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1-5-5 作者：罗山县委办公室主任, 万家印
罗山县委办公室主任、万家印我在党的正确英明领导与亲切教育翔下，虽然在各方面有了一些提高，为党为人民作了一些工作，但是自从一九五八年以来，由于个人在组织上离开了党、离开了人民，缺乏应有的党性锻炼，在思想上缺乏深刻地、彻底的自我改造，陷入了蜕化变质，因此，自一九五八年以来连续犯了几个重大原则性的错误，直至发展到在前冬去春背叛了党、背叛了人民，作出了反党反人民的勾当，在党和人民面前犯了滔天罪行，给党的革命事业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下不可弥补的损失和毁灭性的破坏。现将我的几个主要罪恶与错误事实向党向人民作如下交待：
1、虚夸：将一九五九年这个灾年，虚夸为丰收年、大丰收年。一九五九年秋季，罗山的农业生产在党中央、毛主席和省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县人民英勇顽强和坚持不懈的与干旱作斗争，终于战胜了旱灾，获得了一定的收成。这是肯定的，也是罗山有史以来所没有的。但是八十多天不下雨，也是罗山一百多年以来少见的。在那种干旱持续了八十多天的情况下，加之水利条件的不同，抗旱能力的不同，工作基础和群众基础的不同，造成全县性的因灾而减产欠（应为“歉”-编者注）收，在罗山已经成了客观事实存在，这是任何人也不能不论的真象（应为“相”-编者注）。可是我确（应为“却”-编者注）反动的歪曲这一事实真象，想让上级说罗山是大跃进年，是大跃进地区，抗旱成绩巨大，领导有方，因此我在当时不仅不承认这一客观事实，相反的，还大喊大叫罗山抗旱成完（应为“绩”-编者注）巨大，全面丰收，不仅是丰收，而且是大丰收，五九年的粮食比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还增产15至20%，夸大抗旱成绩。在这种反动的思想指导下，我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份以前，积极主张将全县的秋季粮食产量定为四亿二千万斤（据现在落实为二亿斤），同时，我为了在全县干群中灌输我的反动的丰收毒素，煽起下面的虚夸，我亲自创刊了一个所谓“丰收简报”，登载一些假的丰收材料，迷惑全县干部和群众。为了实现我的幻想--人人都说丰收，因此我便在年成上喜听丰收，不愿听受灾减产；在产量上，喜听高的（实际上是假的），不愿听低的（实际上是真的）。同时，我还为了蒙哄上级，骗取荣誉，在出售公余余粮上，也是愿意超额，不愿意完不成，夸大工作成绩。更为严重的是：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份省民政部门发下的灾情统计表，叫县民政科如实的统计上报，县民政科的同志找我两次，我都说“罗山没有灾情，纵有点灾情，现在也不是私有制时，现在公社化了，有点灾情，公社、大队统一核算，也没有什么问题，咱也不需要上级救济”等等。试等（？）第三次民政科李宏献找我说：“灾情表省里几次电示，还是叫报。”我才说：“真正叫报，你们就按照财政局报公粮减免的十个灾队上报。”由于我还这样以（应为“一”-编者注）来，造成全县性的假报丰收和虚夸风兴起，结果造成全县产量普遍偏高和购了群众的过头粮，致使群众饿饭，浮肿病大量发生，人口大量饿死，以及上级得不到真实情况。这是我所犯罪恶的很重要和最根本的一条，现在我检查起来，我不仅在前冬去春在粮食工作上有严重的浮夸，就是在其它别的工作上，浮夸也很严重。总起来我认为：我凡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某些点滴成绩的工作，我都是夸夸其谈，以少报多，以小夸大；凡是属于缺点和错误的问题，我都是以大说小，甚至于避口不谈，纵然有时承认错误缺点，承认有错误，也将它说成是难免的。或者说是九与一的问题。以此种资产阶级卑鄙的手段，蒙哄上级，骗取荣誉。
2、由于我在粮食产量上有严重的浮夸，当然也就说“罗山的粮食多的很”，因此，对原反动地委分配罗山的一亿八千万斤公余粮任务和原反动县委主张出售二亿斤公余粮也表示同意，说什么“有信心、有决心”完成，并说什么“完成两亿斤公余粮也不成问题”。在一九五九年十月下旬，当全县公余粮任务完成一亿五千多万斤下边就反映没有粮食时，我仍不加分析、仍不加思虑的说是所谓“思想问题”，因此，也就不择手段的采取一系列的反动作法，大搞反瞒产斗争。具体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到处大喊大叫大丰收。说什么“水利今年发挥了效能，秧栽的多。虽然中间干了一段，但经过十余万抗旱大军几十天的抗旱斗争，救了很多作物，后期又下了好雨，作物普遍生长良好，今年是样样皆收。谁要看不到这一点，就要犯错误，谁要不承认这一点，就是否认抗旱成绩，就是否认大丰收”等等反动言论来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对说没有粮食了的干部和群众进行斥责。第二，追逼完成追购任务。一方面为许文波准备材料，一天召开一次电话话，让我督战，说这还满足不了场，我还亲自召开了四次电话会，进行督战催粮。特别是有一镒电话会还直接接到大队。还是我召开的电话会，每次都不外乎是：先公布所谓“战果”，表扬所谓先进单位（即完成或超额完成公余粮任务和当日入库数量多的单位，如彭新、定远、县农场等）；批评所谓落后单位（即没完成公余粮任务或当日入库数量少的单位，如竹杆、城郊、栏干等），追究其检查公余粮入库进度慢的原因，并令其作出完成任务的计划。在最紧张的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份，我于四号夜晚召开电话会，贯彻路宪文的“社员向生产队报喜、生产队向大队报喜、大队向公社报喜、公社向县里报喜、县里向专里报喜”的所谓“层层报喜”的杀人措施，我并提出三抓（即：早晨抓计划，中午抓行动，夜晚抓效果）的反动措施，就是每次许文波作电话报告，事前我也是强调说：“今天的电话会很重要，有许书记作指示。希望大家好好的听，能作笔记的一定要作笔记”等等。会后我又是强调说“电话会议结束，希望各单位立即研究贯彻执行，并将你们研究的意见和执行情况以及经验，向办公室汇报”等等。同时我还以抓的紧、工作积极的面目出现，有时上午作报告，下午就要回报。甚至于有时候头里作报告，接着就要回报。更为恶毒的就是：有时电话会议中间，点问一至二个公社谈谈报告的内容是什么，唯恐许文波的反动指示贯彻不下去。这样一直坚持月余，弄的下面干部没有办法，有时连电话就不敢接。另一方面，积极拥护许文波提出的将统管粮（即种子、口粮、饲料）抵作公余粮入库的主张，并坚决贯彻执行。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三号在许文波布置统管粮抵公余粮入库的电话会后，我紧接着说什么“先将统管粮抵上，完成任务，放下一头，以后再搞出来的粮食作为统管粮，这也搞得，搞工作就得搞一样清一样，免得陈的未去，新的又来，越累越多，越压越重”等等。这样以（应为“一”-编者注）来，全县将统管粮抵作公余粮入库达500多万斤。再一方面，积极鼓历（应为“励”-编者注）已经完成公余粮任务的彭新、定远县农场等单位，超额完成征购任务，手段也是常非（应为“非常”-编者注）恶毒的。除了在电话上表扬外，还给登报、通令加（应为“嘉”-编者注）奖，弄的这些单位骑虎难下，只得卖种子、口粮，结果购了彭新、定远两公社300多万斤过头粮，造成这些地区的群众饿饭，饿死几千人。第三，同谋策划杀人措施。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日在许文波主持召开的县委办公会议上，我除了积极提出“1. 大反右倾，大鼓干劲，大搞群众运动，大搞评比竞赛，搞起社与社、队与队、人与人的红旗竞赛运动。2、大讲形势，系统的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倡导深入重点，突破落后，传播经验。3、大讲粮食统管的好处，大讲粮食政策”三条杀人措施以外，还赞同李如宾提出的“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继续召开五类份子会”和谌才良揭出的“前后方结合，在水利上、学校里，结合社会主义运动，揭发瞒产私分”的三条杀人措施，最后还研究了八大（即大反右倾鼓干劲；大搞群众运动；大讲当前好形势；大搞粮食统管；大搞红旗竞赛；大讲粮食政策；大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搞水利），搞起全面生产高潮。第四，积极主张召开北四乡贫顾农代表会、万人大会和积极拥护召开彭新假现场会。凡店假现场会，搞反瞒产斗争。特别是召开万人大会，我是非常主张的。在万人大会召开之前，我为了对到会人员进行精神统治，一手支掌花了四百多元，办了一个所谓“解放前十年，解放后十年，今后十年”的三个十年展览馆，同时，我还为了讲展览馆办好，又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三十号许文波通知召开万人大会的电话会议上，强调要求各公社党委书记要大力提供材料，特别是要解放前贫苦要饭、解放后翻了身、生活很富裕这种典型户的物资来充实展览馆。结果我的爪牙、原港涩公社党委书记韩德富，讲港涩夏岩大队一个翻身户（名字不知道）的布？，衣服、胶皮鞋、粮食等物资于十二月一号用两部架子车装着送到县里，党我见到这些物资后，认为很好，便立即送到展览馆里陈列了。由于我对人民的生命财产漠不关心，事后没有将这些物资退回原主，放在文化馆，致造成这一户四口人，在前冬去春冻、饿死三口，这是我的直接人命，我应负完全责任。万人大会报到的那天，我命令县直机关干部、街道市民、厂矿职工，打着锣鼓，放着鞭炮，道城外四处迎接，还说什么“万人大会万人接”。在万人大会召开的时候，我组织与会的六千多名干部参观所谓“三个十年”展览馆，组织参观”刘介梅“戏剧。组织报喜、发奖、公布几堂红的公社、大队，以所谓的“抛砖引玉”派代表给城关公社大队送粮食等等反瞒产的新花样，都是我搞的。第五，到处收集有粮食的假材料。推广反瞒产的所谓“经验”，那（应为”哪“-编者注）怕是一个公社，一个大队，一个食堂，搞出几千斤、几百斤甚至几十斤粮食，也不分真假，也不管是什么粮食，更不管是用什么手段搞出来的，便一方面叫喊“农村有的是粮食，农村粮食多的很，粮食都被偷盗了、私分了，搞不出来是干部的右倾，是工作方法的问题”等等；另一方面，积极正（应为”整“-编者注）理材料发通报，如县委批转“*公社兴龙等六个大队关于发动群众，大力揭发瞒产私分的经验”一文的批语，是我为县委起的草；“是真象是假象，是实际问题还是思想问题，杨店大队完不成公余粮任务的原因何在”一文；“城郊公社岳冲大队尹湾小队是如何突破粮食重点的”一文等等。许多反瞒产斗争的假材料都是我签发的。就这我还不满足，更恶毒的总结了所谓瞒产私分的十大花样（如偷盗、私分、大秤进小秤出、多吃、多留种子、以私仓库报公仓库......等）。到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份省委宣布征购任务结束，我虽然不搞反瞒产完成公余粮任务了，可是我又搞反瞒产安排社员生活。在十二月份我又以安排社员生活为幌子，办一个所谓“生活安排简报”、推广反瞒产安排社员生活为幌子，办一个所谓“生活安排简报”、推广反瞒产安排社员生活的经验（实际上都是假的），以此作为反瞒产斗争的资本。第六、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份，原反动县委抽调六、七十名干部下乡搞反瞒产，我亲自负责所谓“训练”灌输反瞒产斗争的毒素。说什么“罗山秋季农业是大丰收、农村粮食多的很”可是由于农村在粮食方面有两条的斗争，目前几乎普遍叫没有粮食了，你们这次下去，主要是通过贯彻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精神，充分发动群众，作好粮食工作”等等。正在训练期间，原县委组织部附（应为“付”－编者注）谌才良回报城郊公社岳冲大队尹湾小队搞出2000多斤粮食。我就亲自带着这些干部去参观。参观后，并强迫该队队长尹连根介绍偷盗私分的思想和作法。最后，我又向全体干部强调说“通过今天下午的参观，我们可以看出农村粮食多得很，以前都被偷盗了、私分了。我们必须清楚的认识到：目前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突出的反映在粮食上，你们这次下去要顶得住，无论如何不能向富裕中农屈服，在思想上还要准备着下去吃菜或者说饿肚子，这都是可能的，不管怎么样，你们要占(应为“站”-编者注)稳立场，不要被假象所迷惑”等等。第七，当下边的正义干部反映食堂断粮停伙群众光吃菜时，我不仅不虚心倾听，反而还大加斥责，把说没有粮食一律说成是右倾，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富裕中农向我们进攻的花样。对挺身而出为群众说话的人，施行批评打击。如原农业局附科长彭明礼同志，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份，亲自向我反映莽张公社岳城大队他家庭所在的食堂断粮十多天，大人吃糠吃菜，小孩饿的哭的真实情况，我听了心里很烦躁，不但不听，反而还批评他不了解情况，最后很气愤的叫他将情况写一写（实际上是想抓他的小辫子）。不仅如此，事后还通知人委正风领导小组要批判他。幸亏该同志不是党员，没有遭到批判和斗争，可是该同志的入党问题，由于我这样一搞，一直到现在还没得到解决。我在这种极端反动的思想指导下，还亲自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份，先后指示公安局、商业局要批判反映农村真实情况的徐登高、刘自立同志，结果使好干部徐登高同志，在公安局遭到打击。又如信阳机机（？）厂一工人向我反映他家庭周党公社断粮饿死人的真实情况，我大批判该同志一顿。特别是在一九五九年十月份以许文波为首的反动集团(我个人在内)打着贯彻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幌子，打击陷害黄得功同志，我也是其中的积极分子，说黄得功是促退派。在罗山没搞出个啥名堂，罗山要叫黄得功领导一辈子也实现不了社会主义等等。对县农场场长陈广喜同志，也是打击陷害的态度。特别突出的是认为他是老右倾，对他反映县农场的粮食也吃不到六零年接麦的情况，一直是不相信。并曾批评他多次，说他要粮是乘风赶浪，是思想问题。后来原县委几次研究分配统销指标，我都说“县农场不缺粮食 ，不一定给他”。试到60年3月份县委再次分配给县农场40万斤粮食。就这我还在四月份以统销结余互相调剂为名，调出5万斤粮食。就从这个问题上，足以看出我在粮食产量上是主观的，是脱离实际的，也是不相信群众的，反瞒产是非常积极的，其结果是杀害了几万善良群众，这是我的一条重大罪恶。
3.在死人问题上，现在检查起来，我当时对人民群众的死活是极不关心的，明明人饿死成堆，可是我不论在什么地方、对什么人，一直不承认人是饿死，我把他说成是思患浮肿病而死。更为严重的是：认为有病就治疗，真正治不好死了人，那也没有办法。同时并将某些西医说的“发生浮肿病是因为营养不良所致”的正义言论，说成是我的所谓“思想意识不好”。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也假装积极的亲自召开两次中医座谈会，假意研究发生浮肿病的原因和治疗办法，但由于过去反动县委对干群施行高压政策，批判过说患浮肿病是因为没有粮食吃所致的说法。因此两次中医座谈会，他们都说是“大旱之后，必有瘟疫”。结果在我的把持下，将患浮肿病和死人归结为：天旱的时间长，人体受了伤，加之卫生没搞好、劳逸结合没搞好等原因。为了向干群施放烟幕，我还亲自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三号下午，专门召开了一次公社第一书记电话会，散布和贩卖我的所谓发生浮肿病的原因和办法，最后还强调说“各地对浮肿病要突击治疗，今后再不准有死人现象，如那里再要发生死人，要追查责任”等等。自从我这样一搞，发生浮肿病谁也不敢说是没饭吃饿的了，死了人谁也不敢报告了，怕追查责任。结果很长一个时间，搞不准死人数字。试（应为“直”－编者注）到一九六零年元月份，县公安局向专公安处报年终户口，全年死人数字，一下子搞了一个全年死人13000多人的数字。派徐登高送给我审查（实际上那时已不止此数）。当时我一看大吃一惊，批评他说“你这数字从那里来的，去年入冬以来，浮肿病发生这么严重全县才死了多少人哪，办公室才掌握死了1800多人，全县要死这么多人那还得了。你这个数字暂时不能报。”“重新与各公社第一书记亲自联系一下再报。”不相信他的数字。办公室以后向地委仍是按死人1800多报的。特别严重的是一九六零年三月，由于原来群众虚弱，加之天气突然变冷，浮肿病又二次复发。在省委的多次指示下，县里也采取了集中突击治疗的办法。浮肿病号集中后，我又残无人心的执行了张子才提出的“将青壮年病号分别集中，有意识的加强他们的营养”的极端错误的意见。其次就是当时县委会大礼堂也集中了三十多名轻病号，他们没住上十天，我为了办展览馆，迎接全国水电现场会的参观，就毫无一点人性的硬性叫他们搬到县人民医院。
4.对党不忠诚、不老实，隐瞒罪恶，封锁消息。在前冬去春粮食紧张，食堂断炊停伙，群众吃菜饿饭，发生浮肿病和死人的后一阶段，这些真实情况我是知道的。可是由于我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卑鄙无耻的个人主义，采取对党欺骗和隐瞒的态度，不仅没有如实的向党报告，反继续埋头搞反瞒产斗争。这一条我具体有如下罪恶：第一、一九五九年秋季公余粮征购时，不论是自己亲自向原地委回报也好，是办公室的其它人员向原地委回报也好，自己都说“罗山是大丰收，粮食多的很，对完成地委分配给我们的征购任务，县委的信心很足，决心也很大。我们保证完成，争取超额”；在回报生活安排时，也不是按照公社回报的材料汇总回报，而每次都是按照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份彭新会议所谓最后定案的三亿四千万斤产量计算回报，编弄假材料，欺骗上级；在回报死人情况时，将饿死的人说成是疫情。在死人数字也是去头减尾（如扩大正常死亡）不按实数上报。十月份只回报全县死人120多人（当时下边报多少忘记了）。十二月份只回报死了1800多人（当时下边报多少忘记了）。一九六零年三月份只回报全县死了4000多人。五月份才回报死了22022人。这是对上汇报是这样，就是对下，也是施行高压。特别是当哪个公社报的数字多一下子，少一下子时，也是进行追查。弄的下面不敢报真实数字。第二，1960年元月份省委宋致和书记来罗山检查工作 ，当我接到地委办公室的通知后，一方面，召开筹备会，研究宋书记来后的住宿、生活和保卫等工作。另一方面，在电话上通知城关公社党委说“最近省委宋书记要到罗山来，你们要动手将街面上的卫生抓好。同时还要派人将汽车站一片和城关里边的外流人口，统统收容起来，送到收容所，不能让他们在街道上乱窜，否则影响不好”等。当宋书记检查罢罗山的工作，要到光山去前，我又****托底布置竹杆公社党委说：“省委宋书记马上要到光山去，你们要赶快派人将信湾公路两旁的外流人口集中起来，特别是竹*桥上，要有专人负责，不让光山那边的外流人口个（应为“过”－编者注）来。”又长途电话通知原光山县委说：“省委宋书记马上要到光山去，现在已在罗山吃饭，请你们作好准备。”等。不仅省委宋书记来是如此，凡是接到地委通知，公社要对什么客人，我都是积极的布置，每次都不例外这样几方面：1.卫生要搞好；2.外流人口要集中；3.生产劲头要大。第三、更为突出更为严重的是：1959年11月12月份的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亲自接到上级转来和别人交给我的人民来信三封。这些信件都是向党中央、毛主席和省委反映农村缺粮，饿死人的情况。可是我不仅不慎重对待、严肃处理。反而，一律说成是所谓“反动匿名信”，一律交公安局或公社秘密破案。结果造成反映真实情况的一个家住周党公社的潢川中学生受到公安局的拘留审讯和竹杆公社一个下级干部受到斗争。第三、1959年12月份斗了某部队一个家住周党的战士接到家信说家乡没有粮食吃，饿死人，便立即向部队首长反映了。后来部队派一个指导员到周党公社了解情况。这个同志临回时路过县里，想了解一下全县情况。当天夜里我就在原组织部高绪增同志的住室里向该同志介绍了一套假情况。我所介绍的大致情况是：“罗山今年春季是大丰收，粮食收了三四千多万斤，前一段农村生活标准是每天每人1斤粮，目前生活安排的都很好，每天三餐有干有稀，不过目前的确也有少数食堂社员生活没有安排好，问题就是没有管理好，粮食都被偷盗私分了，而这样的食堂虽然集体没有粮食，但是社员家庭还都有粮食。至于死人问题，全县目前也死了一千多人，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疫情所致。”等等假情况。
（5）充当了杀人凶（？）手，许文波、路宪文的忠实走狗和有力的杀人刽子手。在许多问题上，他们只要说一句，让我都当成是不可侵犯的旨指，不折不扣积极的、服服帖帖的去执行。我在检查起来，有这样几件最残、最无心的事情。第一、在粮食和死人问题上。许文波说：“不要光听下边的瞎叫喊，旧历年前不发粮，要饿死人，你勤找我”。我就不管谁反映的情况，更不管情况假如何，如反映的情况适合我的心意我就听，如何（应为“果”－编者注）不适合我的心意我就不听。如1959年12月份，原地委统战部部长王秀轩同志，向我反映竹杆公社赵山大队的死人情况，我说有片面性的，我就不听，也不反映。第二、1959年11月至12月份，死人最厉害的时候，群众没有办法，外出逃个活命，万若无可奈何丢掉自己亲生的儿女。路宪文、许文波说群众是正义逃生是所谓外流人口、流窜犯。说丢小孩的是假象。是敌人破坏。我就毫无一点人心（应为“性”－编者注）的积极卖和唱来，并积极的于1959年12月份一个夜晚在城关召开了党团员和县直机关负责人会，首先向他们讲了我的所谓“罗山的大好形势、秋季农业的大丰收”，接着就向他们讲：“要谁目前农村在粮食方面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并举例说：“目前城关发现不少外流人口和丢孩子的”，并强调说：这都是假象，是敌人破坏。同时还介绍潢川公安局破获的类似案件的情况，紧接着我就要求说：“今后要人人负责，发现外流人口，一律立即送到收留所，今后要再发现谁个门口有外流人口，要追查责任，同时，还要注意丢小孩的今后再发现有丢小孩的，不仅要收小孩，要着重的注意逮大人，逮住了大众很好的审查，看是否是敌人破坏”同时还责成城关派出所，要负责对外流人口的审查，并坚定的说，如何通过审查发现有五类分子的破坏，要立即逮扑。会后还责成城关党委公社党委，要在城关召开一次群众会，讲讲形势，揭发假象、以安定人心。由于我进行了这样一套反动宣传和下这一道反动命令，城关镇定一（？）大量收容所为“外流人口”，不仅白天搞，甚至夜晚也搞，12点钟以后，还派民兵在大街小巷搜索。结果造成城关一个收容所就收容1000余人，最严重的是就是对收容而来的大人小孩没有加强照管，派的管理人员不纯，喝他们的血，每天只给他们几两粮食吃，还叫劳动，结果造成大量死亡，据揭发城关收容所，死了450多人。不仅如此，我还于1959年12月份，在电话上通知“淮河沿岸的六个大队，要组织党团员分段负责，不准外流人口入境，今后那于（原文如此）再要有外来人口入流，都要追查责任”。这还不算，还于1959年1（？）月份下旬，批准汽车站执行地委的乘审（疑为“车”）要介绍信：“没有介绍信不卖票的反动指示。”第三，许文波说：“吃人肉是假象是敌人破坏，一律抓起来。”我就非常积极的在电话上通知竹竿公社、彭新公社、涩满（疑为满？）港公社说：“要讲你们原来回报的吃人肉的人一律逮扑送到县于（疑为里）”，结果在我的乱令下，逮扑了三个无辜的农民。
（6）一评（应为平）二调刮共产风。我在这个问题上不仅严重、突出，而且历史性性（原文如此），是一犯再犯。第一，1958年，我兼任城关镇党委第一书记时，在转城关人民公社和大公（原文如此）钢铁上、我完全是大嗡大聂，不管三七二十一，生产资料统统入社，入社后社员吃饭不要钱，结果搞的乱七八糟，造成城关一度在经济上压力很大。在大办钢铁上，我更是不顾一切叫群众投资，大搞钢铁抗旱等。结果造成城关收小棍（自己不清，疑为棍），砸家具，甚至连生产工具也破坏很多。第二、1959年秋季，我又是大搞一评二调刮共产风，为了大搞非生产性的基本建设，盖招待所、展览馆、发电站，都不顾群众死活。主谋向公社提取积累100多万元，并主谋向公社借款100多万元，后因省委指示，我的阴谋破产。仅有彭新、栏杆两公社上交了53万元，结果造成这些地区经济困难，工资不能发放，甚至于连买粮食的钱都没有。这我都要负完全责任。
（7） 严重的违法乱计（原文如此，应为纪）。1960年10月份，我在医院住院时，有一竹竿杆公社方集大队的两个妇女病号出院，医院事务长刘定如发现该两妇女的衣包里包着20多个馍，其中已有七个馍（？）了，就到处说。当我听到这个情况和见了我的馍时也很有气，说什么：“看个现场会让大家看看。”结果医院管理人员叫了20多个病号和医院医护人员开现场会，我在这个所谓现场会上说：“这是投机取巧行为，是富裕中农思想，真丢人等等”。接着大家对这两个妇女进行了批判，后虽说馍都给了他（应为她们，原文如此）了，但也使违法乱纪行为。
（8）违背中央指示，残害人民全县。前冬去春在群众生活那样困难，生命毫无保障的情况下，自己不仅没有提出搞生产救灾、安排群众生活、下水救人，反而大兴土木，大搞非生产性的基本建设。（1）同谋策划大搞水利，终于又叫全县兴建35座大、中、小型水库，投入民工十万人，后来由于任务大，要求紧，加之天气严寒，结果造成水利上的严重违法乱纪和大量死人，同时也造成后方老人、小孩无人服（自己不清？）养，饿死、冻死很多人，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水库上劳力强度太大，加之家庭有老人、小孩的牵挂，有一部分民工想回家。在这种情况下，我毫无一点人心（原文如此，应为性）的命令民工一律不准回家，并多次电话督促公社将回家的民工 一律动员回到水库去。特别是严重的是，这些水库不仅一无所成，而且在60年汛期炸毁龙山水库，弄得四方群众不得安宁。的确劳民伤财，给全县人民加深了很大灾难。（2）在县资金一手支拿花了17000多元盖了四幢（24间）办公室，花了4000多元，装饰了三间电话会议室，用布几千尺，用棉花几百斤，花了2000多元。打一眼机井现在还不出水，花了4000多元，修一座水电站，现在还不能发电，花了3800多元，办一个水电展览管（应为馆）。总共我在前冬去春花弗（原文如此，应为费）了国家资金28000多元，其中浪弗（费）药10000余元。不仅如此，我还于1960年4月份，指示我的瓜果。 原城关公社党委第一书记王文礼，富（原文如此，应为副）书记熊保正扒县委会民房30多间，造成城关市民没有房子住。
（9）腐化堕落，大吃大喝，多吃多占，第一，前冬去春群众因少吃无穿、饿死、冻死成千上万人，可是我在机关一直吃着小伙，每天无（？自己不清）不餐，不仅白天吃，而且夜里还吃夜餐。群众吃糠咽菜，有的连糠菜也吃不到，可是我吃的好米白面，也不定量，鱼肉是家常便饭，有时还炸着吃，还喝酒。也可以说，我在前冬去春“只管自己（？字迹不清）肉醉，不管群众死路旁”的极端反动的国民党，地主阶级的生活方式。不仅自己吃，而且我的两个小孩也在小伙上吃半个月之久，光给钱，没有给粮票。第二， 1959年12月份和1960年4月份，省残废军人演唱队来罗山慰问和黑龙江水电站参观团来罗山参观，我负责全面安排工作，不仅令商业局大买高级菜和做高级点心，说什么：“这是罗山的光荣、要招待的好一些”， 而且浪弗（费）也很大。两起客人总共60多人，我们光招待员就请50多人，他们陪着大吃大喝，我也是陪客为名，大吃大喝两餐，没给钱也没有给粮票。据这次揭发的光水电站现场会就发了很多钱。总之我前冬去春完全是以资产阶级作风，请客送礼。据不完全统计，县委会在前冬去春光请客送礼，就报销了2800多元。第三，1960年7月至10月，我因病住医院，仍不是以一个普通病号的身份，与其他病号同吃同住，个人是平吃小伙，每天无（字迹不清？）不餐，有时还炸着吃，揩病号的油、粮。1960年9月份，我到洛阳看病以前有愁路上吃不上饭，专到商业局到粮食局搞粮、油，给自己加丁点心，作为路途吃，个人临走时买了五斤饼干，也没有给粮票。据这次揭发浪弗（应为费）好面50斤、油8斤。同时在到信阳去时还叫一个通讯员护送。
（10）违反粮食政策。前冬去春群众连最低的粮食标准也吃不到，可是反动县委小伙吃饭确（应为却）不定量，随便吃，甚至来的家属吃饭也不给粮票，结果粮食吃月月超支，一超支我就写信报粮食局补助。据初报计算，我擅自写信给粮食局补助原县委小伙粮食达1000余斤。
由于思想变质，工作就脱离实际，1960年夏至节已过20多天，我令全县：“凡是离水塘近的田，只要田于（原文如此，应为里）有水，塘于（应为里）有水，都是种上了黄豆的也得（？判）了插秧，保证全县完成80万斤水稻计划”。结果全县翻了4万多黄豆，插上晚秧，秋季这些晚秧是颗粒未收，给全县农业生产遭（应为造）下很大的损失。
非法的上有夫之妇潘万慧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错误事实的经过是：1958年冬地委继续搜山工作取得胜利之行，为了彻底的挖掘隐瞒敌人，派我带一个工作组（因我当时是县委统战部长）到灵山寺和尚中开展真查( 应为侦察)工作，同时县委为了使当地公党委（原文如此，疑为公社）掌握情况和便于作尼姑工作，有从灵山附近农业大队抽出一个妇女干部潘万慧。由于工作组工作，从此我俩便认识了，时间长了，也渐渐熟了。在这种情况下，每天除了谈工作外，也谈一些私人生活问题，这时潘就向我谈出她和她爱人的关系问题不好，过去也闹过离婚，没有（？字迹不清）掉。开始在谈这些情况时，我也表示过要帮助（他）们解决夫妇关系问题，也曾拿我与我的爱人的关系，原来不好，后来也渐渐的好了的事例教育过她，后来由于在一起工作，就经常的要给我洗衣服，起初其拒绝过几次，后来看她很诚心，也就应承了。从此凡是我换的衣服，都是她给我洗，后来我为了奉送人情，也给她买了一瓶雪花膏，一双袜子，这样以来她就对我更加亲近了。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资产阶级卑鄙无耻的思想就作怪起来了，认为对我很好，又有文化，她与爱人关系又不好，将要是她离掉婚我能和她结婚，要比我现在的爱人好得多。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就在1959年3月上旬的一个上午在工作组的个住室于（应为里，原文如此），我就给她写了一个“敢情是双方建立起来的，”久后就会更加情爱”的纸条，暗示了我的情意，当天夜晚，就给我写了一封信，表示愿意向我表示情意，我俩就通起恋爱信来了。3月的下半月我俩就通了三封。不仅如此，还在1959年4月上旬的一天下午，非法的在口头上谈起恋爱来。并订出她离婚，我离婚，将来我两结婚计划，从此，我两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甚至有时左右不离，直至发展到在1959年4月底的一个夜晚，在灵山寺后白果树下，发生关系一次。当我这种卑鄙的行为被工作组的同志发现后，立即向原县委写了报告，县委接到这个报告后便三令五申的叫我调她出工作组，回农业大队。可是我由于资产阶级欲望没有达到，一方面拖延不让她走，一方面搞非组织活动，打电话找涩港公社党委张家升，要将??（此处看不清）潘要到林场工作。结果我就一手将潘要在林场作妇女工作，暂住大寺，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仍想和她保持关系和继续发生关系，后面一连在外开会和有两次有人不方便，我的无耻愿望为呈（逞），五月底县委一方面叫潘走，一方面通知我回县，我两才算离开。在未离开之前，还订立共手（守）同盟，终身（生）不说，还互换了象（像）片，我又给她四块钱，又给她母亲写了一封信，表示愿意认她为我的养母等等无耻作法。我回县后，原县委对我开展批评和帮助，我抵触不承认，光检查现象，不交待事实，就在60年7月份，我住院时，潘到医院看我，我还企图不让她说。[??]（一字，看不清）到10月份，原县委二次对我开展批评帮助，我才被迫作了交待，直将错误向党隐瞒一年多。
我为什么会犯这种严重的罪恶和错误呢？究其根原（源）是：
一、与我的出生有关，这是阶级根原（源），由于我出生于万恶的旧社会的小资产阶级农民家庭，不仅小资产阶级，思想根深蒂固，而且在思想上受了反动的国民党、地主阶级的思想侵蚀。由于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加之又种（中）上了反动阶级的思想余毒，再加上，参加工作后这些反动思想没有得到深刻的改造和彻底的清算和打击，始终占领着个人思想领域。因而离开党和人民的监督，就经不起考验，就办坏事。
二、参加革命的动机不纯。我参加革命的动机，根本就不是为了党、解放全人类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而完前（全）是为了在政治上不受压迫，在经济上不受剥削能够过着向（像）过去地主那样的安逸（享）受生活、因此，革命人生观也就没有确立。
三、没有党心，真正的党心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在党的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可以豪（毫）不犹豫，豪（毫）不挽（勉）强的服从党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为了党的、阶级的、民族解放与人类的解放事业，而牺牲个人，以致牺牲个人的生命而豪（毫）不优予（犹豫），以致感到愉快。而我却与这恰恰相反，我的一切为了个人，就从我所犯的罪恶与错误来看，我是为了谁，很明显是为了个人，很明显是没有党性的，现在我自己说：我在一九五八年以前，是组织上入了党，而思想上没有入党的党员。一九五八年以后，我就变成了一个披着共产党外衣，实际搞反革命工作的无耻叛徒。
四、离开了党中央、毛主席和省委的方针政策和指示。我现在检查起来，我自从一九五八年以来，完全没有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完全是以个人的主观幻想工作，以命令主义代替党的充分发动群众，以敢想敢干代替党的方针政策。如果说，我能真正的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也根本不会给党事业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也根本不会给群众带来这样残忍的灾难，同时也不会使自己犯罪和犯错误。
五、不爱学习。我过去在学习问题上，往往不是强调自己文化浅，钻不进去，就是说没有时间，可是有时学习一些党的方针政策和理论书籍，又有一个自满情绪支配，所以就是学学看看，也是敷衍了事，不去深苦（入）钻研领会精神与实质，更大的问题就是在学习时，不能联系思想，联系实际。因此，也就更不能正确的去运用。如党章，自己也买的有，也学习过，甚至于经常装在口袋里，可是身上带着党章，而严重的违犯党章，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六、盲目的骄傲自满。解放后，就个人来说，由于在党的亲切关怀和教育培养下，工作是一帆风顺，不断的得到组织上的提扒（拔）和人民群众的信任。自己却错误的认为了不起，将党的关怀认为是自己的能得（原文如此）。就全县工作来说，由于党的正确领导，群众的支持，取得某些点滴成绩，自己就错误的认为工作搞的不错，如水利、商业、交通等获得全国红旗，出售余公粮在全专（区）来讲，也是数一数二的，有以这居功自傲，自己就错误的认为工作作的不错，领导有方，个人也是罗山的领导之一，这些成绩也与自己有一份，到外边去，也觉得腰干（杆）硬些，等等。特别是在粮食工作上，每当听到外县产量高的消息时，就不服气的说：咱不比产量高低，咱看谁卖给国家的余粮多，谁对国家的贡献大，等等。因此在一九五九年公余粮征购时，自己就拼命的反瞒产，追逼完成征购任务，不顾群众死活，只求骗取个人荣誉，到实际不行了时，自己也不认输，还以吹牛的办法硬顶，结果造成这一流血的大惨案。
的确，通过这次五个月的集训反省，我对罗山的这一悲惨事件，在思想上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特别是对罗山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也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我对我在这一事件中所犯的罪恶和错误，也口服心服了。我认为：罗山这一流血惨案是非常沉痛的，是我党所领导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所受的损失也比拟不了的，党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的岁月里，一切都是为了解放全国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有不少革命前辈流出了鲜血，牺牲了最宝贵的生命。到今天好容易（原文如此）全国人民解放了，罗山人民解放了，这种解放不是好容易的，是用鲜血换来的。可是就这样用鲜血解放出来的人民，用鲜血换取的革命胜利果实，却被我这个党的叛徒，民族的败类，反动派的忠实走狗，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将善良的群众杀害几万，将革命斗争果实，建设成就一风吹了。况且根据罗山一九五九年秋季收成情况，根本也不该饿死人，就是罗山一粒粮食不收，党和毛主席也不会让用鲜血解放出来的人民饿死。就这样素称鱼米之乡的罗山，解放后安居乐业的罗山人民，却叫我这个坏蛋、人民的敌人，弄的暗无天日，乌烟瘴气，到处形成白色恐布（怖），使人民又进入了不如封建王朝的时代，弄的民不聊生，流离失所，死的死，亡的亡，路断人希（稀），过着政治上受统治，经济上受剥削的悲惨生活，实在是痛心难（原文如此）。其次就我个人来说，我也是党用鲜血解放出来的人，党解放了我，受尽了说不尽的苦难，牺牲了多少革命先烈，解放后，党使我在经济上翻了身，政治上翻身，分给我土地，钱粮救济我，培养了我当了干部，入了党，付出了很大的政治待（代）价和经济待（代）价。可是我这个无良心、无人心的的（原文如此）人，却把这一切抛在九霄云外，在那里横行霸道，胡作非为。想到这里，我的确咬牙切齿的脑（恼）恨自己，也没（疑为“深”——J）感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革命先烈，对不起前冬去春遭难的阶级兄弟，也对不起他们的家属，对不起罗山全体人民。
伟大的党，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和新县委首长，我在你们的亲切关怀下，已经觉悟了，愿意放下投刀（原文如此），弃暗投明，向人民低头认罪。这次党和人民给我任何处分我豪（毫）无怨言，就是法办我，杀我的头，我也认为是非常应该的，这也是应得的惩罚。判我徒刑，这是党和人民对我的宽大，我保证老老实实的守法，劳动改造自己。
总之，我的罪恶是滔天的，是党纪国法所不能饶恕的。因此，我忠（衷）心诚意的恳求党和人民给予我严厉的党纪国法制裁，以挽回影响和教育改造我本人，我保证永无怨言，并保证终身（生）记取这一血教训，彻底的改造自己，老实守法，重新作（做）人。
以上交待极不深刻，请党和人民审查！
罪人：万家印（印章）
1961年5月5日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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