之下，一切听马的指挥。
敌人篡夺了部分大、小队领导权之后，他们便为所欲为，采取了搜查、殴打、残杀、扣饭、罚劳役等十几种摧残手段，明目张胆的残害人民，在全队食堂早已断粮停伙、社员大量饿死的情况下，他们坚持不准社员家里冒烟，不准外逃求生，不准宰杀家畜家禽，堵死了人民的一切生路。惨案中敌人把这三个小队的锅、盆、罐都收光砸净。社员为度日，弄些树皮、糠等充饥也被他们收光。大黄庄生产队贫农社员陆×远家里仅有的一斤秫秫和6斤干菜被坏分子陆守地收走了，干菜叫陆守地自己吃了，秫秫给蜕化变质分子胡秀英喂鸡了。
到11月底13月初省委已经拨粮安排生活后，他们不仅没有停止向人民搜查、殴打等摧残手段，而且从上级拨给社员的养命粮中克扣社员口粮，并用以粮引粮和拿钱吃饭的办法来制使人命。因生产队在省拨粮后，漏网地主分子易振玉和富农婆娘、母老虎陆向英私下规定五角一碗饭，拿不起钱的不给饭吃。并规定了不打饭制度，即：提干部意见的不打饭；不服从他们领导的不打饭；完不成他们指定的任务的不打饭；屋里冒烟的不打饭；在事件中杀过牛杀过猪的不打饭；外流回来的不打饭；偷偷拿拿的不打饭；看见干部没笑脸的不打饭。总之，敌人想尽了一切的办法，用尽了一切毒辣手段对人民进行了毁灭性的摧残。
从这队的全部情况看，这场惨案的性质是反革命篡夺了领导权，阶级敌人趁大搞反瞒产之机，肆无忌惮的进行阶级报复，惨案的本事主要是敌我矛盾，也夹着内部矛盾，有些好人办了坏事，也有糊涂人无意中成了敌人帮凶，总的看来，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这个大队共有十个生产队，当时都处在浮夸风、共产风和大搞反瞒产的威逼下，都是处在到处打人、搜查和食堂断粮停伙的情况下，但由于各个小队的前后当权者的立场、观点不同，受摧残的程度就显然不同，完全被敌人控制了的生产队，打死人、逼死人多，摧残很重。未被敌人直接控制的生产队，虽然也饿死了人，也出现过打人现象，但没有把人打死、逼死，个别打死的也不是本队打的。在惨案中好坏人的态度也不同，这就说明了“事件”中包含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现将惨案中敌人当权的生产队和好人当权的生产队比较一下：
（1）易竹园生产队，由漏网地主易振玉（队长）和富农的婆娘陆向英（妇女队长）当权，全队原有33户，死绝3户，占原有户数的9.7%。原有总人口167人，死亡53人，占原有人口的33.75%，其中打死的6人，逼死的3人，扣饭饿死的6人，合计25人，占死亡人口的47.27%，被逼外逃的7户19人，占原有人口的11.37%。
（2）孙大庄东头生产队，在坏分子马玉海（大队支书）的直接操纵下，全队43户，惨案中死亡23户，占原有户数的53.49%，其中死绝的2户。原有人口188人，惨案中死亡39人，占原有人口19.6%，其中：打死的2人，斗逼死的3人，扣饭饿死的5人，合计10人，占死亡的25.55%，被逼外逃的12人，占原有人口6.38%。
（3）大黄庄生产队，由蜕化变质坏分子陆守地（副队长）和富农分子陆怀成（会计）当权，蜕化变质分子胡秀英坐镇指挥，该队原有59户，死亡23户，占38.98%；原有269人，死亡33人，占12.28%，其中斗打死的5人，逼死的1人，扣饭活活饿死的5人，合计11人，占死亡人口的30.62%；被逼外逃的26人，占原有人口的9.73%。
惨案中由于糊涂人当权的有一个生产队，即大竹棵生产队，死亡33户，占原有户的66.66%，其中死绝2户，占原有户数的4.2%，死亡73人，占原有人口的30.63%，其中打死5人，逼死1人，合计6人，占死亡人口的8.2%。
惨案中好人当权的六个生产队，情况是：这六个生产队是大竹园、×庄、大竹园西头、翁夹道、孙大庄和孙大庄西头，这六个生产队共计死亡144人，占这六个生产队总人数的10.4%。其中死人数最多的是翁夹道生产队，共死46人，最少的是孙大庄西头生产队，共死11人。死的人中只有一人是被打死的，而且是被大队干部打死的。（后略）
来源：河南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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