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1-7-0 作者：信阳地县委调查组
信阳地县委调查组中共光山县委机关在掌握本单位的经费开支方面，由于少数领导干部资产阶级享乐腐化思想的支持。长期以来，存在着严重的铺张浪费现象，并在检查中发现以原任第一书记马龙山为首的少数人，有贪污多占，损公肥己，甚至违犯国家粮食、油料、统购统销政策的行为，情节严重，性质恶劣。（此处脱印一字——编者）将主要事实综合如下：
注：这个材料是根据原始凭证逐笔逐条抄录，深入访问，找有关单位和有关人员座谈对证以后的材料。并经与县监委员相新书记、县委办公室赵政良主任作了研究，情况完全属实。
贪污多占是以马龙山为首的几个主要负责干部，其主要事实是多领福利费，常吃珍贵补品，生活腐化，大吃大喝，伙食吃的好，交款少，多方侵占公家便宜。“夜餐费，成为他们大吃大喝的合法科目。请客招待，成为他们损公肥己的机会，个别品质恶劣的干部，利用职权非法购买国家拱制拱应的一、二类物资，为自己的享乐腐化大开方便之门。从1959年9月至1960年3月统计，在县委、人委工作的县委委员中有九位委员领福利款1700元，吃各种珍贵补品3007.9元（福利费报销1558.78元，公费医疗报销2049.12元），两项共达5307.9元，占全县行政干部福利费支出10576.67元的50.10%，虽然这九位同志中间有的生活确有困难，应予补助，有的身体有病应该吃些补品，但也有的人确实没有什么困难，也并没有什么需要吃补品的病症，而也经常领福利费，吃补品，并且利用请客招待和吃夜餐的机会大吃大喝。现列出如下几个突出的事情：
（此处1行字迹不清——编者）。
张天山 6 161 26.9 210
孙广生 6 137.5 22.9 130 20
刘文彩 9 20 10 99 13.3 290 316
从以上四人的收入看，除了刘文彩收入较少，但也高于群众水平外，他们都没有遭受天灾人祸，并在银行长期有存款余额。因此，均不应领福利费，更不应经常欠公款不还。
马龙山 合款757.49元
其中：人参14.3两、葡萄糖257支、人参精11瓶、鹿茸精10合（应改为盒——编者）。
刘文彩 合款593.16元
其中：人参11.6两、补血生两瓶。
刘树（应为述——编者）增 合款990.75元
其中：人参23.1两、人参精4瓶、银耳3两、葡萄糖43支。
赵明英 合款89.76元
其中：人参1两、人参精18瓶、葡萄糖23支。
孙广生 合款124.38元
其中：人参2.3两、人参精9瓶。
张天山 合款131.2元
其中：人参2.1两、葡萄糖110支、人参精、鹿茸丸6盒。
赵政良 合款400.43元
其中：人参4.65两、葡萄糖214支、鹿茸丸20盒、人参精9瓶。
饶智有 合款153.4元
其中：人参1.9两、人参精5瓶、葡萄糖3支。
李芳璋 合款267.33元
其中：人参2.65两、人参精21瓶、鹿茸丸5盒、葡萄糖40支。
上述九人（此处脱印20字——编者）
共吃人参63.6两、葡萄糖813支、人参精86瓶、鹿茸丸37盒、银耳6两。据医生反映，其中只有赵政良、李芳璋、刘树增三人有结核病。须适当吃些补品，别人都没有吃补品的必要。但为什么吃这么多补品呢？据医生反映有以下几种情况：
1、 直接写信或派通讯员去要，以马龙山、刘树增较多；
2、 打电话叫医生来机关，同医生指名要药；
3、 到门诊诊断，同医生指名要；
4、 医生为了照顾领导，在配药处方中主动开给的补品；
因为医院制度规定取药必须经过医生处方，但处方都是一个格式，这四种情况时间久了很难划清，那（应改为哪——编者）是要的，哪是医生开的，谁个要多少，医生开给多少；可是有这样一个例子：刘树增书记一封信向医生一次要四两人参；去年七月因病发烧，但白天没电，刘竟直接打电话通知电厂，为他开电扇发电。
除了大伙夜餐以外，从58年7月到60年3月，小伙共吃夜餐费1892.41元，按经常在家吃小伙的14人计算，每人平均夜餐费高达128.67元。据开支较少的1958年7月至12月分（应改为份——编者）统计，共吃夜餐328餐，开支376.59元。每餐平均1.15元，最多的一餐平均高达7.83元，为什么花这么多呢？主要是利用吃夜餐大吃大喝。1959年3月31日，12人吃一次夜餐花93.97元，其中各种贵酒12瓶、海参1.3斤，鱼翅0.4斤，鱼肚片0.75斤，罐头25合（应改为盒——编者）、其他如紫菜、青笋等海味应有尽有。我们将1959年的夜餐开支情况分人员算了一下帐，数字列下：（因为夜餐没有分人登记，只能根据事务长谈的材料按吃的次数多少推算的。）
马龙山112.83元，张福洪112.88元，李芳璋112.88元。
（此处1行字迹不清——编者）。
赵明英58.94元 岳振远58.94元 简国安58.94元
刘明义58.94元 郭均功58.94元 （此处脱印3字——编者）58.94元
张志超58.94元
十几个人仅仅一年，并且有很大一部分时间不在家（此处脱印2字——编者）1000.92元的夜餐费，的确有些驚人，如果扣除他们不在家的时间，吃夜餐的开支可能超过他们的伙食部分；例如59年3月分（应改为份——编者）实开支夜餐309.42元，吃夜餐的有12人，每人平均高达25.78元，这不能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夜餐是不是吃了这么多？究竟是谁占了便宜？我们专门找事务长、炊事员座谈了几次，得出的结论是张福洪、马龙山吃的多些，但吃小伙的人都占了便宜。因为第一，夜餐就是吃的好，大吃大喝丝毫没有夸大。第二，小伙吃的好，大家交钱少，超支列入夜餐报销了。具体到人吃的标准和交款标准。事务长按吃的多少和吃的好坏划了三个类型。
第一， 马龙山、张福洪、每月约吃26元左右，而交伙10元左右；
第二，赵政良、饶智有、刘树增、赵明英每月约吃22元左右，而交伙12元左右；
第三，办公室两个付主任、简国安、刘明义每月约吃20元左右，而交伙12元左右；
小伙未改为食堂制以前，每月有超支，59年改为食堂制以后，超支的更多，平均十多人吃饭的伙食单位，每月超支30多元，超的原因是以马龙山为主的想吃好的，但不愿拿钱，厨房按成本要价，还要正炊事人员的思想。比如三个鸡蛋一碗的油炒米饭2角钱还说要的贵，五个鸡蛋一盘的菜只要两角钱还不满意，结果只有事务人员另找出窍门，从请客和夜餐中来处理小伙的超支，平均每人每月至少要占5至10元公斤的粮食，其实这是一种变相的贪污。
60年二季度以来，省、地委一再号召机关不吃猪肉，喂猪支援出口、支援城市、支援工矿区，而县委机关为了照顾自己和家属，6-8月份杀了十七头猪，其中八月份杀的一头猪90斤，规定按干部等级出售。即：第一书记家属买肉七斤、油七斤、心肺2斤，计16斤。其他书记家属买5斤，部长家属买4斤，付部长家属3斤。部长以下干部家属只有不买，这样作法不仅违背了省、地委指示精神，而且在干部之间和干群之间也造下不良的影响。
经过多方查实对证，证实马龙山有严重的贪污多占以及违犯国家粮、油统购统销政策的事实。
2、经常吃补养珍品，1958年10月分（应改为份——编者）到60年6月吃补养品价值757.49元，而据医生反映，马并没有什么病的症候。同时马的小孩（马英超）药费21.17元列入公费医疗报销了。并从三月分份到现在欠人民医院的药费74.44元未还。
3、因老婆小孩有病，派专车到汉口、信阳接送老婆、小孩和医生，共计浪费697元（按成本计算的，如按一般运价计算为3012元），加上旅差费40.85元，共计浪费737.85元。第一次是4月中旬，因小孩有病，派专车和通讯员去信阳接爱人回来。第二次四月底因小孩病未好，又派专车去信阳人民医院接医生，另一次是今年三月分（应改为份——编者），派专车送其爱人、小孩去汉口治病，并同车去通讯员、事务长各一人待从。赵政良主任也同车前往，但经医生检查并没有大病，不必住院，马的爱人也就趁机坐专车游逛武汉三镇和东湖、长江大桥等风景名胜。
4、其家属两次来机关。第一次他二哥来（58年11月）县委、人委和白雀公社请他五次，开支160元。第二次（59年11月）他的三哥来县委又请一次客。少给小伙的伙食30元共75元，两次共开支公款235元。
5、 吃夜餐不按制度。从58年7月到60年3月共多吃夜餐费218.31元。
6、马的爱人黄宗仁不应提级也提了级，第一次从59年9月到59年12月提一级。第二次从60年元月又提了一级。两次提级共多领工资116元。
7、私人买一件雨衣15元叫公家报销了。
8、严重的违犯粮食、油料统购统销政策。1960年上半年在粮食局不给粮、油凭证，购买花生米60斤，大米81斤，面粉8斤，麦麸150斤，香油4斤，并指示粮食局给原来他的老同事张文斗往汉口寄和稍（应改为捎——编者）去（三次）粮票200斤。
另外，县委机关58年5月分（应改为份——编者）实行依人定量以来，马龙山家属经常到小伙吃饭，不付饭票，共计多占粮225斤，连同今年六月分（应改为份——编者）马的爱人去信阳看病，多占县委机关粮票50斤（加工精粉）共275斤，并（此处脱印13字——编者）香油七斤。以上共计粮食838斤，麦麸折32斤粮食，花生米80斤，香油11斤。
9、为保证出口，鸡蛋不准做糕点用，但马的小孩借有病为名，6-8月分（应改为份——编者）叫商业局为其加工蛋糕九次31斤，价格为1.2元一斤，而马却以成本价0.9斤付款，有一次为加工三斤蛋糕就烧了30多斤木炭。
由于主要领导干部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在机关经费开支方面也表现着讲阔气、讲排场、好新、求全挥霍浪费，脱离群众的大少爷作风。1959年以来，按最后发票计算，共计浪费国家资金达186（此处12字不清——编者）。
一、基本建设方面，1959年以来，共计浪费71283元，其中：
1、1959年5月分（应改为份——编者）新建县委会，截止停工日止共开支61592元，除了砖、木、沙、石等材料价值33509元外，净浪费28033元，打了40间房子的根脚。建新县委的计划，当时拿出40万元投资，在工作繁忙的情况下，抽出五个干部，以张福洪为主负责这项工作，并且决议停止一切修建，提出新县委会的建筑是全县的重点之重，要求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保证45天力争一个月完成这项基建任务。后经地委发觉一再制止，才于六月分（应改为份——编者）被迫停工。这项严重铺张浪费的计划才未实现。
新县委住址，从图纸上看是相当可观的，把书记处和常委办公、会议的地点建在余湖中心，各部办公地点和干部宿舍建在湖的四周。当中搭一道天桥通往外界，既幽雅又辟（应改为僻——编者）静，很象（应改为像—编者）一座公园，但严重的问题是离开了群众。
2、建新县委计划虽未实现，但住好房子的思想并未解除。县委会有房175间，并且大部分是解放以来新建的房屋，不仅够住，而且比别的单位富裕，因此，暂时不建新房是完全可以的。但他们借口利用盖新县委会的材料和图纸在县委会内盖书记处（此处脱印10字——编者）元，平均每间花了3500元，造价高于最好的楼房两倍，并且浪费了国家大量的木柴，这幢房子按最好的平房每间以1000统计算，浪费了国家资金33750元。
二、缺乏艰苦朴素的作风。为了少数人的方便在运输力比较紧张的情况下，他们长期控制一部汽车为少数同志出差下乡乘坐。根据马龙山的指示，既不准单独拉货，又不准顺便稍（应改为捎——编者）脚，等于是县委机关的汽车，不过在交通局存放罢了，我们看了一下，这部汽车的使用登记薄，特点凡是领导出差，都必须备专车接送，甚至到胡围孜（三里路）也是坐汽车来去。张福洪闲着没事干，驾着汽车到湖北小界岭拍照风景照片，买一合（应改为盒——编者）纸烟，也开着汽车往潢川跑，到南大河洗澡也叫去汽车接。这种人已经成为不坐汽车就寸步难行的人了。
这部长期备用的汽车，我们算了四笔帐，从1958年10月到1960年8月分（应改为份——编者）23个月按长途一般车到信阳每月来回拉货25趟计算，共计少拉货287500吨公里，减少运输收入71890元；第二笔帐按县境以内短途计算，少拉货20.4万吨公里，减少运输收入61200元；第三笔帐按这部车的耗费汽油、折旧费、司机工资、养路费等实际成本计算，23个月共计需要开支30031元；第四笔帐是按实际成本计算再扣除赴外地开会、接送上级领导以及因其他紧急工作还得乘坐专车的费用8365元以外，净浪费汽车费用23665元。
（此处脱印2字——编者）工作方面追求形式，不考虑效果，属于工作方面本来可以为国家节约的开支，也不注意节约。工作中严重的浪费有：
1、1958年春天，为了迎接四省卫生检查团，夺取卫生红旗县，他们搞卫生采取一种非常浪费而又不是治本办法的措施——放烟雾剂。全县一齐动手，用一切可以杀虫的药剂勳杀蚊、蝇，结果不仅卫生部门的杀虫药剂全部用光，而且将农林局存放的杀虫农药也全部用完。全县造成很大浪费，仅胡围孜一个公社浪费药物折款5万多元，由于这是临时措施，环境卫生制度没有坚持下来，虽然当时取得一定的效果，但不久蚊蝇又活动起来，白白浪费了一批资财。
2、（此处脱印10字——编者）科目，补助下发规矩，以（此处6字不清——编者）为例，全年共开支会议费55102元。按全年参加会议的人数57000人，每人平均六天计算，应开支公杂费（每人每天3分）（此处脱印一字——编者）元。炊事员工资7695元，伙食补助（按规定的四种会议）（此处脱印一字——编者）元，共计应支28735元，超支26267元，占会议费的（此处脱印一字——编者），超支的钱花到那（应改为哪——编者）里去了呢？我们检查了全部会议费开支单据，发现了很多漏洞：
（1）不应开支补助的补助了伙食，仅此一项多补助了8200元，例如扩干会和布置工作的会议均不应开支伙食补助。可是他们有些类似的会议却有补助，去年九月分（应改为份——编者）开一次扩干会410人，开四天花了1844.93元，其中光伙食补助879.81元。
（2）公杂费不按制度，随便开支，开支多少，报多少，甚至把机关开支也放在会议费上，因而造成大量超支，59年全年共计超支18067元，超支的原因：
一、借会议机会购置东西，会后留机关用了，去年一年在会议费中光买皮线达13523公尺，水瓶96个，会后都叫开会的机关拿回了。下次会议又要重买，造成浪费。
二、印刷品过多。去年（此处脱印15字——编者）元，其中六月份开的一个档案会，不到400人，公杂费就开支2787元，超过标准三倍，其中仅印刷一项开支1907.6元，包括有20种档案卡片，除了稻场、农具、水车、竹园建立档案卡片外，并建立5万户社员档案卡片。据反映这些卡片绝大部分没有执行，印的两千元的卡片被白白浪费掉了。一个贫雇农代表会印餐证10万分。
三、不应在会议费开支的也从会议费报销了。去年县委开支的1898.96元的招待费和1801.41元的夜餐费被列入了会议费，去年六月分（应改为份——编者）开一个监察会95人开四天，应报销公杂费11.4元，而实际开支389.32元，（此处脱印6字——编者）开支了19元，（此处脱印6字——编者）28元都从会议费中报销了。会议费成了解决一切问题的后门。
四、随便开支奖品，去年光奖品开支达1198.39元，其中有锦旗、实物、奖状，一个213人的劳模会印了500分（应改为份——编者）奖状，一个三八妇女节会议发了70面奖旗。
五、看戏、看电影。基本是每会必看，看后公家出钱：去年会议餐中共开支文娱费达2197.79元。
除了上述原因以外，主要是会议管理人员责任心不强，财政部门没有严格的会议预算申请制度，一部分会议服务人员在会议上借机大吃的喝，甚至有贪污盗窃的行为。
1、请客成风。1958年7月到1960年6月共计请客开支3018.96元（包括请省豫剧团花的1120元），其中58年下半年开支810.65元，59年开支855.87元，60年上半年开支232.44元。耗费的主要物资计有：
肉蛋类 554斤 合款269.2元
海菜类 71.6斤 合款200.67元
酒类 619瓶 合款386.14元
糕点类 490.5斤 合款385.2元
纸烟类 1553合（应改为盒——编者）合款507.3元
招待费适当开支一些是可以的，尤其对部队或上级首长给予必要的招待还是必要的。但如果不分对象请客成风或借请客机会大肆铺张，以请客为名损公肥己，那是完全错误的。从他们请客的对象和请客开支情况看，虽然一部分是应该的，但大部分是属于铺张的。例如：
（1）58年省豫剧团来县慰问开支百元左右招待费完全可以，但结果花了1120元；
（2）借请客为名，多买东西，结果客人吃不了，自己吃了。如58年11月分（应改为份——编者），路书记、雷秘书长来检查工作吃了一顿饭，开支44.34元。在招待的食品中有11合（应改为盒——编者）罐头、15斤水果、纸烟11元、12瓶酒、50斤土豆，显然，两个客人是吃不了这么多东西的。
（3）县委小伙平时吃的东西有很多加在客人名下报销了。如59年3月分（应改为份——编者）买海参开支48.36元，罐头25盒，连其他肉蛋类共95.97元。是在请客单据中报销的，但没有注明招待何人，问事务长时，才说是县委小伙吃的。
（4）请客不分对象，干部调动工作也请客（自己拿钱是可以的），58年肖崇俊部长调动工作前后请了四次客，开支达229.8元，59年张部长，范县长走又请客花了91元，实际东西是小伙（此处脱印2字——编者）大家吃了，而钱叫公家出了。
（5）请客过多，客人厌烦。去年11月分份部队尤军长回来探亲住三天，餐餐备有丰富的延席，结果客人厌烦，到老同事卫生科长家里住去了，每顿只吃一般饭菜，谢绝了县委的招待。
（6）家属来也请。凡领导来的家属都要请一下。张天山母亲来请一桌（此处脱印15字——编者），男客男陪，女客女陪。
2开现场会也大肆铺张。59年12月（此处脱印5字——编者）开一次300多人的生活安排工作现场会，这个会议本应大兴勤俭之风，给基层干部以良好影响，但结果在现场会上大搞现场浪费，这个会议杀了12头猪、16只羊、吃600斤糍粑，400斤大鱼，开支总额880元。
3、吃夜餐没有一个制度，小伙特殊，大伙也不按规定。县委机关仅夜餐费（从58年10月到60年6月止）就开支5815.76元，占全部办公费的65.93%，吃夜餐按国家规定，夜间工作在12点以后继续工作的人每餐才准报销0.15元，但以这个制度衡量一下这个（此处脱印27字——编者）
机、四部电扇，12套沙发。显然物资配备的有些偏多，超过了地委、专署的设备。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59年以来添置的，例去年一年买了五部自行车，四部收音机、12套沙发、三部电扇、两部电话机，做被子45床、公用布买7958尺，共开支购置费达4620元。马龙山、孙广生、赵政良、刘树增等四人住室挨着，但每人房间安装一部电话机，一年多来浪费安装费和租赁费1827元，张福洪出一趟差买两部旅行收音机、三部自行车，为了装饰住室，马龙山买了62尺红布做窗帘，紧接着张福洪买了12.5尺，但马不久搬了住室，布帘也不见了，又重买新的。
五、机关干部长期借支公款不还，外地干部借支公款、借支饭票，找不到下落的都列作了报销。县委机关截至八月底止，干部借支公款1331.51元，占一个月机关工资的20%，个人借支多的达316.33元，少的10多元，欠款时间较长的达二年之久。由于借款手续不严，本机关借款借的多还的少，愈累愈多。外机关借款到现在已有22人，欠款173.64元未还，而会计随便作了报销。甚至个别品质恶劣的人借公家饭票也不给钱。例如，9月2号办公室赵政良主任借餐票三元，于九月份列入公杂费内报销了。
1、幼儿园保教人员的经费应从小孩收费中解决，不应列入国家报销。特别是每个小孩由公家发给两元补助的规定，完全违背了职工福利由中央统一规定的精神。
2、招待所人员不应由国家供给，应当按照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管理，核定收支预算，确定收支任务，以发挥单位管理事业的积极性。
4、展览馆11个人编制太大，尤其现在对外不开馆，（此处脱印6字——编者），需要精简。今后开馆也只能临时抽人，不应把讲解员列为长期编制。
5、广播站现有11人，配两个站长、三个编辑、两个播音员。编制也太大，因为每天对外只有四个多小时播音时间，编导播送任务只那么大，因而也就不需要这么多人。
6、电影、剧团都是国营文化企业，但有很多场次影剧演出，当作义务不给钱，据剧团和电影队统计58年8月到60年8月共义务演剧大小40场次（58年两场，59年27场，60年11场，其中有5场是在县委院内和马龙山住室演的，应付款2760元未付。演义务电影109场（59年76场，60年33场。其中在县委演65场）应付款5150元未付。直接减少了国家收入。
1、从问题的性质和情节看，我们认为主要是县委机关少数负责同志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享乐思想，在和平的环境下，经不起资产阶级的思想袭击，因而，处处讲排场，事事讲大方，不是比艰苦朴素、比勤俭建国，而是比阔气、比漂亮。在财务开支上可以不要制度，可以公私不分，（此处脱印17字——编者），因而，乱批（此处脱印一字——编者）子，乱定制度。张福洪可以一次批准93.97元的小伙开支列入夜餐费报销；马龙山可以随便派公家的汽车为自己接送老婆、小孩，这种特权思想和资产阶级脱离群众的作风，的确已经发展到严重的地步。如不及时扭转，势必葬送更多的干部。
2、作为单位财务主管部门的县委办公室没有担负起管好本机关经费的责任。并且在浪费材料中间发现很多是在办公室主使下发生的，如夜餐和请客招待，办公室赵政良主任不仅参与了吃喝，而且还亲自安排；事务长刘朝应说：“凡是吃夜餐、请客招待除了马龙山、张福洪通知外，绝大部分是赵主任来（此处脱印6字——编者）的，并要求：“吃好些。”，但吃了以后（尾页未复印——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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