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5-3-25 作者：[待确定]
据已知材料，你省农村紧张情况仍在延续与发展着，农民生产情绪很不稳定，除粮食工作之外，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过猛，步子迈得过大过急（由千分之六发展到百分之三十几），也是促成紧张的重要因素之一。据此，特建议你们对合作社数量分别地区实行压缩，有条件巩固的必须加以巩固，无条件巩固的，应主动有领导地转回互助组或单干经营，能够巩固多少算多少，不要勉强维持虚假成绩。省农村工作部同志顾虑到收缩会引起脱离积极分子的错误，这是对的，但如果群众是不自愿的，社巩固不下去，让积极分子长期脱离群众，我们最终还会连积极分子与群众一起脱离，并造成社会生产的巨大损失。因此正确的方针只能是：有条件办好的一定争取办好，不可冒退；没有条件办好的，应打通基层骨干和办社积极分子的思想，团结住他们，和他们一道领导群众实行改组，一道领导好退社的农民进行生产，无论他们是退回互助组或个体经营，都应该把他们的生产搞好，始终保持良好联系，不伤感情，为将来办好合作社而继续努力，在这些地方为了帮助基层骨干和积极分子下台，可由我们代为出头转圜。要向群众说明：合作化是为了农民的利益，因此要完全依照群众的自愿来进行，基层骨干和积极分子的工作方式不当，是有缺点的，这与上级要求太高有关，不能只怪他们，使他们以后好继续向群众进行工作。对省以下各级干部，亦应该逐级由上面领导同志把发展过猛的责任担当起来，使下面同志能，够无顾虑地进行工作。对于退社或解散社的经济问题的处理，要照顾各方面群众的利益，深入典型，创造经验，作出公平合理的原则规定，使大家不伤和气，将来好再联合起来，避免可能发生的各种纠纷。闻你省现行的合作社经济政策，某些地方土地，报酬显低，社员交公粮外即无剩余，树木及养蚕副业也过早入社，这些都是不妥的，望迅速研究改正，以利于团结中农，巩固贫中农的联合。有些合作社有条件办下去，但因粮食紧张，贫农缺乏口粮、种子，中农不愿拿生产抵垫费用，国家应在销售粮食方面，在低息贷款方面给以支持（贷款要由银行做出切合的计划）。
估计你们在加强了领导的条件下，能巩固好三万个社，保持百分之十以上的农户在自愿基础上继续合作下去，虽然走了一小段曲折的道路，仍应承认是很大的收获，而不是什么失败，如能巩固的多一些当然更好。这个缩减数字不必下达，只作为省委内部掌握的计划，对下级只说明，能巩固多少算多少，确实办不好的不要勉强维持，能巩固的要力争巩固，要实事求是。你们意见如何，希速电告。
（此报得谭震林、江华两同志同意）
中央农村工作部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一、到省后，已将在京会商的意见，向省委作了传达。
二、浙江省农村紧张状态确未平息，若干地区正趋向于高度紧张。由于过去工作基础好，工作有成绩，迄今尚未发生严重事故，但估计生产受影响是难免的了。
三、粮食方面，产量打高了，不少地方购过头，统销面过大（多者达百分之八十）和中农、贫农关系都很紧张。合作社发展过多，从去春二千多社，千分之六发展到目前五万多社，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参加农户达百分之三十以上的有二十九个县），其中有一部分是好的，但因政策准备不够，问题很多，经济政策上很混乱；有一部分办不下去，办下去也办不好的。由于粮食、合作两紧张，领导力量顾此失彼，拖得全盘工作有些被动。加上去年贯彻阶级政策不完整，主要的偏差是对团结中农有所忽视，这就加重了党和中农之间贫中农之间关系的紧张，不少的合作社，向政府要钱要粮，“中农不投资，贫农要预支”，坐吃山空。旧的生产关系改变了，新的生产秩序无法确立，拖下去，将会既脱离中农又脱离贫农，有使我党陷于孤立的危险，工作中陷于被动还是小事。
四、一年之计在于春，必须赶快下马。省委已有预见，过去已有一些措施，并正在进一步采取措施。下粮食之马，省内要决心做好合理销售，但恐需要中央予以支持，现在猪、羊减少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卖家具，吃种粮，要饭，卖子女，请愿，老弱者躺在床上饿死等现象已续有发生，逞不稳之象，销售计划恐不易保证。下合作之马，这是省内可以自行解决的。除全面端正自愿，互利政策外，这需要实行一个全力巩固，坚决收缩的方针。即丢掉虚假成绩，集中力量巩固真实成绩，以免全面勉强维持，把力量分得四散，什么也办不好，使紧张局面拖延下去。
五、收缩意味着向个体经济让出点阵地，以便巩固已得的合作阵地。省委对这一条方针是同意的。值得慎重的是做法：
（一）拖长时间慢慢搞，以免退乱，退出偏差。
（二）该快的事情快，该慢得慢。即宣传政策和群众广泛见面，让愿转的社愿退的社员先转先退，这方面要快。留下愿退愿转去而有难转难退的社和社员，在全面转入巩固的前提下缓一步处理，这方面要慢。在最混乱的地方快，冒进不大的地方慢。不强迫留，不强迫退。这样可达到既快又稳。从全局着眼以第二条办法为有利。省委趋向于采用这一条，正分别地区，分别类型，定出方案，并拟派大员下乡，做出榜样，进行措施。
六、省委此次对问题的处理是有决心的有办法的，处理问题围绕着当前工作利益，搞好生产并且紧紧掌握着既发扬成绩，又坚决纠正缺点，既逐级承担应担的责任，又划清了是非界线，既保护干部积极性，又帮助他们去掉盲目性等几条精神和办法。从县以上干部表现来看，大家都是清醒的团结的。
以上如有不妥，请予指示。
杜润生 袁成隆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一日于杭州
听邓老报告，有很大教育启发，对农村情况的分析和所提方针，完全拥护。浙江省农村紧张情况，比起全国其他地区来，更紧张。邓老指出，某些省份尚未缓和且有所发展，浙江大概属于这一类的省份。
第一个原因是合作化。从浙江基础条件来看，不能算是正常的，健康的，而是冒进的。去年3800多个老社，今年发展到50950个社，另加上4800个自发社，共达55000多个。这些社的发展：九月份发展9000多个，10月到11月上半月，发展最多。11月10日统计，发展39000个，当时虽经传达了中央会议精神，但领导上未坚决转，确定全力巩固，却留个尾巴，有条件的地方可发展一些，结果又搞了1万个。发展既快且多，也分不出批了。超过了准备与基础，问题较严重：
1．强迫命令。发展社中，有些县比较乱。如吴兴县善连区召开全区斗争富农大会，会上，县委宣传部长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办社。不入社，跟他们一样！”
2．粮食统购统销对合作化的影响。1953年搞得凶，许多地方一律按合作社的产量定产，个体农民吃亏。有的地方，个体农民定产比合作社还高，农民觉得没底。改造土改落后乡，农民怕重划成份，痛哭哀求入社，不入社与地主、富农在一起，不好过日子。
3．互利政策处理粗糙。个别县县委规定错误政策。嘉善县规定土地入社评产一级制。耕牛、农具大都采取折价入社，<做为>股份基金的办法。宁波专区7000多个社，私有租用的只占0．26％。折价比冬季价格还低10—20％。价款归还期限，义乌县有二个社规定从1956年开始，共60年还清。土地、劳力比例，少数县有毛病，大部分县问题不大。但土地评产上问题很大。压低产量很严重，有的压低20—30％，实际上压低了土地报酬。不够交农业税的情况，少数县是存在的。绍兴县有一个社要求办高级社，就是为了土地报酬过低。农民称不够交农业税的社是“特级社”，不如办高级社便宜。经济作物、山林处理上，毛病也不小，把处理一般土地的办法硬套到经济作物上去，引起农民很大不满。生产混乱现象，也是严重的。
据目前了解，新社中有二种类型是整顿的重点。第一类是入社不自愿，春耕生产准备工作很差，维持不下去的，约占总社数的10％，嘉兴县有一个社共56户，经常下田劳动的只有七八个。社长天天叫，等齐人才下田。捻河泥，船漂出去30多里没人管。鄞县发现社的耕牛“旅行”30多里，更有耕牛绳子自己绕脖子“自杀”死的。农民批评这些社：“做起活来，象日本佬放火；走起路来，象文秀才祭祖；吃起饭来，象上山爬土；评起工分来，象武松打虎”。第二类社是，办社条件不够，加强领导也办不好的，约占总社数的30％，由于办社后，领导全力以赴搞粮食，社的巩固没人管。浙江接受四川经验，50多个县出了布告。有的农民一看布告就退社了。乡干部看见发了慌，把布告扣起来，不敢贴。宁波地委不敢向农民宣布入社退社完全自愿，要在布告上去掉“完全”二字，在自愿后面加上括弧“秋后可退社”。农民生产消极，突出表现在投资顶牛，不添修农具。耕牛估计全省减少5700多头，比1953年减的少一些。死亡的耕牛中，据典型材料看，社内的约占60％。二月底，全省垮台的只有19个社；3月底垮264个社；垮台少的原因，是农民被鼓[箍]住了。如退社要收回三证就是浙江的例子。全省1000个社以上的县有17个，其中严重的有十个县左右。发<展>也不平衡，上虞县1300个社，共分布在120个乡，计：一个社的50个乡；3个到5个<社>的50个乡，20到30个社的有20个社[乡]。
第二个原因是粮食问题。1954年产量141亿斤，连征带购共51亿斤，占38％强。1953年上报产量143亿，有虚假数字，实际是136亿斤。1954年比1953年增产5亿斤，征购数增加了9亿斤。1953年上调中央4亿斤，1954年上调11亿斤，增加了7亿斤。全省销量41亿斤，计：360万城市人口，销18亿斤；经济作物〔区〕60万人口，销3亿斤；酿造业销1亿6；复制业销3亿6，财经粮3亿2；沿海渔盐区销1亿5，合计31亿9千万斤，扣除后，1800万农民，销9亿斤。总产量141亿斤，扣除征购数51亿斤，实留90亿斤，加上统销9亿斤，只99亿斤。内13亿斤马料豆、蚕豆、大麦、芋艿不能当口粮。每人留粮477斤。浙江吃粮水平高，不够。其中并包括地瓜，杭嘉湖地区红薯卖出作酒精原料。据调查，浙江农民种子口粮每人每年要540斤。购粮任务重挖粮挖的多，于是统购顶牛，强迫命令。有些地方提出了“斗争富裕中农，拔钉子”等错误口号。农民说：“搞别的工作，共产党总有个路线，搞粮食，也没路线了。”今年粮食工作中，除附加7％外，又扫了几年尾欠。全省公粮完成112％。统购中顶牛，死134人。现在，除温州专区好一些外，其他地方统销很紧张，金华、建德、嘉兴专区更严重。龙游县直接为粮食供应饿死4个人，有数起农民偷偷把小孩送去政府，县委雇了四个保姆在养，省府派了一个工作组到区里，烧了饭被农民抢去吃了。衢州地委副书记，去开化县一个村了解，全村72户，只有3户有饭吃，农民吃树皮、草皮，脸色青肿。开化县126个村，这样情况严重的有39个村。农民说：“共产党把我们当渔鹰，脖子一压，大鱼小鱼都吐光了。”目前，全省一天销1300万斤，占农业人口60％，个别县更严重。缺粮户，余粮户都好办，只是真假难分不好搞。因此，光从供应面看问题不行，凡粮食挖过头的地方，供应而一定要增加。
粮食的紧张，影响到党内关系的紧张和不正常。在产量上，各级党委内部，上下级吵架。金华专区为粮食问题处分了480多个干部。情况紧张后，对领导意见更大。金华地委正副书记原来意见不一致，现在意见更大。区、乡干部对县委意见也很大。杭县开扩大干部会，乡干部哭的有20多人。上面批评资本主义尾巴，群众骂不实事求是。对生产影响很大。全省毛猪共减少120多万头，占原有毛猪数的30％，盛产火腿的金华专区减产40％。部分地区发生抛荒现象，金华的兰溪、龙游、义乌等5个县共有数千亩。开化县虹桥区一个乡即有70户逃荒。农民不敢种地瓜，怕种下就被挖了。有些地方，由于统购后未及时供应，农民入城买大饼、油条、饼干，钞票花光，供应粮食后，反没钱买了。兰溪县城发现农民大批卖桌子、椅子的现象，社会秩序不好，全省已发现7次2、3个村范围的骚动。
目前最严重的问题，是三定贯彻不下去。（财经会议给浙江任务又增加5000万斤，我们要求上交减2亿5。）地委对省委就顶了牛，建德地委书记提意见，如省里再不解决，要向中央报告，还说要辞职。造成统购紧张的原因是我们把产量报高了。过去把先进田、试验田估计过高，浙江省按150亿斤派的任务，现在141亿斤，相差9亿斤。产量报高是历年促成的。1949年，90亿斤；1950年，112亿斤；1952年，又增19亿斤。历史上报高了，现在压不下去了。据现在看，1952年不少劳模作了假报告，生产竞赛中提出的产量，讲多没关系，征购二年，我们的马脚就露出来了，过去的错误，我们承认。
1953年统购中，在教育上花了功夫，先后搞了4个月。1954年对报高产量，未认识清楚，偏[片]面地只看到农民的自发倾向和富农的破坏，因而，斗争富农很凶，崇德县把套购60斤粮食的富农，罚款几千万元，罚垮富农，结果影响了中农。若干地区，由于粮食紧张，群众要求解决粮食问题，干部力量转不过来，合作社根本没法整顿。
第三个原因，是市场问题，亦较突出。浙江农村零售额中，1953年国营占48％，私商占52％；1954年国营占64％，私商占36％。除了国营公司、供销社有冒进思想外，主要是商业计划上的毛病。营业计划，根据农业产量来推算分配的，1953年计划产量是157亿斤，国营公司按这一计划去完成任务，私商分配到的数字却是空的。这是促使私商垮台的原因之一。另外，商业部门工作中的毛病和错误，造成的人为紧张，也是严重的。衢县城十三条龙，农民耽误生产。嘉兴农民买猪<肉>排队掉死在河里。萧山县一个农民门上一头挂人民币，一头挂菜刀，说人民币象刀一样。崇德县原来规定食油每人限购2两，供销社扣1两，排队更严重。杭县供销社尽量留机动数，布留了48万匹。省规定毛猪120以上，80斤以下不准农民杀，农民就杀80—120斤的（现已由省府取消这一规定）。供应紧张，下面乱统销，平湖新塘乡规定买油、布、盐、豆饼等十一种商品都用票子。价格政策上，农民意见也不少。另外，搞了一百多个土改落后乡，看来，没有强的领导，当作运动来搞是不好的。干部作风强迫命令如杭县的拔荸荠苗，也是一个原因。
总之，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性的因素是合作化与粮食。粮食也是相当长的时期内带根本性的因素。好的办法，靠人去做，干部本身如不好，靠他去贯彻工作就不行。浙江基础不能算太好，工作做好，很不容易。紧张，主要是领导问题，省委农村工作部毛病很大。反对饶漱石错误思想后，对合作化产生了盲目积极性。搞社会主义劲头大，具体政策掌握不紧。贯彻阶级路线、依靠贫农，当做运动来搞，未做好一系列的经济工作是做不好的。对团结中农注意不够。嘉兴地委提出“抓两头，带中间”（依靠贫农，斗争富农，带动中农）的错误口号，未及时严肃纠正。
建议中央：在拟订工业、商业计划时，对按农业计划订计划的情况要考虑。农业生产计划，不稳定，不准确。浙江是“思想产量”。平湖县全县花了很多力量，100多亩地实收实割，产量还是报高了，因为选的多是好的。总路线教育前，各地报的产量是137亿斤，总路线教育后，思想提高，报的产量增加<到>143亿斤。国家如按照这种思想产量来订计划，危险很大。
工业上，蚕桑问题原说是由于合作化政策关系。现在看来，原因是领导问题。领导一抓，蚕种任务就布置下去了。养蚕一定要根据桑叶产量来确定的，1953年浙江因桑叶不够，倒了一万多张蚕。桑叶价格年年上涨。1950年每担1万5，1952年2万，1953年3万，1954年7万。外贸部按中央农业部给浙江的养蚕任务订计划与国外订合同，我们感到没法保证。小农经济与国家计划是有矛盾的，下面犯了很多错误，强迫命令是与此有关的。中央轻工业部在杭州规划办一个大型丝织广，已在兴建，如浙江养蚕任务不能如数完成，这个厂势必要停工，我们没把握。
粮食问题犯主观主义，致商业上、工业上都会有问题。建议中央农村工作部，如认为全国农业产量3400亿斤没把握的话，考虑适当降低，以免影响其他事业的发展。
1．解决农村问题。缓和紧张情况是搞好生产的关键。要掌握农民当前的迫切要求去解决主要的问题。浙江打算把合作社适当收缩。现有55000个社（包括4000个自发社，8000个社架子政策问题未处理）中，4000—5000个生产混乱，实在办不下去的社，好解决。拟作为第一批转为互助组。主要是解决干群思想问题，并把经济关系处理好。
2．粮食问题。先做好统销工作，拥护李先念副总理所讲的“指标与群众见面”。希望中央拨给浙江1亿斤粮食，那怕作为后备。各地委要求2亿多斤，省里尚存有8千多万斤，春花可购1亿5千万斤。三定任务要求减少2亿5千万斤，光48亿斤任务就可以定下去了。
3．合作社。除转1万个外，3万个社要进行工作，巩固下来。要挤时间，出力量。省、地、县三级精简，拿干部下去，解决问题不大。省委决定：每区三个到五个人专门管社。现在，区干部都是一个萝卜一个窝，借各部门的人，只能是暂时的。要求每个区增加5个人，不一定要编制，只要给经费就行。请中央农村工作部帮助解决。全省经费约100多万元，如中央不能解决，请从农业经费中解决。如：技术推广站原有九人，可挤出四到五个人去办社。
我们觉得中央对合作化本钱花得太少。对一些非当务之急花钱不少。杭州盖一座外宾招待所的经费，可够全省办社干部三年之用。对节衣缩食支援重工业，没意见。合作社讲是重要，只是钱没有。
4．经济援助。据调查，一个入社贫农要支持50元（肥料35元，口粮15元），全省共需1500—1700万元。我们感到，团结中农很重要，同时要解决贫农的实际困难。国家不能给贫农揩油[贫农]就只能从中农身上去揩油。我们主张，贷款直接贷给贫农社员，可推动中农积极投资。第一季度浙江共1800万元，其中分配给社的共1300万元，尚缺500万元，请中央批准。
5．乡干待遇太低。大乡人口1万人，一般5千人，只有半脱离生产的干部3、4人。每月16元，不如供销社的营业员。三面受气，待遇又低。合作社发展后，对乡干部威胁大。不入社，不好做社的工作；入社，参加劳动少，减少收入。嘉兴县塘汇乡<对>入社乡干24人了解，只有一个增加收入，余都减少收入，最多的减少1600斤。另外，大的乡，希望增加些干部。
来源：浙江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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