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2-7-6 作者：原中共潢川县委书记处书记, 张作和
原中共潢川县委书记处书记、张作和从参加工作以来，由于主导思想上的问题，又辜负了党对我的多年教育，使我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犯下了原则性的错误，现将主要错误系统检查如下：
1、在41年5月间的日本占领期间，我村确定为轮流任乡长时，这就轮到我们身上，当时我父亲不识字，我父亲就叫我去乡公社办理具体事情，我父亲应名，当时乡公所实际掌权的虽仍然是以前的重要人物（如张清和、王相如、张金贵等），但名誉上仍然是我们的、当时我在乡公所的主要事情是办理催亻夫催款、派车等具体事情，实际就是为日本服务。在任乡长期间，有一次日本包围了村庄，叫乡长出来找当八路军的，当时就把我拉出来，叫找谁和八路军有关系，因为全村人都在一个大院内，我看形势不对头，就随口说小穷与八路军有联系（我当时看到他没有在），所以找了一阵没有找到才算罢休。
在乡公所有五、六个月的时间，距我庄四里地一个煤矿叫“南大荒”的日本人叫村上派一个报告员，当时因没人干，乡公所的几个人就叫我兼任报告员，每天早饭后去报告一次（在乡公所拿个条子，上写“今日无事”，盖上章送去）。在当报告员期间，有一天的下午，我在场打场时，看到张明堂（是我庄人，据现在了解说当时是我军连长），带领五、六个人追赶着一个叫小洞的（小洞当时是在南大荒矿上日本那干事，不知是干啥），追到村西，小洞抓住小火车跑了，跑到南大荒后，一会他领着伪矿警队来找，张明堂早跑没影了，没找到回去。第二天我到南大荒煤矿上报告发生的这次情况。张明堂由于在那一带活动，虽然早已出名，日本人对他已有警惕，再加我这次去报告了这一情况，使日本人对他更加警惕，对他的活动，当然也要受到一定影响。这样干了有四、五个月，到42年夏天就不干了。
2、在解放初期（45年冬）与本村张景森（后来才发现是一个潜伏的反革命分子），由韩连福（解放后的矿井队长，留用人员，当时在我村工作）主持组织了所谓贫农团，吸收了一些所谓敢说、没地、干斗争的（有些是地痞流氓）参加，开展了斗争，使一些该斗的没有斗到（如张润芝、王升堂），不该斗的斗争了（如张润清等），后来由部队转来的张明福（中共党员）在村上正式组织村政权时，他担任了农会主席，对原有人员重新进行了整顿，当时我担任村长，清洗了张景森。这时，张景森就起反动意图，以张明福作风不民主为名，活动村干部，叫组织向张明福提意见，当时我也认为张明福作风不民主，也有些意见，变成了张景森活动的对象之一，也就替张景森去活动干部（如副村长张树保、妇联主任尚美容等人）叫他们准备提意见，后来发觉了张景森企图推倒张明福篡夺村政权，他党农会主席，他兄弟张景亮当村长，并计划串动矿井对包围民兵部等活动，我才叫觉悟过来，揭发了他们的活动，经政府调查后，逮捕了张景森，对我们进行了教育（后来张景森被政府枪毙了）。
3、关于参加组织问题：是在46年冬和47年的春季，我任村长，当时的民兵指导员张润金（当时的党组织还未公开，不知道他是支部书记）与我谈参加组织的好处和前途等等问题，问我是否愿意参加。我说愿意参加，后又与我谈说你要参加候补期需要六个月，等候补期满后，才能转为正式党员，与我谈了以后，再没有找我谈，当时我一直认定是六个月后再说。随后我被调到区任民政助理员，不久就组织干部南下，我当时就报名南下了。负责集中干部（是47年的10月下旬）的是区长赵祥，这时我就认为已够六个多月了，我就找赵祥要求转正的问题，赵祥就研究一下再说，过有一两天，我又找赵祥问，赵祥说研究了同意你的转正（也没有什么手续），随后，就叫南下干部填表，在填表时就填上了，这就成了正式党员。
59年冬和60年春，由于指导思想的错误，不仅没有执行党的政策，而且歪曲了的党的政策，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造成了潢川事件，其错误事实如下：
1、59年冬经我批准逮捕了所谓的“杀牛、破坏食堂”等案件100多人，逮捕后，由于长期不加过问，再加上监所的违法乱纪，致冤死在狱中者达20余人。
2、59年11月份，一天晚上梁德柱忽然找我说：“传店公社副书记王海忠汇报，一个民兵营长唐道昌活动了很多人，准备夺大队枪、抢仓库，并准备今晚动手”说完叫我和当时公安局长杜荣生去破案，当时我就和杜荣生带领民警和干部等一、二十人连夜到传店，召集了有关人员汇报后，就认为情况属实，就把唐道昌找到叫杜荣生进行了初次审问，审后，专署公安处韩处长也带了六、七个人到传店了，杜荣生汇报后，我和韩处长又进行了审问，和杜荣生汇报差不多。认为事实属实，经研究确定并报地委批准，逮扑了四人（一个地主，一个富农，两个贫农），到60年七、八月份，经地委、县委调查组调查后，证明唐道昌是为了群众着想，成了假案，结果除唐道昌外，冤死在监内者三人。
3、59年的11月份，为了推广所谓罗山经验，与梁德柱、赵勋远共同策划在城内召开五类分子会议，开始我去作的报告，叫他们进行检举别人，所谓别人，那没问题就是群众、干部，在会议中揭发材料达1000多，粮食、棉花、油料也有几十万斤，其结果都是假的。散会时并批准胡崇本请示的桃林等几个路远的公社，给一顿饭到大队报销的请示（以后没有执行）。
4、59年9月份我上桃林公社搞反瞒产时，到高砦大队时，该大队队长与我汇报说：他搞的几个生产队都没有粮食了，任务50%也完不成。当时我批评他是右倾，群众说口粮、种子也不能相信，要见粮就送。在这种威逼下，这个队连口粮、种子都卖完了，结果饿死了不少人。
又到张集大队，认为这个队搞的好，入库多，就主张在这个大队召开了公社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在大会上批准批判斗争了一个大队干部沈柏根和17个生产队长，在这个会议上曾发现有推和按头现象，认为是怕影响积极性，而未加制止，会后还撤职了两个生产队长。
并在该公社一次党委扩大会议上对所谓“一贯右倾”的干部主张处分，经与公社书记国中华研究并用电话向县委赵勋远书记请示后，处分了三个干部。
5、从桃林公社会县时，又在伞陂寺公社召开了伞陂寺、黄岗、桃林三个公社书记会议，在会议上，将当时干部的被迫表现说成是三软：开会后回去腿软，见了群众嘴软，群众一说心软，并说为了执行县委“粮食工作搞不好撤下来”的指示，提出“第一次搞不好给以警告，第二次搞不上去要开展斗争，第三次再上不去要撤下来”的错误口号。
6、对于普遍缺粮问题说成是假象，干部下乡吃不上饭认为是群众抵触的表现，所以就在一次县委抽调干部下乡搞粮食工作时，我向干部提出：这次下乡准备三天不吃饭呢，实际也是不让群众吃饭。
7、以反右倾为名搞反瞒产：59年10月下旬，我到双柳公社搞反右倾试点时，就将反瞒产当成了主要内容，在会议上就批判斗争了所谓“有严重右倾的干部”20余人。
我在该公社时，有公社书记程友江与我汇报说：“有三个大队发现有死人现象，有个医生说和吃的有关系。”当时我认为是疫情是病，并批判了医生的说法，虽然叫派了公社党委副书记桃德龄带了医生去检查医治，也是打针吃药的，向县委梁德柱汇报时，也指使汇报疫情死人，根本没有考虑缺粮饿死问题，知识这个公社的死人不但没有制止，而且有了发展。
8、60年六、七月分，省委调查组来潢川调查死人情况时，县委正在召开公社党委书记会议，散会时，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晚上，梁德柱叫我把公社党委书记留下，布置一下作些思想准备，我在会议上就说省委调查组已经下去了，你们要作写思想准备，死人数字不经县委批准不能向调查组汇报数字等等，给调查组增加了不少困难。
9、59年的11月间，省委宋书记来潢川了解群众生活情况时，梁德柱叫我和宋书记一块到伞陂寺公社的八里大队，去到后，我向宋书记说这里生活还不错（当时这个大队在全县来说还是比较好的），中午又在大队吃的干饭、鱼、鸡、红芋等，这样使宋书记没有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全县问题也没有被暴露出来。
张作和62年7月6日
来源：河南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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