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1-9-6 作者：中共安徽省临泉县县委书记, 李昌晋
中共安徽省临泉县县委书记、李昌晋三年来，我县各项工作，在上级党委的正确及时指导下，由于各级党委的重视，取得的成绩还是基本的，但是由于个人政策水平差，对上级指示认真研究掌握执行不够，工作不深入，官僚主义的领导作风，在工作中犯了很多错误，给党和人民造下了严重的损失。60年春在宋集工作此一段中，犯的错误更严重，检查起三年来我在工作中的主要错误是：
（1）不根据实际情况，任务要求过大过急，统购过头。在粮棉统购方面，我们提出“粮油棉为第一，组织力量大突击，苦战几昼夜，超额先报喜”等不适当的口号。全县58－60年完成征购粮食40182万斤。由于购了过头粮，购后又供应15147万斤，占37.7％，供销差价群众也吃很大的亏；特别是59年度，在百天大旱，粮食减产的情况下，全县还完成粮食11975万斤，购后又供应6906万斤，占57.66％，不少地方完成任务没啥吃，反而又安排供应，群众很有意见。在棉花统购方面，58年实产棉花320万斤，分配任务858万斤，而统购上来372万斤，不但没给群众留，而把57年老棉也购上来了，群众反映连使的线都没有了。
（2）采取夺红旗，放卫星，召开现场会，一天一兑现，完不成任务受批评，造成工作浮夸，弄虚作假：58－59年在粮食征购中，层层兑现，放卫星，控制卫星日进度，由于不根据实际情况，造成严重虚夸，58－59年不见粮食就付款的有11万元，多报空头粮260多万斤。在59年春上突击农付产品收购时,提出“庄庄清，户户清，完不成任务不收兵”的口号，滑集公社买空卖空，扩大收购额2.5万元，县里召开现场会受到表扬，59年全县收购总值最后落实虚报20多万元。
（3）统购过头粮，供应不摸底，造成粮食往返调运，浪费劳畜力，损耗大，供应不及时，该多供而少供，造成疾病伤亡，深痛教训，特别是60年春上，由于59年在粮食工作上减产当丰收，任务偏大，卖了过头粮，生活有问题，又不摸底，结果调出粮食4000多万斤，由于粮食调空了又要供应。60年春上又从外地调进988万斤，县内调剂1500多万斤，由于原来入库急，水杂大，加上往返调运，全县损耗粮食250多万斤，安排口粮标准虽有那样多，实际吃的少。再加上调运供应不及时，部份地区伤亡很严重。如能及时反映真实情况，少购几千万斤，少调几千万斤，即不会死那样多的人。
（4）不按政策办事，多购少留，只购不留，偏面的强调任务，造成部份地方还受批评，强迫收翻，破坏了群众家底，造成了群众极大不满，59年午季因完不成任务,下面将小麦种也卖了，下面思想不通。60年的午季粮食征购，由于阴雨连续不断，延长了三个多月时间，采取白天夜间打场，一天打多场的办法。由于瞎指挥浪费了劳畜力，还打不净，全县由于收打粗糙、浪费、多吃即损失粮食很多，最后任务完不成，从户上，大小队仓库、敬老院等找粮的办法，造成下面强迫搜翻。在农付产品收购方面，前二年来也是按户分任务，使下面有的地方完不成不打饭，组织突击，提出“庄庄清，户户清”的错误口号，下乡摸鸡窝，见猪就赶，收棉，收蛋挨户翻，收购采取一扫光，连种鸡都不留，59年收购家禽最多，由于白蛋多，出鸡率只占20％左右。在收猪方面，原来规定120斤以上才能收，为了夺红旗，争上游，70、80斤不够标准的猪也都收购，无法外调，就地育肥，死亡很多，干部群众吃不上肉，至今还欠群众猪肉票15万多斤，兑不上现。
（5）不该收而收，乱搞投资，存实代食，损坏了群众的财产，银行、信用部在58－60年在农村开展实物投资，共578万元，提出口号是：“壮志赛凌云，干劲冲破天，积聚资金双千万”。由于单纯追求任务，部份地区逼着群众把家禽、家畜、家具、农具、树木、棺材、桌椅板櫈等都动员折价投了资，虽在今春整风整社退还了群众一部份，还欠68万元直到现在没还清，如58年的3月分县在城关王砦大队召开存食〔实〕现场会，批判了田桥信用部主任右倾思想后，一个月时间存食〔实〕投资上升到562万元，孟楼一户卖饭的孟广云，喂驴一头，非叫投资，逼的没办法〔而〕上吊（已解救），迎仙公社刘集大队60年春上搞投资，按5类人口分摊任务，有钱不存，有东西不卖，不给打饭吃，张砦生产队社员张玉山，为兑口粮款没办法，扒掉四间房料搞投资，杨桥公社的沿西等地，逼着群众卖桌、椅、板櫈搞投资，发生打人骂人的现象。在财政税收方面也有多征的现象，60年的农业税征收，由于产量估的高，最后落实少，公社分配超过12－15％的政策界限，而多购了农业税折款56万元。在税收方面按计划产值分配任务，不该征税的也即纳了税，宋集公社不该征而多征了税款19700元。
（1）死人方面：
宋集公社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几年来工作成绩是巨大的，但我犯的主要错误是：59年冬到60年春这一段，饿、病，死、逃荒很严重，发病率较多时，全社占总人数60％左右，大队有的达70％，小队有的达80％，全社总的死人达25％，严重大队达到36％多，个别生产队达到40％强，将一个很好的局面造成悲惨局面，是很深痛的，是一生难忘的。从宋集历史条件来看，不应发生这样大的问题，农村基础好、畜力多、劳力强、土地好、干部也经过多年锻炼和考验，并有一定的农村工作经验，人事关系各地区情况也较熟，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出问题的。在这样条件下发生这一严重的错误，可以说我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是人民不可饶恕的，为甚么会犯这些错误呢？
严重的滋长着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工作不深入，不能确掌实际情况，滋长着浮夸、假报，59年那年的大旱，本来是减产，当成丰收去算帐，指标高，产最高，征购任务大，59年宋集分配任务1400万斤，实际完成758万斤，最后落实产量，全社仅收2188万斤，除去饲料、种籽、征购合计11770000斤，只剩余1010万斤，口粮那时吃的标准还不低，一人一天12两标准计算，只能吃不足6个月。这样总的算帐，算到11月底即无粮食了，夏荒地区从7月份虽即补助，但供应的数最不多，到12月下面即无粮食吃了，县供应了22万斤，社向下供应115000斤，60年到元月分才按比例增加供应848000斤，社供100万斤,向下按比例控制，结果下面全部供应，那时不是采取实事求是，倒算帐的办法去安排统销，而是按高指标去先购后按，购后再销，更错误的认为下面按估产粮食还多，又感觉粮食能抓到国家仓库里，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安定社会秩序，安排群众生活，才能有物资保证，如宋集少购几百万斤，即不会发生这样大的问题，供应粮食能及时调入，按标准及时供应到食堂，也会少死一些人，虽然每人供应7－8两，加之路上损失，调入粮食杂质过多，又加各方面多占，供应的红芋槎子，还有的变质霉烂，真吃到群众咀里却很少，粮食又不能及时运回，有时食堂发生停伙等原因，当时农村情况是知道的，看到病人，看到死人即束手无策，并说，浮肿病抓紧治疗，要杜绝死人，已死的很快埋掉，粮食不够吃要大搞淀粉，一天要吃7两粮再吃8－10两淀粉灾荒还可还以渡过去，干部挂牌再包到食堂，即不会出问题，并带干部给社员算帐，有粮兑到食堂，既得钱又吃了，还节约烧柴，一举两得，认为社员家有粮食，对安排好生活办好食堂是不利因素，结果形成下面有的追逼和收翻，不调查不分析、不听群众反映，如吃小死孩子问题，不从根本上去看问题、错误的认为是有意破坏，造谣传说，给造政治影响，思想有意破坏，这是特殊事故，要从政治上去认识这问题，食堂无柴社员扒棺材烧锅，思想感觉这样影响不好，实际食堂无烧的，也想不出好的办法解决，并说我们未提倡，社员自己搞的不考虑政治影响，这样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做法是不对的。
讲形式，封锁消息，怕暴露实际情况，遇到检查团检查，事先通知要做好准备，特别是公路两旁一定搞好，因而就调干部、调劳力整修公路、锄草、扶树、扫路，并将劳力调到公路两边干活，应付检查，显示工作搞的好，群众干劲大，实际上封锁想把领导与群众关系割断。
计较个人得失，怕右倾，因而死人情况既不全面了解，也不汇报，有时反映些情况也是零星的，一个庄上的问题，元月25号赵砦检查年关生活安排，即发现赵砦大队后张庄即伤24人，其它庄将死人关到屋里，这一严重的问题，如要及时反映情况，呈报上级采取措施，即不会造成这一悲惨事件。
保红旗思想支持，感觉临泉工作搞的还不错，又在大跃进时期，看到问题想把他堵住解决了，未有全面打算措施，只强调浮肿病人要集中洽疗了，适当增加营养，粮食少，搞毛草根，实际粮食即那样多，不增加粮食，怎能增加营养呢？因而浮肿病此落彼起，以致发生到死亡，结果问题也得不到解决，造成严重的恶果。
（2）生产方面，农村形势不加分析，方法不当：
60年春的生产，未根据农村实际情况去安排生产，要求过死、过高，水稻搞几万亩，春红芋搞几万亩，使劳畜力不能适应，红芋秧子也未有那样多，是春种作物安家不当，耕种粗糙，大部未得到中耕锄草，土地荒芜，下去看好的，听好的，以典型来推算，提出不适当的，过高的要求，栽稻子，割麦子，田间比武，造大场一天打几场，打后即入仓，形成下面思想紧张，慢打多吃，虚夸假报，生产未搞好，午季粮食损失很大。
办大食堂，组织干部到粱长营参观食堂，要求多样化，搞一条龙食堂这方面也浪费了很多劳力和物资，结果几个庄办一个食堂，由于过于集中，吃饭不方便，晴天多跑路还耽误生产，雨天不能到食堂吃饭，只好打回吃些冷饭，影响身体健康；有的打饭跌倒路上，把饭搬倒沟里，群众意见很大。
（1）要面子怕落后，对自己分管的部门工作或包干地区的工作生怕搞落后，反上右倾，因此就不根据实际情况，单纯追求任务，认为只要能完成上级交给的指标，就能保住红旗，就受不了批评，并说那个部门保不住要检查原因。
（2）不按实事求是办事，要求过大过急，超越了客观上的可能，提出一些不适当的突击口号，以致形成下面虚夸、假报、强迫命令，违犯政策，挫伤群众的积极性。
（3）不能如实的反映情况，这是最深刻的教训，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一是不善于深入调查研究，对自己分管的工作不能掌握真实的情况，二是讲究个人得失，怕暴露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只光说成绩，不讲问题。由于存在着这种极端的个人主义思想，对下面汇报工作，也只能愿听好的，不愿听坏的，听大的，不听小的，从而也更助长了下边的浮夸、假报等不良作风。
（4）对上级指示缺乏认真的学习和研究，党的政策不能正确的贯彻执行，对下面执行政策又缺乏深入的检查，发生错误得不到及时纠正。
（5）群众观点不强，不关心群众疾苦，因而也就不能正确的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把党的利益和群众的利益分别开来，没有认识到党的利益和群众利益的一致性。
总之，几年来我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对上级指示学习的不够，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个人主义作风，不调查不研究，不能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犯了许多错误，这些错误是严重的，是沉痛的，给党给人民造下了不可补救的损失，也是我一生难以忘记的，我今后只有深刻的接受这些沉痛的教训，认真学习党的政策，提高政治水平，改造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在实际工作中锻炼改造自己，努力做好工作，勤勤恳恳的为人民服务。
李昌晋1961年9月6日
来源：安徽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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