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索引页面]

中共安徽省临泉县委的检查

日期:1961-1-10 作者:[待确定]

总的形势是好的,但由于我们在这几年来,县委领导水平低,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不高,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领会的不深不透,未能认真的贯彻执行。所以在具体执行中出了不少偏差和错误,从情况来说:成绩是肯定的,但问题是极为严重的,现在的问题不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而是两个指头、三个指头的问题,所以县委要深刻检查几年来所造成的损失,要认真接受沉痛教训,坚决改正缺点,决心改正错误。检查起来,县里五风严重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从三类社、队的问题来看:滑集、宋集公社问题较多,特别是宋集公社的中店、彭营、迎仙公社的刘集等大队,这些地方的问题,就不是一个指头、两个指头的问题,而是三个指头,甚至四个指头的问题,这些问题一直到现在才把它揭发出来,如果这些问题早些揭发,就能提早教育我们自己,就可争取主动,少出问题,这是一个严重的沉痛教训和严重的罪过。对人民来说,这是未尽到责任,重大的失职行为,不仅损伤了劳动力,而且在生产上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如耕牛大批死亡,宋集中店大队耕牛死亡占50%。工具损坏的多,而现在有些地方还未改过来,这些问题我们深深的认识到非常痛心。从这地区造成的原因来看,主要是坏人当权,兴风作浪,篡夺领导权,因而这些地方的五风越刮越大,产生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生产上浮夸,粮食减产,土地荒废,牲口死亡,农具损坏,人员外流,疾病发生很多,甚至造成严重的非正常死亡,这种后果严重的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破坏了生产力,破坏了社会主义建设。

在农业生产上,要求过大,要求过高,要求过急,这样就助长了五风的发展,如在58年、59年我们曾要求小麦实现千斤县,甚至要求有二千斤、三千斤的公社,水稻要求二千斤、三千斤,甚至五千斤的春稻,红芋要求万斤,还在59年元月开始计划过实现一个百亿斤的县,要求全县生产一百亿斤粮食。从59年来说,原来计划订过30亿斤的产量,后来修订到15亿斤,包产13亿斤,最后实际产三亿多斤。从60年计划来看,原来订的产量是8亿多斤,实际收2亿多斤,从种植面积上看:60年计划水稻52万亩,后修改为36万亩,最后实收面积只有14万亩。60年计划31万亩,实际完成9万多亩,生产计划订的高又大,要求的过急,当时错误的认为,计划要求高一些,产量订的大一些,完不成的没有啥,作为一个方向,大家有一个奋斗目标,由于生产计划订的过高过大,要求过急,这样就逼的下边来了一个虚夸,说瞎话。58年滑集公社一万多亩稻,报二万多亩,亩产几百斤,报2200多斤。有的人来县开会一路上就能变了几个样,在家报八、九百斤,走到路上又考虑报一千二、三百斤,来到县里就报2200多斤,60年水稻原来进度报到2.1万多亩,最后就没有那些了。60年红芋,原报到88万多亩,实际只收60万多亩。产生以上原因,主要是面积要求大,形成层层指标不可靠。我们紧一头齐,指标大,没有采取可靠的措施,纸面上空谈,结果形成对上一本帐,下边一本帐,虚报假报也是严重的,包产指标高,产的少,报的多,结果征购的任务就随着大了,浮夸的队卖了过头粮,影响了生活安排。59年征购任务一亿一千万斤,可是就回销了三千七百多万斤。60年到目前止,完成征购任务九千多万斤,也回销了三千多万斤,这些事情在我们主观上是想搞好的,但后果是不良的。

在河网化上,也是要求过高、过大、过急,又想多、又想快,尽管我们河网化方面有一定的成绩,在战胜旱灾方面起了一定作用,但问题还是突出的。如要求三年实现河网化,要求完成四亿二千万土方,实际上三年才完成一亿多土方,由于计划大,劳力上的多,58年劳力上18万多个,59年上20多万,这就影响了后方生产,由于要求过急过高,提出公社放30方土,大队50方土,小队100方土的卫星,实际这是主观主义的,脱离实际的吹,58年在麦子没种完,红芋没起完就叫上河工,结果形成地里丢了红芋,麦子没有种上,同时也影响了生活安排,多吃了后方的粮食,烧了不少牛草,影响了耕牛饲养,特别是在劳动强度上,违反了劳逸结合政策,没有放假,休息一点也没做到,形成拼命的干,并提出“白天战太阳,夜晚战星星,苦战几昼夜”等不适当的口号,甚至过年也不叫回家等。如在修流安河时,就是在河工上过的旧历年。有些社员回去过年,干部就封人家的门,甚至打人。在规划河网化中,强求一条线,有些庄子碰到河网化就拆掉了,有些树就杀掉了,有些坟碰到河网化就挖掉了。有些桥很好,碰到河网化就把它拆掉。如土坡桥、瓦店桥等都是很大的桥、拆掉后不仅影响走路,也影响了生产。原来耕地很近,现在要绕几里路才能过去,这就给生产上造成了很大的不利,群众反映极坏。

在工具改革方面,也是要求过快、过急,结果造成粗制滥造,新的工具没有搞好,旧的工具破坏了,有的没有成功经验就进行推广。这样就浪费了原料,浪费了劳力,破坏了不少工具,我们搞工具改造中,第一次就是改四轮大车,改的很急,要求几天把它改完,改成二轮大车,那时的社员白天不敢拉车走路,晚上拉大车又怕人看见,甚至还扣他们的大车,只允许新大车在路上走,不允许旧大车在路上走,改后好多大车不管使用,结果现在还是使用四轮大车,再一个就是搞稻改,应该搞,是高产,细粮。可是我们在技术上没搞好,插秧机改的不管用。59年改400多部,60年改200多部都没用,给农具厂筑了墙。在58年改磨时,象脚踩的,手摇的,大轮的等等,一万二千多部,真正管用的是很小部分,河工上改革的家具,农具,损坏是更多的,我们叫群众献了很多木料,献了很多木箱,织布机制了土坦克,箱子变成了运土箱,有的改成跃进小车等等,现在都损坏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约计有29万多件。

从违反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制来说,具体表现在:(1)要求过急,想早过渡,就产生了平均主义,穷富队拉平,应该有差别,承认差别,但是想拉平,就产生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虽然59年贯彻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指示,但没有贯彻透,有些社队没有执行,社有经济搞的过急,调大队,小队的东西来发展社有经济,实际上是挖肉补疮,损害了队有经济。多搞重点庄,小农场,调了好多牲口,农具,土地,劳力等,这就是属于这个类型的。盲目发展社有经济,想拉平穷富差别,这样就助长了共产风,助长了一平二调。一平二调当中,又加一一个并庄、抽户,实现军事化。小庄并到大庄,落后庄并到先进庄,消灭落后庄,我们算一下,全县就并掉400多个庄,最严重的是滑集,就搬了200多个。从现在看,还有十几个庄未搬回去,虽然是牛文显(已捕)在那里下一道命令,一夜把庄挪好,实行军事化,结果造成很大的损失。个别地方为了办工厂,也要挪房子,艾亭集上,就把200多户搬到乡里,这种共产风,不仅打击了社员生产积极性,更严重的是破坏了生产力,损伤了人民公社优越性的发挥,结果造成房子倒塌,损坏了大小农具,耕畜死亡,生产逐年下降。(2)去年午季搞集中打大场,食堂办的过大,这也给三级所有制造成很大损失。以生产队为单位包产,几个队在一块打场,结果把包产也打乱了,造成小麦很大损失,再加上办大食堂,有的参观人家的,有的是自己创的,有的几个庄办一个大食堂,不仅是未做到便利生活,有利生产,更是影响社员积极性。特别是在生产瞎指挥方面,搞大兵团作战,几个庄在一块做活,一天干不了半天活,功夫都浪费在路上了,不仅不评工记分,更谈不到超分奖励。(3)从社员自留地来讲:按政策应归社员自己所有,自己种,自己收,自己用,任何人不能拿他的,公社化以后59年收过一回,后来又分下去,一办大食堂又收回来了,两放两收有的到现在还未定到户,特别是自留地的收入,完全归自己所有,自己开支,而且不计口粮,不计征购,原来我们错误的认为,我们拿钱买社员粮食,放在食堂里社员吃,又有钱花,不是做到社员有钱花,食堂有粮吃,我们也安排好了生活吗?所以在前段发动群众卖自己的粮食,全县就卖了300多万斤,这种作法与政策是不相符的。(4)财经方面,存实贷实变成了存空贷空,社员家底弄薄了,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有的把鸡、羊、猪、树,甚至桌、椅、板櫈都进行存实贷实,有的地里长的树木税务所还去收税,又存实,又收税,影响了社员生产。

从浪费劳力和违反劳逸结合方面来看:在劳力使用上有很大的浪费,除国家上调一部分工人外,社队办了不少工厂(场),拉用了农业上的不少劳力,有些不应该占用劳力的也占用了,如通讯员、招待员、电话员、演员、干部家属到机关等,全县算一下,从农村拉到非农业上的劳力就有5万多人(已全部下放回农村了),给农业生产造成了不少损失,宋集公社高兴礼一个人就带18个家属,有的安排到工厂、学校、商业等(已回家)。县里原有一个剧团,后来发展到二个,58年后各公社也都有了剧团,前段虽然都下放到农业生产战线上去,但对生产已造成了不少损失。

形式主义也很普遍,为了讲面子,好排场,公路两边都有“马路书记”,指领导搞路两边的形式,拔路边上草,扫路,公路两边有不好的东西被搞掉了;有的搞专业队都给他们穿花衣服,穿绿的,花的分开,这都是形式主义,艾亭、同城、杨桥、长官等地还搞了跃进门,艾亭一个就值千元以上,工作不跃进,有个跃进门的形式。有的为讲形式,好地不种,先种路旁,■■庄稼;黄岭公社把已成材的树木从庄上移栽到路上,由于树大,成活很少,反而破坏了造林,减少了树木。

没有坚持勤俭办社的方针,为了讲阔气,讲排场,58年来县里办了不少排场事,浪费了不少钱,新建了许多房子,有了楼房,有了大礼堂,有了电影院,戏院,搞了一条新街,还买了一部小汽车,县委本身浪费了不少钱,也助长了下边的浪费,从公社来讲,也新盖了七个礼堂,滑集街上还拆了一百多间民房,盖了新房,杨桥、滑集、姜砦三个社还有了电灯(姜砦头后未安装),这些都是严重的违反勤俭办社方针的。59年初虽规定公社有100元以上的开支权限,但没执行,浪费了不少钱,应该分给社员的工资未分给社员,都叫公社浪费。

以上问题是十分严重的,最沉痛的教训,就是浮夸造成的粮食减产,土地荒无,二年来有6万多亩,牲畜死亡三万多头,农具破坏29万多件,人员外流二年来共外流6000多人,已接回4800多人,未回的1400多人,疾病增加和非正常的死亡等,这是我们最沉痛的教训。有些本来是局部的问题,由于以前县委官僚主义,情况不了解,没有及时解决。有的已发展成二个指头,甚而三个,四个指头的问题了。如宋集的彭营、油店、迎仙的刘集、姜砦的袁砦等大队,牲口减少50%,个别地方人非正常死亡20%,有的到70%,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来说,这是严重的罪过,对群众没有尽到责任,是我们的严重失职行为。

为甚么产生这些问题,是甚么思想在作怪呢?

一、对粮食过关要求过急,过快,虽然广大群众有这样要求,由于过急,包产指标订的高,生产计划不切合实际,计划面积大,完不成,产量要求高,达不到,这样就使下边行政命令,说假话,搞两本帐,要那一本,给那一本,要多少给多少,这样作,深深感到主要是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作怪,想出风头,搞个人名望,认为搞高一点可当上游,争先进,思想上总想先过渡,不想落后,认为快了好,高些好,可以保阵地。因而脱离了实际,如59年提出实现千斤县,三年实现河网化和稻改化,都是不切合实际的,致使春稻种到夏稻季节,夏稻过了时还硬叫种,造成无收,想保一桿红旗,计划就订的高,要求的快,产生了瞎指挥,由于严重个人主义,只愿意听好的,听大的,不愿听劣的,少的。加上瞎指挥就把好事办成了坏事。

二、想快过渡:对发展社有经济要求偏急。认为条件不够就多办点厂,多搞一些重点,结果就搞了农场,多调了土地,牲口,劳力,工具等,县还办了苹果场,园艺场,占用了社员千余亩土地(已下放),直接助长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这是一个严重的本位主义和平均主义思想作怪,只顾小局,不顾大局,使生产遭受了不少损失。

三、对清理旧帐不彻底,虽然59年贯彻了省委六级干部会议的精神,县在五级干部会上清理一下,但不彻底,算一部分,退一部分,一部分打的欠条,一部分未算,全县退190多万元,也大都是退到公社和大队,社队没有完全向社员退,形成算帐不清,算帐未兑,致影响社员对算帐不积极,因此部份社,队的干部又继续刮共产风,继续一平二调,宋集公社彭营大队60年还刮了五次共产风。

四、对党的方针政策学习的不深不透,调查的不全面,特别是对甚么是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解不够,政策界限划不清,因此产生一平二调,如有的群众对乱调不满,对大兵团作战不满,有些人还批评人家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是分散主义等。对任务交的多,大、急,对政策交待的不够,有时开跃进会夜间开,夜间散,夜间干,没有明确的心,没有认真研究措施,而违反政策和脱离实际,或变了样子。如有一次在县开会研究七天七夜扫除文盲,本来不切合实际,而下边回去布置时,却又变成了“苦战三昼夜,实现文化县”,如要求“七天七夜消灭四害”等,都是脱离实际的。

五、严重的个人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我们的各项工作计划订时总是想高些,认为高了比低了好,认为高了有个奋斗指标,完不成也没坏处,结果弄的下边一直说假话,真实情况也不去分析和研究,也就是官僚主义不了解下情,只是听一些干部汇报,有时光到点里看看,看一看好的和公路两边,蹲点,蹲边沿,落后地区做的不够,所以对真实情况既不了解,或了解的不透彻,也未有认真的分析,如去年夏天,在宋集杨新庄大队检查工作时,发现这个大队十个大队干部有九个打人,只有一个大队书记李学仁未打人,当时把严重违法乱纪的付书记郭振杰等人处理了,对李未作处理,后来回县开会,才发现他打的人还多些,这就是了解问题不深不透,处理也不及时准确,对工作造成了不少损失,滑集公社的党委书记牛文显(已捕),付书记王克东(已捕)在58年就曾发现他们搞搬家,并庄等破坏政策的行为。但当时进行批评教育,叫他写了检查,未加处理,至使他的错误在以后越来越厉害,去年他们向县委讲到阜阳看病,结果借这个机会却跑到上海、南京、杭州等地游山玩景去了,还带管工厂厂长同去,给他们报销路费,每人先后都贪污了一千多元,如果早处理,是可以避免一些损失的,再如宋集公社彭营大队原书记刘克敏,一直弄虚作假,全年总产96万斤粮食,虚报400多万斤,结果完成征购还剩粮30多万斤,影响了生活安排,去春一度浮肿严重,达60%,公社发现后曾拨三万斤粮支持时,刘推辞不要,结果造成严重的非正常死亡。姜砦公社袁砦大队原书记钟培英(兵痞出身,已法办),严重的违法乱纪,曾亲自动手打人20多个,去年春天他向干部布置“打人只要不打死就没事”,他表扬打人骂人的干部是“能干”,骂那些不肯打人骂人的干部是“右倾分子”,在他的带头下,打人成风。由于坏人当权,兴风作浪,造成人员外流和严重的非正常死亡等。

我们深深认识到五风的危害和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教训也是非常沉痛的。这是我们的严重错误,是我们严重的罪过,五风直接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造成土地荒芜,粮食减产,工具损失,耕牛死亡,人员外流,疾病增多和严重的死亡,我们一定要接受这个沉痛的教训,过去未听党的话,工作未搞好,使广大群众遭受不少损失,生产上受到了破坏,这是一个非常沉痛的,人民不可饶恕的罪过,我们要大胆地揭发自己的错误,坚决改正错误,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揭发这些错误,改正错误,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的,彻底地消除五风,按照中央指示在五个月内做好我们的工作,挽回损失,杜绝以后不再重犯这些错误。如果对这些错误再不接受教训,发生错误是再也不能饶恕的,对我县三类地区占37%的面积,一定要下更大决心,组织90%的干部深入正/整风正/整社运动,彻底消灭三类社队,积极进行整风整社,认真改变干部作风,以倾家荡产的精神作好赔退,来彻底改变落后面貌,只有深入发动群众,认真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彻底消灭五风,认真处理坏人坏事,才能改变落后地区面貌。

我们深深认识到我们犯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罪过是不可饶恕的,造成损失是严重的。为了挽回党的政治影响,严肃党纪,请示上级党委给予一定的处分,以挽回党的影响,我们要决心接受这一沉痛教训,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决心作好工作,为在五个月内彻底改变落后面貌而努力工作。

以上是我们的初步检查,我们准备在群众中去主动检查,承认错误,听取群众批评,认真地,彻底地改造自己的作风,并在整风中彻底改造自己。

以上妥否,请领导指示。

中共临泉县委员会(章)1961年1月10日

来源:

安徽省某档案馆

[返回索引页面]



Copyright (C) 2024 Marxist-Leninist-Maoist.
Permission is granted to copy, distribute and/or modify this documen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 Version 1.3 or any later version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with no Invariant Sections, no Front-Cover Texts, and no Back-Cover Texts. A copy of the license is included in the section entitled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