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0-12-26 作者：李坚真
李坚真总结会议开了六天，经过很好，把八个试验乡的工作都做了详细的报告，使我们更具体的了解了八个地区的工作。
肯定了八个乡的工作成绩，而且接受了中南指示防止和平分田的危险这精神来作工作的检查，从工作过程及其结果来考察我们的工作是否符合总路线总政策，有没有犯“和平分田”的偏向，是这次总结会的中心内容。现在我就这次会总结下来的内容作个综合发育于下：
一、新分地户所得的土地：全乡的总平均数都在百分之八十以上，（揭阳龙沙90%、云路80%、龙川登云90%、瑶亨85%、兴宁光夏85%）最高者为百分之九十强，最低者亦得百分之八十。在没收与征收时，统计全乡土地，均超过以往征粮时数字，有些乡在没收与分配时，并比划分阶级时又挤出了一部分。其他生产资料，以牛而论，都能按需要分给了贫苦农民。地主的高利贷及农村的典当关系，均在土改时作了合理的清算或清理，解除了农民多年来债务的以至思想的包袱。因此，从经济上看，基本上是消灭了封建所有制，农民是表示满意的。揭阳农民自颂云：“新田、新厝（房子）、新耕户。”云路乡港尾村雇农江顺平分了田，尚无棉衣，他计划开荒种棉，计算即使收成低，可做棉衣，收成好还可做棉被；再养一口猪，明年冬天可不受寒受饿，不禁哑然而笑说：“那么，明年冬天我不就是一个中农了吗”？不满意是个别村子对原耕基础上抽补的原则有意见，贫农要求佃中农应如贫雇农一样分田，不愿照顾，而佃中农则嫌抽田太多。广东公族田多，这问题有普遍性，必须研究解决。
二、地主阶级受到了历史性的打击。所谓历史性的打击，是说比过去反霸减租任何时候的斗争是更深入和扩大了，有些是经过打击以后，再不能复辞了。浮东地主陷于孤立，听了地主这名字有如麻疯一样憎恶：富农倒向农民一边。宁新乡打垮了百数十年来威慑兴、梅两县的封建堡垒“东门罗”；光夏乡一以传教伪善欺民的大地主古焕勋，起初是他鼓动农村封建宗派情绪企图来打击土改或推翻土改，但在贫雇农经过连串教育之后，便打破了光夏乡最严重而又最复杂的历史上的鸿沟——房界姓界，农民大团结起来，清算与揭穿了古焕勋的剥削与欺骗的罪恶。古焕勋平时最亲信的兄弟与长工，斗争他最积极。古哭着说：“几天前大家还对我好好的，现在都反对我了！”群众讥笑说：“耶苏也哭了！”龙川的办法是斗了再斗，诉了再诉，算了再算，这么来对付顽抗不服的地主。五华县（未土改）的地主们说：“像龙川的办法是可怕的呀！”揭阳两个乡是在反霸基础上扩大战果，农民与地主的界限分明。但也仍有少数村子斗得不彻底，是由于干部的立场不坚定；或是由于地主躲风暴，以软化手段来过土改关；或是群众未经锻炼，斗争坚决还有限度。重要缺点是民枪收缴尚不干净，结合挤匪肃特很不够。
三、群众的觉悟程度与组织程度，可表现为这几方面：即生产热情高，雇贫中农紧密团结，能自动管制地主，农会、民兵和其他组织的扩大，爱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响应各种号召。分阻以后，各乡均自然地发展积肥运动。民兵晚上一面巡哨一面拾粪。有些乡合本到江西卖牛，有些数人分一头牛的卖了去换小牛。今年冬耕面积各乡均有增加。据可靠统计，登云乡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五十，瑶享乡占全耕地的百分之六十七。土改中克服了过去在征粮反霸中的排斥中农现象，各乡在不同程度上打破了房界姓界；中农在土改中得了政治利益（参加农会及诉苦斗争），也得到经济利益（废地主债，佃中农得了比新得户较多些土地，个别中农分得一些生产资料），没有损害中农利益，贫雇中农是紧密团结的，这是一个很重大的收获。因为是从地主手中争出田地果实来的，地主又是自始至终均反抗破坏，农民是激起对地主严格的管制。龙川十二排村分田后工作队已离开，地主把分得新屋的农民赶了出来，全村农民即开大会支援，叫地主来责问，限令地主恭请农民回到屋里去住，赔偿道歉，并具结以后不敢如此，保证不偷东西，不骂和不作任何破坏。土改后，各乡男女民兵日夜放哨，地主出村要领路条，个别坏的地主还要定期向农会报告自己行动，这些都还是农民，自发的，农民对毛主席的景[敬]仰是深刻的，许多乡都不约而同的说：“有了毛主席，比自已的爸妈还好！”农民分了田，在冬耕堆畦堆成“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大字。土改乡的公粮都早已完成任务。龙川于祝捷大会上发起挑战，提出命令到村三小时，完成任务，并合干饱满标准。龙川县大队已超额组成，动员时并有二十余女民兵要求入伍。各县都有青年要求去朝鲜抗美，宁新乡有一寡妇分了田动员其独子参军去。揭阳一独生子分了田，说无后顾之忧了，要去参军，请求妇女会设法说服与安慰他的母亲和妻。运动中农会和民兵均有一倍以上的增加，团的组织普遍开展。
四、社会情况是安定的，工商业状态正常。以附城阶层最复杂的宁新乡而论，动了地主兼工商业家的土地，因其家庭成份为地主并还动了五样东西者，只要不戴地主帽子，不侵犯其工商业利益，均尚可安定，一般富农不作敌人看待，动其出租土地也无意见，多数不敢再与地主靠近。中农说： “这回夜晚睡得着觉了。”意思是恶霸打倒，自己有了民兵，不怕欺压偷抢，可以安心生产了。兴宁县城是较大市镇，工人与贫民都热烈拥护土改。可以说只是地主和特务土匪才反对土改，而地主反对土改大部分仍是不敢公开顽抗，多是力图逃脱地主帽子和暗中破坏，我们收到一百多件呈文，都是声辩自己为非地主成份的。
五、在干部方面，取得了经验，进一步明确了总路线总政策。经验主要是取得土改运动整个过程的指导经验；在总路线上明确了什么叫做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有一个干部说：“过去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是自己站在中间，一头去依靠，一头去团结的。
这就是土改以后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方面的变化。
我们试验乡一般所表现的是贫雇农发动不够及不知如何去依靠贫雇农，对地主阶级的打击还不够彻底。
在依靠与发动贫雇农问题上，绝大部分是认识不足的，尤其是初期，其表现为怕单独召开贫雇农会议，使中农顾虑大，因此，不放心单独对贫雇农作必要的教育。在组织形式上重视了贫雇农在数量上占三分之二；但缺乏有意识地去培养及提高贫雇农的领导威信；在工作方式方法上包办代替，不善于或竟不与贫雇农商量，而命令群众，对积极分子不是作为骨干教育与培养，不提高其威信，不是一切工作通过他们去团结群众来做，而是用他们来打锣开会、烧饭、倒茶、跑腿、送信等。在政策上没有重视及研究贫雇农的要求与反映。在试验乡经验未深入传播前，非试验乡干部较弱，其表现是较严重的。最突出的例子是：找了半天，贫雇额上没有标字，找不出来；找到了，满身汗臭，屋子又脏又不好坐立，尤其不会说话，教了半天，上台去仍讲不出来，开会又迟到或竟不到。而中农则较灵敏，又有时间开会，又能讲能算，所以结论仍是依靠中农好些。更糊涂的则是中农不分田又不出田，可以不自私而公平，贫雇农自私，应依靠中农。
对于地主阶级的斗争，则表现为易于取胜，以为斗了一下就解决问题，或竟以为没有什么斗争，以为反过霸了，地主再不敢反抗了。或是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便胜利冲昏头脑，自满而轻敌。在非试验乡则有开地主投降会，如想不用斗争与划阶级来分田，地主在台上对农民训话，训示农民分了田要好好生产。但地主阶级的反抗与破坏是激烈和露骨的，和平的幻想为地主阶级的不断反抗与破坏所粉碎。逼于此路行不通。
所以如此是有根源的：
第一、是我们总团虽在领导上不断强调依靠与发动贫雇农，强调防止“夹生饭”，强调提高阶级警惕，应不断展开对地主阶级任何破坏的斗争。但我们缺乏如何依靠贫雇农具体工作方法上完整的一套办法，政策上也没有预见而是碰到问题解决问题；同样也缺乏与地主阶级作合理合法斗争的一套完整办法。干部只是得到抽象的方向指示，没有解决具体的工作困难，在领导思想上，开头有点怕乱，曾强调过先紧后松，也是给干部思想以束缚的。其次，对富农出租土地处理犹疑，也是在政策上没有明确解决依靠贫雇农的思想问题。
第二，干部情况也是重要的，总的方面是无经验，具体说来是老干部经过整风，一年来又强调有秩序有步骤的发动群众斗争，因此怕犯错误，缩手缩脚不敢信任群众，不信任新干部。新干部没有经过斗争锻炼，阶级立场模糊，群众观点差。地方干部限于时间，因而有单纯任务观点，离开实际运动去按时间表办事。而最中心的是干部的成份问题，绝大部分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带有浓厚的城市习气，最容易与中农投合，因而限制了对贫雇农的认识与深入贫雇农去工作。
第三，在群众方面，经过发动的，觉悟程度高，斗争坚决，反映到干部中来，使干部被推着进步。如兴宁浮东群众情绪高，极端仇恨地主，工作队就受了教育与影响，龙川登云是大革命时代以来都有工作的，农民听了不动富农之后，拍案大骂“毛主席还当小学生，你们工作队为什么不走群众路线?你们不动富农，为什么不问过我们登云的农民？不动富农、不合我登云的政策，你们工作队走罢！”使工作队不能不来严格地检查自己的工作。兴宁光夏乡一下去，农民要求反霸伸冤第一，分田第二。这样的地区，和平的想法是不可能的，怕的是自满的麻痹，产生和平的做法。在新区，群众发动困难，群众的民主精神还未发挥，任由工作队包办代替，工作队看不见群众的痛苦和愤恨，看不见贫雇农的力量；和平分田的情绪就产生了。一般说来，以前面说过的干部条件，结合了新区工作条件的困难，和平分田的危险存在就更严重些。
我们认为，在三县八个典型试验乡中，和平分田不是主流，但和平分田的思想与情绪是以不同程度的情况存在着的。和平分田在运动过程中某些乡是曾经严重或不十分严重地存在着的，但在运动的结果米考察是基本上已克服了过来。
有几种情况使我们没有严重的犯着这方面的错误：第一、正当我们苦闷于不能充分地发动群众的时候，中南局及时指出我们对富农出租土地在想法上和处理上的错误，使我们在整个工作上有了决心；第二，及时对三县工作作了全面检查，并强调将典型乡的经验与教训，普遍深入传达到各新开工作乡去。自始至终反复地强调贯彻总路线的精神，强调防止乱和“夹生”二个偏向，尤强调防止第二个偏向，这样不断地反复地来进行工作检查，吸取经验，纠正偏向或缺点。第三、一方面农民敢于起来斗争，督促了我们，一方面地主阶级自始至终地从各方面来反抗破坏刺激着我们，使我们不能不正视现实，适应斗争。第四、典型乡是配了强的干部，工作自觉性较强，能发现问题，能快转湾[弯]。
因此，问题在于如何防止全面开展后，干部骨干分散，领导也相对地减弱了集中，所可能发生的和平分田危险。
最近全面铺开的经验证明，只要真正找到了贫雇农并发动了起来，工作便顺利，干部就不会很吃力，也能实际按时间完成任务，工作局面完全有了新的生气。如龙川，农会组织贫雇小组，开贫雇农代表会议，选出贫雇农代表会议主席团，斗争猛烈展开而又深入，由农会自觉去团结中农，中农更加稳定，工作势如破竹。兴宁好些乡找到了贫雇农并依靠了他们，有一个乡由十二月，初开始，月底便能如期完成任务。
因此，从思想上，组织上，政策上以至工作方法上一系列的作出若干具体规定，以帮助干部解决具体困难，是极端重要的，是关键的问题。
在思想上，应该进行从工作上检查干部对土改斗争艰苦性、复杂性、残酷性的认识，对贫雇农的认识，对总路线总政策的认识，加以分析和研究，帮助干部从工作上分清了对与不对的界线，然后才能自觉地来改正错误的想法和做法。同时反复重申土改为了谁，依靠谁，消灭谁，团结谁，照顾谁，中立谁，谁去倚靠，谁去团结，谁去照顾，谁去中立，是干部去消灭还是群众去消灭等道理。在干部思想上，确立起事事与贪雇商量，事事通过贫雇。分清楚贫雇农未起来，不要顾虑中农害怕，贫雇农已起来，然后教育贫雇农去打破中农顾虑。为了使干部思想进一步明确，订出工作检查的标准来：第二、土改后，地主阶级再不能复辟，如要复辟，群众能征服它；第二、土改以后群众满意和团结，组织扩大，基层健全；第三、土改以后，各种任务迅速妥当完成，本乡或本村的工作向前发展；第四、群众生产积极，社会情绪安定。第五、群众自觉地造成治安运动，挖出土匪特务，根除其活动。
在组织上，新区群众未起来。无党团组织，应在农会中建立贫雇农小组，以为农会核心组织：乡可依工作需要，多召开贫雇农代表会议，并选出贫雇农代表会议的主席团，以为领导核心。在此时期，可加强贫雇农小组的活动，以提高贫雇农的阶级觉悟与自信，提高其领导地位。在贫雇农已起来并占了优势后，应以贫雇农代表会为依靠贫雇农的活动中心，通过这些会议去执行政策与团结中农。为了正确的团结中农，贫雇农代表会议，应招[邀]请中农积极份子代表中农来参加。
组织上的另当个问题，在农协中一方面应尽量吸收中农及农村中其他与农业有关和赞助土改的劳动人民参加，但在领导机构内，即在农协委员会内，贫雇农成份必须保持三分之二的比率，各种代表会议亦应如此；农协主任必须是贫雇农的积极分子。
在政策上，再一次强调必须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满足贫雇农要求。所谓政治上的满足，应包括到贫雇农一切正当的愿望在内。应放手给贫雇农诉苦斗争地主恶霸。对于个别地主恶霸的处理以及斗争方法等，必须让贫雇农展开充分的讨论，然后交人民法庭依据法律接受群众意见处决，或根据群众正确意见来进行斗争。人民法庭的一切判决，必须以群众的意见为依据，判决后如群众尚有意见，必须进行复审，如群众意见不充分，必须根据事实，进行有效的说服，不能置之不理。经济上先满足贫雇农的要求，然后再谈照顾，即照顾是在满足的前提下来谈的，在进行没收征收及分配时，必须在贫雇内部先进行讨论，特别是分配问题，包括分配方法与分配原则等，照顾谁，保护谁，必须使贫雇农充分接受了政策，由贫雇农按政—策去办事。
为此，还要解决几个具体问题：（一）征收富农出租土地可以肯定下来，个别恶霸富农有压迫与残酷剥削行为，群众痛恨者，应给予说理斗争，使农民服气，但应与地主有区别。斗争是为了争取，不是为了消灭。（二）在未土改区或刚进行土改地区，木法地主逃亡或破坏生产资料及其他财物，群众要求管制，可以管制，井登记所应没收物资，由农民与民兵看管。（三）工商业及工商业在农村中与其经济相连部份，应坚决保护，工商业家在农村家庭的封建占有与剥削部份，必须征收，即对其封建的一面，不可采取妥协态度。（四）必须划清中贫农阶级的分界线，克服过去把许多贫雇农划成中农的错误现象，是否以出卖劳动力为主要生活来源之一，是中贫农阶级划分的界线，过去单看出卖劳力而不问出卖劳动的动机与原因是不对的，贫农大体上都必须借债渡荒，中农虽有借债，但其用途不限于渡荒，有些则为了不可抗击的灾害而借债的。这也是中贫阶级划分界线之一。（五）佃中农的界线尤须规定，过去只以租人土地双倍于中农即作佃中农是错误的，构成佃中农我们初步研究须有如下条件：
甲、一般的不出卖劳力。
乙、交租以后，农业及副业的收入相当于一般中农水平，收入方面和生活方面相等于中农者。
丙、占有比较完备的农具及其他生产资料（与中农差不远）。
以上的标准究竟妥当不妥当，还要同志们在具体工作过程中去体验和研究。
在工作方法上，把政策交给贫雇农，一切工作先由贫雇农讨论，然后交由农会公议决定执行，在土改时期充分发挥贫雇农代表会议的作用，但不是脱离中农及农村其他劳动群众，而是加强农会核心作用去团结中农。在新区及阶级情况特别复杂，群众优势未树立的地区，可用光夏乡寻贫访苦，个别串连办法入手，但一串速[连]成熟，即应组织小组，充分运用代表会议形式，加强贫雇农的合法地位，大刀阔斧的进行活动。为了解决贫雇农土改时开会和工作所影响的生活上的困难，可于封存地主余粮中适当照顾。
此外，又必须反复进行解释放反封建之手，不放反资本主义之手；放贫雇农之手不放流氓之手；放广大群众之手不是放少数积极分子之手；放合法斗争之手不放乱打乱杀之手；这样在干部思想上划清界线。
八个试验乡的经验证明，广东农民群众斗争是坚决的、彻底的，在掌握了政策之后，是有秩序的有策略的；正确地解决了领导问题之后，我们的队伍是没有问题的。八个试验乡的经验也证明，地主阶级在群众真正起来斗争之后，其内部是分化的。大体上我们可以认识地主中有二类：一类是纯经济性的肉头地主，这一种，一斗便垮，甚至群众一起来便屈服；一类是顽固的和带有政治性的地主，这一类相当普遍的存在着，是自始至终抵抗与破坏的，甚至土改后还不放下武器，不但顽强而且狡猾，一般的都与匪特有勾结，有其社会潜势力。我们斗争的火力应集中于这类。要打垮这一类，一方面必须善于不断的揭穿其各种阴谋与假面具，并尽最大限度孤立之。一方面必须自始至终连续的向其进攻，不使其有喘息的机会，如龙川诉了又诉，算了又算，斗了又斗，是可以用来对付其中之最坏的。任何以为打了一下地主便算的想法是幼稚的。
真正打垮地主的政治基础，必须明确结合清匪和肃特，地主的武器枪枝，应列入没收的范围，并放在主要地位。与公安工作结合起来，抓住政治关系复杂的地主份子，追查土匪与特务组织。要做到这一点，领导上先要冷静从事，不要满足于枪杀，其一般罪恶，还要下决心扩大更大的政治战果。
人民法庭要克服形式主义，不要只放在审查一些评阶级的次要地位，要真正与群众斗争配合，有计划有重点地来办几件重大的群众性斗争，以提高威信及权力。为此，主要领导人应实际参加这一部门的领导工作，使成为群众斗争的一个有力的助手或武器。过去把人民法庭搁置一边是不对的。
第一、如何指导全面展开工作问题。头一件重要的问题，是深入正确传达试验乡的经验，这工作必须认真重视和及时进行，以免工作受损失，还须善于组织力量去进行传达。
其次是加强组织机构，加强交通连络工作，畅通上下关系。没有严密的机构，不能迅速传达与贯彻上级决定，不能迅速反映下面情况。领导机关必须有人掌握全面，研究专门问题。
建立强有力的巡视工作组，加强巡视与检查工作，应以县的其他负责人为中心，下决心抽调一些强的干部来负责这项工作。为了适应分散与交通不便的情况，照顾时间，其权力不仅应有过问一切工作之权，还有按照县土委会决定去工作之权。
利用各种小型的联席会议，检查工作，传播指示，有重本问题，应以几个乡为中心，组织普遍的传达。
为了争取时间，应很好的估计，易搞的乡先搞，以便尽量抽出人力去展开新乡的工作。特别困难、问题特别复杂的乡，可留在后面，集中人力去解决。
第二、土改后的工作部署问题，土改后的工作基本是二个环节，即组织生产与改造健全基层组织，以巩固胜利。
龙川土改后开区或乡的贫雇农代表会议，进行四查工作，是很好而必要的经验。即一查田地果实分配公不公，满意不满意，二查地主服不服，复辟不复辟；三查干部纯不纯，群众拥护不拥护；四查生产和渡荒，有办法无办法？
兴宁光夏乡土改后，计算农民能否明年渡过春荒，耐心的与一家新分田户按劳动力及土地情况订出一家生产渡荒计划，然后以这一家作典型，在农会以组为单位去推动全乡全村订出计划，实际解决了组织生产的问题，亦是可以推广的经验。
健全基层应掌握紧农会、民兵、政权三个基本环节。必须纯洁和加强农会委员会的组织，经常负起组织生产和组织学习的领导责任，使土改后农会成为领导生产教育农民的机关。民兵应着重成份纯洁，建立精悍的基干核心，取得军分区的领导，加强军事的政治的教育，规定一定的经常任务。定期的有目的地召开民兵代表会议。政权应逐步建立乡代表会议制度，由每次代表会议选出经常驻会代表执行政府工作，逐渐过渡到以代表会议选出乡政府委员。应该重视这一个工作，以为政府领导土改后工作的一个重要的组织形式。
土改后另一个重要工作，是注意农民新的要求，如水利、春耕及其他等给以必要和可能的解决。
第三、与各项工作结合问题：这里要解决的是干部的思想，统一计划及结合的中心问题。
要克服干部专管土改不理其他的思想倾向，这与工作的统一布置计划是有关的，领导上应善于把各种当前必要的任务统一在土改工作中去布置，在土改中动员群众力量以完成。在结合完成公粮方面，我们已经有了好的经验，可继续去发扬；参军的经验可总结起来去推广，我们结合最差的是清匪肃特。
当前结合的中心应是生产、公粮、治安与抗美援朝。抗美援朝应有新的认识。应该造成土改运动以农村为中心，城镇以抗美援朝运动为中心了两个运动互相结合，节拍相和。使土改区人民树立新的国防观念，加强广大人民群众的国防责任感，使各阶层人民一致地面向反封建、面向反帝国主义侵略，稳定各阶层特别是城市工商业者的情绪，使更有利于土改。
第四，干部作风问题。
干部作风严重的是包办代替，曾经是使我们的工作不深入，群众发动不充分的重大敌人。要克服这一严重缺点，除使干部充分认识包办代替的危险及在思想上加强群众观点及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之外，重要的在于使干部从总结自己的工作中克服之，告诉所有干部，如不克服包办代替这个坏作风，我们将无法克服和平分田的危险，将不能完成全面土改更重大的任务。
端正干部作风的另一必须步骤，是把中南军政委员会土改干部八大纪律来学习一次，各人以此为根据去检查过去一段工作中的思想与行动，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以纠正过去曾经发生过的虽然是个别和很小的不顾立场不顾团结的某些现象。
来源：原载1951年1月20日《土改情况》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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