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1-8-17 作者：庞培庆
庞培庆[作者是安徽省界首县、蒙城县、临泉县委的一个领导人]
这几年来我的工作在县委的领导下，虽作了一些工作，但由于个人对上级的指示和党的政策学习和执行的差，以及群众观点薄弱，这几年在工作中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所受到的损失也很大，特别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天损失更大，现对几个主要错误作如下检查：但很难一下子检查彻底，请到会同志帮助：
一、 在各项工作的计划上，不是从客观规律走群众路线出发，而是自作主张的个人主义，不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工作计划，因此产生了吹虚假报的浮夸作风。
（1）在农业生产方面，计划制定的过高过大，要求大面积丰产网40―50％，高额丰产田5－10％，小麦单产计划300－500斤，并开展小麦千斤，水稻双千斤，皮棉500斤和万斤红芋运动，小麦在措施上一般的要求种籽30－40斤,丰产田50斤以上；一般的达到三水四肥，丰产田达到五水七肥；深犂一尺以上和1000担至3000担肥料的要求。59年提出100亿斤的粮食指标，因为我们的要求既高而又大，压制了民主，限制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干部不敢说实话，就以少报多，浮夸成风，而又普遍。有了高指标，高估产，随之高征购，就购了过头粮，保命粮，完不成住务，布置把已留好的种籽也卖掉。59年冬会议布置后，长官公社就卖掉种籽10几万斤。
（2）在付业生产方面，同样是指标高，任务大，付业生产任务要求每人平均400元，争取500元，同时计划每个公社建万头养猪场（宋集两万头场），县直双万头猪场，各大队5000－10000头猪场，有几个公社建万尾青鱼场，各公社建百万尾鱼场，500笼蜂场，以及各公社建万只鸡鸭、兔、羊场，当时认为这样搞起来按计划完成任务，我们的经济在一、二年之内就可以来一个大翻身，对国家、对集体，对社员个人都有好处，谁搞的不积极就批评，就没有分析考虑到这里边有没有困难和问题，光从个人的如意算盘着想，就没从坏处打算，结果来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调了群众的猪羊很多，不但没完成力不能及的空想计划。同时因为技术条件上的限制，和管理不善等等原因，受到了严重的损失，如县万头猪场，损失80％以上。
（3）在指挥生产上，不是根据实际情况研究生产，而是措施不当的蛮干瞎指挥。
上级党委教导我们搞生产必须因地因时制宜，倾听群众的意见进行生产，不能生搬硬套，我们不是因地因时制宜的走群众路线，从实际出发搞好生产，而是撇开群众，撇开实际去搞，表现在：
（一）59年秋种的要求上，达到园田化，做好大、中、小渠道，道渠相通，渠渠相连，沟畦相接，具体规定一千亩一个大渠，一百亩一个中渠，10亩一个小渠的要求，同时做到畦田平如镜，沟直如线，土碎如面。
（二）60年栽水稻在密植的要求上：2×3、3×5、3×6密植，并棵，夏至已过不能再栽，还叫继续栽，为了完成任务，又叫旱植播，旱播水保等办法，结果没收益，浪费了种籽、土地和劳力，群众反映说劳民伤财，不敢讲。
（三）大兵团作战，不爱惜劳力，对劳动力乱调，以大队为单位搞稻改专业队，以生产队为单位集体生产，认为集体生产有几大好处，第一集中生产好领导，治懒汉；第二便利指挥生产；第三好评比；第四好开展竞赛运动。其实从现在的实际效果和群众的反映来看，相反：第一，一天做不了半天的活，有的离劳动地点几里路，往返路途误工太大；第二，地少人多，一天挪几次地块，做活没有走路时间多；第三，不易于评工记分，违反了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降低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影响了生产。
（四）以生产队为单位集中打场，当时认为这个办法好，既节省劳力，又避免瞒产私分，从今年的午收来看，去年如果是分散打场小麦不会受到这样大的损失。
（五）大队小队不定型，变动过多，高级社时由10几户并成30来个队，人民公社化后，大队小队又变了，以后实行军事化，营、连、排，59年春又把大队划小队恢复小组，59年整社后又并大队，这几年来就变了七、八次，因此帐目混乱分配就不能及时结清。
二、生活安排上：
由于浮夸虚报，59年对粮食上心中无数，灾情上不摸底，对抗旱成绩估计过高，虽一百余天没下雨，认为几年的水利工作已基本上实现了河网化，旱涝都不怕的思想存在，同时又提出生产自救，不向上级要粮，不当伸手派，在粮食工作上临泉又是老红旗县，主观主义的认为今年从各方面算帐有粮食，在高估产的思想推算的，无论如何这面粮食红旗要树起来。更严重的问题是认为59年种的胡萝卜和种的菜多,再加上其他的代食品是能过去的。由于有这些思想作怪，在生产上发生了问题，犯了错误。59年冬60年春非常被动，同时在生活安排的方法上，不是按实产算帐，把粮食安排到户，而是按高估产算帐，由于各个公社抓缺粮人数抓多了不行，按抓缺粮人口安排的，结果供应面小，而吃粮面大，—人的口粮一个半人吃、或者两个人吃，吃不到应吃的标准，在调运上又不及时，有时脱节供应不上，在运动中损耗过大，粮食质量又差，就是供应半斤也吃不到。
以致发生问题就束手无策，只有大搞淀粉，大种菜和搞些其他代食品的办法，有时发生了问题自己解决不了，又不及时的向上汇报。如艾亭的洪北大队，60年春天检查发现问题很大束手无策，也无法解决，还埋怨公社对用粮制度掌握不够，又没很快的向上汇报，只给三千斤粮食维持几天，后白秘书长去才全部解决问题。
由于思想上存在着高指标，高估产，工作上官僚主义，不调查不研究，对严重的灾情主观认为抗旱成绩大，取得丰收，在生活安排上，始终处于被动，就没有分析一百多天不落雨带来的困难，户里粮食被收翻，自留地被收回，社员家底空死，饿、病逃荒都很多。
三、在大办上，不是根据需要与可能去办，而是盲目的大办，如大办工业，大办养猪场，办大食堂，大搞工具改革，三个月实现沼气化等等。
大办工业方面，公社化后大办工业是对的，但由于自己政策观点薄弱，群众观点不强，单纯的任务观点，58年大办工业上要求过急，办得越多越好，越快越好，不但是县、社、大队办工业，小队也要大办工业，同时提出白手起家，土法上马办工业，半年时间就办成3000多个工厂，机械厂实现车床化，县机械厂50部铁制车床，公社机械厂铁木合制车床20部，大队5部的要求。
工具改良化，车子轴承化，改的不管用硬改，不改不行，石磨有的改的不下面，深耕犁，改良耧改的牛拉不动也得改，谁不愿意改就给戴上右倾帽子，58年改大车一万多辆都不能用，改来改去浪费的很大，浪费了木材也很多，既浪费了人力，物力，又耽误了生产。
大办养猪场损失过大，上面已作检查。
大办食堂。以为大食堂好处多，吃饭省劳力，省烧柴，下地一致，便于领导，便于贯彻政策，是社会主义的阵地，但不是根据条件与可能就去盲目的推广，造成很大的浪费和损失，群众不满意。由于项项大办就产生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挪户并庄也就搞起来啦，群众反映说：大至房屋、牲口，大农具，小至盆、瓢、杓、碗、锅、筷子都并走，这样弄下去怎能过日子呀。
沼气化三个月实现，各公社不讲，光县直机关不受批评很少，提出半个月不搞好沼气化就不供应煤烧。水利局，公安局搞的好一些，也是为了应付参观，光挖沼气窑子，做沼气盖子等等，沼气工具浪费的东西不少，以及搞沼气过冬，设保温设备，要用保温的柴草做饭，要比出来的沼气做饭多上好多倍。
从此来看。我们推广一种新的东西，不是本着上级指示的精神去推广的，推广一种新的东西应该是试验成功和定了型以后，再逐步的推广，我们的办法听风就是雨，不根据实际情况，说干就干，慢了就批评，把保守、右倾帽子戴在头上。
五、黄岭工作问题：黄岭是我分管的公社，该公社59年的冬天,60年的春天发生死人也很多，浮肿、干瘦病占60％以上，外流有1700多人，59年黄岭比别的公社偏了几场小雨，在粮食上也多收了一些，但〔本〕不应该发生问题，那么为甚么发生了问题，原因是：
1.工作不调查不研究，不走群众路线，认为这个地方多下了几次小雨，红芋栽的也不少，黄岭等作物生长也比较好，差的地方也就是两个大队，因此就产生了麻痹思想，对灾情不摸底，对粮食心中无数，算账也是高指标算的，咋算咋有粮食，征购任务完成1300多万斤，结果购了过头粮，（如果少购300多万斤粮食就不会发生大问题），以后分配的任务完不成，还是硬干，为了搞粮食在鲁楼开过找粮食现场会，介绍挖粮经验，其实对大家起了个回去收翻的作用。
2.浮夸。59年午季以自己的主观愿望、小麦评的过高，开始评180斤，二次评的160斤，三次评为150斤，其实平均单产在110斤左右，结果午季任务没有完成，种籽没有留够，生活安排的也不好，为甚么评这样搞〔高〕呢？有自己的错误根据，到几个大队抽查几块小麦，做出标本样子，这些标本样子，挑选在一块地里较好的地方搞出来的，在评产时可以说服大家。如在前林大队河洼生产队搞的一块小麦，我们搞的单产90斤，基层干部搞的就是70斤，这就说明我们想搞高的，基层干部想搞的低，这样搞不是从实际出发的。
在秋季产量上也是估的过高，作物面积不实，旱死的红芋、黄豆也未去掉。因此征购的多，供应的晚，为了完成征购任务和安排生活，户里粮食被搜翻，社员的自留地从午季就收回，致使社员家底空。在供应上报的缺粮人数少，供应的多，如贡庄大队在三月分报缺粮人口3100人，实际供应4000多人，各处的社员都吃红芋秧子，吃青现象很普遍，以及某些基层干部的多吃多占，违法乱纪，致使造成广大社员的浮肿、干瘦等病和外流以至伤亡，房屋倒塌，牲口死亡的重大损失。如姚集大队在60年的午收后，因为生活没安排好，姚庄—个庄564人就外流104人，817亩午季作物，因管理不善和吃青，每亩只收66斤。128亩旱秋作物，因生活没安排好，大部未收割叫社员吃青吃啦，这个庄两个食堂每人每天只吃到半斤粮，还不及时，又没菜吃，早饭到中午，中午到下午，晩饭有时半夜还吃不上。
3.在搞淀粉上也是浮夸虚报，光看见表上的数字很大就满足，食堂吃的很少，也有弄虚作假的应付检查，把水车和其他农具放在毛草根底下充实当原料多。
4.在生产瞎指挥上：
（一）59年那样的特大旱灾，不是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采取有效措施保住红竽不死，使其正常生长，而错误的提出万斤红芋的生产指标，群众没信心，结果有的旱死没收益，当时错误认为指标定的高，再加上社员的干劲，完不成一万斤就是完成三千斤或是二千斤也好。
（二）60年春天红芋育苗，主张以生产队为单位集体育苗，认为这样既节省人力，又好管理，结果育上后，因管理不善偷吃和烂了一些，春红芋完成的少，影响了全年的收成，因缺红芋秧，73000亩的红芋任务只完成有60000亩，其中还有11000亩是因栽的晚是三类苗。
（三）搞水稻也是强调以大队为单位搞稻改专业队，集体搞，这样劳动力浪费过多，7000亩的任务只完成1800亩，因管理不善，每亩产200斤左右的占三分之一。
（四）60年午季打场一律以生产队为单位集体打，还有兼收兼打人，认为这样搞好处很多，这就是不相信群众的具体表现，结果场里边谁也不负责任，偷拿和霉烂现象很严重。
5.在执行政策上：（一）在平调上：在59年春天在黄岭搞退赔重点，没搞好，认为这帐没法算，过去的事还算甚么，不但没很好的赔退，在59年的秋天又主张在全公社调30多个劳动力搞农场，还从大队里调的马车和其他农具。（二）在生产上没有很好的执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和超产奖励，减产赔偿的政策。对包工包产执行不够，打多了没有奖励，打少了没赔偿，评工记分做的很差，多劳的没有多得，总认为国家的粮食任务完不成食堂口粮吃不上，这些就办不好了，结果降低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影响了生产。
六、工作作风：（1）拖拉作风：如阅文件有时压的时间太长，60年从4月给我一分文件到8月分拿出来还未看，结果影响了部门的工作。（2）处理问题不果断：有些同志找我研究问题，有时不表示态度，也不提处理意见；（3）对个别同志应该批评的不说也就迁就过去了。（4）开会时间过长问题得不到完全解决，同志们反映是疲劳战术，如在黄岭搞粮食征购工作，天天兑现，时间又长，同志们说这样太疲劳，工作还搞不好。
以上错误原因：
第一：对党的方针政策以及上级的指示，既不很好的学习，又不很好的执行；政策不能及时与群众见面，群众反映说现在政策变啦。
第二：既没群众观点，又没国家观点，工作不调查不研究，不从实际出发，愿意听高的，听大的，爱听说大话的；对说老实话的就不听，甚至批评，认为他们保守落后。
第三：在看问题的方法上是偏面的，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如对外流人员的看法上认为这个地方有这个习惯：一到开春有些人到息县一带去种瓜，也有的到河南去走亲戚，没认识到本质问题是粮食问题，这是毫无阶级观点去看问题。
第四：不能如实的反映情况，主要是患得患失的个人主义，怕批评怕处分。
第五：主观主义不相信群众，不走群众路线，有事不和群众商量，认为自己高于群众一等,压制民主。
今后努力方向：
（1）认真学习与执行党的政策和上级的工作指示；
（2）加强调査研究工作，细心的分析情况；
（3）有事向群众请教和群众商量；
检查人 庞培庆1961年8月17日
来源：安徽省界首县、蒙城县、临泉县委和领导人在县三、五级干部会议上的检查材料。
来源：安徽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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