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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润生在浙江省县委书记会议上的报告(节录)

日期:1955-4-8 作者:杜润生

杜润生

[这里节录的是杜润生报告的第二部分。]

(一)浙江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中是有很大成绩的,成绩是必须看到的,必须保护的,必须发展的。但是要保护发展成绩,就必须注意克服缺点,在任何地方,这一条都是同样要紧的。

(二)现在到了生产季节,一切工作都要为着生产的需要,脱离了生产就脱离了群众,脱离现实。以前我们解决生产问题,一般的采取依靠互助合作阵地,帮助单干农民克服困难,完成春耕播种,而特别着重于技术和经济方面。今年这些方面仍然需要,但今年有一个新的因素,如果解决不好,生产就不好进行。这个因素就是农村里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紧张状态,这种紧张有两个方面的原因:是,这几年发展社会主义,农民作为一个私有者对社会主义有抵触情绪,这种紧张是不可避免的,估计会长期存在。对此我们应尽量采取缓和的态度,不能任其自流。二是由于我们执行社会主义政策时的过急倾向和主观主义所引起的,这种紧张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对这种紧张必须采取极其坚决的态度,最快地解决,拖延是不利的。

我们执行社会主义政策有哪些问题呢?中央指出全国范围内有两个因素:①统购统销:统购粮食超过界限,增加和中农的紧张,统销工作没有做好,粮食供应不合理,造成和贫农的紧张。中央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第一,确定购粮全国不超过900亿,这就是政策界限,超过了就是人为的引起紧张;第二,确定统销数字,把这个数字给乡,发动群众力量,让群众讨论。②合作化:有些地方发展太快,政策混乱,它的影响比粮食问题更为深刻、广泛,因为粮食问题涉及的是做买卖问题,而合作化涉及的是所有制问题,是农民的财产问题。为此中央提出将步子放慢,当前要停止发展,转入巩固,端正政策,社数人数合理减少。

浙江是不是紧张?一说突出的紧张,理由是合作化由6%发展到20%几,粮食担子也比较重,再加其他因素如统购补课、超额增产,土改扫尾、清算富农等,有触犯中农生产积极性的情形;二说是一般的紧张;三说基本上不算紧张,是某些地方紧张,某些地方不紧张。对这三种情况,请大家好好摸一摸,如果有紧张我的意见估计得严重一点比估计得轻微好。因为估计轻了,会产生麻痹思想。

紧张是一个什么问题呢?是一个工农关系问题——工农联盟问题——党的根本政策问题。工农联盟必须以发展社会主义为前提,这是总纲,要牢固地记住。反过来讲,发展社会主义又必须以工农联盟为前提,中央一再提出,工农联盟是不可动摇的政策,如果工农关系紧张,社会主义就搞不好,因为我们国家80%是农民。工农关系紧张表现出来的农民不满,生产消极,不愿扩大生产了。卖牲口,杀猪,这是农民对我们的严重警告。我们在警告面前麻木,就会引起更大的问题。社会的紧张一定反映到内部来,上层埋怨下层,下层埋怨上层,互相埋怨。

(三)目前的问题是要抓春耕生产,而更重要的是抓政策,把可以避免的紧张缓和下来,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积极性增加一分,生产也会增加一分。

抓什么政策?要抓统销政策。把粮食数字和群众见面,实行合理供应。但要注意过去没有抓现在必须抓的最主要的环节就是合作。就是要把合作社巩固起来,把它办好。假定有的合作社发展较快,政策上很乱,这怎么抓呢?浙江的合作社多不多?有的说多了,有的说不多。我想多不多有一个标准,就是现在敢不敢宣传自愿政策,如果敢宣传就不多,如果不敢宣传就一定多了。多是什么意思呢?①超越领导的能力;②超越群众的觉悟;@超越社会主义思想的控制,结果良莠不齐,有的不是搞社会主义,而是搞资本主义或者均产主义。除了数字过多还有一个内部经济政策问题,土地报酬、渔林入社的报酬等,如果事先缺乏准备,就很难贯彻。如果有这个问题,首先思想上应该肯定,我们过去发展合作社是有成绩的。第一,准备虽然不足,但有准备;第二,领导经验虽不足,但从1951年就试办了;第三,贯彻阶级政策有问题,但有一定成绩,在社会主义积极性方面提高了群众觉悟。共产党不仅承认成绩,而且承认缺点。承认了缺点就主动了,有办法巩固成绩了。浙江合作化的问题也许多了点,快了点,有些乱。

(四)假定是多了点,假定是有些混乱,怎么办?现在有三条办法:

第一,一哄而退。这个办法显然是不好的,它否认成绩,看不到前途,容易脱离愿意合作化的积极分子和贫农,所以不行。

第二,尽量维持,尽量巩固。这个办法好处是:1)可以多维持几个合作社;2)没有什么大冒险,内部没有纠纷。坏处是将来有大批合作社减产,造成紧张。尽量维持不是不可能,不是不可以成为一条道路的,缺点就是平均使用本来就不多的力量,旧的生产秩序改变了,新的秩序长期不上轨道,使该巩固的不能巩固,将来不能发展,把好社都变成坏社,会大减产的。如果赞成这条道路,第一,要集中力量,至少三社一人;第二,要有钱,不大量投资就大量贷款;第三,要做极其艰苦的工作,向社员说清楚,请他们留一留,然后再决定。

第三,全力巩固,坚持收缩。集中力量去巩固,有多少算多少,一定办好,一定增产。对可办可不办的如果它愿意自动转组,就让它转组;如它不愿意自动转组,就有计划地在一定限度内维持一部分(数量不要太多);其他的愿意解散就解散,愿意转组就转组。同时减少一部分不自愿留社的社员,减少到“办好”的限度。这个办法好处是:1)能集中力量,真正把能够办好的巩固下来,把过去的成绩确实保存下来;2)稳定社会生产,恢复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政策重新获得群众的信任,以后好办事;3)为下一篇文章作准备,使下一步运动能健康发展,不致长期搞夹生饭,长期作善后工作。坏处是:1)很难掌握界限,说不定一部分可合作可不合作的不合作了,可办可不办的不办了; 2)有一些积极分子不好下台。

但是,现在不能没有方针,没有方针就叫自流,自流的道路是最危险的道路。假定我们选择后一条方针——全力巩固,坚决收缩的方针,它的困难有几条我们要有所准备。

1.干部(包括积极分子)的思想问题,主要是舍不得,其实是不好回头。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承担责任,首先中央农村工作部有责任,邓部长反复要我讲清楚。发展快了,我们规定的60万个社多了些,改造落后乡的要求急了些,对情况估计高了些,超额增产劲儿大了些,逐级都要承担应负之责。乡干部也要对群众说:“合作社是好的,强迫命令是错的,我强迫命令错了,你参加合作社是好的,如果你不愿意可以退出去,愿留咱好好办社。”第二,“已经搞起来了,怎么退呢?退乱了还不是将错就错”。现在搞掉的是虚假成绩,而不是真实成绩,我们一定要保护真实成绩,但如果维持虚假成绩就不能维持真实成绩,退即是为了巩固成绩,是胜利的退却,不是失败的退却,是为了发展合作化,是为了使运动更加健康。第三,“积极分子怎么办?贫农怎么办?”积极分子的作用就是联系群众,要让他们回过头来,不要继续骑在虎背上,要和群众恢复联系,他过去会领导群众前进,进得太快脱离了群众,要退到和群众靠近的地方,那他还是积极分子,如果有的社只剩下贫农一定要办社,我们应当帮助,但不能以强迫中农为条件。第四,“事情难办”。是难办。难就难在巩固和转组,抓哪一头呢?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就是把自愿互利政策和群众见面,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第五,内部容易不团结,引起一些纠纷。解决这个问题,要划清是非界限:发展合作社是对的,不自愿不互利是不对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是对的,缺乏准备工作是不对的;正常的必要的收缩是对的,一哄而退是不对的;宣传农民有退社自由是对的,强追农民退社或造成退社光荣是错误的;步子迈大了退一步是对的,本来正好,闻风而退是不对的。考虑这些问题时要权衡利弊,“两利相衡取其重,两害相衡取其轻”。

2.关于群众方面:积极分子与我们没有矛盾,不自愿的群众与我们有矛盾,现在“宣布”自愿,矛盾就统一起来了。对退社的农民不要限制他,而要亲切地帮助他。另外,贫、中农的关系要处理好,我们把政策与群众见面后,中农说几句讽刺话也是完全可能的。这时候,互利的政策不能动摇,要说服贫农和积极分子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现在让一点,将来就会大有好处,照顾中农不能使贫农吃亏。要善于和双方商量,贫农有困难要另想扶助办法,如另给贷款等。办事情要合情合理。

群众已办的社春季生产合作了,转成组会有许多争议,办法只有一条,即和群众商量。

(五)假定我们采取第三条方针,假定全省从5万多个社减少一部分甚至一大部分,我们也要充分认识巩固工作是极其艰苦的,必须花最大的力气。因为从小农经济变成公共经济是一个深刻的革命,斯大林说过,小农经济时代每个农民自己负自己的责任,自己当自己的家,现在成了公共经济,就要依靠领导。如果我们不负责任,让他自流,就有显著的减产危险,就会影响以后合作化的发展,就会造成整个社会生产力的缩小。有了合作社,这是工作的起点,并不是工作的终点,现在真正的工作才开始,因此今年就需要有重要的措施,全省要抽调一批干部,把这些社管起来,而且要采取做一段总结一段的办法,因为新事太多,非如此不可。搞合作社最主要的问题是培养骨干,今后办合作社必须先准备好骨干,骨干要靠从日常工作中挑选和培养,不要只靠短期培训。

(六)最后,不论解决什么问题,第一把生产搞好,一切从生产的需要出发,一切从生产增长的利益出发,我们的战略目标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特别注意把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搞好。为了搞好生产,就要把当前的紧张情况缓和下来。第二,要认真的巩固成绩,严肃的纠正缺点,要肯定工作一定是有成绩的,并不是一切都错了,要肯定成绩,发扬成绩,保护成绩,也要严肃的纠正缺点。第三,要为将来的工作做好准备,争取以后运动健康的发展。为下一篇文章准备材料,不仅从当前出发,还要从今后出发。第四,全党团结一致,是非界线划清楚,正误界线划清楚,利害界线划清楚,划清楚这些界线,我们就能做到远见卓识,实事求是,既勇敢又慎重了。

(原载《浙江合作化史料》1986年6月第4期,文字上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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