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51-3-7 作者：《新华日报》社论
《新华日报》社论西南各地对于镇压反革命，在过去一个时期，也曾产生过“片面宽大”的偏向。对许多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没有给予严厉的镇压，或镇压得不及时。这就助长了他们的凶焰，使得人民利益和国家财产受到严重的危害，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直到去年7月中旬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指示以后，各地方作了系统与严肃的检讨，拟出纠正这一偏向的计划，并在工作中贯彻执行。半年以来，“片面宽大”的偏向，已经有了基本上的纠正。各地先后逮捕了一批潜藏的与拒不登记的反革命分子，给罪大恶极、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以应得的惩处——判处死刑、长期徒刑。凡是采取了这一正确措施的地方，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就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并促使其内部分化瓦解。川东枪毙匪首董其鲁以后，一天之内就有匪众300余人向人民政府登记自新。重庆市在各工厂逮捕和处决一批反革命分子后，即有反动党团特务分子及会道门头子5000余人登记自新。这样就大大的鼓舞了群众，在不少公审土匪、特务大会上，群众拍手高呼：“杀得对呀！”“毛主席万岁”西康枪毙了恶霸匪首，农民反映：“这就对了，这才像个人民政府。”“不把这些人整掉，我们就抬不起头来！”许多群众认识到政府能给自己撑腰，都大胆地积极地起来检举和逮捕土匪、特务。云南易门群众检举伪装长工的抗粮指挥王月秋；川北平武某饭店夫妇自动设计活捉阴谋暴乱匪首彭大城；西昌少数民族自动捕匪58名；川东酉阳区自满清时起一直是土匪窝子，由于农民日夜四出捉匪，现在已经可以到处畅行无阻了。由于正确地坚决地镇压了反革命，也推动了农村的减租退押运动和城市的工业生产，许多地主自动找农民协会退押。在重庆凡是认真进行了这个工作的工厂，生产效率普遍提高，破坏事故顿形减少。
事实证明，对于反革命必须坚决镇压。只有把反革命彻底打倒，才能使人民群众抬起头来，才能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才有利于社会的改革和国家的建设。可惜，一直到现在仍然有不少的人对于这种隐蔽敌人的危害缺乏警惕，甚至毫无警惕。有的人看到一时的或局部的安定又产生麻痹的太平观念。他们对于敌人的残余势力及其活动的基础缺乏足够的认识。他们没有看到，目前反革命活动不是消声匿迹，而是采取更隐蔽的方式加紧破坏。而这种暗藏的破坏所给予国家的损失更大至十倍百倍。我们绝不能设想蒋匪长期经营又是他最后失败的西南，多年来豢养和散布以及从各地逃来的反革命分子，在短短一年之内，群众只是初步发动的情况下面，我们就已经全部肃清了。我们绝不能设想特务匪徒及其他一切反革命分子，受到镇压以后，就统统洗手不干了。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设想，反革命残余会自动地偃旗息鼓退出历史舞台。西南的封建势力还没有基本上被消灭，广大农村的土地改革尚待进行。这些封建势力的存在，正是反革命活动的社会基础，特务匪徒间谍分子正依托这些封建势力，进行顽固的抵抗和破坏。尤其不能忘记：国内的反动残余势力与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是与他们有密切联系的。过去一年来在剿匪肃特中破获许多案件中证明，大都是帝国主义直接指使与直接支持的，有的且为帝国主义直接所派遣。如贵阳破获美国间谍胡子明案，重庆破获的帝国主义间谍卓伟案，就是显明的例子。
有帝国主义就有反革命分子，这是很容易理解的。然而，有些人却又说：“既然帝国主义不消灭就有反革命分子，时间还长，得慢慢来”，“我们那边准备再落后一年”。他们竟不懂得这样一个基本的道理：国际反动派正在日益接近死亡，而它的垂死挣扎势必日益加紧。我们“慢慢来”，恰恰给了敌人喘息，和重新整顿卷土重来的机会，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内反动残余，是不会慢慢来的。事实告诉我们，国内外反革命，无时无刻地都在向人民的胜利事业进行破坏与捣乱。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匪残余，在台湾、日本、菲律宾等地正搜罗一切亡命之徒训练大批特务间谍分子，积极地向我大陆内部派遣。这些潜入大陆的特务间谍分子，与敌人在内地预为布置和残余流散的反革命分子，互相结合，实行种种罪恶破坏勾当。他们利用封建会门，造谣惑众，破坏政府法令与群众运动，甚至诱骗儿童组织“大刀队”、“腰鼓队”，进行放毒暗害。他们混入机关、企业部门，窃取机密，破坏生产，打入民主党派，进行挑拨离间。他们还利用合法名义，如“商人会计训练班”、“自动学习会”、“农民医院”等进行各种反革命活动。川北的一个农民协会主任，因病求医，经“医生打针”后，大小便出血死去。这绝不是偶然的。在少数民族中，特务匪徒更设置电台，组织反革命武装。可知，从过去的经验，目前的事实，从任何方面，得出的结论只有一个：反革命活动必须继续严厉镇压。
又有人说：“反革命已经低头了，何必再要镇压呢？”在镇压的威力之下，有些反革命确实已经低头悔过，这是不错的。但没有被打击到的反革命还积极在活动，镇压不坚决的地区，反革命活动也仍然很猖獗。如川东石砫五区，去年匪患最甚，半年来仅处决反革命分子7人，有许多组织暴乱的特务和参加暴乱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受到应得的惩治，造谣破坏的反动会门活动仍然很嚣张。一般来说，反革命分子随着我坚决镇压这一正确措施，他们目前的活动，是由有形转到无形，由公开转向秘密，由集中转到分散，由非法转到合法，由外部转到内部，如果不认识到这些反革命新的活动的危害性和破坏性，那就是思想上解除了自己的武装。
有的人由于对镇压反革命认识不足，怕这样作了将会“引起恐慌”，却不知道这恰恰脱离了群众，引起群众不满，甚至迫使群众激于对反革命分子的义愤而起来自己干，造成没有领导可能引起不必要的混乱，这也是值得我们十分注意的。例如云南一个在押的恶霸，群众恨之入骨，要求政府严惩，迟迟未予处决，并因看管不严，致该犯逃跑，后被群众查获便自动用乱棍打死，还指着政府说：“你们不办我们办”。川东酉阳，群众捕获一匪首，于解押途中自动将该犯耳朵割掉一个，并愤恨的说：“你害得我们太惨了，割一个耳朵解解恨，不然随随便便的宽大了你，我们太冤枉了。”镇压反革命活动，恐慌是有的，但是决不在人民内部，而是在反革命内部。让我们听听人民群众的反映罢：涪陵枪决了恶霸王绍华与匪首陈正中后，群众纷纷说：“不杀不行，不杀他们，我们活不成”，“枪毙了这些人，为我们乾人除了害，走路也大胆了。”群众感到的，不是什么恐慌，而是放心与大胆了。而西康镇压了一批反革命以后，自新分子则是互相告诫说：“再不能乱想了，好好做生意。”成都镇压了反革命后，有些特务说：“赶快登记，不登记不得了。”在押犯人说“只有彻底坦白才能脱得了手。”反革命内部的恐慌，正是我们镇压所希望得到的效果，这种恐慌是完全必要的，我们需要他们因畏惧镇压而规规矩矩，不乱说乱动，而幡然悔改。
在执行镇压反革命的政策上，我们有些干部对于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原则，还不会很好地运用，有的“重首不重恶”把杀害我们工作人员的特务，以不是主犯而从轻判刑或释放。如重庆市对参加磁器口大血案、残杀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21名、并破坏桥梁、电灯、变压器的特务，认为“是个兵，系胁从分子”而释放；有的对潜藏于我企业部门进行破坏活动的特务，以“还有些技术，可以用”而不愿惩治；还有把组织暴乱为我破获的匪首当作“未遂犯”，把武装拒抗杀害人民与革命干部的土匪、特务，认为是“自卫杀人情有可原”。所有这些错误观念的产生，都是由于我们有些干部对于反革命的处理，不是根据其罪恶大小，及其对我人民祖国的危害程度出发，而是以腐朽的旧的法律观点或“仁慈”观点出发。因而丧失了人民的立场，形成敌我不分。为使镇压反革命工作进一步展开，这些错误观点，必须彻底纠正。
在镇压反革命时，我们还须注意：第一、必须加强对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揭露反革命一切阴谋活动，给群众划清界限。过去我们在这方面是做得不够的，以致群众抱怨我们，如重庆逮捕潜藏于各工厂的一贯道会首时，工人兄弟们说：“你们（指公安保卫人员）为什么不早说一贯道是反革命组织？早说我们就不会参加了。”今后应该多方揭露反革命活动的罪恶事实，报导镇压反革命情况，提高群众的政治警惕性，鼓舞群众的斗争情绪，造成群众性的肃清反革命活动的运动，使反革命分子无处藏身。第二、镇压反革命工作，与抗美援朝和分配土地的改革及发展生产等运动必须密切结合起来，经验和事实都证明：镇压了反革命，就开展了群众工作，提高了生产热潮；同时也只有群众起来以后，才能彻底镇压反革命。各机关、团体、学校与广大人民群众，应当协同公安机关进行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公安机关也要主动的吸收他们来参加。第三、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的条例。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彭真副主任说：“为了给予干部和群众以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法律武器，为了给予审判反革命罪犯的人员以量刑标准，为了在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中克服或防止右的偏向或‘左’的偏向，需要有一个惩治反革命的条例，各地也普遍要求中央人民政府迅速颁布这样的条例。”因此，我们应当好好研究，正确掌握这一武器，继续严厉惩治反革命，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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