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6-7-14 作者：北京市, 冯基平
北京市、冯基平最近，全国各地相继对历史反革命分子做了进一步的处理，我们北京动手得比较迟了一点。在这一时期，各主管部门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现在基本上已经就绪。为了取得经验，从6月19日起，在宣武区进行了试点，现在试点工作已基本上结束。从宣武区试点的情况来看，这样做的效果是很好的。现在已经总结了宣武区的经验，准备先在城区普遍展开（郊区正在农忙期间，目前暂不进行）。我在这里把这个工作作一些说明，请各位委员讨论。
对历史反革命分子做进一步处理，就是要在目前有利形势下，向反革命分子广泛地宣传政策，促使反革命分子内部进一步分化瓦解，争取更多的反革命分子前来自首投案，以便按照国家的政策从宽予以处理。我们在今天提出这个问题来，这首先是从目前的形势和敌情的特点来考虑的。目前在国内，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政治形势起了根本的变化。全国5亿农民组织起来了，私营工商业全部公私合营了，手工业也一般地都实现了合作化。社会主义阵地大大地加强，广大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和革命警惕性也大大提高了，反革命分子可以利用来进行活动的空隙也大大减少了。
同时，在国际方面，世界和平力量不断壮大，国际局势已经肯定地趋向和缓，美国的冷战政策和实力政策已经越来越不得人心。由于我们国家建设的巨大成就，我们的国际地位已经空前地提高。这些情况，周总理最近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中，曾经作了深刻的分析。
国际、国内的这种形势的变化，不能不对反革命分子有所影响。实际上，残余反革命分子几年来已经受到我们沉重的打击，因此他们的活动是越来越困难了，一些反革命分子原来的反动幻想，逐渐地破灭了，不少人已经动摇，不少人有了回心向善的趋向。今年1月间，毛主席召集了最高国务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提出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在这个纲要的第五条中，对于农村的反革命分子规定了处理的原则是：对于农村中的反革命分子，应当按照以下的规定加以处理：（1）进行破坏活动的分子和在历史上有严重罪行民愤很大的分子，逮捕法办。（2）只有一般的历史罪行，没有现行破坏活动民愤不大的分子，由乡人民委员会交合作社管制生产，劳动改造。（3）只有轻微罪行，现在已经悔改的分子，刑满释放表现好的分子，以及虽有罪行，但是对于镇压反革命立有显著功劳的分子，可以允许他们入社，并且根据他悔改的程度和功劳的大小，有的作为社员，摘掉反革命帽子，称为农民；有的作为候补社员，暂不给以农民的称号。但是，无论是否已经取得社员的称号，在入社以后的一定时期内，都不许担任社内任何重要的职务。（4）对于交合作社管制生产的反革命分子，合作社应当采取同工同酬的原则，给他们以应有的劳动所得。（5）对于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只要他们没有参与犯罪行为，应当允许他们入社，并且应当同一般社员同等待遇，不要歧视他们。这些原则，体现了对反革命分子的处理更为宽大的精神（这些原则的精神也同样适用于城市的反革命分子。最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正在研究发布一个处理城市反革命分子的办法）。紧接着最高国务会议之后，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周总理在这个会议上所做的政治报告中宣布：“凡是愿意走和平解放台湾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多大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究既往。”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第五条的规定和周总理的这个声明，为反革命分子指出了光明大路。这就使得残余反革命势力越来越动摇、分化，趋向瓦解，反革命分子向政府投案自首的人数显著增多。据不完全统计，从去年6月到今年5月底，仅到本市公安机关坦白自首的反革命分子就有433人（坦白交代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4300多人未计在内），这里面不仅有一般罪行的反革命分子，而且有血债分子，有隐藏多年的特务分子。这些反革命分子纷纷向政府投案自首，正是反映了反革命分子内部的激烈分化。
目前，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正迅速地前进，我们正在进行着史无前例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中国人民几千年来梦想不到的美好幸福的生活，将要逐步实现。只要是稍有爱国思想的人，就不会不对我们祖国的日益富强感到高兴。因此，许多反革命分子终于有所悔悟，他们感到越来越孤立，越来越走投无路，觉得只有弃暗投明，重新做人，才是自己唯一的光明出路，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这些投案自首的反革命分子中，有的是因为受到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深刻影响，而向政府坦白自首。例如有一个日伪时期当县警察署长的反革命分子杨晓藩，长期以来，隐瞒自己的罪恶，四处逃窜；到了北京以后还和他老婆分住两处，两人都报“丧偶”。这次向派出所坦白罪恶时说：“过去我以为共产党过几天就完了，这次参加庆祝社会主义改造大会，看见大家都欢天喜地、敲锣打鼓地庆祝进入社会主义，我的问题还要背到哪儿去呢？”有的反革命分子在坦白自首的时候说：“我要彻底交代，干干净净地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有的反革命分子整天躲藏，离乡背井，心神不安，觉得“不是人的生活”。他们愿意交代问题，希望得到宽大处理，放下包袱，改造自己。例如，血债分子王景岑，解放后逃到热河、张家口一带，以小贩的职业掩护、隐藏起来，因为怕人发觉，一天串几个村，一个地方不敢多住几天；回到北京以后，又一天换一个小店，北京的小店几乎都住遍了。但是，睡觉的时候还心惊肉跳，觉得这样下去实在人不是人，鬼不是鬼，经过严重的思想斗争，最后选择了投案自首的路。再如反革命分子信景坤，是安东市一贯道大道首，几年来一直东躲西藏，今年以来开始有投案的想法，但是因为顾虑很多，不敢自首。自从《人民日报》发表争取反革命分子投案自首的社论，并且陆续发表一些从宽处理的典型案例以后，信景坤更加动摇，他把所有案例都从报上剪下来，从中仔细研究我们政策，并且拿自己的情况去和案例一个一个地对照，最后才相信凡是坦白自首都会受到宽大处理，这才在最近宣武区试点过程中向公安机关作了坦白交代。
最近，公安机关收到过反革命分子的几封信，其中一个人在信里写道：“逃亡已经4年，疲于奔命，如似惊弓之鸟、漏网之鱼，包袱压得无法喘息。投案好？还是继续流浪逃亡？这种痛苦的思想斗争，简直要使我的脑子爆炸。”可以预料，通过对反革命分子的宽大处理，这样的人是会来投案自首的。这些人只要了解我们的政策，是可以坦白交代、丢下包袱的。
毫无疑问，人民对他们的这种悔过自新的行为是欢迎的，政府也必然要对他们给以宽大处理的。对于前来投案自首的反革命分子从宽处理，这是我们一贯遵守的政策原则。罗瑞卿部长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中，具体地说明了这些政策原则，就是：
凡是只有一般历史罪行，并无现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只要他们坦白交代，人民政府就不再向他们追究罪责。罪行轻微的，还可摘掉反革命帽子，不以反革命论处，并尽量安置他们的工作，给以生活出路。
凡是有严重历史罪行、有血债、有民愤的反革命分子，只要他们坦白交代，不再作恶，也可以依法从宽处理；即使罪行最严重的，只要坦白交代，也可以依法免处重刑。
凡是至今尚与帝国主义、蒋介石集团的特务机关保持联系、进行现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和特务间谍分子，只要他们同敌人割断联系，真心悔改，老老实实地交代清楚自己的罪恶，也可以依法从宽处理；罪行最严重的，也可以依法免处重刑。
一切反革命分子，不仅自己坦白交代，而且检举了其他反革命分子，经查证确实的，就算立功。立了功的可以折罪，以至免予刑事处分。协助政府破获了重要案件，捕获了重要反革命分子，就算立大功。立了大功的不仅可以折罪，而且要受到奖励。当然，别有用心诬告陷害好人的，一经查明，就要受到法律惩办。
我们对待投案自首的反革命分子，正是严格按照国家的政策来执行的。例如台湾蒋介石集团特务机构“国家安全局”派遣来京的特务分子张国镜，解放前是蒋伪辽阳市党部书记长。辽阳解放后，他纠集了几个反革命分子组织“抗苏反共救国团”。以后，他曾两次去香港积极和蒋介石的特务机构、美国、英国的特务间谍机构拉上关系，并且受过英国间谍机关的专门特务训练。去年12月间，张国镜被蒋介石特务机构“国家安全局”两个系统派来北京充任“华北区特派员”；在此期间，曾搜集过我们的情报，向香港发了四次报告。今年6月5日，张国镜在经过长期的剧烈的思想斗争之后，终于来向我公安机关自首投案了。这个反革命的罪行是比较严重的，但因为他自动前来自首投案，真诚悔过，并且检举了19个重大的反革命分子，应当算是立了大功，我想司法机关是会免予刑事处分的。
又如，蒋伪国防部二厅布置的张家口潜伏小组组员计养田，在潜伏组内担任报务员。在解放后的几年中，长期隐瞒没有交代，罪恶是很严重的。但内部肃反运动展开以后，他主动地交代了问题，并检举了同案罪犯，有立功表现，因此司法机关已给以宽大处理，免予刑事处分。
又例如前面提到的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王景岑，他在担任蒋伪县自卫队军事组长期间，曾杀害中共工作人员1人，这个人的罪恶是很严重的，但因为他主动地投案自首，彻底交代了问题，因此法院予以宽大处理，只判徒刑3年，缓刑3年。
但是，少数有严重罪恶的反革命分子，还是要坚持反革命立场、拒不坦白的。对这些人，就要从严法办。例如，香港美国间谍机关派来的特务曹玉霦，去年1月间潜来北京，积极刺探我防空设备、高射炮阵地等军事情报，供给美国间谍。我们逮捕他时，这个反革命分子正在密写情报。对这个拒不坦白、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法院就依法从严判处15年徒刑。
对于投案自首的反革命分子，除了从宽处理外，还要设法解决他们的生活出路问题。我们的处理原则是：对于一切从宽处理免予刑事处分的反革命分子和被管制分子，以及刑满释放的分子，特别是已经解除管制、已经摘掉反革命帽子的分子，还没有职业的，公安机关给予证明，按照本人的能力和国家的需要，由劳动部门介绍他们就业，或者移民生产，或者回籍生产，并实行同工同酬。已经有职业的，不能因为他们的历史问题而解雇、开除。已经丧失劳动条件而生活又无依靠的，予以收容教养。
今年4月我们已经着手进行了这样的工作，有了很好的效果。截至5月份，已经介绍了有一定反动身份或已处理的反革命分子以及有轻微罪行已经坦白的反革命分子1600余人就了业。我们介绍这些人就业以后，他们普遍表示对政府非常感激，有的公开地检讨了自己过去的错误；有的找干部、民警说出了自己心里的话。如蒋伪少校军官侯治民，解放后曾谩骂政府，这次主动作了检讨，说：“过去的事对不起政府，今后一定决心改正，政府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保证干得好，干到老……”蒋伪少将专员杨广汉说：“像我这样的人，政府还给我找职业，真是万分宽大。”当时就写信给他在美国留学的儿子，动员他回祖国参加建设。在就业登记过程中，不少人自动地交代了政治历史问题：如李万荣登记后就坦白了当过汉奸的身份，并写了一份自传交给派出所长说：“隐瞒了七年的问题，今天可再不应该隐瞒了!”西四区一个叫高天的伪军官又补充交代了曾任阎锡山第七专区政治工作解救团少将团长的反动身份。总起来看，这样做，解决了这些人的职业问题，使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对国家是有利的；同时也用具体事实消除了某些反革命分子怕坦白交代后被逮捕、失业等种种顾虑，为即将在全市进行的对反革命分子的进一步处理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这次处理工作以及今后工作中，我们将继续按照这样的原则解决反革命分子的职业问题，同时对已经就业的反革命分子向他们宣布摘掉他们的反革命帽子，对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人也要给他们作出政治结论，向他们讲清楚不是反革命分子。我们认为再这样做后，他们会更安心积极劳动生产和靠拢政府的。这样就可以把大多数的反革命分子通过劳动生产和政治教育的方法把他们改造过来。
从目前形势出发，我们对投案自首的反革命分子采取更为宽大处理的方针，这并不是说去年严厉镇压反革命就不应该了。去年对反革命分子进行严厉镇压也是从去年的形势出发的。从去年上半年的情况看，社会主义改造还没有全面展开，残余反革命分子还有相当数量，他们的破坏活动还相当嚣张，反动标语、反动传单不断发现，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内也有反革命分子的暗害、报复和破坏活动。许多反革命分子，还心存反革命复辟的幻想，因而拒绝坦白自首，甚至于长期隐藏在山洞、炕洞、暗室和木柜里。如果那时候要容忍反革命分子的存在和活动，就不能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去年，我们给反革命分子一个严厉的打击，总共逮捕了3546名反革命分子，除一部分仍在公安局预审外，大部分已由市检察院起诉、法院审判，其中已经有一少部分罪行较轻、捕后坦白又较好的，已经教育释放了。经过去年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反革命的气焰又一次被打下去了，残余反革命势力大大地被削弱了，从而保证了去年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顺利进行，也为今后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我们现在要进一步对反革命分子进行处理，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来的。去年对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有很大的成绩，但也有缺点和错误。现在已检查出错捕了7个人，有一些是可捕可不捕的，还有一些从政策上来看是不该捕的）例如本人已基本交代，罪行不是很严重的，从政策界限上说不该捕）。目前正在做进一步的检查，可能还会发现一些错案，需要迅速处理。
通过这次工作，实际上是对全市的历史反革命分子进行一次全面的处理，这样，就可以在今年以内，基本上结束对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处理，而使得我们可以集中精力打击那些进行现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确保首都的安全。
我们认为：进一步对反革命分子处理的基本做法，应该是通过政治教育、政策教育，通过处理投案自首分子的实例的影响，解除反革命分子的思想顾虑，激发他们的爱国热忱，促使他们自动地前来投案自首。要做到不追不逼，交代多少算多少。至于那些仅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人，我们则不去号召他们来交代，如果他们自动来的话，必须向他们讲清楚不是反革命分子，让他们放下包袱安心生产。
关于进一步对反革命分子进行处理的做法，我们经验不多，为了更加稳当，从6月19日起，已经在宣武区8个派出所辖区和全区公私合营企业、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开始试点，目前已基本上结束。截至7月9日止，前来自首投案的反革命分子已有125人，其中有长期隐藏的特务分子、血债分子以及有其他历史罪恶的反革命分子。对于投案自首的反革命分子，都没有逮捕起来，按照政策给以从宽处理；而且已经从宽处理了过去坦白交代和这次运动中坦白交代的反革命分子65名。受到宽大处理的反革命分子感激政府，赞扬我们的政策。广大群众也热烈拥护政府的措施，并纷纷检举反革命分子，已收到群众检举反革命分子的材料750件。目前，试点工作的经验正在进行总结，以便推广全市。
根据各地的经验和宣武区的经验，只要我们切实把政策讲透，估计会有不少反革命分子会前来投案自首。但是，我们对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并不是从此就可以放松了。因为帝国主义仍然存在，台湾还没有解放，美蒋特务组织正在千方百计地派遣特务到大陆上来。此外，仍有少数坚决的反革命分子坚持反革命立场进行反革命活动。因此，今后和反革命分子的斗争还是我们一项艰巨而长期的任务，必须提高警惕，丝毫不能松懈。
我们相信，经过这次对反革命分子的进一步处理，干部的政策思想水平，广大群众的革命警惕性、对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的积极性，必然会进一步提高。这就使得我们首都的公安保卫工作有了更加坚实的基础，对保卫首都的社会主义建设、保卫首都人民的和平美好的生活有了更加可靠的保证。
以上是关于进一步处理反革命分子工作的简要的报告，如有不妥之处，请各位委员指正。
来源：根据北京市档案馆馆藏原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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