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4-10-28 作者：袁水拍
袁水拍中国作家协会最近开了一个会，讨论关于《红楼梦》研究的问题。会议反映出，文艺界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这种现象还是最近才出现的。长期以来，我们的文艺界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曾经表现了容忍麻痹的态度，任其占据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统治地位而没有给以些微冲撞；而当着文艺界以外的人首先发难，提出批驳以后，文艺界中就有人出来对于“权威学者”的资产级思想表示委曲求全、对于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推出老爷态度，难道这是可以容忍的吗？
《文艺报》在转载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时所加的编者按语，就流露了这种态度。按语说：
“这篇文章原来发表在山东大学出版的《文史哲》月刊今年第九期上面。它的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论点提出了批评，我们觉得这是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因此，征得作者的同意，把它转载在这里，希望引起大家讨论，使我们对《红楼梦》这部伟大杰作有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
在转载时，曾由作者改正了一些错字和由编者改动了一二字句，但家全保存作者原来的意见。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地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认识也更全面；而且不仅关于《红楼梦》，同时也关于我国一切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
编者加了按语，大概是为了引起读者对于这个讨论的注意。但是可怪的是编者说了这样一大堆话，却没有提到这个讨论的实质，即反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唯心论观点，反对文艺界对于这种唯人论观点的容忍依从甚至赞扬歌颂。
我们有没有理由说文艺界原来存在着对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唯心论具有容忍依从甚至赞扬歌颂的态度呢？
《文艺报》就是一个具体例证。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五日出版的《文艺报》第九号有一则向读者推荐俞平伯著《红楼梦研究》的评介文字。其中说：“这本书的前身是三十年前出版过的《红楼梦辨》，著者根据三十年来新发现的材料重新订正补充，改成现在的书名，重新出版。……过去所有红学家都戴了有色眼镜，做了许多索隐，全是牵强附会，捕风捉影。《红楼梦研究》一书做了细密的考证、校勘，扫除了过去“红学”的一切梦想，这是很大的功绩。其他有价值的考证和研究也还有不少。”
《红楼梦研究》—书固如李希凡，蓝翎《评<红楼楼研究>》一文中所指出，也有它的正确的和有用的部分，可是它的根本的思想，作者俞平伯的错误的文艺思想，却一点也没有在《文艺报》的这篇评介中被指出。这不是容忍依从吗？
附在《红楼梦研究》本文后面文怀沙的跋文对这本书备加赞扬，并捎带一枪，针对“五四”以来革命文艺讥诮了一通。《文艺报》的这篇评介对这也不加理会，却千再地称赞这本书。跋文认为作者已“获得相当良好的成绩”，《文艺报》更进一步说成是“很大的功绩”。这不是赞扬歌颂吗？
既然过去的评介曾经是那样，就难怪现在的按语是这样的了。
但是这个按语尤其可怪的是它对待青年作者的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态度。
我们有理由向《文艺报》的编者要求公平地待遇它所刊的文章。然而，我们就以今年已经出版的十九期《文艺报》来看，其中发表的大小文章不下五百篇，编者加了按语的只有十三篇，在这十三条按语中，有十二条都只有支持或称赞的话，独独在转载李希凡、蓝翎两人所写的这一篇文章的时候，编者却赶紧向读者表明“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至于究竟有哪些缺点，编者并没有指出，不过是“显然”存在罢了。
待遇不公平，是什么缘故呢？也许按语中已经给我们点明：“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虽则写了“在基本上是正确的”文章，也只能算是“试着从科学的观点”云云而已。值得注意的是十月十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付刊登载李、蓝两人《评<红楼梦研究>》一文时也加了类似的按语，那一个“编者按”说：“目前，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去研究古典文学，这一极其重要的工作尚没有很好的进行，而且也急待展开。本文在试图从这方面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是可供我们参考的。同时我们更希望能因此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讨论。”请看吧：《文艺报》和《文学遗产》对于任何其他作者的文章都不声明是“开始研究……”的“青年” “试着” “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都不声明是只“供我们参考的”，惟有对这两篇文章就如此特别对待，这究竟是什么动机呢？难道《文艺报》和《文学遗产》的其他作者一律都是充分研究了中国古典文学的老年吗？难道它们所发表的其他文章一律都不是“试图”或“供我们参考”，而一律都是不能讨论的末日的判决吗？
对名人、老人，不管他宣扬的是不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一概加以点头，并认为“应毋庸疑”；对无名的人、青年，因为他们宣扬了马克思主义，于是编者就要一概加以冷淡，要求全面，将其价值尽量贬低。我们只能说，这“在基本上”是一种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的态度。
这种老爷态度在《文艺报》编辑部并不是第一次表现，在不久以前，全国广大读者群众热烈欢迎一个新作家李 写的一篇小说《不能走那一条路》及其改编而成的戏剧，对各地展开的国家总路线的宣传起了积极作用，可是《文艺报》却对这个作品立即加以基本上否定的批评，并反对推荐这篇小说的报刊对这个新作家的支持，引起文艺界和群众的不满。《文艺报》虽则后来登出了纠正自己错误的文章，业承认应该“对于正在陆续出现的新作者，尤其是比较长期地在群众的实际的生活中、相当熟悉群众生活并能提出生活中的新问题的新作者，……给以应有的热烈的欢迎和支持”，而且把这件事当作“一个很好的教训”；可是说这些话以后没有多久，《文艺报》对于“能提出新问题”的“新作者”李希凡、蓝翎，又一次地表示了决不是“热烈的欢迎和支持”的态度。《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
应该指出，这决不单是《文艺报》的问题，许多报刊，机关有喜欢“大名气”、忽视“小人物”。不依靠群众、看轻新生力量的错误作风。文化界、文艺界对新作家的培养、鼓励不够：少数刊物和批评家，好像是碰不得的“权威”，不能被批评，好像他们永远是“正确”的，而许多正确的新鲜的思想、力量，则受到各种各样的阻拦和压制，冒不出头；万一冒出头来，也必挨打，受到这个不够那个不够的老爷式的挑剔。
资产阶级的“名位观念”、“身分主义”、“权威迷信”、“卖老资格”等等腐朽观念在这里作怪。
他们的任务似乎不是怎样千方百计地吸引新的力量来壮大、更新自己的队伍，反而是横躺在路上，挡住新生力量的前进。
文艺界的很多人曾经读过斯大林的给费里克斯·康同志的信，斯大林在信中这样说：“我毫不后悔我给文学界一个无名的人的不足道的小册子写了一篇序言。……我坚决反对只给文学“显贵”、文学“名人”、“巨匠”等等的小册子和书写序言。我认为，我们现在应当抛弃那种对本来已经提拔起来了的文学“显贵’再加以提拔的贵族习惯，由于这些“显贵”的“伟大”，我们的年轻的、没没无闻的和被大家所忘记的文学力量正处于不断呻吟之中。”
这封信又说：“我国有成百成千有能力的青年人，他们用尽全力要从下面冲到上面来，以便向我们建设工作的总的宝藏贡献自己的一点儿东西。然而他们的努力总是白费，因为他们常常被文学“名人”的自傲、我们某些机关的官僚主义和冷酷无情，同辈男女的羡妒心(它还没有转变成竞赛)压下去了。我们的任务之一就在于打破这堵铜墙铁壁，给不可胜数的年轻力量以出路。”
让我们在实际上，而不是在口头上，从这里吸取教训吧！
来源：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转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0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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