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5-12-6 作者：中共西安市委副书记, 陈元方
中共西安市委副书记、陈元方西安市各类私营工商业（包括公私合营和合作社营），截止1955年10月底，其基本情况如下：
（一）工业、手工业：共有50个行业，10578户，职工50239人，资产总值22440000元，产值213480000元。分类如下：
（1）资本主义工业（10人以上的）：251户，职工5266人，资产总值582万元，产值3104万元。（其中：现代工业66户，1641人，产值1598万元；工场手工业186户，3651人，产值1506万元。）分属生铁铸造、机器制造、手工金属制品、建筑材料、玻璃、木材加工、制革、印刷、纺织、印染、针织、鞋帽等36个行业。
（2）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公私合营工业：20户（由原来的62户资本主义工厂合成），职工7935人，为原有10人以上资本主义工业职工总数的60％；私股资金1264万元，为原有10人以上资本主义工业资产总值的68.48％；产值11790万元，占原有10人以上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总值的79.4％。
（3）工场手工业和个体手工业（10人以下的）：10093户；独立手工业者和手工业工人31585人；资金223万元，产值4864万元。
（4）个体手工业已走上合作化道路的：214个社、组，社、组员5453人，占10人以下个体手工业者总数的18.16％；资产总值175万元；产值1590万元，占10人以下个体手工业生产总值的24.63％。
（二）商业：共有16030户；从业人员22403人；资金1152万元。分类如下：
（1）批发商：948户，从业人员2135人，资金297万元。（其中：坐商379户，1502人，158万元；行商109户，109人，13万元；摊贩460户，524人，25万元。）分属国药、土产、山货、工业品代理、文具、杂货、百货、牛羊肉、糕点、酱货等30个行业。均系小型批发商，经营品种多是国营商业不掌握或不完全掌握的。
批发商中为国营商业代理批发工业品和土特产品业务的40户，从业人员155人，资金8.47万元。
批发商业经营中的公私比重为94.94比5.06。
（2）资本主义零售坐商：4187户，从业人员8704人，资金848万元（包括郊区零售坐商9户，33人，资金2万元，富农兼商5户，7人，资金2000元在内）。分属棉布、绸缎、茶叶、日用百货、日用杂货、粮食、糕点酱货、牛羊肉、体育用品、土产山货、新药、钟表眼镜、铜铁锡器、煤炭等65个行业。
零售坐商中已经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的计：1、公私合营6户（西京国货公司、德华斋、西北眼镜行、德寿堂、藻露堂、长安书店）206人，资金54万元；2、为国营代销的3个行业（猪肉、皮货、五金）54户，从业人员135人，资金26万元。3、为国营商业经销的19个行业（棉布、绸缎、茶叶、食油、丝线手帕、纸烟、食盐、煤炭、木材、化工原料、油漆染料、机油、糕点酱货、日用杂货、日用百货、酒类、照像器材、自行车、书籍）1227户，从业人员2583人，资金255万元；4、工资制代销的17户，65人，资金3万元。以上各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合计1306户，占资本主义零售坐商总户数的31.17％；从业人员3001人，占人员总数的34.48％；资金342万元，占资金总数的40.3％。
（3）个体商业劳动者（摊贩）：10895户，从业人员11564人，资金106万元。其中：1、城内市场（解放、平安、城隍庙、民乐园、民生、人民、大众）摊贩3625户，4020人，资金72万元；2、城内零散摊贩7387户，9005人，资金41万元；3、郊区小商小贩1500户，1888人，31.3万元。
个体商业劳动者中：1、为国营或合作社商业经销者2224户2423人（其中郊区106户，152人）；2、合作商店6个（三桥、南廓门外），29户，33人，资金1万元；3、合作小组4个，28户，43人，资金2万元；4、经销小组2个，9户，18人，资金900元；5、代销5户，7人，资金2000元。合计2305户，占总户数的21.15％；2514人，占总人数的21.74％；资金23万元，占总资金的22.44％。
零售商业经营中的公私比重为70.93比29.07。
（三）饮食业：共有4898户，从业人员7811人，资金74万元，分类如下：
（1）资本主义饮食业，1480户，从业人员3628人，资金59.6万元。
（2）个体饮食业劳动者，3418户，从业人员4183人，资金14.5万元。其中，郊区饮食业摊贩677户，1171人，资金9.5万元。
（四）服务业：共有1303户，5758人，资金272.8万元。其中：
业 别 户 数 从业人员 资金(万元) 影 剧 17 291 -- 浴 室 7 351 33.52 旅 店 308 1101 105.60 照 像 84 298 18.60 洗染织补 78 152 2 理 发 791 1498 13.01 喜庆殡仪 18 67 2
服务业中已经公私合营的2户（影院）合作化的13个社组（照像、理发、洗染等）。
（五）交通运输业：
（1）汽车运输业：166户，汽车201辆，519人。其中已经公私合营的19户，汽车36辆，76人；
（2）胶轮马车：6095辆，一车一人（包括部分郊区农副业车辆在内）；
（3）架子车：15251辆，一车一人；
（4）三轮车：4055辆，一车一人。
（六）建筑业：共有140户，从业人员309人，资金6.5万元。其中：
（1）资本主义建筑业，39户，162人，资金6万元；
（2）个体建筑业劳动者（木泥作）101户，147人，资金5000元。
建筑业中已经合作化的有两个社，三百多人。
（七）农畜业（牛羊奶、园圃、家禽）：共有563户，从业人员920人，资金93.3万元。其中：
资本主义农畜业543户，890人，资金93万元。
个体农畜业劳动者20户，30人，资金3000元。
当前西安市各类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工商业的情况和对它们改造的情况，就是如此。
可以看出，几年以来，我们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进行了若干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和经验。但是，目前尚未进行何种改造的私营工商业的行业和户数仍占相当大的比重；工业、手工业和商业尚有一些改造，其余饮食业、服务业、运输业、农畜业等则几乎没有什么改造；商业中对国家已经掌握货源的行业和户尚有一些改造，对国家尚不掌握或不完全掌握货源的行业和户则几乎没有什么改造；在国家资本主义和合作化形式中，低级形式多，高级形式少；试办多而推广少；零敲碎打的多，整批地全行业地改造少；由于初级形式的局限性，对人的改造也少；对资产阶级消极的腐朽的一面看的多，对尚有积极的可以改造的一面看得少；对资本家的批评多，对资本家的鼓励少。
进度不快，范围不广，改造不深。这就是我们对各类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情况。
什么原因呢？这和我们的领导思想分不开的，我们的领导思想落后于实际的发展。这种落后的状况，几月以前，经过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和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在郊区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发现了，现在，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当然还有其他问题）也发现了。
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指出：经过三年的恢复工作，加上三年的有计划地建设工作，我们已经在经济上大大地巩固了和扩大了社会主义的阵地，大大的削弱了和缩小了资本主义的阵地。特别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成就，农业合作化的大发展，粮食加工业原料的统购统销工作的胜利，使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地位。我们看看西安市经济的变化情况：地方国营工业、公私合营工业和合作社工业产值已占全市工业、手工业生产总值的72.29％；国家对私营工业、手工业的加工订货和收购包销总值已占全市私营工业、手工业生产总值的62.71％；国营和合作社商业的批发经营比重已占全市商业批发经营额的94.94％；国营和合作社商业零售经营比重已占全市社会商品零售经营额的70.93％。国家掌握了工业原料和商业货源。资本主义工业和手工业，它们在原料供给和产品推销方面，原来和资本主义商业和农村的关系已经基本上被割断了，如果离开国家统一分配原料、分配生产任务和收购产品，离开国家统筹安排和平衡供产销，它们生产的困难就不能克服；资本主义商业、个体商业，它们在进货和销货方面原来和资本主义工业、手工业和批发与零售的关系也已经基本上被割断了，如果离开国家统一分配货源，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它们经营的困难，就不能克服。无论私营工业和商业，它们已由和社会主义经济分庭抗礼一变而为靠拢社会主义经济并借社会主义为生。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力量对比，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企业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现在也就暴露得特别突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如果不进一步受到改造，就不能解决这一根本矛盾，合理地安排与发展整个国民经济。
但是我们长时期对经济力量的这一变化情况，是认识不清的。
中央指出：在“三反”“五反”运动以前，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工人阶级还没有对于资产阶级进行激烈的斗争，资产阶级就还保持着很大的威风。“三反”“五反”的斗争，唤起了工人阶级的高度自觉，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使资产阶级原有的威风，在绝大多数企业中扫地以尽；在一部分中小企业中，资本家虽然还有一些余威，但是也比过去大大低落了；这就使得工人的监督从此在很多企业中逐步地建立起来，很多资本家实际上丧失了或者基本上丧失了控制企业的权力，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已经失掉了独立存在的条件，而且本身矛盾重重，整个阶级已经陷于分崩离析。这是一个根本的变化。我们看看西安市资产阶级内部的变化情况：首先是过去在资本主义影响与控制之下的26000多户各类小工商业户中已较普遍地有一种要求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这些小户，在以前，他们和城乡资本主义经济和农村经济尚有不少联系，进货销货可以依靠自由市场，那时要他们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不大容易的，但是现在情况变了，国营经济居于优势，自由市场日益缩小，他们也就日益依赖国营经济。因此，现在要求组织起来，要求并厂、并店、合营和为国营经销、代销的风气很盛，有的三番五次找专业公司。他们把自己比作“贫农”，把并厂比作“合作化”；强调“走社会主义，大户要带小户”（实际是想借大户的资金），说这是“团结中农”；他们不怕改造，惟恐市场发生急剧变化，把他们挤掉了，“只要有饭吃，政府咋样改造都行。”这和这些人所处的阶级地位与经济地位有关系的。其次，中等工商户，他们有一定资金，经营上有困难，但在尽力支持，总希望在自由市场多留一个时期。而当这个愿望不能实现的时候，就又希望停留在现时的较低级的改造形式上，不再前进，但是这一时期，也有不少变化，一部分户主要是较小户和困难户，也有的是出身工人的资本家和年纪轻一点的资本家，要求并厂、并店、代销和公私合营的呼声也很高，其积极性不亚于小工商户。他们说：“厂子小了，公私合营，政府看不上”，这一部分人是多数。另一部分人有的消极观望，有的准备转业，有的想混下去，混不下去再说。再次，是大户，大户一般是抗拒改造的。有的拒绝加工，不愿并厂，不愿合营，偷漏税款，腐蚀职工，特别是抽逃资金，有的长支竟超过其股本一倍多。但是现时，大户中的情况也有变化，他们一般对并厂、并店不感兴趣，多数要求公私合营，但是动机不一：有的想卸去包袱，有的想当“国家干部”，有的想解决供产销困难，大户中代表人物多，一般的在政治上考虑多，说：“这和看戏一样，来的早了能坐上好位子。”华美丽钟表店资本家说：“咱又不会修表，事情都是劳方干的，但是犯了错误，要我登报悔过，政治上损失太大，不如早日公私合营，少操这一分心”。工商联委员、长发祥绸布店资本家蔡访久对人说；有心申请公私合营，怕政府批准了，有心不申请，怕人说他不起带头作用，正在动摇。有的说：“想走社会主义，盘缠不够”，有的说：“盘缠不够，就更应该走快些”。这些情形使我们感到西安市的中小工商业者，要求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较前显著地增长了，资本主义工商业中的大户，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不得不跟上社会主义走的人也比过去多了。在谁战胜谁的斗争中，我们已完全立于不败之地，资产阶级已完全处于孤立与被包围的境地，且战且走，内部分化得厉害，正在各找出路。
但是我们长时期对阶级斗争这一新的形势，也是认识不清的。
中央特别指出：我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政策，是在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过程中，依靠国家机关管理、国营经济的领导和工人阶级的监督，采取和平改造的政策。即是用赎买的方法逐步地将资本家所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用教育的方法逐步地将资本家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而不是也不应采取其他任何的政策。这一根本政策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和我们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而规定的，并且已经实行了6年。实践证明，这一政策是完全正确的，行得通的，并且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都是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同时也具有世界意义。
和平改造不是取消阶级斗争，而是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
我们完全同意中央提出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改造的政策。
但是，我们对中央这一政策体会并不深刻，在执行中有某些抵触情绪，党内彼此认识也并不一致的。
有些人毫无根据的揣测：“对资本家的生产资料，今天不没收，总有一天会没收”；
有些人认为资本主义工业都是些破烂摊子，无甚可以“利用”，不如我们另搞新摊子；
有些人认为安排职工还可以，为什么要安排资本家？弄得我们“内部不纯”；
有些人分配原料和生产任务时，“先公后私”，只顾国营。不顾私营。在商业上只顾掌握货源，不适当分配货源，对私营企业排挤代替的思想相当浓厚，以致在本年上半年以前形成“三死”（国营商业忙死，私商闲死，消费者排队购买挤死）；
有些人认为资本家申请合营是“随大流”、“卸包袱”、“动机不纯”，或者“合营已超过计划”等等，惟恐“吃亏”，不予批准；
有些人怕“被腐蚀”，怕“糖衣炮弹”，因而不和资本家接触，或者和资本家采取若即若离的态度，或者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以为如果接近资本家就会“丧失立场”；
有些人对于资产阶级的实际情况，不作全面地分析，以为如果说到资产阶级消极性的一面之外，还有积极性的一面，就会“伤害马克思主义”。
显而易见，在党内思想不统一的情况下，不会把工作干好的，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不可能抱有积极正确的态度的。
这些混乱模糊的思想，在表面上是“左”的，甚至看来和资产阶级简直势不两立，在实质上却是右的。虽然我们谁都拥护党的对资本主义的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谁也没有主张立即对资产阶级实行没收，或者把它一下子挤垮，但却怀疑资本主义和资本家本人有被改造过来的可能性；虽然我们积极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但却不愿将资本主义经济化为社会主义经济。不愿意去改变资本家所有制而代之以社会主义所有制，让资本主义和资本家继续存在下去，这能说不是右倾么？
在我们党内，是否只有这种“左”的偏向而没有右的偏向呢？不。“三反”“五反”斗争以前，有一批干部没有同资产阶级划清界线，被资本家所腐蚀。在“三反”“五反”斗争以后，有些同志仍然被资本家所腐蚀，右的偏向还是存在的。应当指出，资产阶级分子腐蚀我们和我们反对资产阶级分子对于我们的腐蚀的斗争将是长期的。但是在“三反”“五反”斗争以后，党内在这个问题上明显的右的偏向已经不是一个主要的偏向，被腐蚀的事件是存在的，但不是很多的，在党内发生最多的是如上所述的一种用左的形式出现的偏向。
我们必须反对这种“左”的偏向，同时也要防止右的偏向。
我们的思想认识，必须统一，统一于中央正确的方针和政策。
1956年，西安市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必须大大地前进一步。
总的要求：1956年内，把全市私营工商业基本上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化经济的高级形式。工作的重点，应当首先放在一些重要的行业，然后再发展到一些次要的行业。
各类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指标如下：
（一）工业、手工业方面：
10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共有251户，在1956年内，全部实行公私合营。这些工厂在合营过程中，应根据同行业、同产品及协作关系，附带的合并一部分10人以下的工场手工业和个体手工业户。
10人以下的工场手工业和个体手工业，共有10093户，除随同资本主义工业一并公私合营的一部分外，在1956年应基本上走上合作化的道路。同时发展一批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二）商业方面：
资本主义零售坐商，共有4189户，1956年全部纳入国家资本主义高级形式：全行业公私合营。
个体商业劳动者，共有10895户（包括郊区小商小贩）。1956年城市市场摊贩和郊区小商小贩全部纳入全行业公私合营或合作化形式；城内零散小商小贩，基本上纳入全行业公私合营或合作化形式。
另外，批发坐商379户，行商109户，批发摊贩（多在集中的市场）460户，共948户。这些批发商，经过几年来的排除改造，其性质已有转化（例如，均系小型，经营品种多为国营商业所不掌握，有利于城乡交流等），因此，对他们绝不应和过去对待大批发商一样采取排挤代替的办法，而应采取对零售商改造的办法并结合零售商的改造，按行业一并实行公私合营。合营后，他们原有的批发业务和批发品种也要一律维持下来，以利于社会商品流转。
（三）饮食业方面：
共有4898户（包括郊区饮食业户），其中资本主义性质的大户30户，1956年全部公私合营；其余中小饮食业户和个体饮食业劳动者（摊贩）4868户，基本上纳入公私合营和合作化道路。
对饮食业中以粮食为主要原料的食品业户，应首先实行公私合营或合作化，以利饮食市场的稳定。饮食业中历史悠久、有独特制作技术的名贵食品户（如西安饭庄、义祥楼等），也应首先实行公私合营或合作化。这些户中的原有技术人员与食品种类，一律不得变动，以便更好地保持本市若干食品优良制作技术和名贵传统。
（四）服务业方面：
共有1207户，1956年应基本上纳入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合作化道路。
（五）运输业方面：
汽车运输业147户，1956年全部实行公私合营。
胶轮马车：6000多辆，1956年应基本上公私合营或合作化，其中专业车辆，应首先合营或合作化。
另外，架子车15000多辆，三轮车4000多辆，究应如何改造，可以加以研究。
（六）建筑业方面：
资本主义建筑业39户，1956年全部实行公私合营。
个体建筑劳动者（木泥作）100多户，1956年基本上合作化。
（七）农畜业方面：
资本主义牛羊奶业407户，1956年应基本上实行公私合营；其他园圃31户，家禽125户，1956年应基本上纳入公私合营或合作化。
积极地改造私营工商业，必须相应地采取一些高级的改造形式。
几年以来，我们曾经采用了以下一些形式：
第一类形式：收购、包销、加工、订货、经批、经销：这些形式的好处是国家通过两掌握（掌握原料、掌握货源）两分配（分配原料或生产任务、分配货源）把资本主义工业与资本主义商业之间的联系、资本主义工商业与小生产者（手工业和农业）之间的联系以及资本主义批发商业与零售商业之间的联系统统切断了，打乱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整个经济体系，使它们完全陷于分裂、孤立，便于个个击破。同时，这些形式使资本主义工商业和社会主义经济建立联系之后，生产经营上的盲目性受到了限制，这是优于资本主义的地方。
但是以上这些形式的共同缺点是：只是我们通过经济关系从外部给资本主义工商业以某种影响和限制，我们还不能深入内部，参与企业管理，还未能触及所有制，生产经营仍为资本家所掌握，资本家高估成本，浪费原料，抬价投机，偷税漏税，抽逃资金等等违法行为，仍然无法避免。甚至像砖瓦业的资本家，故意生产次品，你不收购，我就拿到自由市场上出卖，借以逃避国家加工订货。同时，在这种改造形式中，对人的改造也不好进行。
第二类形式：单个的公私合营和代销：单个的公私合营和代销，和上述各种形式比较是进了一步。在这种形式中，我们参与工厂管理，或者其所经营的商品为国家所有，使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关系起了重大变化，这是比第一类形式优越的地方。但是进一步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比如公私之间、劳资之间、私私之间（又表现在行与行、户与户之间）这三个根本性质的矛盾仍未彻底解决，生产经营的发展，继续受到妨碍。西京国货公司单独公私合营后，营业额骤升，影响其他私营商业不好维持，即是一例。按该公司1954年2月合营后，3月营业额由2月份的7万元增至14.4万元，4月份又增至15.4万元。因此，从5月份起，我们就采取控制供货的办法，将其每月营业额限制在14万元左右，直到现在。但是问题并未解决，限制营业额的结果，使该公司的人力、设备、资金，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不利于商品流转。资本家和职工对我都不满意。
情况是十分清楚，过多地长时期地采取上述这些低级的和较低级的改造形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是不能有什么深刻的改造意义的。目前，有一些资本家欢迎这种形式，愿意停留在这种形式上不再前进，就证明这种形式对他们是有利的。因此，我们必须把现有这些低级和较低级的形式及时地积极地加以提高，把原来由国家加工订货，为国家经销代销和单独公私合营的形式，发展成为更高一级的全行业合并合营的形式。
第三类形式，全行业合并合营：这是当前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的主要的形式。
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改造作用在于下列各点：（一）可使全行业得到合理的安排，消除了单个合营时期户与户之间的营业不平衡现象；（二）对国营尚不掌握货源的行业和户也可以进行改造，扩大了改造面；（三）克服零敲碎打的作法，加速了国家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速度。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合并合营，必须同时实行定息制度。
定息：就是变比例分肥为定额分肥，把“四马分肥”中分给资本家的股息红利一马固定下来，比如，固定为年息几厘。
定息有什么好处？（一）定息以后，限制了资本家赚取过多利润，（例如公私合营新昌木器店，1954年盈余4.2万多元，“四马分肥”后资方所得10600元竟占其股本1.6万元的65.59％。）但也保持了资本家在一定时期的定额利润；（二）定息以后，把原有企业和资金的关系，资金和人的关系隔离开来，企业盈余除支付私股一定利息外，全归国家所有，资本家以一个普通工作人员的身份参加工作，不能再以资本家的身份来管理工厂，企业可以完全由国家按照社会主义的管理方法来经营管理；因而（三）定息以后，国家和资本家的税收争执、工缴费争执、抽逃资金的争执问题统统解决了；因而（四）定息以后，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将大大地提高。这就是说，定息以后，国家对企业的关系，资本家对企业的关系和工人对企业的关系，都改变了，这是生产关系上的根本改变。
因此，我们应当积极地推广定息的办法，用以代替过去“四马分肥”的办法。但有些资本家坚决要求“四马分肥”，暂时也可以允许。
定息定多少？（各个行业是否一样？各个地方是否一样？）中央将另有规定。
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统筹安排和改组，这也是它们的一种经济改造和社会改造。几年来，本市私营工商业的情况，使我们特别深切地感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现在西安最困难的首先是工业、手工业中其次是商业中若干行业的生产经营很不正常，生产机能有余，生产任务不足，或者没有原料，或者没有销路，或者没有货源。发生这种情况的有手工铁器、生铁铸造、机器制造、玻璃、木器、食品加工、服装、鞋帽、皮革制品、手工织布、手工针织、手工印染等行业和商业中的文具、新药、百货、中药、颜料等行业。这就是各方面经常叫喊的供产销不平衡问题和营业额不平衡问题。
产生问题的原因：
（一）城乡经济关系起了变化，西安的工业和商业有相当部分是为陕西各县和西北各省服务的，手工业则80％是为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需要服务的。现在各地国营和合作社商业发展了，手工业生产也发展了，就地进货，就地生产，结果就使得西安这个西北地区最大的手工业生产基地的生产受到了影响。
（二）外埠工业、手工业品来到西安销售，本市生产受到排挤。
（三）国营、地方国营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对私营工业现有设备力量（主要是机器制造修理）利用不够。
（四）国营与合作社商业加工订货计划不周，忽有忽无，忽多忽少，刺激工业、手工业盲目发展，又盲目垮台。
（五）本市生产落后，成本高，质量低，改进不快，不能打开销路。
如何解决？只有统筹安排。所谓统筹安排，就是要在城乡之间，国营与国营之间、国营与私营之间、工业与手工业之间、工业与商业之间，行业之间以及今天与明天之间统统加以安排，把它们纳入国家计划。在行业之间，对目前发生困难的行业要进行安排、对目前不发生困难的行业也要进行安排，不安排就不能保证以后不发生困难。
为了做好统筹安排，必须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本位主义与局部观点。
统筹安排，涉及范围很广，方面很多，有些不是地方所能办到的。市委意见，可按产品的供销范围，分作三级来安排、平衡。一类产品是纯地方性的，如砖、瓦、沙、石、木器、面粉、食品等，由地方加以平衡；一类产品是全省性的，如手工铁器及其他为农村服务的产品，拟请省上加以平衡；又一类产品如火柴、搪瓷、油漆、针织品、服装，必须全国平衡，我们要求参加全国平衡。
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统筹安排，这是十分需要的。但是有不少的行业，即使我们克服了本位主义与局部观点，遵照统筹的原则进行了工作，仍然不能安排下去。原因是这些行业的基础太坏：过去自由竞争，盲目发展，有时过剩，有时不足，一般的分散、落后，小户多，地区分布也不够合理。要求原封不动的加以安排，是不可能的，而必须同时施行“手术”，来一个“大检修”，进行改组。统筹安排加改组，这就是我们的办法。
改组的方法，根据本市已往局部实行并厂、并店、合营、转业、淘汰的经验，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一）合并：合并的方法又可采取以大带小、以公带私、以先进带落后、以社带组等方法；（二）迁移（包括商业网的摆布）；（三）转业；（四）淘汰（淘汰企业，安置人员）。
在改组中，也要反对本位主义和局部观点。大的、先进的、国营的厂、店，应把携带小的、落后的、私营的厂、店，当作自己对国家的一种责任，不应当作背包袱。
这个问题，在旧社会也有，不是现在才产生的，不过我们所采取的方法与资本主义不同罢了。
我们采取改组的方法，来解决私营企业与私营企业、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一种社会主义的方法。它和资本主义的方法根本不同。资本主义如何来处理这个问题呢？那就是：自由竞争，大鱼吃小鱼，吃掉了企业，丢掉了人员。
实行全业合并合营、定息、生产改组过程中，势必产生许多带有政策性的实际问题。有些问题已经发生急待解决，有些问题，方才露头，也要解决。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归结于有利于生产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总的目的。对于这些问题，市委拟陆续加以研究。
对目前已经提出的几个问题，市委的意见如下：
（一）人员安排问题。人员安排主要是对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的安排问题。根据过去并厂合营后，常常产生人浮于事和管理人员过多现象，对这些人的安排处理，必须以企业的公方代表为领导经过充分地协商，作到安置妥当，大家满意。对资方人员中的争名誉、地位，安插亲信以及职工人员中的宗派、地域观念，必须加以说服教育。安排的原则应是：原有企业实职人员除自愿退休或另找工作者外，均应设法予以安置，量材使用；资方人员有企业经营管理经验和掌握生产技术者，应安置其参加合营企业的领导机构，使其担负一定实际工作职务；资方人员中无甚本事，不能参加实际工作，但有代表性有社会地位，政治上需要团结者，可采取其他适当方法安置，以团结之；资方人员中有严重政治问题者，应依法处理，政治问题不严重者，可分配到次要工作部门，并对其继续进行审查和教育；合营企业如感人员过多（包括职工人员在内）不便安置时，可在各国营与合营企业或各合营企业之间进行必要的调配；正副职的配备，本市现有合营企业，多为资方任正职，公方多任副职，今后公方一般地应担任正职，以便贯彻执行政策，有利于企业和人的改造，但是有的资本家确有能力、称职，而又能接受我们领导，也可以担任正职。
我们对于人的安排应当采取积极的主动的认真的态度。我们这样做绝不是为了安排而安排，而是为了削弱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动摇和抵抗，为了减少他们的疑虑，加速对企业和人的改造过程。
（二）清产定股问题。其中：
（1）公积金的处理：私营企业各户原有公积金，归谁所有？应归合营企业所有，仍作合营企业的公积金。（但原有企业职工福利很差者，可从其中提出适当部分作为企业职工福利基金。）1954年我们合营的西京国货公司、德寿堂，1955年合营的藻露堂，都是这样处理的。这样处理的理由是今后全业合并合营，不仅有公家向私营投资进行合营，而且有国营、合营企业以公带私、以大带小陆续吸收私股进行合营的，如将公积金划作股本，则每吸收一次股本即要分配一次公积金，这是不应该的。现在看来，这是对的。但合营较早的，福豫、和合、集成、华西、新华等厂均将公积金划作股本（有公股或代管股的厂）或划作私企，现在看来，是不妥当的。合营企业公积金所产生的收益，归谁所有？公积金无论存入国家银行，投资本企业或投资其他企业所得的收益，均应归入本企业公积金项下。现在本市合营工业各厂的公积金的收益，都是这样处理的。但是合营商业各户公积金的收益，都按企业盈余作了分配。现在看来，这是不妥的。
（2）资方长支及劳方借支的处理：长支是过去习惯上资本家相互倾轧、借公肥私的一种办法，现在则成为资本家用以抽逃资金、变生产资料为生活资料的主要办法。职工中的借支，一种是由于生活困难，一种是由于资本家为了达到抽逃资金的目的，收买拉拢落后职工而纵容其大量借支。大量的借支多发生在总路线公布以后，和每当企业转业、合并或合营之前。因此，对这个问题，必须严肃处理，否则，对资本家抽逃资金有默许与助长作用。处理的原则应是：无论资方长支、劳方借支，原则上应如数追回；资本家大量长支，情节恶劣者，应依法论处，并令其归回逃资，如确实无法归回时，应扣除其股本；职工属于生活困难的正当借支，而又确实无力偿还者，应适当予以照顾。
（3）盈余滚存的管理：盈余滚存系多年来未经分配或虽分配但未提走的盈余。应按其来源情况，分别按“一马”或“三马”处理。有的系在盈余分配前提出一部分作为“余银”而滚存下来的（或叫“厚乘”、“铺底”），属于公基金性质，应视为公基金；有的是盈余已经分配，但未完全提走，以“护本金”、“护身金”名义作为企业继续使用而滚存下来的，属于股息红利性质，应视同股本；有的系积年盈余未进行分配而滚存下来的，应按“三马”准予分配，一马作公积金，一马作职工福利基金，一马作股息红利，列作私股或抵还长支。
（4）呆帐及呆滞物资的处理：一般较老的私营企业均有些呆帐及呆滞物资，但有些是假呆帐，资本家把它用作抽逃资金的手段。呆帐应该收回，物资应该变买（卖）。赶合营时而仍不能处理者，应列作“待处理”科目，俟处理后再转作私股股本。
笼统讲：应按其基本性质再提出处理办法。
此外，企业负债，应由原企业负责偿还，职工垫款，应归还职工。
（三）工资福利改革问题。私营企业（主要是在资本主义大中型厂店）的原有的工资福利普遍地高于同类国营企业，在其企业内部分配亦极不合理。工资高的原因：一是“五反”以前，即国家经济恢复的三年中，在国营经济尚未发展起来和抗美援朝加工订货与人民购买力不断增长的情况下，私营工商业普遍的赚了钱，因而增高了工资；二是“五反”以后的两年中，资本家经营消极，职工要求增资甚至工人要多少资本家给增多少，因而又增高了工资，增高的特点是劳方多于资方；三是总路线公布以来的两年中，资本家见大势已去，变生产资料为生活资料，主动提高工资，因而又增加了工资，增资的特点是资方多，劳方少。
两年以来，我们结合私营企业的安排改造，降低管理费用（主要是降低工资），并部分地实行工资改革，已使原有的工资不合理状况有所改善。如机器、纺织、玻璃、面粉、制药、印刷、粮食、棉布、绸缎、医药、食品、五金等行业的工资，均已降低，部分行业已接近同类国营企业的工资水平，为今后把这些企业改变为国家资本主义高级形式，创造了条件。但整个说来，私营企业工资的过高与不合理的问题并未解决，还需继续进行工作。
经验证明：只要讲清政策，讲清利害关系，讲清企业与个人的前途，在私营企业中有领导地实行降低工资是完全可能的（过去我们顾虑降低工资会脱离职工群众，结果并不尽然）；私营企业工资制度的不合理情况，必须在其被纳入国家资本主义高级形式之前着手解决，以免合营之后我们在这一问题处理上的被动；降低工资的标准应是与性质相同、规模相近的国营企业大致看齐，不能一下降得太厉害了；降低工资的方法、步骤，应是首先说服教育职工人员取消年终双薪、过节费、西瓜费、看戏费等变相工资和不合理的福利费用。
私营企业变为公私合营企业后的工资，除原有企业内部的不合理，还有一个户与户之间的不合理，因此，必须继续加以调整。调整的原则：（一）工资：合营后职工工资，一般地应与国营拉平，但须照顾到业务熟练、技术能力、服务态度、工龄长短等条件，评薪定级要合理。不问这些条件，而把所有人员一律当作新用人员看待，是错误的。（二）福利：合营后原有企业各式各样的不合理的福利制度，应予取消，另由企业行政与工会负责研究建立与国营大体相同的福利制度，由合营企业的职工福利奖金项下开支。
全党务须清楚认识，1956年将是我们西安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的一年，是我党同最后一个剥削阶级的最后一次决战。工作量之大、问题之复杂，是过去没有过的。全部工作所要求的政策性和策略性，也比1952年的“五反”斗争要高得多。因此，我们必须各方配合，全力以赴，展开工作。
除前面所讲的以外，市委认为在组织领导方面，应采取以下的一些措施：
（一）成立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九人小组，作为市委在领导全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一个助手。
（二）作出全市的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规划，还要作出每一个行业的较详的全面规划。按照条件情况，分别先后主次，加以实行。
（三）和土改运动、“五反”运动那样，成立对资改造工作队。按业按行派出工作。
（四）成立若干专业公司。
专业公司和工作队的干部，由市委组织部统一迅速调配。
（五）向全党和工人群众进行教育，使全党和工人群众了解党的关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正确方针。统一认识，克服右倾思想。
（六）组织资本家进行学习，提高其社会主义觉悟，培养与扩大资产阶级中的核心分子，争取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分化与孤立顽固分子。市委宣传部与统战部要负责管理这项工作。
（七）青年团和妇女联合会应该向资本家的子女和家属进行教育工作。
（八）加强资本主义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中党组织的工作，发挥党在改造工作中的领导作用。
（九）加强请示报告制度。凡政策性的问题，必须经市委研究或请示省委确定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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