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2-4-13 作者：原中共商城县委农工部副部长, 曾厚仁
原中共商城县委农工部副部长、曾厚仁检查人，曾厚仁，现年三十二岁，中农成分，农民出身，生于1930年元月，家住本县双铺区陈砦大队。
1937年至1941年在家放牛和闲玩，1942年至1945年在学校读书，1945年至1946年6月分参加工作，到52年9月任工作员，52年9月到53年4月任区团委付书记兼工作组长，53年5月至54年5月任区团委书记，54年4月到55年2月任双铺区委付书记55年3月到56年3月任区委书记，56年4月到61年3月任县委农工部付部长，从61年3月到现在任农委秘书（54年中南学校学习半年，56年在省委党校学习半年）。我在解放前没有参加任何组织组织（原文重复两个组织）。我的亲友大部分都是中、贫农，只有我的远门姐夫陈齐仁是地主成份，当过伪官，守过法（此字不清，疑为“法”），现劳改期满在家生产，我与他没有任何关系。
1959年冬和1960年商城人民遭到了反革命分子一次大屠杀，是一个很大的惨案事件。自己在这个事件中，虽然在紧要关头我在信阳学习，但经现在这个时期的转变，是犯了很多严重的罪行，经过九个月的反复思考和领导同志们的帮助，认识到我的错误严重性，现将我的认错事实和认识检讨如下：
（1）1958年大办钢铁时，我在三里桥铁厂负责，报了很多假数字，放了很多假卫星，每天只生产铁一、两顿，而上报100多吨。
（2）58年在何店时，县委工作组九个同志种了一块棉花，实际只产籽棉102斤，确（应为却——编者））上报亩产皮棉102斤，并向外地介绍了经验。
（3） 1958年开始搞社办工业时，燎原大队一个多月办了三个小厂，而上报说办成30多个厂，并说取得了很大成绩，去总结推广这个假经验。
（4）1958年上报水稻产量时，燎原大队的水稻，亩产实际只530斤，上报为1500斤，并总结成文字经验带到北京，在全国农业先进单位代表（应加会——编者）上去推广。
（5）1958年12月份我参加全国先进单位代表会议时，带去的数字绝大部分都是假的，骗取了自己的名誉。
（6）1959年全县遭受了百日无雨的大旱灾，自己认识不到有灾情，还说商城是大丰收，在秋季上报水稻产量时，燎原大队水稻实际亩产450斤，而上报为610斤。
（7）从58年到59年两年中，我在燎原大队搞包工包产和分配方案时，绝大部分都是假的，要求高，数字不实际，都当成经验去推广，而造成下边无法执行。
（8）1960年夏季核实小麦产量时，自己还在虚报，燎原大队小麦实际亩产只110斤，而上报150斤，叫公社按150斤去计算征购和安排群众生活。
（9）1960年（此处26字不清——编者）水稻要达到1500斤，并总结成经验，叫县委去推广。
（1）1957年秋季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也错斗了一些好人，如社员张长银是贫农，因说一些不满的话，也给他戴上了富裕农民的帽子，叫群众去批判斗争。
（2）1959年10月在县张花园反右倾斗争时，我主持斗争了燎原第四队支书余庆堂，因说他瞒报土地面积，私分粮食和自留地给社员，斗争后又宣布他撤职反省，后又转到打米厂去反省，实际也是劳动改造。
（3）同时在会上还批判辩论了五队支书刘文清、张大国、邓中许等三人，主要是说他们有悲观论，不应说是粮食不够吃，否认人民公社优越性等，批判后并让他们都写了书面检讨。
（4）1959年10月分在县反右倾斗争后，接着又在丰集寨开一次党员大会，早会上批判斗争了很多人，当时我是在办公室负责材料的审查，报县委批准，在材料中很多人都是反映59年灾荒大，粮食减产，征购任务完不成，农民可怜等真实情况，也把他们戴上右倾思想帽子，送县批准斗争，如粮食干事胡能光，就是因为反映粮食减产，被批准斗争。
（5）1959年10月在县反右倾斗争后，因说王银保同志斗争后回来不老实、有活动，我与欧启彬、杨功时、雷栋材、董如江等八人，写了一个检举材料送给王汉卿，致使王汉卿又把王银保同志叫到县反省十多天。
（6）1960年5月分在燎原大队工作时，社员岳作中、马明章等二人在高（应加楼”——编者）烧炭把芦店大队的黄牛吃了一条，当时有会计冯兴德把他二人捆起来，带来找我处理，我不仅没释放，反而与公安局打电话，要公安局拘留，当时公安局未批准，结果交到米厂，去劳改十多天，斗争了两次，又将他二人送劳改队。
（7）1960年夏季核实小麦产量时，我在燎原大队还主张反瞒产，说二、五小队产量不实，组织十多个干部到二、五小队清查稻场，清查食堂和队保管室，清查会计账目，并批准姜志超同志在五队不负责任，黄湾子产量有问题。
（8）1960年夏季吃小麦时，上级指示每人每天吃十三两，自己在燎原大队按每人每天十二两安排给社员，并对会计说：我给你们按十二两安排，你们过去可以吃十三两，食堂内有机动粮，结果实际食堂只吃十二两，使社员的身体不能很好的恢复健康。
（9）1960年6月分，我在燎原大队搞消灭落后队时，因说第六队落后，（此处32字不清——编者）。青年都是家中有人把他调走，离开了家庭，致使他们不能和自己的亲人长期在一起，当时由杨庭秀等粮户对搬家思想不通，经过强迫动员数次才搬去，并对会计黄卫民说：“他们不搬家，不要在他们队计算口粮。”
（10）1959年冬在燎原大队召开干部和教师会时，在开会期间有个姓芦的老师回去了，自己又派人把他找回来，叫大家批判斗争他一次。
（11）1960年2月分我由信阳学校回来时，蒋文忠把犯错误的干部和小偷小摸集中10多人，在打米厂去劳动改造，自己没有制止，并送去两个杀牛的。
（12）1958年冬在大搞大办钢铁和大办社办企工业时，自己在燎原强迫了一部分群众搬家，腾出了10多个湾子扎上了工业和大学，对群众的财产造成了很大损失。
（13）1960年7月分为了制止群众偷青稻，我在燎原管理区召开了党员会，研究了三个办法：一是没收偷的稻，二是赔偿损失，三是进行辩论。结果六队长曾文友回去过了几天捉住了张国珍偷稻，没收了张家中的全部东西，而张跳水自尽，我应负一定责任的。
（1）1958年冬到1959年春，我在燎原大队工作时，开始来参观人民公社搞招待所我都参加了，吃有十多头猪，几百斤大鱼，我都陪着吃了，大部分是没有给钱。
（2）1958年到1959年两年中与大队干部在夜内也吃了很多饭，共计有三十多顿，每顿都有肉、鱼，吃后都没有给东西。
（3）在燎原大队工作时，过年过节大队有东西，我总是要买些到家中吃，猪、牛肉都买过，虽然也都给了钱，但是很便宜。
（4）从人民公社化后，我在燎原大队工作时，为了搞形式，讲排场，也浪费了很多人力、物力和财力，搞跃进门、试验田树标牌，搞展览，办大学等，如办何店综合大学，有次苏联专家来，买书浪费款1200元。
（1）调戏何店总机女话务员林承秀同志。我刚到何店工作时，而林还是小孩，我们经常与她闹着玩，到1958年秋林长大了，原县委内勤小张托我介绍与林谈结婚，经过几次谈话，我与林的关系就更密切了，有时一搞大半夜，在总机内开电话、听报告，不讲形式的与他（应为她，下同——编者）说笑话，打着玩，有时要电话时若是他睡着了，我就打她，拉她的腿，就她的头发。为小张的婚姻问题，有时话未谈好她要走，我就拉住她的手或衣服不叫走，有时她也很生气。
1958年5、6月分有一天夜晚，原县委书记刘保印电话报告叫连夜动员抢收，我听了电话后由五队赶到何店总机作电话报告，我到总机已经十二点了，总机室内林与徐都为睡，等着找我开电话会。电话会议开到三点钟左右，在我电话会开始时，林与徐道荣（也是话务员）都为睡，办公室也有人。电话会后，办公室同志都睡了，而林承秀和徐道荣都睡在总机室内一个床上，也都睡着了，但有两个队还没有要到，我又重新来要这两个队的电话，我先叫林而林未醒，我叫徐而徐也未醒，我又叫林后林还未醒，我又去（此处5字不清——编者）林，把林的裤子一扯，把她的裤子连裤带都扯散了，这时而林还未醒，我就去解林的褂扣子。徐道荣醒了，发现她的裤子被扯散，而徐就说是我扯的，因而小林就哭起来了，第二天而林就找了龚书记、王汉卿、王银保、江品山等三人，说我想强奸她，扒她的裤子等。我与林承秀的问题从思想上来检查，开始是与她闹着玩，到了最后一段是想通过调戏达到发生关系的目的，但当时那一夜的确真不是想与她发生关系。
（2）1959年春我在柳坪大队办猪场时，与受精员朱吉霞发生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两次，第一次是有天夜晚我俩在一块写（此处6字不清——编者）是说猪的受精谈起，谈人的受精问题，最后她写个条说：“你若对我没意见，可以到我住处去玩玩。”结果我去了去了与她发生了肉体关系。第二次，过几天后她又到我屋内来，又发生了一次关系。过了几天后我俩一块到何店开会，夜晚回来走到马大堰路上，我两坐在那里，拉着手，杨廷秀来看见了，所以她就回去装疯作怪，说我踢她的脚、抹（应为摸——编者）她的手等，群众都知道了，从此我俩断绝了关系。
（3）1959年4、5月分，燎原剧团演员程长秀与县民警队姓彭的结了婚，结婚后要求把粮食传到城关镇供应，当时我没同意，后她又从生产队写来个介绍信，我有没有同意，最后由几天夜晚她又来找我转粮食关系，结果我两就发生了关系，过了几天才把粮食关系转走，从此我两断绝了关系。
（4）从58年到59年还与朱时惠、岳作秀、陈月芳等女同志关系很密切，有时到一块想找她们拉拉关系，但是由于与她们接近的很少，所以没有与她们发生关系，特别是与朱时惠同志，我两有一个时期关系更好，在一块交谈过思想，从我思想上是想与她发生关系，但与她在一块时间短，更加她是军属，怕犯错误处分的重，所以没有敢与她发生关系。
从我犯错误事实来看，确实是非常严重的，特别是在男女作风方面，做的都是非人所为的事情，广大劳动人民在那里受苦受难，而自己在那离开心取乐，成天不考虑工作，被一些年轻妇女所造成不顾群众的影响，不顾党的威信，只顾自己的享乐腐化，我的党员，是变了质的，我的思想是腐化堕落的，做的事情是卑鄙可耻的。破坏了党群关系，破坏了党的威信，适党在群众中造下了不好的影响，我虽是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一个中层领导干部，已经丧失了一个普通人应有的道德品质，真正走向了资产阶级腐化道路，养成了流氓成性的坏作风，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几年来党对我是忠诚的培养，我自己是慢慢的走向脱离党的道路，回想起来我真是对不起党、对不起广大人民。
我为什么犯这种严重的错误呢？其根源是：（1）我出身于中农家庭，没有受到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不能体贴贫苦农民的痛苦生活，所以在农民没有吃的、正在受苦受难时，自己不仅不能关心群众生活，而还在那里辩论斗争农民、挥霍浪费、乱搞男女关系，这不是共产党员所作的事，而是资产阶级流氓地痞所作的事。（2）我生于旧社会，过了旧社会一段腐化生活，思想上受的影响很大，在入党时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个人升官发财，享乐腐化，所以自己扒上了领导岗位，就利用职权，进行胡作非为，达到个人享乐腐化的目的。（3）我从参加工作以来，是一帆风顺的，是一直上升的，没有受过什么挫折和打击，所以自己在思想上就产生骄傲自满，麻痹大意，没有用党的纪律来约束自己，特别是林承秀问题发生后，当时领导上没有对我进行处理，所以我的资产阶级卑鄙思想和流氓行为不仅没有制止，反而有很大的发展，以致形成玩弄妇女，乱搞两性关系，不仅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而且也丧失了一个人的社会性。（4）最主要的是我的思想变坏了，从58年以后，我是不听党的话，不按党的要求办事，一切为了个人的享乐腐化，如违法乱纪，乱搞男女关系，自己也知道是党所不允许的，自己是明知故犯，一犯再犯，一直走向腐化堕落，蜕化变质道路。
1、有些坚持了真理，向坏人坏事开展了斗争：（1）59年春我向地委反映了王汉卿的男女作风问题，并写了书面检举，结果撤职了王汉卿第一书记职务；（2）60年2月分，我由信阳党校反右倾回来时候，看到（此处2字不清——编者）死人、死牲口，没有粮食吃，自己亲自向毛主席写了一封无名信，反映了商城因为王汉卿不发粮食，造成死人、死牲畜的情形，并请求中央派工作组来检查，发粮食，搭救商城人民。
2、自己在了原（应为燎原——编者）工作时，也经常向县委反映真实情况，找县委要粮食，同时也要到了一些粮食，使原管理区的群众也少受了一些损失。
3、自己在工作中一贯积极主动地，能克服困难，能吃苦，能与群众一样参加劳动，与群众关系搞的比较好。
4、1959年冬，在信阳党校反右倾是，我也是斗争的对象，我受过批判，写过检讨。
总之，我在58年、59年两年中，虽然做了些工作，但是错误还是主要的，而且是非常严重的。为了挽回党的影响，使自己接受教训，请求组织上给予我严重的处分。我今后重新作人，不再犯类似这样性质的错误。
检查人：曾厚仁1962年4月13日
来源：河南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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