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1-8-20 作者：钟铮
钟铮这个调查报告，对情况的分析及所提有关复查工作的各个论点是正确的。特予发表，供各地参考。
鲁岗乡是湖北孝感县朋兴区的一个乡，全乡包括10个行政村（注：村成为一级组织是不妥的），大小35个湾子，1176户，4695人。土地改革后，在该区被列为第二等乡（即一般乡，地主阶级统治基本打垮，贫雇农基本发动，但发动不充分，打得不彻底）。今年6月下旬，孝感地委选该乡为复查试点乡，派出工作队，进行试点复查工作。为了了解土地改革后此种一般乡村的情况及复查试点工作的进行情况，中南土地改革委员会也派我们几个同志到该乡去调查，经过七、八天粗浅的了解，发现的问题报告如下：
全乡共有地主38户，其中带恶霸性的地主10户，内主要统治人物3个，号称三阎王。土地改革中杀了一个地主，是三阎王之一，另杀了两个匪首。其他罪恶较大的逃跑了。如张海清（当过伪县参议员，华中剿总委员会的委员，1948年未解放前杀死过我工作干部，又是八村张姓族里的公堂管理人，在村里，为非作歹，逼死人命，霸占人家老婆，群众怕得很，是该村三阎王之一）、张菊清（当过伪游击队团长，解放后，窝匪、通匪、祸害乡民）、张月清（也是该村三阎王之一），这三个恶霸地主带着枪刀逃跑了；还有其他两个，一是一贯道的道首张七芳（群众称之为通天老妖），一是天秤道的道首张陈氏（女恶霸），也逃跑了。
其他一般的地主在经济上是极力拖抗应赔偿果实，他们中流行着两个口号，说：“地主不害怕，只要不带霸”，“地霸不要紧，只要冒血债”。38户地主中4户未依法清算余粮和剥削账。其他34户中虽清算了，只有9户交清，25户至今还拖欠，如五村张树堂，300石谷，只交100石；张大旗50石谷，只交10石，其中一颗没交的也有，如八村：张起交，应交17石谷，张士英，应交39石谷，张相云，应交83石谷，都全部未交。拖欠的总数目，将及土地改革应依法清算出来的果实之一半（已交的只占54％，尚欠46％）。已得的这一半中（1800多石果实谷），多数是向该乡在汉口市和孝感县从事于工商业的地主清算回来的，在乡地主交出应赔偿果实的数目为数甚少，从这里看得出，在经济上对地主打得很不彻底。
其次，在政治上看，地主阶级的威风还没打低下去，气焰很盛，对少数干部虽低头，对大部群众却还敢嚣张，大肆破坏活动，已发现的就有17户，其破坏花样主要的有下面几种：威吓农民，夺回斗争果实，说：“现在分田分屋，将来××（指已逃亡的恶霸地主）回来，你们就得尝尝味道”，又对新分屋户说：“占房子，便宜事，只怕敲大锣来，要敲犁面子（打不响之意）回去”；张月清的老婆，想夺回分田户毛坑说：“粪分给你，毛坑也分给你吗？”其次是破坏庄稼、水利，八村地主张海清的儿子，放牛时，让牛随便吃贫雇农的庄稼，又在田里挖洞把贫雇农三斗田水都放干了，并到处偷瓜偷菜，偷割早稻；再就是抵抗管制，装穷要饭；如八村有个寡妇地主，要她出入报告，她说：“我是个寡妇，出入有自由，谁敢管我？”修塘坝时，地主张更清对他的亲族说：“替那些穷光蛋那样卖劲做么事，磨磨洋工算了。”早稻下来以前，各村地主普遍要饭，其实家里却吃糯米饭；严重的还是造谣言，收买干部，利用宗族会门挑拨农民内部矛盾，如七村张硕如造谣污蔑说：“毛匪一次来了笑嘻嘻，二次来了哭啼啼，三次来了路断人稀”、“咚咚咚，毛杂种，锵锵锵，望老蒋，海南岛，海南岛，儿女百姓填不了”、“互助组，互助组，完了秋粮，挽起箩筐扁担走”、“大包改小包，改了地主改富农”，又如地主张海清老婆说：“三个半天总有我半个天”。八村地主张海清把姑娘说给农会小组长张承贵，再利用张承贵，拉拢村主席张世汉说：“搞么事呢？又得罪人，又误生产，把村主席辞了算了。”因此张世汉受动摇想不干了。八村地主张起交土地改革中以土地及财物拉拢他亲房11户，逃避了斗争，土地改革后，继续欺骗收买，抱成一团体，叫贫雇农什么事都不要管。独湾几户地主，挑拨该湾民兵说：“有差事就派到你们头上，大湾的民兵么事也不用派。”又对贫雇农说：“大湾是填不满的坑，斗争果实还不是大湾得的多”，“小湾分坏田，大湾分好田，小湾真吃大亏。”五村地主张大启（又是一贯道）利用道众掩护他，要道众不参加斗争，不胡言乱语，不得要别人的东西。
本乡漏网地主，就现在已发现的约有10户上下（在38户之外）。漏网的原因有两种：一种是有后台老闆或有落后分子作为掩蔽者（即干部与落后群众包庇），如八村独湾地主张次清、张士惠，土地改革中以87万元利用通过斋公收买贫雇中农（全湾中贫农每户得2万元和8升黄豆），结果把他们两户划成富农；五村地主张道炳利用他兄弟张道秀（是村农会主席），把他划为破落地主（解放后分散土地，卖了一担多田），财产都未动。另一种是：阶级划不清，把地主划成富农或中农，如五村张复元，3口人，3担6斗8升田，出租2担零6升，其他全雇工耕种，自己不劳动，划成富农；九村李伯生3担零2升田，解放后出卖5斗4升，出租4斗半，其余全系雇工耕种，自己从不劳动，划成中农。这些漏网地主无论在政治上或经济上，都未受过打击和削弱，阶级之所以划不清，追究其原因，也是群众未充分发动，干部包办或认识不清所致。
根据上面材料，罪恶重大的恶霸地主大部逃亡，漏网地主达到总数五分之一以上，中小地主大部拖抗或破坏，只有少数守法，可以说：对地主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打击得很不够。过去估计地主阶级基本上打倒了是很勉强的。
组织方面：全乡农民协会会员共1200多人，占全乡人口26％，从数量上说，组织面是不大的，但，在此不大的组织面中，还有许多是形式主义的，不少村的农会只有招牌而无会员，如八村、九村，土地改革中农会就没有组织起来，据群众说：“反霸时没有组织，划阶级时没时间组织，分田时更忙，分田以后要组织，但工作队又走了。”村农会只有农会主席、委员及小组长，而没有会员。另一种情况：如四、六、七村，是会员与非会员不分，问群众说：“你们这里会员有多少？”他们回答说：“只有地主富农没参加，我们都是会员。”凡是能参加开会的都是会员。再一种情况是登门造册，形式上的组织，如五村除地主富农外共103户，就有103个会员。因此农会组织是涣散无力，土地改革中作用就很小，土地改革后群众更觉得不大需要了，如有的说：“田已经分了，果实已经不用保管了，还要农会做么事呢？”会员也不愿当会员了，认为当会员是一个大负担，开会也常常不到。
土地改革后群众思想情况：有下面几种：
（一）与地主分不开家：八村农民帮助地主分散东西的，据已知道的，约有一半上下，同情怜悯地主，如八村张姓农民对地主装穷讨饭却说：“一大伙子小孩子，没吃的，真可怜，不把给他，真过不去，土改中整狠了。”六村宋家湾农民替地主宋杨氏（她在土改中拖欠果实一二千斤谷）叫苦：“过去她遭强盗抢去不少东西，现在还有么搞头，田也分了，屋也分了，她的家是我们大家当的，底子是搞的差不多了。”
少数积极分子、民兵，敢于反映地主的真实情况，但也为族、房所限制，对别村别房敢反映，对本村亲房就少说了。
（二）害怕逃亡地主回来报仇，干部和群众几乎普遍都是这样说：“别的不敢杀人，他们这几个，真的敢杀人”、“不把他们抓回来枪毙，夜里都睡不着。”有的甚至因此不敢分他们的东西，害怕他们回来变天。
（三）对地主麻痹，认为地主已斗了，田分了，就算完了，说地主比乖乖还小，还老实，因此埋头于生产，不问政治。
其外，是村族界限对立，小湾恨大湾，大湾瞧不起小湾，骂较落后的湾子是“台湾”，“是包庇地主的”“没有一个好人”。
因此，从全乡看，虽然有了一些积极分子（为数很少），虽然个别村子如四村，一般群众能与地主分开家，但普遍情况，群众发动程度是很差，应该说：过去估计群众已经基本上发动起来也是很勉强的。
乡村干部，从成份上说来，绝大多数是贫雇农。但从实质上掌握领导的主要干部看来，问题很严重，而一般干部又都不起作用。乡农协委员会有委员13名，3个吃公粮的，乡农民协会主任（贫农）土地改革中曾贪过污，问题还不大，乡长（贫农）包庇地主张道隆，财粮委员是中农尚老实，其他每村一名委员，根本未起任何作用。10个行政村中，有6个村子的主要领导干部是与地主有勾结包庇地主，或者本身就是假冒贫雇成份的兵痞流氓。如一村村主席与该村妇女委员，包庇地主张道隆，二村农会实际上为已被清洗的旧村干兵痞罗均所篡夺，五村村主席张道秀（贫农）包庇他地主哥哥张道炳，七村村主席（贫农）的哥哥是地主成份，也有包庇行为，八村村农会宣传委员张鸭子，能说会道，土地改革中掌握大权，窝藏地主，照顾亲属，多分果实，分好田近田，九村村主席的父亲当过保长，村宣传委员受漏网地主的拉拢，不敢揭发，十村村主席，是已被镇压地主黄平生的忠实狗腿黄东生（有恶迹）的弟弟，经常压制群众。其他的乡村干部，大多数怕误生产，不想当干部，想换班，四村村主席鲁秀发说：“我在当主席时，工作同志说：‘当干部6个月一期’，现在过了3个月了，是应该换人，让我歇歇，好生产。”
较突出的是分田分得不公，全乡的田是怎样分的呢？没有评产量，只分为冲田、畈田两种，每人分4斗冲田，4斗畈田（有些村稍多或稍少）。虽然数量一样，但质量却相差很大。干部普遍分好田、近田，据八村群众谈，干部分的好田，产量要比群众多三分之一，有一户贫雇少分二、三升田，干部认为缺额很零碎不好补就不补，而干部自己或其亲房缺了却补上。先分坏田，留下好田，结果，现在全乡留下未分配的田41担都是好的，这些，群众很不满而要求加以补足。
其次是对佃中农抽佃田问题，抽时既没有进行充分的教育，也没有适当的加以照顾，有些村庄佃中农好田大多被抽出来，像八村就有一佃中农被抽出好田以后，他母亲心痛的整整哭了3天，而没有好田的却又强调佃田不动，不给补好的。
对中农的团结做得很差，表现严重的是二村，土地改革时村干部（不纯的）骂他们说：“你们中农是软骨头，两边倒，谁硬就跟谁。”有的开贫雇农会，中农不知道，以为开群众大会，去参加了，干部就骂他们“钻空子”。在强调团结大多数时，允许中农来开会，但却不准许他们说话，中农现在是采取消极态度。如二村中农罗定贵说：“你们叫我做么就做么，不犯法就算。”另一些是表示不满说：“完粮、修堤，中农打头站！”中农占该乡全人口33％，这个问题是严重的。
据就目前发现的问题看来，这一个乡，列入第二等乡，是不恰当的，应该说：是类似于第三等乡，因此，也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绝不能满足于原来的估计，切戒骄气松气。
其次关于复查试点工作中，就我们现在所了解，有如下的一些问题：
（1）复查工作队是6月下旬就下去工作的。开始时，躲躲闪闪，只说是来帮助夏征和生产的，不敢说是复查，不敢大胆宣传复查政策，引起各阶层的揣测顾虑，干部不安，及地主乘机造谣等现象。如：
地主方面：二村地主罗天华说：“以前你们把我划成地主是划错的，现在复查队来了，要给我改成小土地出租者，你们所分的东西，都要拿出来，要是不还，就都要坐牢，杀头。”使群众害怕，怀疑不知是不是真的。
富农：有害怕这次工作队来，会要搞到他们头上的，土地改革时四村三户富农的自耕土地都动了，富农鲁友明还被征收了半条牛，因此这次害怕又会动他们的农具和土地。
中农：多数的是无所谓，不起劲，也有少数富裕中农有顾虑，要求摘“富裕”的帽子。
贫农：有高兴的，如想把坏田换好田，想分间房子或几件衣服；但有不满的，怕开会，耽误生产，说：“冒得么事搞的。”
乡村干部：有怕误生产，有怕清洗的，因此，表现出消极的与积极的两种抵抗形式。消极的是怕误工，积极的是怕被清洗。
了解了以上的这些情况后，复查队才改变做法，召开各种会议，大力进行宣传，使各阶层及干部解除顾虑，明确复查的目的，同时也攻破了地主的谣言，复查工作才初步开展。
由此可见，复查工作的开始，大张旗鼓进行宣传是很必要的。
（2）复查工作的第一步，必须面向敌人：查敌人的破坏活动，查拖抗果实，及查漏网地主，动员群众，开展斗争，把敌人彻底斗倒。这一方面在工作队领导上是明确的，而且也在这样做。但对如何才能达到进一步的打倒敌人的具体道路是不明确的（各村实际掌握的干部是很不明确的）。复查工作开始以来，查出了9个有较严重破坏活动的地主，进行了斗争，达十三四次，但除了二、三个斗争会斗得较成功（发动了一些落后群众，斗倒了政治威风，追出了一些拖欠果实）之外，大多数的斗争会都是失败的。如七村3次斗张硕如都没斗倒，六村斗宋杨氏只要出几件衣服，一村几次斗张道隆，劲头都不大。推究其失败的原因，由于复查中地主阶级的狡猾，利用本村本族受其收买拉拢为村族观念所蒙蔽的落后群众，以及为他所掌握的会道门群众，最后就是为他们所收买，或者就是他们直接掌握的乡村干部来掩护他们。六村斗宋杨氏时，宋家湾的贫雇农，不少人帮她说情、叫苦，帮她隐藏东西。而杨李湾（六村的一小湾）群众却又说：“我们是小姓，不知道宋家地主的底细”，“他们姓宋的说对地主怎么样就怎么样”。试问在这样的情况下，怎能把宋杨氏斗倒呢？一村斗地主张道隆时，村农会主席，及妇女委员，都为他辩护，说他已经斗彻底了，而引导群众去斗一个现在已参加劳动的较守法的地主聂长清。不先解决此类干部问题，群众怎敢起来斗争呢？而为什么不重视解决此类问题，就是认为这类问题都是内部问题，必须在斗倒敌人之后再进行解决，殊不知敌人就利用我们内部的弱点隐藏起来，不发动落后群众，不清洗打入内部或为敌人所掌握的干部，外部的敌人是难得缴械投降的。所以置这类问题于不理，想斗倒地主，那是很难办到的。
（3）复查工作必须主要依靠乡村干部及农民协会来进行。但是从鲁岗乡的复查队看来，还是依靠工作队干部去进行，乡农民协会是个空架子，留在乡里办公的三个吃公粮干部，只给工作队做些零碎事，没有参加复查工作，更谈不到领导，村里农民协会也是依靠各村工作干部，指挥一步就做一步。自然，乡村干部有不纯的，也有能力很低的，但是在分别处理了一些不纯干部之后，就应该大胆的依靠乡村干部来工作，在工作中加以培养，就可得到锻炼，能力就会逐步提高，不然，工作队走了，各种问题一定又会跟着发生。
（4）复查工作进行虽已一月有余，虽然获得了一些成绩，但进展缓慢，干部及群众劲头不高，不少干部对复查方向和做法都很不明确，茫无头绪（特别是敌情不怎样严重或是斗不起来以及还不知问题所在的村子），有的村子就只搞抗美援朝（捐献），动员合作社股金和银行存款等工作，对复查工作缺乏信心，没有一定的步骤，工作同志好多白天钓鱼睡大觉，晚上临时想开个么会，就开个把钟头，草率从事。工作队长身体不好，精力有限，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领导方面表现是不紧张又不具体，名义上是地委复查工作队，但地委领导得很不够。因此，建议各级领导必须对复查试点加以重视，切实领导，以免使试点流产，为今冬的大复查运动造成了困难。
来源：《土地改革重要经验与文献汇编（续辑上册）》， 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印，1953年4月。
Copyright (C) 2024 Marxist-Leninist-Maoist.
Permission is granted to copy, distribute and/or modify this documen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 Version 1.3 or any later version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with no Invariant Sections, no Front-Cover Texts, and no Back-Cover Texts. A copy of the license is included in the section entitled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