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2-10-0 作者：[待确定]
从原都匀市财贸部副部长刘洪斌为首的，同原市商业局局长张治荣、市商业局副食品科副科长杨玉霞（女）等人构成的破坏集团案件，去年十月向省委作过初步检查报告。当时对若干重大问题没有查清，整个案件未作最后结论。根据省委指示，去年[此处有三字不清]在省委工作组直接帮助下，又以两个多月的时间对该案进一步作了查对，州委进一步作了研究，确定了结论，进行了处理，得到了教训。现作如下报告。
刘、张、杨破坏集团，在一九六零年至一九六一年这个国家[此处有二字不清]处于严重困难的时期，抓住粮食这个要害问题，以市商业局[此处有三字不清]河联合加工厂为基地，别有用心地非法囤积了粮食二十四万三千七百七十五斤，企图挖空国家库存，造成中断粮食供应的严重局面。
他们进行破坏的手段之一，是乘我困难的时候，极力扩大三道河加工厂的用粮计划，长期大量隐瞒囤积粮食。经过他们核定“合法”计划，一般超过加工厂生产能力的一倍以上，经常非[此处有二字不清]囤积国家的粮食达八至十多万斤。即使当加工厂提出粮食用不[此处有二字不清]，粮食局提出异议时，他们仍然明目张胆地坚持原定指标，并[此处有二字不清]“用不完也要买完”，责难粮食局“死扣指标”，加以压制。一九六零年冬季，都匀城区只有一、二十天的口粮库存，这使刘、张、杨开会研究，假借元旦、春节生产节日副食品的机会，隐瞒了加工厂尚有粮食十三万多斤、黄豆一万八千多斤的库存事实，由张治荣、杨玉霞两次起草报告向市委要粮九万八千斤、黄豆二万斤。当市委拒绝批准他们的意见后，竟假冒市委决议，要挟粮食局拨给粮食三万多斤。在食油问题上他们也采取了同样的手段。一九六零年三月，都匀城区国家库存食油只有二百斤，同期三道河加工厂却已囤积了二千八百斤，在此情况下，他们却以生产高级水果糖为名，密谋指使杨玉霞造假告急：“只剩十五斤油了，如不解决下午就要停止生产”，迫使粮食局把仅有的二百斤葵花油拨给加工厂，中断了对居民的供应。
利用职权，混水摸鱼，制造混乱，企图挑起群众对党的不满，是他们进行破坏活动的另一个重要手段。刘、张、杨等人以“整顿饭店”为名，对饮食行业用粮在党委已经进行了必要的压缩之后，又进行了大幅度地克扣；以“节约粮食”为名，更改、降低高空、高温、井下和病人的保健特需供应标准；为了挖空粮食库存，制造市场紧张，挑起群众对党的不满，他们在一九六一年初，借机私自将都匀城区二十三个饭店取销了十七个，剩下的六个经刘洪斌批准、张冶荣出面还压低指标，“加大毛利，降低质量，限制供应”，同时命令蔬菜公司停止供应饭店豆腐和好菜，造成市场供应极度紧张。一九六零年九月，他们竭力提议将特种工每月供应糕点一斤改为白糖二两五，将医院病床糕点每月一斤半降为一斤，并迟迟不安排消肿粉生产，散布“消肿粉治不好病，要有油、肉才能解决问题”，使许多持证病人得不到治病的副食品，意见纷纷。为了破坏粮食集运工作，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刘洪斌为首把经过压缩的农村集镇饭店用粮指标，私自砍掉（以下有一页模糊不清）
点。他经常勾引女色，如在影场中猥亵妇女，设宴吃酒要指定一年轻漂亮的女服务员侍候，把长得漂亮的五类分子家属安排工作，以便其腐化生活。两年多来，被他侮辱的妇女有十多人，长期与一有夫之妇通奸，甚至在一床上同两个女人睡觉。
这个破坏集团的形成和一系列破坏计划的推行，具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和由来已久的历史。
杨玉霞是地主家庭出身，父亲被我镇压，母亲被我管制，对人对党对人民怀有刻骨的仇恨。她曾向刘洪斌吐露过自己的复仇情绪，发泄过心头之恨，深得刘洪斌的赏识和同情。刘洪斌看中了这个打手，一手将杨由门市部主任提为副食品科副科长，窃取了全市副食品生产和分配的大权。张治荣是旧职员出身，特嫌分子，为公安部门长期侦察的对象。贵州解放后，张治荣与其弟曾隐瞒过枪枝子弹，在反右派斗争中被划为中右，一贯对党怀敌意。刘洪斌同张治荣“志同道合”，刘在市委面前一再夸耀张的“能干”，以至骗取了党的信任，篡夺了商业局长的重要职位，与之相互策划，为非作歹。刘洪斌的来头再大，他出身于富农家庭，祖父、岳父被我镇压、管制，本人见一个反革命分子。在东北伪满时期，刘在日伪政权任职达九年之久。在此期间，他欺压毒打群众，抢劫人民财产，先后四次去日本大坂接受训练，充当翻译、监工，并拜一日本警察为干爹。抗战胜利，其家乡被我解放后，刘与当地反动头子勾结在一起，破坏雇工合理清算运动，指使地富分散财产。后来，刘洪斌为逃避斗争，又跑到沈阳蒋管区投案国民党反动派，任青年军[此处有一字不清]士班长三年。直到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被我解放，混入革命队伍，并进一步找入党风，窃踞了要职。如上所述，刘、张、杨三人，正是在这种共同思想和阶级的基础上，以刘洪斌为首结合起来的一个破坏集团，而刘洪斌个人是反革命分子，张治荣和杨玉霞均属坏分子。
刘洪斌还在部队服役期间，当得知其祖父被我镇压、岳父被我管制的情况时，便加深了对党对人民的仇恨，在内心深处燃起了反党复仇的火种。一九五六年转业到地方工作时，他即精心策划了自己的反革命计划，并按照计划展开了罪恶的破坏活动。这个计划是：首先，他伪装积极，假报成绩，抓住某些领导人的弱点投其所好，骗取了领导的信任，窃踞了市委财贸部副部长、市财经办公室主任和市财经党组书记的重要职位，篡夺了市级商业部门的领导权。刘洪斌为了迎奉取宠，常常报喜不报优，显示自己的“才能”；常常用国家物资请客送礼，迎合某些领导人生活特殊化的弱点。市委、市人委的某些负责同志，在不同程度上曾得到过刘洪斌的手表、衣料票证和烟酒糖肉等副食品，同他一起吃吃喝喝，个别的甚至同流合污。其次，在站稳自己脚跟之后。刘洪斌进而一方面用吹嘘、越权等手腕，拉进了一批心腹力量。除了推荐和提拔重用了张治荣、杨玉霞，作为其左右帮手之外，还提拔重用了反革命分子、特务分子、伪宪兵、妓女等十二个坏人为工业科长、业务科长、秘书、工会主席、公司副经理等重要职务，吸收了八个拿定息的私方人员进入党内，从组织上控制了市商业部门的领导权。另一方面，用物资利诱的方法，从思想上腐蚀组织和干部，拉拢同情，扩大党羽。刘洪斌不仅同市商业局副局长、总支副书记经常吃吃喝喝拉扯不清，凡召开商业部门负责干部会议都要招待一番，几乎每会必宴，鱼肉糖酒，应有尽有。为了方便，他们在商业局秘书科还存有一千多元的公款，备有烟酒细点，随时用于腐蚀干部。然后，由于从组织上、思想上控制了商业部门，在一九六零年正是我州农业连续受灾减产，经济生活遇到严重困难的时期，当他听到某些地方群众抢粮、都匀城区粮食库存极其虚薄的消息后，便认为时机已到，展开了自己的破坏计划。
以刘洪斌为首的破坏集团，蓄谋已久，发生在我们脚下，为什么长期未被发觉，而且发觉之后迟迟不能作出正确的处理呢？早在一九六零年三月、六月、十一月间，市粮食局三仓库、市粮食局、三道河加工厂都曾先后向市委提出过文字报告进行揭发；同时他们的破坏活动已经推行到很多方面，涉及到广大人民日常生活，招致了强烈反应；严重的是，一九六一年四月当州委接到市粮食局报告、派人着手进行检查后，竟拖长一年半的时间、久久不能作出正确的处理。这除了刘洪斌的极力压制，案件的复杂情节，和他们破坏手段的阴险巧妙而外，市委和州委都负有重大的责任。都匀市委某些领导同志，对以刘洪斌为首的破坏集团的案件性质，长期缺乏阶级观点和阶级调查；若干同志被其一些小恩小惠所迷惑，与之划不清界限；案件中的某些问题还曾得到过个别领导同志的批准。因而，失去了应有的阶级警惕，在查破案件过程中表现了软弱无力，起了纵容包庇的作用。州委对于查破此案的指示，有的被个别市委领导同志阻住了，派去工作组的人员得不到支持和合作，以至影响了及时结案。从州委来讲，我们也有着自己的错误。我们平时的工作不够深入，政治警惕不那么高，对长期发生在身边的若干现象没有引起高度注意，及时察觉，加以制止。案件发现后，我们对于此案的复杂情节和它的严重性质，一开始也还估计不足，遣派的力量不强，督促的不严，抓的不具体，表现了严重的官僚主义。党经常提醒我们，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那些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以刘洪斌为首的破坏集团案件，再一次证实了党的教导的可贵，无情地指出了州委领导政治上的麻痹和阶级警惕性不高，使我们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
这个破坏集团案件雄辩地表明，当社会上阶级斗争激烈化的时候，反映在内部的阶级斗争也必然相互策应，随之激烈起来。一个重大案件的形成，往往牵扯或发生在内部，内部不纯是最危险的。由于我党是执政的党，阶级敌人总是千方百计用打进来、拉出去的办法，窃取重要的职位，安置自己的钉子，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以便顺利推行其破坏活动。为此，我们应当保持高度的警惕。我们的某些组织和领导同志，阶级观点模糊，政治上相当麻痹，看不到这一点。他们用人不问政治，不作阶级考察，把象刘洪斌、张治荣这样明显的反、坏分子竟然也提拔到领导机关担任重要职务，为他们的破坏活动开了方便之门，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下了不应有的损失，我们的某些领导同志，沾染了资产阶级的生活习惯，被一些表面现象所迷惑，丧失了警惕，划不清界限，以至处理不力。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应当深深引以为戒的。
来源：贵州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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