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1-3-28 作者：原中共光山县孙铺公社党委第一书记, 黄立元
原中共光山县孙铺公社党委第一书记、黄立元我现年38岁，成份贫农，个人出身农民，原住城郊公社十里庙大队十里庙小队。50年 2月入党，51年10月参加工作，文化程度初中。我个人出身历史8岁到14岁在家拾柴，15岁至25岁（即38年至48年）邦（应为帮，下同——编者）人种田，在这十年中有两个半年在个人家种田。1949年11月至50年元月在小队当村长，50年 3月至51年 9月任十里庙乡的农会主席，51年10月至52年秋任城关区的工作员，53年至54年 2月当城关区付（应为副，下同——编者）区长，54年3月至12月当城关区区长，55年元月至57年2月任城关区付书记，57年3 月至57年10月任城关胡围孜乡乡长，57年11月至58年 2月代卧龙台乡党委书记，58年 3月至11月任孙铺乡党委第二书记，58年12月至59年 3月任孙铺公社付书记，59年 4月至 6月任蒋楼大队书记，59年 7月至60年 6月任孙铺公社党委书记。
我爷爷和父亲都是种田出身，两上堂叔老一个是黄殿学种田出身，贫农成份，一个是黄殿伯，是个木匠种田，贫农，我两个姐姐，大姐丈刘宝元邦人出身，贫农，二姐丈王胜国是种田出身，贫农，妻族岳父陈发理发种田，农民出身，贫农成份，我舅舅汪伯云，种田出身，贫农。我解放前家庭六口，有田地11亩 9分，房屋 6间，解放后分田15亩 4分，合计27亩 3分，房屋 9间，耕牛一条。
我在新的县委和新的公社党委耐心的教育下，在此次伟大的整风政治运动中，受到了一次极深刻的阶级教育。我在前冬去春，打着共产党的旗帜，作了反党反人民的事，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作的罪恶超过了国民党。具体罪恶作如下交待：
第一，我一贯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致死人命。
我在前冬去春批准和主持斗争22人，其中死一人。在1959年 9月下旬，在龙台大队李塘营小队伪保长李开光因放跑田水，打贫农的小孩，是我批准斗争的，是朱光花主持的，在龙塘大队群众大会上斗争的，斗后过了四天时间小队长在小队又斗争了李开光，在这一夜吊死了。在59年10月下旬，在龙台片反瞒产时，组织干部斗争打人，违法乱纪，有马岗大队小队长王佛荣、崔昌花、马德怀、大队民兵队长马德树、金砦大队朱弯小队长王安国、郑棚大队小队长郑邦安、王绪春、龙台大队小队长杨庆如、石世来、大队团支书刘仕荣、马砦大队马砦小队委屈龙寿、郭乡大队小队长郭选银、大队团支书冯玉子，这些干部在斗争中都打了，我看见了未有制止，在龙台片反瞒产时，一天一评比，天天斗争，逼得干部把粮食卖光卖净，把复打的粮食也卖光了，造成了食堂停伙，人口大量伤亡，这是我强迫命令造成的恶果。在1959年10月中旬，在公社机械厂召开扩干会议上组织斗争，马岗大队付支书周金友，小队长马德怀，在斗争中都被打了，我看见了不制止，打的最狠的是周金友，当时被打的昏死，是干部抬回去的修（应为休——编者）了半月才好，在1960年元月份，公社干部斗打郑堂大队杀牛的李新平，我也看见了不制止。这样就支持了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在60年 2月有一次电话会议上说，不管杀大牛的，杀小牛的都要法办，并违法的说：也不用搞什么材料的把杀牛皮乡（应为镶——编者）在杀牛人身上，刀子插在颈脖子的就可以送县。由于我这种违法乱纪行为，不关心群众生活，造成了下面干部群众因生活所迫，杀牛渡命，进行了斗打，有的打死，我应该负责。在1960年 3月，我在刘砦大队西郑弯小队检查麦田管理时，看见一个社员手中拿担（应为着——编者）一标牛肉就问他牛肉是那里来的，社员不说，就违法的到社员家的搜查了牛肉，搜查出牛肉后，社员说是郑大志杀的，我就指使干部把郑大志捆起来送到公社去（结果下午送去又回去了）。在1960年 4月中旬，有孙铺片大队支部书记到郑堂大队检查麦田管理时，到金楼小队，西郑弯应为湾，下同——编者）干部看见社员家有一张牛皮，就违法的在社员家的搜查牛肉，在搜出牛肉以后，我就指使干部把彭文荣就捆起来了，一起带到大队办公室，带到办公室以后，有几个干部也打了，后叫他回去了。在这两次搜查中，牛肉未拿，就是郑堂西郑弯一张牛皮叫送商店卖了。在60年三月下旬，刘砦大队张小队长张明贵，会计员张自心，把王楼大队牛牵去杀一条，过两天后在召开小队长会议上进行了斗争，都被打了，我也看见了也听见了，未有制止。在刘砦大队王砦小队理发员王银周，因生活所迫到息县去理发，在60年 5月中旬回来了，代（应为带，下同——编者）了两辆架子车，买了一点社员的家具和生产小工具，有干部连夜送到大队办公室，以借贩卖生产家具破坏生产工具为名，有几个大队干部进行毒打，把身上小袄脱下来打，打后又以大队买理发工具为名，叫王风周交给大队的付业收入，把剃子、剪刀都收了，小袄也收了（第二天早晨天亮我指使田德元又送去了）这种违法乱纪行为已发展到残无人道的地步，我看见了未有制止，是我支持的。又在1959年12月份在县的万人大会上，组织斗争孙铺大队邹守春、郑堂大队罗泽良，在斗争中还批评了邹堂大队谢光汉，说他包庇，不揭发，最恶劣的是有三个社员因吃饭站队有一个社员在桶的（应为底——编者）瓦（应为挖编者）了一碗饭吃，就说人家乱了秩序，抢饭吃，叫人家回去不要参加会，发的饭票也收回了，叫他回去了。一个是金砦大队的，在1958年双轮河大办钢铁时，组织斗争王楼大队吕兴贵，宫楼大队有一个炉长、刘砦大队有一个社员，在斗争中都被打了，个人未制止，作风也是恶劣的；车间干部一开会就是批评，不是采取教育说服商量的办法，有一天早晨放卫星因炉子开火晚了，对干部，对战士进行了大熊，将炉子边沿战士烧水的小锅也打了，炉子边沿放一个小罗筐也推了，罗筐的几个碗也打了。在1958年7月份有一天下午听说刘渡大队支书刘宗炎在芦洼小队召开小麦反瞒产现场会，下午我也去了，去后正在参观，我也随同一起看了几户，在看了几户中小麦都是假的，杠上面是一层麦，下面都是麦引子，发现虚假，就未有看了，叫参观的社员都回去了，当天夜的大队召开小队长以上的干部会议，对陈九华和小队会计进行了斗争，干部也打了，我未制止。在1959年2月份在澄清社员家底安排社员生活时，我到刘渡大队沈湾小队保管室内去看粮食，有几缸绿豆，小队会计报几千斤，地下有堆谷两千斤，小队会计报一万斤，几缸绿豆里面都是糠头，发现这个虚假对干部未有进行教育，以恶劣的态度问小队会计你是做什么出身的，小队会计说我是卖窑货做生意，他说后恶劣的骂他一顿，我说看你象个种田的种样。在蒋楼大队小队干部会议上说蒋楼小队会计员蒋栋叶隐瞒粮食，在食堂贪污，说他是个大坏熊。在59年10月下旬郭乡大队付（应为富——编者）农郭选成偷了50斤谷卖到红台猪厂，有饲养员和孙铺商店说了，吴良保知道了后，叫斗争，我在电话上和支书吕太见说郭选成批准斗争，大队斗争后，过了一个多月时间死了。
第二，弄虚作假，欺上压下，封锁消息：
在1960年 4月下旬地委徐局长来我社检查医情时，隐瞒死人数字，叫吴正烦付社长到孙铺大队去布置好，不要说错了，要逐人掌握。徐局长到了金洼大队有支书余文灿和徐局长汇报了死人情况，我在夜里电话会议上批评了余文灿，我打着事实求是的旗帜，歪曲了事实求是的原则，说有多不能少报，有少不能多报，实际上是说他报多了，并强调把集中的病人安排好，要病人住好房子，把轻重病号病类分开，把病人生活安排好，这是隐瞒个人的罪恶把（应为怕——编者）领导发现我的罪恶行为，隐瞒集中病人的数字，有一次在60年 6月份舒怀全干事在向县汇报，问我汇报多少病人，我说你还根据上次情况汇报。实际上以前汇报病人情况不实，这是对病人极不关心的态度，领导上不能掌握实际情况，无法指导病人治疗，就造成了医药分配少，满足不了病人的需要，影响了病人身体恢复，造成了病人的死亡，抽调机关干部下乡支援农业生产时，大部份都分到信潢公路两旁。在60年元月份叫徐汉杰、张少海在信潢公路两旁，检查路上不要有病人有死人，要有死人赶紧埋它。吴良保到省开六级干部会议时，在 4月中旬要舒怀全到省和吴良保汇报说全社除了王楼、金砦、腾岗、刘渡、蒋楼五个大队粮食有问题以外，不能吃到五月20号，其它大队粮食吃到 5月20号，出不了问题，当时汇报现有粮食数字不实（具体数字记不清）。在农业生产上在59年秋种麦日进度7000多亩汇报9000多亩。在生猪发展上，59年秋实有6000多头汇报为 12000多头，羊实有 360头汇报 640头。
吃饭不按以人定量，在下乡吃饭时不执行食堂的制度，就是吃一餐把六两票一角钱，多占社员的口粮。在公社食堂吃饭时，有一个月的时间未执行以人定量，凭票就餐，也是一顿饭把六两米票一角钱，计算多占干部社员的口粮11斤4两，钱18元。在59年春节回家过年时，在商店买二斤果子、二斤猪油、三条鱼。在60年端阳节又买二斤肉带回家去了，铺张浪费。在60年 5月份黄景云调白雀时请客浪费有十余元。在59年 8月份吴良保、赵明英到龙台片检查工作时，在龙台小组请客浪费六元。在59年秋在县开会请学校客浪费了15元。个人特权思想，我大小孩在59年秋后在孙铺上学，在粮食计划未过来以前，吃公社干部粮食87斤，是公社食堂和农业食堂未合并以前结余的粮食。从我以上作的罪恶是严重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是国家法律不能允许的，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弄虚作假，欺上压下，是资产阶级的坏作风，患得患失，骗取荣誉，只顾个人得失，不顾党和群众的利益，不顾党的影响，破坏党的政策，给党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我什么要作这大罪恶呢？回忆起来是非常痛心的，我忘记了过去邦人、要饭、挨保长的打，受地主恶霸的欺压，过着不如牛马的生活，我愿意老老实实接受党对我的处分，挽回我在群众对党造成不良影响，给处分再重，就用刀把刮我也挽回不了我在群众中造下的损失。党要宽大处理我，我愿意老老实实改造自已，听党的话，在劳动中立功折罪，痛改前非。
黄立元1961年 3月28日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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